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荣，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系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摘要：中古以降，佛教放生习俗甚为流行，故不少名家在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戒杀”之作。其中，苏轼元丰四年正月所作的《岐亭》其二，因写劝其好友陈季常戒杀而成为居士佛教文学史上的护生名篇。该作品一诞生就在两宋官僚士大夫群体之间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虽然它在金、元至明中叶的“语内旅行”中有所中断，但晚明以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组诗性质的步韵之作，以及“摘句型”“诗意借用型”等多种文本传播形式，甚至还有书法、绘画方面的跨媒介的文本旅行。其文本旅行进程，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居士护生题材之诗歌创作的特点。《岐亭》其二之所以到晚明才成为特定文学领域的经典名篇，主要是得益于当时居士佛教的复兴。其时，居士放生结社蔚然成风，而佛教信仰的生活化、文学化和艺术化，更加快了它在多元宗教语境中的传播进程。

关键词：岐亭戒杀诗；文本旅行；居士佛教；护生经典

中古以降，佛教放生习俗甚为流行，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不少名家的“戒杀”之作，像观如所辑《莲修必读》便收录了白居易《戒杀诗》七绝二首、黄庭坚《戒杀颂》五律及五绝各一首、陆游《戒杀诗》七绝一首。但影响最大者当属苏轼所作诗题并无“戒杀”的《岐亭五首》其二。在中国居士佛教文学史上，苏轼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之一，诗词文赋，琴乐书画，无所不精，当世、后世及域外影响极其深远，因此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就“岐亭戒杀诗”的细读与深描而言，仍留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这首诗晚明以后出现大量的步韵之作，使之成为特定文学领域的经典名篇，这一现象值得深入考察。本文重点描述它问世后的文本旅行尤其是语内旅行［1］进程，并努力发掘相关旅行文本蕴含的时代精神特别是与佛教信仰生活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关联所在。

一、“岐亭戒杀诗”：文本旅行进程

苏轼自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成年后与释门人物、佛教居士交往频频，唱和之作甚多，放生题材的作品也写过不少。如元丰元年（1078）作《次韵潜师放鱼》，元丰二年作《次韵答参寥》，元祐五年（1090）或六年正月初五为妻王闰之生日作《蝶恋花》，［2］元祐六年作《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寝，戏作放鱼一首》等。但就当世及后世影响看，最出名的是他被贬谪黄州与佛教因缘逐步加深时［3］所作《岐亭五首》，［4］尤其是写戒杀主题的第二首（以下径称《岐亭》其二），诗曰：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羃。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载烝，中有人乳白。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苏轼在《岐亭五首》之“叙”中说：

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复往见之，季常使人劳余于中途。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5］

此“叙”作于元丰七年，《岐亭》其二作于元丰四年，也就是说，陈慥在东坡感召下身体力行，倡导戒杀，竟然短短三年间就使岐亭多数居民弃肉食而改素食，可谓立竿见影式的劝戒杀样板了。

陈与义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作《放鱼赋》云“爰得数斗，护以微湿”，胡穉笺注谓“《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东坡《岐亭》诗：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6］则知陈简斋所用“放鱼”今典，就源自他所崇拜的前辈大诗人苏轼。［7］而就《岐亭》其二在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文本旅行史看，自述直接产生心灵震撼的是南宋初期的政治家胡铨和诗论家胡仔。

