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教于历史系，具体专业方向是中国史学史。首先，我讲一讲我所接触的中国现代科学历史学内部的古典学传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曾选修刘家和先生的《史记》研读课，刘家和先生在整个历史学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是中国先秦史的专家，也是世界上古史的专家，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经学史，又研究西方的史学理论。历史学是一个特别强调专业化的学科，刘先生这样的学者是罕见的。他给我们讲《史记》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竟然能从对这个字的音、形、意的分析中讲出一番义理，他赋予这个字以新意，但又好像完全是古人用这个字的本意。这就是对经典的创造性阐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刘先生强调读史的基础，首先是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之学（philology），然后是哲学（philosophy），就是两个“PH”。现代科学历史学最看重第一手资料，最强调的功夫是搜寻、整理、考据史料，而刘先生则同时强调读书，他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以读史为基础，强调我们不可以撇开历史上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来直接还原历史，告诉我们读史意味着在世界观层面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和历史的内在联系。现在的历史学是一个以断代史为主的学科，大专家都是从各个断代史里面出来的。而刘先生则特别强调中国古典史学的通史家风，“通古今之变”是一定要有历史观的，意味着要站在“今”的高度和立场对历史进行整体化、理论化和价值化，而不是像一般的实证主义那样仅仅强调如实还原过去，所以通史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政治意识。

读书的时候我还研读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蒙文通先生并不是一个受过严格现代学科训练的专家式学者，而是经、史、子、集四部皆通，并没有固定的专门领域。而且他的研究能合历史的内外于一，能够把外在的社会政治变动与内在的精神思想状况打通。他研究历史的目的似乎也并不是仅仅为了如实还原过去的事实，然后再给出一个新的解释模式——这是当今学院派历史学的目标，他考察历史的目标是“彰往察来”，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他的学问是对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进行现代转化而建立了一种“新儒学”，但又与熊十力、牟宗三的“新儒学”不一样，后者是通过对儒家义理学进行哲学阐释与建构而建立起来的。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将史学放在经学、子学和文学的系统中，这样的写法让我意识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哲学角度对儒学进行阐释和建构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刘家和先生所说的“历史理性”，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化的经史传统对这一核心特征进行呈现和提炼。这个研究思路成为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一直坚持的方向和方法。我认为，从蒙文通、钱穆到刘家和代表了中国现代科学历史学里面一条更接近古典学的学脉，或可称之为“义理化史学”，这一学脉无疑属于现代的历史知识系统，但又跟古代的经史传统存在着有机衔接。

谈到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我认为无法撇开与国学和西方古典学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关系中讨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问题。首先是中国古典学与国学的关系。新世纪初，随着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出现，民间出现国学热，一些大学纷纷建立国学院。国学产生于晚清时代，面对的是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产生的中国固有文教传统的危机。国粹、国学的旨趣在于建构现代中国立国的精神基础，形成民族文化认同。而我们今天讲古典学，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自觉程度和自我定位更高了，不仅仅考虑我们这个国家和文明传统的存续问题，而是能胸怀天下，有了一种天下的眼光，身处后现代之境，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面对整个人类都面对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在学术研究中比如历史学面临着严重的碎片化问题——“宏大叙事”已经被批倒批臭，跟碎片化密切相关的其实是人的精神的虚无化问题，是整个社会丧失了可信的共同理想，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失去了共同认可的坚固依据；而与此同时，我们又经历着不可预测的社会高速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令人瞠目结舌。正是这样的现实逼迫我们从构成文明传统的文化命脉中，从所谓“文脉”“道统”中汲取智慧，守护人性，重建现代文明的新理想，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走出后现代的精神和社会危机。今天提出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正是响应了这一时代的心声。

其次是与西方古典学的关系。西方古典学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今天，其学科建设当然已相当完善，且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存在各种各样的路线，总体上在走下坡路，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状况。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的古典学肯定要参照西方古典学，但是，我认为我们建设中国古典学又不能完全比照西方古典学进行设计，这是因为西方古典学成立的历史根据跟中国成立古典学的历史根据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古典学的历史根据在于西方历史的自身特点，西方历史的古典时代是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然后进入中世纪，而古典时期与中世纪之间有很大的断裂性。在走出中世纪之后进入文艺复兴即西方历史的近代时期，然后进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即西方历史的现代时期。西方的古典学是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建立起来的，它针对中世纪要求回归古典文明，在西方学术体系里古典学与神学构成相对关系，同时古典学与东方学和人类学又构成相对关系。古典学研究西方文明的古典源头，而东方学研究不如西方的但也同样悠久的古老文明，人类学则研究谈不上什么传统的殖民地土著文化。如果我们今天完全比照西方的古典学或者汉学传统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我觉得有自我东方化的危险。

