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5年第4期
摘要：情感叙事是一种聚焦于感性表达、情绪感染和汇聚情感能量的叙事形式。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以贴近化、感性化、微观化和生活化为叙事特征，以“寄情—传情—共情”为运行逻辑，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但这一叙事也面临着不良社会思潮煽动大众消极情绪、个体化趋势下大众多维情感需求“供给侧”不足和资本逻辑驱动下情感传播异化等问题。对此，有必要从根本性建构、内容建构、主体建构、阵地建构等维度，探索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建构路径，以此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 情感叙事 传播效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周宣辰，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黄明理，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应当“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亟须创新和开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路径，增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持续性、有效性与建设性，使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
情感是“不同社会结构、文化规约与交往实践协同建构的结果，是人们理解世界、参与生活以及在世存有的一种方式”。在新闻学的相关研究中，情感化的煽情式报道被视为妨碍理性与客观表达，常被置于商业化语境中的新闻报道方式。随着情感转向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发研究范式的转变，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情感、理性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情感不仅成为引发舆论热点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基于情感作为人类社会交往、信息接收、认知塑造及态度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和底层架构，为破解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圈层化、流量化渗透传播的风险，须从挖掘和释放情感的价值意义与潜在能量入手，探究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能跃迁。情感叙事学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姆·霍根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霍根将情感科学引入叙事学的研究，强调叙事中情感与故事结构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即在文学叙事中，情感叙事是一种文本表达的修辞方式，是一种讲好故事的策略技巧。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引入与借鉴叙事研究中的情感叙事,不仅旨在通过“诉诸情感”与“情感认同”的叙事导向“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能够基于当下媒介传播的互动性有效引导受众的“情感解码”与“情感探寻”。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情感“既是叙事表达的意义落点，亦是意义建构的修辞资源”。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研究比较丰富，集中于从故事叙事与历史叙事、场景化叙事、图像叙事、视觉叙事、数字叙事等多维视角探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从资本规训、“后真相”语境等考察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风险挑战，从要素分析、技术赋能、情动机制等维度探索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实践策略。对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立足大众情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重新审视与探究公共性中的“情感”成分，基于情感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尝试以情感层面的共鸣与互动为起点，以价值层面的认同与凝聚为归宿，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情感叙事体系，实现在情感维度上推动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认同、内化、运用与践行。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出场逻辑
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大众对于精神情感层面的需求愈加强烈。情感叙事能够借助其触发情绪反应、刺激情感活动、激活情感卷入的功能，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贴近化、感性化、微观化、生活化，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召唤，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一）情感叙事能够贴近大众情感心理的需要
从意识心理学理论来看，意识是人的一种心理过程。主流意识形态不是悬于社会上空、脱离大众生活实践的，而是根植于大众的社会心理，能够塑造大众认知、情感与意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含着理性意识，也蕴含着感性意识，“感性意识形态与理性意识形态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存在形式，承认意识形态的感性存在并不是对理性意识形态的否认”。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存在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通往心理认同的‘高速通道’”，发挥情感叙事唤醒大众潜藏情感需求、贴近大众情感心理需要的优势，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情感化的叙事介质和情感实践场景中，融入大众情感生活，丰富大众情感体验，拉近大众心理距离，缩短大众社会距离，以情感驱动使大众有更高的情感卷入，由此生成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意识，进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叙事效能。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实际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行情感加工的过程。情感作为个体对外界事物感知后形成的反馈，可以被看作一种评价性反应。当大众面对的是能够调动、激活个体情感体验的情境信息时，往往具有主动性、及时性与快速性获取的特征。可以说，情感叙事对于情境信息的塑造，既影响了个体的情感状态，又进一步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反应。即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加工，注重情感的柔性传播、隐性传播，注重大众感性化心理需求，注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易接受化、可感知化，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大众情感心理基础，创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直观化、感性化的表意实践。