胡铨在绍兴十八至二十六年（1148—1156）被贬谪吉阳军（今属海南三亚市）时作有《读坡文杂记》，其文曰：“窦朝议送瓦垄子，固辞不能却，置之于地，将烹食之。偶开《东坡诗集》，忽见《岐亭戒杀诗》云：‘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急呼仆夫放之。余又戒杀心，欲食此而忽见此诗，戒余勿复杀耳，亦可谓异乎。”［8］或许是出于共同的贬谪海南的经历，故胡铨在人生观念、作品风格、作词方法等方面对苏轼都有所继承，［9］他把《岐亭》其二直接称作“岐亭戒杀诗”，开启了明清僧、俗护生题材次韵苏轼之作的命题规范（例详后文，我们称之为“命题型”）。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称：“余忧患之余，久亦戒杀，细味东坡此诗，欣然会意，故录全章，益以自警。”［10］所谓“忧患”，是指其父胡舜陟绍兴十三年遭秦桧构诬下静江狱而薨于六月十八日的家族痛史，是年丁父忧，胡仔开始隐居苕溪。［11］结合《序渔隐诗评丛话后集》所言“余丁年罹于忧患，投闲二十载”，［12］则知胡仔录苏轼《岐亭》其二以自警，必在其丁父忧的三年间，此后他一直坚持戒杀。胡铨、胡仔的遭遇皆政局时局的巨变所致，这与苏轼被贬谪黄州的原因也颇为相似。

“永嘉四灵”中的徐照，其《放鱼歌》曰“未死神已泣，口沫自欣吐”，［13］前一句直接取用《岐亭》其二成句，开启了此诗在明清诗家中的另一种文本旅行路径，我们称之为“警句型”（例详后文）。［14］

以上所说陈慥、陈与义、胡铨、胡仔、徐照五人对《岐亭》其二的文本接受，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文本阅读对创作或日常宗教生活（以陈慥为例，包括其周边朋友）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该诗在两宋时期的语内旅行，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即诗歌技巧、内容方面的评点：如方勺谓“东坡《岐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退之有《杂诗》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韵”，［15］黄朝英“古诗不拘韵”发现“东坡《与陈季常》‘汁’字韵，一篇诗而用六韵，殊与老杜异”，［16］二人皆着眼于苏轼的用韵特点与唐代大家的异同；邵博则以《卢氏杂记》为据，指出苏轼《过岐亭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是把郑余庆事误为卢怀慎事。［17］此类评点，南宋时期的诗话类著作辗转相引，故不赘述。

