王彦龙 杜世洪:哈贝马斯论证思想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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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龙   杜世洪  

   摘要:论证作为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兑现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达的真诚性等有效性主张的理性方式。通过拓宽可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范围、确定有效性的客观性、参照亚里士多德经典分类学科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克莱因和图尔敏等诸多学者论证理论对哈贝马斯论证思想有很大贡献。哈贝马斯的论证思想与交往合理性紧密相连,理性重建旨在通过论证和理性判断来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要进一步发展哈贝马斯的论证思想,语用论辩理论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哈贝马斯;论证;交往合理性;语用论辩理论

  

   作者简介:王彦龙,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杜世洪,西南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汉渲染式断言句固化效应的认知语用研究”(20BYY012)

  

  

  

   哈贝马斯的论证思想是在对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阐述中展开的。通过比照认知-工具理性概念,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具有“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烙印”,其存续合理性仅在于深入占有并积极适应周围世界环境。而与之相对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则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1。基于客觀世界的同一性和交往的主体间性,他进一步论述了言语行为与言说者的意图以及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后两者也可以根据言语行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来加以理解。“言语行为既和作为个体经验总体性的(言说者)的主观世界有着联系,也和(言说者、听众和其他成员的)社会世界有着联系,这种联系是各种合法的人际关系的总和。”2由此,真实性、规范性和真诚性共同作为有效性主张的核心内容,论证它们均需充分理由,最终达至理性的要求。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蕴含着丰富的论证思想。在阐释交往理性和论证的关系时,哈贝马斯认为他的合理性概念略显宏阔,仅仅是提出了有效性主张,而这些有效性主张必须用一种论证理论来加以阐明。“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1不过,哈贝马斯在讨论论证理论时,并未深入展开,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附带讨论论证理论”,有关哈贝马斯论证思想这一主题,尚无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哈贝马斯对沃尔夫冈·克莱因(Wolfgang Klein)、史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和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等学者的论证理论的批判与借鉴,进一步呈现他们对哈贝马斯论证思想的贡献;通过深入阐释体现交往合理性的主要因素,进一步明确交往合理性和论证之间的关系;通过客观评价哈贝马斯论证思想的局限性,借鉴吸收以范爱默伦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语用论辩理论精髓,力图建构一个整体性的论证理论框架,以期丰富和完善哈贝马斯论证思想。

  

   一、哈贝马斯对论证理论的批判与借鉴

  

   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总体上以合作为取向,夹杂对立或冲突。哈贝马斯认为冲突性言语行为是人们在实现交往行为过程中非典型的社会行为。交际主体在价值或信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交往难以为继时,需要以商谈的方式解决这些分歧或冲突。“在哈贝马斯的术语中,商谈是特别不真实的交往形式,在商谈中参与者自身服从旨在就有问题的主张的有效和无效达成一种同意之‘不受强制的更好的论证力量。”2商谈是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原则和方向,而论证则是实现商谈的路径和方法。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学科将论证划分为修辞学、雄辩术和逻辑学。现代论证理论中大量的概念和术语,都承袭这些学科,哈贝马斯也不例外,我们在其恢弘巨著《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中能感受到他对于古希腊论证思想源头的这种“眷念”。为了详细阐释交往行为,进而构建社会批判理论,符合哈贝马斯研究旨趣的论证理论自然进入他的视野,我们发现克莱因、图尔敏、阿佩尔和阿列克西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位学者。在这一部分,我们梳理哈贝马斯对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证理论的批判与借鉴。

  

   第一,拓宽有效性主张可批判检验的范围。克莱因和图尔敏的论证思想在这方面给哈贝马斯诸多启示。克莱因认为,论证不仅仅是用来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并非所有的有效性主张都与真实性相关联,还可能涉及“善”或“美”等方面。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认同克莱因的看法,认为“命题真实性这个概念过于狭隘了一些,不足以揭示出逻辑意义上的论证参与者所提出的一切有效性”3。同时,对图尔敏的有效性主张多元化持肯定态度。哈贝马斯由此提出,论证理论必须在有效性概念范围上加以拓展,而不仅仅局限于真实的有效性。需要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做法既不是要放弃类似于真实性的有效性概念,也不是将可接受性与有效性等同对待。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概念涉及的是普遍有效性主张尚未明确的整体关系,需要一种论证理论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论证理论应当涉及不同类型的商谈(discourse)。具体来看,理论商谈(真实性主张的论证过程)指涉的是认知-工具领域,所体现的合理性表现为交往行为参与者立场言之有据,且言行一致,讨论的是命题的真假;实践商谈(正确性主张的论证过程)指向道德-实践领域,合理性体现在交往行为参与者对争执的判断不偏不倚,其行为符合规范语境的要求,其目的在于达成共识;审美批判(真诚性主张的论证过程)涉及评价表达行为,其合理性表现在交往行为参与者基于正常的文化价值标准来对其愿望或情感的本性做出解释。

  