（二）情感叙事具有动员性与凝聚性
情感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元传播符号，不仅是个体心理状态的外显表达，而且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社会参与等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情感叙事以情感为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将“情感”作为主观体验与社会化建构的双重产物、连接个体心理与社会结构的中介。一方面，通过营造一种当下的现实情景，为受众创造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团结感，以其原发性媒介形态激活受众在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的参与意愿。另一方面，以有温度的感性语境营造、语义表达形成调动受众感知、激发受众情感能量、促成群体关系联结和维系合作行动的认知框架，发挥“道德情感”承载伦理秩序建构、礼仪规范形塑及人际关系调适的功能，以情感上的高度动员推动意识传递与价值嵌入，在社会结构层面发挥维系关系、巩固群体的功能。
就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而言，情感叙事通过情感化内容生产构建价值共同体的情感框架，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借助受众情感共鸣所形成的情感贴合与情感交互，一是能够在精神层面建构“我们”的集体意识，以情感催生与强化受众对群体的价值依附，在精神层面与心理层面形成认同建构；二是能够将分散的个体意志聚合成具有方向性的群体力量，实现集体情感向集体行动的实践转变；三是能够通过将符号化表达沉淀为群体共享的意义系统，为共同体的秩序建构提供隐性规范。这种由情感驱动的共识建构和群体文化的建设，既降低了制度性动员与整合的成本，又通过情感认同的内化使群体秩序获得了持久的内生性基础，进而有效推动了群体内部秩序的形成与维护。可见，置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场域，情感叙事的社会功能体现为情感化传播的凝聚、动员与整合。这既为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提供了情感性支撑，也为多元价值背景下的共识建构开辟了柔性治理路径。
（三）情感叙事推动了传播的日常生活化
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不同于灌输式理论传播的生硬与直接，更加强调一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以及逐步深化的感染性与过程性，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日常生活化的温度与气息。
“在自由、开放、匿名的互联网空间，那种试图运用强制性权力控制网络民意的传统思维和做法，已经格格不入。”这就需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化，即以具有鲜活生活气息与温度的情感叙事回归大众“知觉世界”“生活世界”，赋予意识形态以亲和力、感染力和传播力、引领力。在叙事文本上，情感叙事能够以日常生活化文本契合大众认知水平和感官体验，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但具有理论的高度，而且具有生活化的温度，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在叙事表达上，情感叙事重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情感逻辑”与“引导逻辑”的融合与演绎，通过对大众逻辑思维和逻辑框架的感性牵引、柔性牵引、隐性牵引，触发情感认同对大众价值管理和认知结构的影响，在无形中造就“集体认同”的情感仪式空间，使得抽象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落地生根”，落实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场域；在叙事呈现上，情感叙事能够结合新兴技术传播，以互动、共享的方式拓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呈现模式，让大众突破传统传播渠道的单向性，基于“传”“受”双方的情感互动构建一种集体性关系，由此生成“共同性思考”、形成“共享性意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的传播与渗透。总之，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能够有机融合大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情感与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它不仅赋予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而且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大众的情感体验。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运行逻辑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是以情感议程设置驱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语义表达与内容呈现。遵循“寄情—传情—共情”的运行逻辑，在传播源头上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图式，在传播过程中激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交互，在传播旨归上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认同。
（一）寄情：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图式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不是片面地强调个人存在的“个体情感”，或是凸显宏大的“集体情感”“国家情感”，而是力求通过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图式，实现宏大情感和个体情感的互补与融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效果和话语传播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需要挖掘与呈现主流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各种情感图式，以丰富的情感图式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就国家、群体、个体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既包含着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彰显，强调通过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又包含着群体层面的集体情感表达和个体层面的感性展现，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有效传播，使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成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情感与坚定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并以此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就情感多样性的角度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还承载着“人民至上”“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情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的文化情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历史情感、“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民族情感等丰富的情感图式。