《岐亭》其二文本旅行在金元至明中叶有近三百年的中断（原因详后），到了晚明至晚清又迎来高潮，其文本旅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次韵之作。在笔者目前初步搜集的六十余篇（组诗统计时则算一篇）“命题型”诗作，重要的有袁宗道《东坡作戒杀诗遗陈季常，余和其韵》（三首），［18］王衡《东坡作戒杀诗贻陈季常，……因和前韵得三诗示闲仲肯偈，此戒于里中不也》（三首），［19］娄坚《辰玉编修寄所和东坡杀戒诗，同赋三首》，［20］程嘉燧《和东坡岐亭劝戒杀诗》（二首）、《再和东坡岐亭戒杀诗一首》，［21］茅维《和东坡戒杀诗》（原韵三首。时辛酉秋，仝徐日方北还，舟次阅王辰玉集中和诗而赋），［22］李天植《戒杀诗次东坡韵》，［23］黄淳耀《次韵和东坡〈岐亭诗五首〉》，［24］吴景旭《和东坡岐亭戒杀诗》，［25］陈瑚《次韵东坡〈岐亭诗〉》，［26］今释澹归《和东坡戒杀诗》，［27］尤侗《和〈岐亭诗〉二首》，［28］李何炜《追和苏端明〈岐亭诗〉》，［29］寒松智操《和东坡戒杀诗》，［30］叶燮《戊寅仲夏，同人集虚己斋，纵谈竟日，旁及内典，步东坡〈岐亭〉韵》（五首），［31］严我斯《和东坡岐亭戒杀诗》（五首），［32］唐孙华《戒杀诗次东坡〈岐亭〉韵》，［33］龙燮《予戒杀十余年，尝和子瞻“汁”字诗，及官京师应酬燕集间，一破戒，……因复和二首以见志，共三首》，［34］王时宪《和东坡戒杀诗，即用〈岐亭〉韵》，［35］揆叙《戒杀诗次东坡〈岐亭〉韵》，［36］姚孔鋠《戒杀和坡公〈岐亭〉韵》，［37］王昶《得吴庶常山尊鼒书，知乞假将至武林，诗以迎之，即用其和苏文忠公〈岐亭〉诗韵》，［38］吴锡麒《吾杭小云栖作放生会，来索予诗，因用坡公〈岐亭〉韵以寄之》，［39］蒋廷恩《西江道中，桂舲观察见有网得鱼鳖者，赎而放之，欢喜赞叹，用苏公〈岐亭〉诗韵》，［40］法式善《欲往东山，先期斋宿我闻室，用坡公〈岐亭〉诗韵》，［41］吴鼒《放生招同志用东坡〈岐亭〉诗韵》，［42］陈文述《放雀诗用东坡〈岐亭〉诗韵》，［43］吴荣光《和东坡〈岐亭〉韵》（补李文学消寒会作），［44］朱葵之《读坡公岐亭戒杀诗，感而和之一首》，［45］谭莹《海幢寺放生羊用东坡〈岐亭诗〉韵》（二首），［46］张道《浴佛日西湖放生，用东坡〈岐亭〉韵二首》［47］等三十首。从中可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者作者的地域分布主要在南方，尤以江苏（如王衡、娄坚、黄耀淳等）、浙江（如茅维、李天植、严我斯等）、安徽（如程嘉燧、龙燮、吴鼒等）为主。二者作者主要为汉族，像满族的揆叙、蒙古族的法式善等个别诗家，也是认同汉传佛教戒杀观念者。三者目前尚未发现女性之作，僧人之作占比也不高，仅寒松智操、今释澹归两例。四者俗世诗人大多是居士，如袁宗道号无修居士、程嘉燧号偈庵居士、李天植号蜃园居士、黄淳耀号水镜居士、龙燮号雷岸居士、揆叙号惟实居士、王昶号定香居士、法式善号小西涯居士、陈文述号颐道居士或莲可居士。五者创作场域多与放生法会（包括谭莹所说“受生斋”）相联系，或是家庭放生，或是结社放生（如小云栖放生会），或是节日放生。［48］六者创作动机主要源自释家的戒杀护生理念，像袁宗道、程嘉燧、智操、叶燮等人都有良好的佛学素养，熟悉相关佛教典故。比如，袁宗道、程嘉燧所说的“人羊”循环，［49］就有《杂宝藏经》卷六“祀树神缘”的譬喻故事以及《楞严经》卷四“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噉，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的说教；智操所说“鹅珠”喻，则见于《大庄严论经》卷十一、《诸经要集》卷十、《法苑珠林》卷八十二等所记载的比丘守戒护珠师家鹅而自杀故事。而且，随着文字禅的盛行，也有引禅宗公案入诗者，像黄淳耀“禅颂举斩猫”的“斩猫”，就出自《景德传灯录》卷八“南泉斩猫”，［50］尤其是黄氏“因举《岐亭诗》”，说明他和朋友唱和时是将之作为禅宗公案看待的。与此同时，袁宗道“世典不戒杀，竺书缝其缺”、黄淳耀“鲁叟昔弥缝，瞿昙补其缺”，还认为释家护生可以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陈瑚“我受孔子戒，疏水或时缺。我承考亭教，吃菜款嘉客”、王时宪“吾和《戒杀》篇，传示贪饕客。聊以守吾仁，非求百祥集”等旨在统合儒释两教的生命伦理观；严我斯表白自己“无佞佛心”；叶燮“我有迦文师，久为座下客”则公开声称自己是释迦信徒；朱葵之“度彼呼吁心，胜醮赤章赤”主张佛教优于道教。七者针对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杀生”现象有独到的辨析，如程嘉燧“宗臣百口殉，官家九重泣”描写的是明末西北边患所引发的动荡政局及生灵涂炭的社会惨象；王昶“方今西南隅，烽火万家泣”说的是嘉庆元年至九年西南地区的白莲教起义。二人时代虽异于苏轼，却都有坚定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51］八者除了戒杀放生以外，多数还与时俱进，增加了苏轼原诗没有涉及的禅、净双修思想。九者对于苏轼戒杀的评价，“坡仙”也好，“金仙”也罢，无不在于大力褒扬。十者从吴锡麒“作诗告诸客”推断，其诗当用于小云栖的放生法会，即有实用性。［52］