   对有争议的真实性主张进行理论商谈,人们大多不会质疑。但是,对于规范的正确性主张的实践商谈的存在与否,哈贝马斯与众多哲学家的观点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共识不仅仅存在于理论领域,在实践领域也能原则上达成有根据的共识。哈贝马斯强调一种认知主义立场(cognitivist position)。在他看来,“根据这种立场,实践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论证来加以解决”1。在实践领域中的道德证明有别于科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形式逻辑的演绎法。道德推论的实现需要从以逻辑推论的概念为基础的语义学的证明转向以去主体化和去先验化为基础的语用学证明上来,而“施为性态度”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阿佩尔的贡献不可磨灭。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论证模式的核心要素就是“施为性矛盾”。所谓的“施为性矛盾”是一种命题式构成和完成行为式构成之间的矛盾。2“阿佩尔使用‘施为性矛盾这一原则,其目的主要是推证出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原则,并对道德原则作出终极证明。”3哈贝马斯采用阿佩尔的“施为性矛盾”原则,旨在加强为其商谈伦理思想进行的辩护。

  

   第二,确立交往范式下有效性主张的客观性。哈贝马斯认为,克莱因从观察者入手,重在论证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其论证理论不可避免会陷入诸多困境。首先,缺少客观主义的角度。克莱因严格从描述角度探讨论据的意义,而不是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其次,囿于相对主义的藩篱。克莱因从外在视角入手区分了“实际论证”与“有效论证”,对论证意义的经验主义还原为“集体有效性”,认为有效性主张得以确定依靠的正是集体共同掌握的可靠知识。哈贝马斯认为,克莱因此举本质上切断了“实际有效性与超越具体时空和社会约束的有效性之间所具有的一切内在联系”4,有效性由此失去了普遍性意义。再次,偏离论证逻辑的轨道。克莱因的论证逻辑无须以客观有效性为参照,其初衷仅仅是想把论证逻辑发展成为一种规约理论,把参与者的有效性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作依靠规约论组织在一起的客观事件的外在联系加以分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做法“势必会把规则和因果合法性、把理由和缘由混为一谈”5。交往行为参与者就有问题的主张的有效性或无效性所达成的理性共识,不是参与者本身或交往情境具备特殊性,而是参与者均需要以论证力量为准绳。这种理性共识,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来说(实际的参与者)是有效的,而且具有‘客观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是对所有的理性主体(一种潜在的参与者)来说的”6。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克莱因的这种论证逻辑无法在交际主体之间的有效性或有效性的标准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

  

   第三,承继亚里士多德经典论证理论传统。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中诉诸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逻辑原理,将论证言语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7并在《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一书中参考德國哲学家阿列克西在《关于实践话语理论》中的研究成果来系统阐释。8论证过程旨在要受众信服,并使表达能够获得广泛的赞同;论证程序立足于对假设的有效性主张进行争论,并最终达成合理共识;论证结果藉由论据对有效性主张加以证明。根据经典分类方法对论证理论从过程、程序以及结果等三个层面的切分,哈贝马斯认为克莱因仅仅关注到了论证过程的一个层面:试图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对修辞学问题加以转换。图尔敏则依靠论证结果这个抽象层面分析论据的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此满足论证逻辑之需要。9图尔敏在1958年出版的《论证的运用》一书中关于逻辑以及日常推理的观点对论证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尔敏论证思想的核心是探讨断言以及日常生活或者学术研究中如何证成不同论题的主张。1图尔敏认为,符合逻辑学家形式有效性标准的论证不能代表日常实践中发生的论证。针对后者,图尔敏提出了如何使用相对简单的方式进行论证。此外,图尔敏抛弃了绝对的普遍论证标准观。他认为,应当根据语境依赖的标准来对论证进行评价,每个领域原则上都可以提供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理性论证评价标准。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图尔敏的论证理论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论证视角的局限性。图尔敏没有把论证逻辑再往前推进一步,使之进入辩证法和修辞学领域。具体来讲,他仅仅把论证逻辑置于一般的论证图式层面上,而没有放到论证程序和论证过程等层面加以展开,实则是一种将论证逻辑等同于现成的合理性观念的做法。其次,论证结构的局限性。就真实性的评价标准而言,克莱因的论证理论注重“论证的参与主体”,而图尔敏的论证理论则强调“论据的内在联系”。如果论证逻辑仅仅注重论据之间的结构关系,忽略真实性的一般前提,那么交际主体立场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哈贝马斯认为,“一切论证,无论它们涉及的是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还是科学假设或艺术作品,都要求同一种相互寻求真实性的组织模式,其目的在于通过争论,凭着更好的论据使主体间相互信服”2。最后,论证场域的局限性。图尔敏的论证理论涉及五种有代表性的论证场域:法律、道德、科学、管理和艺术批评。五种论证场域可以看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架构的分化机制。由此,图尔敏的论证逻辑的根本任务仅仅限于解释上述具有典型特征的论证结构,而其他领域似乎不在图尔敏的研究范围内。当然,除了这种范围的局限以外,图尔敏并未明确区分不同论证形式的内在分化与不同合理行为机制分化。哈贝马斯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图尔明没有把依赖于行为语境的常规要求和普遍有效性要求区分清楚”3。

  

   二、交往合理性与论证之间的关联与阐释

  

将合理性引入交往商谈行动中,通过论证和理性判断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是哈贝马斯理性重建的关键环节。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disposi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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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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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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