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能够将主流意识形态寄于情，以丰富情感图式的展演，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宏大情感与细小情感关联起来、交互起来、交融起来。具体而言，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家国情感展演，培育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大众能够将爱国与爱党、爱祖国人民与爱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情感展演，强化大众的政治信仰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使命感，使大众能够以公共精神的建构自觉参与社会建设；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情感展演，树立大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情感展演，使大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根植历史自信；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情感展演，使大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传情：激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交互
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强调建立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情感，而这种长期且稳定情感的生成离不开大众的情感互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凸显了“传情”的重要功能，即借助情感叙事激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交互。
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享价值的过程，是大众在外部影响下实现内在积淀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大众“认知—情感—信念—行为”的逐步递进，是大众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外在的“输入”到内在的“内化”，再到基于一定思想认知、价值确立表现出“外显”的过程。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构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循环系统，在这循环往复的系统中，大众“知、情、意、信、行”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强化。其中，情感交互作为互动仪式的重要一环，不但能够提升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与话语的共享情感体验，以此促进集体情感的产生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认识，而且能够基于短暂情感刺激的反复循环，实现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能量”的生成，落实宣传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从情感维度来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背后是“双向性”的情感互动与联结，大众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动受众”，更是通过情感塑造集体身份、推动社会进程的“情感公众”。基于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对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榜样学习教育及中国精神传承弘扬中情感仪式空间与互动场景的系统性建构，大众能够在理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大众化、情感化转化下形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层情感共鸣，同时通过网络社交媒介平台主动完成情感反馈、表达与传递的闭环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推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深度内化，更以情感认同为纽带，持续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形成价值理念与情感体验相互赋能的动态传播生态。情感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能够有效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同时也为大众积极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造可能。换言之，一方面，情感公众的广泛联结能够塑造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众的情感介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注入了活力。
（三）共情：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强调通过共情触发集体归属感，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认同。作为人类思维演进的底层编码系统，认知逻辑本质上构成了思想观念从感性具象到理性抽象的动态内化机制，其核心表现为以经验感知为前提、以情感认同为中介、以理性自觉为指向。其中，情感认同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心理根基，是从微观层面理解身份认同、身份发展的核心要素。
情感认同涉及“我们”与“他者”的概念，不仅包含着大众如何通过处理情感定义自己，还包括如何将情感作为社会标记区分“我们”与“他者”。即情感认同是基于成员共享的情感纽带，通过相亲相属、相感相通的情感体验，形成的对于自我、集体、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内在认同和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等方面趋于一致的模仿与同化。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就是要把情感认同作为提升群体黏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着力点，从心理动力层面实现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内化与践行。
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过程并不完全遵循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为的理想化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伴随着跳跃性的认同。但是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积极情感的产生必定以理性认知为前提，而情感叙事恰恰能够以情感为“催化剂”，快速唤醒大众情绪和大众内在情感逻辑，使大众在情感触动和情感交互中形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与此同时，以亲近感、信任感、信服感等积极情感的确立、深化与共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加深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说服力与感召力，推动大众更加积极、全面、客观地认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激发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从而发挥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相互作用，强化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旨归的归属感与忠诚感。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现实挑战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不仅面临着不良社会思潮企图以模糊和遮蔽意识形态色彩的软性情感传播煽动大众消极情绪，加剧意识形态风险的问题，而且需要明确个体化趋势下大众多维情感需求“供给侧”不足的问题，更要警惕资本逻辑驱动下情感传播异化的问题。