二是摘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警句“未死神已泣”，重要者有今释澹归《题陆亦樵〈和苏子瞻戒杀诗〉》“在黄州作诗与陈季常，黄州人皆化之。曰：读至‘未死神已泣’，不忍更读。……苏唱于前，李和于后，亦樵继作，普与流通”、［53］施闰章《生日客燕诗》“我久戒特杀，宾至时一举。……临缚争哀鸣，札札相告语。未死神已泣（见坡公《戒杀诗》），斯言触肺腑”、［54］尤侗《〈香林广咏〉序》“后读《岐亭》诗至‘未死神已泣’，使人凄然。里中有不食肉者，遂永持杀戒，乃知此老能以悲喜作佛事也”、［55］陈登龙《耦宾有书室一区，牓曰余地，暇时偕门徒仰鼎闲话其中，至辄有作，积如干首呈耦宾，当不以妄言见哂也》“支离飞锷易牙调，伤哉未死神已泣”、［56］陈熙《当食示松如》“此辈未死神已泣东坡《岐亭诗》“未死神已泣”），暴殄惨杀堪抚膺。我今得句非示俭，仁心为质当竞竞”、［57］梁运昌《穷痴词》“豪华未死神已泣，刻凿天全忧患入。……饥噙梅蕊香沁骨，日暮单衫走风雪”、［58］梅曾亮《悼故人汪平甫，平甫于壬辰年得句云，……颇自喜。未几而卒，友朋皆窃怪之，谓“未死神已泣”也》“少年谈笑傲沧洲，未到中年意气收。……今日棠梨花下卧，应知得丧总虚沤”、［59］周寿昌《伤心杂咏》其八“翦韭烹葵抱古怀，非关佞佛始清斋。每思未死神先泣，吟到岐亭句最佳（予家世不杀生，儿持戒尤谨，近年更喜蔬食，常云：坡老‘未死神已泣’五字，吟之令人恻然）”［60］等。以上诸例，除梅曾亮于诗题引用苏轼原句外，大多是把“未死神已泣”直接嵌入所作诗句中（或者用夹注表明其出处）。众人之所以称道其句最佳，是因为“五字警策”。［61］然有时接受者的动机和效果并未完全契合，像周寿昌家虽持不杀生戒，却一年之中有儿、孙、媳等多人早逝，他伤心至极，夹注中回忆其子生前所言，更增添了对人生的无常之叹。