中国古典学的成立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起“三代”，经过春秋战国的“古今之变”，进入秦汉统一王朝时期，直到晚清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再次经历巨大的“古今之变”进入现代历史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之变，在汉朝就已经把三代历史经典化而建立经学，经学就是当年的古典学。经学始终指导着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方向即“回向三代”，所以经史之学是互相配合的。到了唐宋尤其是宋代，用吕正惠老师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经典时代。汉朝有五经，宋朝有四书，四书的经典地位是在宋朝确立的。先秦有诸子百家之学，宋明有儒家理学。汉朝有司马迁《史记》，宋朝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谓“前后两司马”。诗文也是一样，唐宋古文运动就是要回归古典，从而创造了堪比汉赋、《诗经》的文学传统。接下来要说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今天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看家功夫即音韵、文字、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都是乾嘉考据学发展出来的学问，乾嘉考据学用这样的学问来整理过去全部的历史文献，其目标也是回归三代，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其实也是当年的古典学。西方文明历史似乎是一源而多流，中国文明历史则是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所以，进行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考虑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考虑中国经典自身形成的特点。中国有一个连续不断、累世积淀的学术思想传统，直到国学和今天的古典学，都是要重建这个学术思想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古典学的时候，其实不能比照仅仅把古希腊、罗马当作古典的西方古典学，而是要考虑如何搞清和面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传统及其特点。

最后，我想谈一谈古典学的治学目标和方法问题。我是1987年上大学的，当时的大学校园接续晚清、五四的文化古今中西之辨，正沉浸在所谓的“文化热”之中，即使是历史系的师生也都热心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这些不学术的大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有恍若隔世之感。而我认为，古典学的核心精神正凝聚在这些不学术的“大哉问”里面。我们今天讲中国古典学，其根本旨趣还是要问：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的世界会好吗？我们还是要去探究中国文明传统如何能发挥出世界史意义的贡献和作用。今天的人文社科学术界分工如此明确，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而且各个学科已经是以项目制为主导了，要求一个学者不断地在一个圈定的范围内做项目，想跑都跑不了。在这样一个高度专门化、细化的学科体制中，搞出一个古典学，不应该是再划分出一个专业领域，而应该是把文明的古今中西之辨的“大哉问”重新注入现代人文社科体制之中，成为这个体制的异类，与这个体制建立起张力关系，在高度专业化、科学化的人文学科体系中注入一种反思性的张力。古典学应成为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化学术之间的桥梁，促使现代学科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

古典学的治学目标，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打破所谓科学的方法论的霸权，打破那种把认识主体和对象绝对分开的所谓“客观”态度，突破那种把历史的价值与事实加以分离的预设前提。古典学的治学目标应该具有古典的精神，像古人所说，学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作用于人，并建立起人对于自身现实的主体性关系，即成为梁启超所说的“养成人格之学”。古典学要培养的人材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学者，一进大学就进入专业领域，治学目标就是进行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是要培养学生具有文明担纲者的责任意识，具有社会、文化各方面领导者的精英意识——哪怕作为父母家长其实也是家庭的领导者。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说，每一部史书背后都有一个人格，比如《尚书》这本书，其背后是有周公这个人的，我们读史首先需要读出这个人来。把文本作为经典来读，就意味着要让这本书及其背后的古人与自己精神生命的成长发生关系。古典学的治学目标要以立人成德为根本，培养出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培养出具有文明主体性的伟大人格。

古典学还要致力于打破中学与西学的壁垒。在20世纪80年代，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价值，必然要比附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现在不同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开始有了从现代到古典的整体性研究，从而具备了对西方学术文化大共同体之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能力，当今中国学界已经能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价值观加以历史化和问题化，而将“现代性”历史化和问题化的同时，其实也就提供了把中国文明传统及其价值根基历史化和问题化的契机，而不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对其进行裁判。今天在中国能提出古典学这个学科，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文明比较互鉴的视野之上的。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已经有人立足于对西学传统的深刻了解，以比较的视野，对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重新诠释，同时，这也是对中国思想传统的重构，也是对中国思想传统之时代性、创造力的发掘。中国的古典学还是要继续这样一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