（一）不良社会思潮传播的消极情绪煽动
网络社会背景下，不良社会思潮借助情感的依附性，通过隐性消极情绪的煽动作用侵袭、怂恿和魅惑大众群体，严重干扰了社会舆论风向，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威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性与其传播的有效性。
其一，在数字化传播语境下，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呈现为新型意识形态渗透范式，其借助平台算法的“注意力捕获”和网络媒介的“隐匿性传播”与“叙事解构性”，通过选择性截取、拼贴编造、戏谑改编、功利化解读等方式，将关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严肃历史叙事改造为符合网络审美和吸引流量的“符号快消品”，不但会动摇“大历史观”的整体性建构，消解革命历史的崇高性，瓦解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而且会加剧社会消极情绪的传播和意识形态风险。
其二，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制造和传递推崇极端平民化的话题，将大众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焦虑等投递到网络空间中，一边标榜“草根立场”，一边蛊惑大众形成强大的“民意”，以此制造和操控“草根”与“精英”“权威”的社会对立。这不仅会煽动对立增加网络空间的戾气，放大社会负面舆情，而且会通过偏激话语的传播激起大众极端情绪，削减网络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社会共识的离散化，致使大众群体走向情绪的极端化。
其三，智能媒体深度重塑当前的生活方式，技术迭代催生的即时性感官刺激正形成强大的“注意力漩涡”，使大众在技术快感的持续投喂中，过度沉溺于虚拟空间的泛娱乐化，陷入感知异化的认知困境。即不自觉地将审美感知能力异化为对技术特效的被动接受，将大众审美生产过程简化为流量导向的符号拼凑，逐渐形成纯粹享乐的麻痹与疲倦，从而忽略了有深度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应当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之上。当感官快感取代精神需求主导大众日常生活，理性就必然会被压制。所以说，无论是技术享乐主义，还是感性享乐主义，都无法在本质上促进人的精神世界的丰裕和人格力量的强大，反而带来了“孤独的狂欢”与“寂寞的欢愉”。
（二）个体化趋势下大众多维情感需求“供给侧”的不足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情感需要，才能实现其号召力、凝聚力与引领力。当前，大众的文化消费呈现出一定的“情绪消费”“即时代偿”特征。
其一，相较于需要深度认知投入的理性文本，具有感官刺激性的泛娱乐化内容正成为大众偏好。当下自媒体短视频的创作充斥着大量的娱乐性、猎奇性内容。2021年7月初，一条名为《人类高质量男性求偶》的短视频爆红网络，并成为被模仿和戏谑的对象，可见“审丑”已然成为短视频“创作”风向之一，形成了一种感性范式下的视觉“狂欢式”奇观。此外，竖屏微短剧存在通过炮制“爽点”、放大“爽感”与凝视快感吸引流量的现象。这种“一味求爽”的内容创作脱离实际，钝化了大众对真实情感的感受力，更在倍速叙事中强化了大众现实的时间焦虑。
其二，大众选择通过单向度式的“移情”与“代偿”，试图在虚拟空间中寻求归属感和获得感。较具代表性的“移情”与“代偿”表现为“饭圈文化”“磕CP”等亚文化现象，但由此频频出现的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挑动对立、侮辱诽谤、造谣攻击、恶意营销等“饭圈”乱象。这不仅不利于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违背了社会大众的公共价值遵循，而且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文化生态异化和不良风气盛行，为此2021年中央网信办开展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其三，大众选择借助网络平台以一种“自我赋权”的形式，实现对于社会参与的心理代偿。例如，以“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青年”为创作主体的“土味文化”快速兴起，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借助自媒体以情景搞笑剧、社会摇、喊麦、直播等视频展示形态，试图通过“票子、房子、车子”的“自我编码”，实现自我身份的定位。可见，无论是基于表层的情感消费，还是基于参与分享、“情感部落”建构形成的对深层情感的追求，都折射出大众对于“情感共同体”的渴望，这同时也反映了大众文化情感需求、政治情感需求、社会情感需求、道德情感需求等多维情感需求“供给侧”的不足。
“个人觉醒”反映的“个体化”普遍现象，是社会历史进程步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个体化所呈现的从传统共同体中的“脱嵌”并不意味着成为绝对孤立与纯粹自我的个体，而是需要以“再嵌入”的方式融入某种社会结构，以实现个体在新型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化”。即个体的社会化意味着个体还应当重新回归已经超越传统规范、组织等的某种规范、伦理之中。而这种“再嵌入”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以多维情感结构满足大众、凝聚大众，实现大众的“使用与满足”。
（三）资本逻辑驱动下情感传播的异化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传播生态中，资本逻辑介入情感传播的耦合过程呈现出情感传播的异化状态。“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最高原则，形塑了以追逐资本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情感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吸引了资本的“目光”，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附加于商品之上的增值筹码，逐渐脱离了其本身的功能与意义，演变为一种人的异己力量，即此刻的情感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生产力而已”。当情感仅被视为流量获取与商业变现的手段，其承载的社会价值导向被剥离，情感传播便异化为单纯追求即时效用的工具。这种异化本质上是对情感本真性的背离，情感不再是人类精神联结与价值共鸣的载体，反而沦为资本增殖链条中的功能性符号。这也意味着内容变现能力重构了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由此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实效性与影响力。可见，资本逻辑诱发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利润最大化成为信息生产、传播的目的，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权威性。
情感的资本化引发了情感的虚假化、空虚化与货币化。同时，这种市场化、同质化、标准化的“虚拟”情感满足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大众现实情感关系的疏远和“群体性孤独”。在此情形下，情感不再是一种感性体验，不再是感性活动中产生的心理体验，不再表明人的存在状态与本质力量，而是受资本的钳制，引发深层价值危机。其一，情感表达的真实性被消解，为迎合流量的“伪情感”泛滥，情感沦为脱离现实的表演性符号；其二，情感被彻底物化，成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商品，个体在情感消费中逐渐丧失主体性，陷入情感体验的空洞化困境；其三，这种工具化倾向加剧了社会情感危机，导致集体价值共识瓦解，最终造成个体精神世界的荒漠化与社会情感纽带的断裂。这种异化现象不仅会损害情感传播的本质价值，更可能威胁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建构路径