三是诗意借用。这既非对《岐亭》其二的次韵，也非套用其成句，而是在行文过程中，交代诗歌主旨与“岐亭戒杀”的关系，此类作品十分常见，重要的有黄虞稷《逸园放生池歌》“停杯放箸亦何有，请君试读《岐亭》诗。……悟来此理总至虚，洗尽杀机一池水”、［62］汪懋麟《食鱼》“待饭还翻几叶书，中年荤血己消除。一端尚犯岐亭戒，贪食银鳞顿顿鱼”、［63］厉鹗《谷林和予〈菽乳诗〉，令子诚夫亦继作两篇并示，词义兼妙，用前韵为答二首》其二“岐亭凛杀戒，刀机无异营”、［64］杨士凝《食肉》“岐亭已受子瞻戒，岳庙还为少陵哭”、［65］汪沆《午餐》“《岐亭》有明戒，吾欲师东坡”、［66］吴爚文《道圆上人买蠃蛤于月夜放生，赋赠四截》其一“口中残汁还堪护，细和《岐亭》五字诗”、［67］吴璜《放鱼亭》“口中残汁须同护，只惜《岐亭》和者稀”、［68］张崟《和法梧门学士〈西涯杂咏十二首〉》其八《鰕菜亭》“客自买鰕菜，我乃思岐亭。久持不杀戒，何处惹膻腥”、［69］方东树《中丞因余诗命烹大鱼，余戒杀十年矣，作此阻之》“监厨请客虽等伦，《岐亭》戒辞早书绅”、［70］邓廷桢《昨得一大盘，异之作诗以为宜鱼矣。今日又以诗来，谓岐亭戒杀也，赋此奉答》“曾闻香积啖天鹅，那虑塔铃惊怖鸽。……知是先生有别肠，刍豢已厌嗜螺蛤”、汤贻汾《过浑源饮赤萧寓斋》“比邻鹅鸭都无扰，知是岐亭爱季常（东坡访季常于岐亭，先以诗戒季常杀生，岐亭人多化之。今君从予戒杀已久）”、［71］斌良《四月初八日石桥铺瞻礼水月观音石像》“烟霞参净果，水月护观音。未守岐亭戒，徒怀乐善心”、［72］张应昌《次白移居荐桥用樊榭山房〈移居〉诗韵四律见示，属和》其三“句和《岐亭》仁物意，堂瞻楹字读书家”、［73］樊彬《腊月十九日以冰蠏荐东坡作生日》“残汁虽哀岐亭蛤，举网思得松江鲈”、［74］李联琇《上杭道中闻潮州寇警》“脚底山岚随去住，耳边烽警乱然疑。无缘解尽刀兵劫，聊诵《岐亭戒杀诗》”、［75］陈衍《仍和东韵诗，化五韵为四韵七律，诗首句原不算韵也》“《古迹》咏怀从杜老，《岐亭》戒杀结坡公”［76］等。以上诸诗，题材多与饮食有关，而作者的饮食习惯，大体分两类：一是多年素食者，如厉鹗、杨士凝、汪沆、张崟、方东树、汤贻汾等，他们大都从正面引用《岐亭》戒杀诗意，其中吴爚文、吴璜为父子关系，这表明戒杀放生已是其家庭文化传统之一；二是汪懋麟、邓廷桢等少数好肉食者，大都反用“戒杀”诗意。即便反用者亦熟悉相关佛典，如邓廷桢所用“怖鸽”，出自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一“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所引《阿婆檀那经》及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八“师子吼菩萨品”等所说的譬喻故事，［77］邓氏前置“那虑”一词，属佛典反用，意在说明反对素食。此外，樊彬“残汁”一句显示了娴熟的修辞技巧，既是对《岐亭》其二前两句的化用也是对整首诗意的高度浓缩；李联琇则借诵诗之举，抒发兵戈早弭的忧国忧民之叹。前引张应昌之作颇有意趣，从形式上看是对厉鹗《移居四首》的步韵，然在继承厉氏题材、诗法的同时，也借鉴了厉鹗诗的戒杀主旨，进一步称颂了苏轼的“仁物”之心。

除“诗意借用”类是直接引用（无论正引、反引）《岐亭》其二戒杀诗意者以外，还有一种文本旅行的表现方式是对相关诗歌的评点：如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余榀有七古《新滩观捕鱼歌》，其结尾“谁云烹鲜世所珍，见之悲恻情罔极。呜呼，廿年杀戮人民空，今复毒流鲜介中”十分感人，故孙辑入《皇清诗选》卷六时有评语曰“如读《岐亭诗》，令人起蔬食之想”；［78］徐谦《时疫叹》共十六句，后半部分曰“天灾流行亦时有，气相薄郁已久。物命可怜碪上声，老饕但悦生前口。人羊互噉一刹那，妖不自作无烦傩。死生大矣岂不痛，苍苍将复如人何”，兰卿评云“后幅即东坡《岐亭诗》旨”。［79］

若从文学外部或曰跨媒介的文本旅行看，在石刻、书法、绘画、风景名胜等领域也有涉及《岐亭》其二（含次韵之作）的作品。《岐亭五首》最早在元丰七年苏轼刚离开黄州时，就被刻石。［80］书法方面，如清人刘墉《行书岐亭诗五首册》就颇富盛名，［81］宋梿《查穰园用东坡〈岐亭诗〉韵作〈戒杀诗〉书箑见赠，率次奉酬》中“务以杀为戒”句，自注为查氏“书扇语”，［82］则知查氏不但有和诗，还亲自书扇以示郑重。绘画（含题画诗）方面也不少，如朱景英《邹小山宗伯茄豆帧子为章书亭镇帅题》曰“东坡在岐亭，力持杀生戒。……明公得此意，见画辄欲拜。属题心郑重，饕餮期一汰。养福兼养财，养生此其概。载绎东坡言，噬嗑义不昧。誓当涤三庭，常餐佐粗粝”，［83］即巧妙地把著名画家邹小山为台湾镇总兵章书亭所绘“茄豆帧子”的画旨与苏轼“岐亭戒杀诗”相联系，既表明时任台湾海防同知的朱氏本人对上级的大力支持，又温馨提醒章氏治理当以苏轼为榜样，怀仁心，戒奢侈，倡素食，如此方可福禄寿兼备。李宗瀚《拯鸡行为朱野云山人作》曰“闻鸡救苦佛大慈，良哉野翁活一鸡。……仁心倡后信有之，所从来近物一齐。超生写生能尔为（山人绘图征诗），胜读坡老《岐亭》诗”，［84］结合朱氏所绘“放生鸡图”征诗主旨，用较喻修辞以阐说图胜于诗，但究其写作思路，无疑受了苏轼原诗的深刻影响。岐亭作为黄州名胜，明清时期颇受官僚士大夫青睐，［85］为官或途经该地者常有咏怀赠别之作：如汪琬《跋苏文忠公〈黄州谢表〉真迹》谓其好友黄州通守宋牧仲之文章议论，“殆不减苏门晁、张一辈人物。而其所守，又在云梦泽南之地，凡雪堂、啸轩、岐亭、赤壁，长公之所游处者，牧仲皆专而有之”，［86］提及宋氏在任期间，沿着苏轼的足迹，重走黄州路，以其并无贬谪经历，故汪琬反话正说“翩翩然发舒其志，是岂长公所能及哉”；金德嘉《〈鄂县览古诗〉八首，有三首咏苏公古迹，于公黄州之谪感慨尤深，是夜公入梦诘朝，赋诗十首櫽括谱传，用志鄙怀》其四云“殷勤逆旅故人情，失路英雄仗友生。五日岐亭投辖住（陈季常），多年废圃荷营（马正卿）。……客邸只难风雨夜，滔滔东去大江声”，［87］金氏可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梦中和苏轼有跨越五六百年的对话；姚椿《乌林赤壁三首》其三云“东坡谪黄州，年始逾四十。而我越耳顺，更鼓楚江楫。……莫问岐亭游，朝朝赋米汁”，［88］抒发贬谪之痛；杨澄鉴《黄冈署中赠戴禹卿明府》其一云“美鱼香笋芬芳醮，赤壁岐亭汗漫游。难得兵余元气复，使君合动万家讴”，［89］则别具一格，在歌颂黄冈戴知县［90］政绩的同时，刻画了其美食者、旅游者的双重形象。此外，晚清岐亭三贤祠的建立，对《岐亭五首》传播也有促进作用。［91］更可注意的是，有些不在黄州创作的诗歌，也想象成岐亭之游，像陈用光《覃溪师招作东坡生日，出所藏宋栞施顾注本诗集、天际乌云帖及吴荷屋前辈所得茶录旧拓本传观，赋长古一篇》“置身恍在元丰年，从游胜曳岐亭屧”，［92］便将其师翁方纲组织的寿苏会比作苏轼、陈慥等人的岐亭游；方熊《戒杀诗》其六结尾云“盥常避行蚁，菜并不食心。烝与烝鸭，粗迹岐亭吟”，［93］更把自己的组诗比作苏轼的《岐亭五首》。