针对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风险挑战，为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感召力，有必要从根本性建构、内容建构、主体建构、阵地建构等维度，系统全面地探索建立在情感元素运用和表达基础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一）根本性建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需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根本性建构，就是要保证无论主流意识形态以何种叙事方式传播，都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思想保障。“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针对当前出现的不良网络社会思潮渗透煽动、大众多维情感需求“供给侧”不足、情感传播异化等问题，亟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指导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通过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揭露和批判不良网络社会思潮的虚假伪装；站稳人民立场、体现人民意志、满足人民需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理论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矫正社会舆论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和认知偏差，积极有效地传递正确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规范，引导大众进行理性思考和文明对话。
（二）内容建构：形成“情感范型”、情感体验式的意识传递
形成主流意识形态“情感范型”、情感体验式的意识传递，关键在于激发大众不同的情感类型，并且通过情感唤起促使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换言之，“情感范型”、情感体验式的意识传递，需要“将观众置于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的情感状态之中”，以此达到情感说服、情感号召、情感动员、情感凝聚、情感认同的传播效果。
一是从“需求侧”满足大众的精神情感需要。美好生活是符合大众内在精神情感需求的存在，应该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国精神谱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情感叙事供给，赋予大众实现追求“美好生活”的微观文化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坚定大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与信心。二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符号共同体”。面对西方敌对势力“非意识形态”符号景观的入侵，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有力反击不良社会思潮的软性传播。这就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挖掘情感元素，并将大众的归属感纳入到共享符号编码、译码和储存的框架中，为主流意识形态情感符号的编码提供养料。在技术赋能与文化自信的双重驱动下，《黑神话：悟空》与《哪吒之魔童闹海》正以数字时代的情感叙事重构民族精神图谱，“孙悟空”与“哪吒”的意象更是在受众情感互动、传播、形象再书写的过程中，成为承载爱国情感话语和汇聚文化自信情感能量的凝缩意识形态符号。三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场域。依据现象学的时间感知理论，情感场域的重要作用在于重塑受众的认知时空结构，通过情感共振打破物理时间的线性束缚，使受众在心理层面进入具有延展性的“情感时间”维度。这种时空重构能够显著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穿透力，使价值理念的传递超越传统说教模式，转化为具身化的深度体验。
（三）主体建构：强化大众的情感理性化
在认知实践中，主体并非被动的信息接收器，其理性思维、感性体验、情感倾向与意志选择等心理要素会形成协同作用机制。“超越‘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仅‘理性’无法离开‘情感’，‘情感’也无法离开认知和理性”。感性信息因其天然的情绪煽动性，容易取代理性层面的思考、阐释与传播，形成信息获取过程中情感对理性的僭越现象。换言之，受意识形态感性存在的影响，个体更倾向于认同具有相似情感表达的群体及其价值取向，这种情感趋同机制会加剧主体感性与理性的认知割裂。
因此，针对非理性情感驱动、群体极化等现象，需要构建社会化的情感引导机制。一是建立道德情感的理性锚定机制。将情感表达对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标准，推动“本能情感”向“道德情感”的提升，形成从感性层面的情感激发到理性层面的意义建构。二是建构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机制。通过辩证思维教育，建立情感与理性的双重认知校验体系，使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形成相互确证的统一体。三是完善情感叙事的素养培育机制。以媒介素养培育、公共精神培育、集体意识培育、责任意识培育、主体意识培育，消除大众情绪本位的“泛情绪化”传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现问题、鉴别问题和处理问题。
（四）阵地建构：搭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网络时代，大众的存在空间不再仅限于现实社会，其接收信息、参与社会的渠道也由现实物理空间扩展至网络虚拟空间。网络媒介的出现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传播界限，用户自主编辑、上传信息已经成为信息交互的常态。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放大了个体用户的信息量，让原本属于私人的生活、经验、观点可以随性发表在网络空间领域，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已然突破了私人社交圈，迈入了公共领域。同时，个体的思维认知发展也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在群体交互中形成的自我认知不仅存在于现实还存在于网络。
因而，在信息技术与大众生产生活交汇融合日益广泛深入的大趋势下，亟须搭建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一是继续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例如，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以故事打开历史，通过营造使人身历其境的情感氛围，让大众获得了一种心理力量和共同情感，能够树立大众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二是充分利用网络交互性特征和新媒体海量性、个性化等特征，以QQ、微信、知乎论坛、豆瓣、微博、B站、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为重要情感对话场域，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立体化的平等情感互动模式，建构多角度、多渠道的情感话语传播阵地，从而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穿透力和持久力。三是发挥处于情感“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通过意见领袖从“小我”到“大我”的情感聚焦与正能量情感的传输，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