综上所述，《岐亭》其二的文本旅行，虽形式多样，而其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连续→中断→连续”三步曲，即两宋连续后，金元至明中叶有近三百年的中断，晚明至晚清则迎来高潮。其中，有的阶段颇为特殊，如“苏学盛于北”的金元时期，却无人提及“岐亭戒杀诗”；有的阶段与其时苏轼研究史大体同步，如“家诵户习皆东坡”的清代“复炽期”。［94］个中原因何在？

对此，笔者发现有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南宋周文璞的《姜尧章金铜佛塔歌》是写钱弘俶金涂塔的名诗，但它重新受到重视是因为清代金石诗学的大力加持。［95］反观《岐亭》其二文本旅行的中断，亦非出于佛教制度的变异，金、元王朝建立后，中原各地（元代则拓展至江、浙、湘、赣、闽、粤等地）依然奉行汉传佛教的放生仪轨，多把放生、戒杀视作日常宗教生活的行为方式之一，［96］同样建有大量的放生池和放生亭，并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的相关碑文和亭台记。因此，《岐亭》其二文本旅行的中断，当出于内因，即要从《岐亭五首》本身找问题，本文认为当是出于其“汁”字韵是险韵，金、元直至明中叶的诗家没人用它来写长篇组诗。但到了晚明，陶望龄、陶奭龄兄弟连篇累牍以东坡“汁”字韵（诗）进行唱和，甚至还与友朋结成具有放生社性质的诗社（见后文）。此后，清人更不惧“汁”字险韵，步韵三首以上者近三十家，像边连宝《蒋心余太史集有〈用东坡岐亭汁字韵苦雨诗〉三章，奇丽之甚，因次其韵作三章奉赠》就一方面称道蒋士铨之作的奇丽风格，另一方面还对蒋氏接续苏轼诗歌传统进行历史定位，说：“呜乎五百年，久不见此集。”［97］

二、护生经典的成因：佛教信仰的生活化、文学化和艺术化

《岐亭》其二成为佛教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护生经典，以及《岐亭五首》在晚明重获追和，实际与晚明居士佛教复兴［98］的历史背景关系密切。兹先看两个具体的事例：

娄坚《〈同辰玉编修和东坡杀戒诗〉后题》云：“予自和此诗不三岁，已从莲池老比丘受不杀戒，是岁夏末，举一男。辰玉病渐增，闻之而喜。先是尝劝予再纳婢，笑而不应。兹又谓曰：‘亟宜求乳母。’予唯唯而已。至冬首，遂设斋供告于佛菩萨像，誓不复近内。逮明年岁暮，儿痘脱痂，君虽病困，闻之喜甚。……适为公振先生录此三诗，因识其末。”结合娄坚天启元年四月廿八日作《书〈赠张二丈诗〉后》云“此卷为麻城梅公振先生书”，［99］知娄氏为梅公振书写过其本人与王衡唱和的“戒杀诗”三首及《赠张二丈诗》（张二丈，即张应武，字茂仁）。王衡原诗作于万历三十三年，娄氏和诗后于万历三十五年春游杭州西湖时从云栖祩宏受戒。［100］同年夏得子复闻。［101］嗣后，虔诚持斋，戒杀戒色，［102］使新生儿水痘自然脱落。凡此感应，在娄坚看来是戒杀福报，展现了当时佛教信仰生活化的一个侧面。

彭绍升所撰《居士传》卷五十一亦载有黄蕴生（名淳耀）佛教信仰生活化的日常表现：“自闻法后，默究向上事，益自刻厉，时与同事宣说佛法。友张子灏新持不杀戒，谓蕴生曰：‘子姑现老斋公身而为说法，可乎？’蕴生喜为《和苏子瞻岐亭诗》示之，诗曰：‘罟师贪得鱼，不惜鱼化汁。……推此告同心，暴殄非雅集。’其二曰：‘昔有愚小儿，垂死思肉汁。……大哉食时观，观彼诸苦集。’”黄氏之作，即前文“命题型”所列黄淳耀《次韵和东坡〈岐亭诗五首〉》。虽然彭绍升只选录了前两首，但从彭氏的叙述来看，黄氏和苏诗之举本身就被视作是弘法活动（或方式）之一。而且，即便站在新王朝（清朝）的立场上，彭氏也不得不对黄氏满门忠于大明王朝的举动深表同情，他评论道：“自古忠孝之士，大都以白净因，现慈忍力。触机遇缘，根种勃发，或入于仙，或归于佛，各有由来。……经言：‘菩萨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其诸先生之谓乎。”［103］

从娄坚与王衡、黄淳耀与张子灏的唱和活动可以看出，万历以后戒杀护生观念在居士阶层非常深入人心。而《岐亭》其二成为护生经典，大致和明清时期几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有关：

一是徐长孺辑成《东坡禅喜集》九卷，万历十八年经心空居士唐文献刊刻后立即风行士林。徐氏好友清懒居士陈继儒所作“序”即高度评价是集“且以广诸才子之学为文”，希维居士陆树声《题东坡禅喜》则谓“坡老平生喜谈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拈成无非妙胜；参寥亦谓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鞴，观其平日煅炼佛祖，纵横自在，具世智辨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复谓，无始以来结习口业，未空言语文字性，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须此老自判他，人岂易承当”，［104］一者重在文，一者重在禅，两相结合，正契合了晚明禅林文字禅的思想重构。［105］并且，是集在禅林很快便获得广泛流播并得到认同，如达观真可《题〈东坡禅喜集〉》云：“此集或以文章奇之，无乃略神骏而取玄黄乎？殊不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传之妙，抛掷于语言三昧。尻脊无常，圣凡生杀，譬夫夜光在盘，宛转流利。虽智如神禹，曷能测其向方哉。”［106］细绎真可之意，则重在强调苏轼文章的双重意蕴，宗、说并通，且文字般若的终极指向是实相般若。再如，净升集《法华经大成音义》释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出处时，亦指出“并《禅喜集》及《征文录》”。［107］

正是在这种崇苏风气中，苏轼《岐亭》其二被重新发现。最早的次韵唱和诗当是袁宗道作于万历二十七年的《东坡作戒杀诗遗陈季常，余和其韵》三首，开启组诗主题聚焦戒杀护生与净土修行关联之风气。当然，袁氏西方信仰的形成，也受到以云栖祩宏为代表的西湖放生社——胜莲社［108］的影响，其万历二十五年所作《答陶石篑》即说“坡公自黄州以后，文机一变，天趣横生”，［109］陶石篑即陶望龄，是西湖胜莲社的重要成员之一，［110］而《岐亭五首》便作于黄州时期，自然属于袁氏和戒杀诗的首选。加之陶氏和公安三袁、黄辉等文人居士于万历二十六年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结葡萄（蒲桃）社清言讲谈、参禅论道的共同经历，故袁宗道特别拈出的师法对象东坡《戒杀诗》也必然为社中诸友所熟知。嗣后，它又影响了程嘉燧、王衡等人的次苏轼“岐亭韵”之作，当时就有人特别揭出了这一点，如娄坚《书程孟阳诗后》所说：“至苏长公，往往或学其体，或次其韵。”［111］

袁宗道首倡次韵苏轼“戒杀诗”之举，很快就促成了相关诗社居士间的唱和风气，甚至还出现了专集。如明末几社（同时也是云间诗派）成员之一的陈曼，其《咏归堂集》所载戴安如信函云：“比来同人彫谢，更增怆怀。明春拟赋远游，犹苦未能摆脱，念足下屏居穷村，难逢真赏，郁郁久此，其何以堪承惠佳箑，顿令少文床头增却一幅江天暮雪图，欲成一诗附谢，以偪除肠俗。未能举笔献岁，将刻诸同社《和坡公岐亭戒杀诗》，容寄请政耳。”［112］冒起宗《谢岩游记》亦云：“余自强仕及始衰，日奔命兵火之乡，目击肝脑涂地，……每叹我辈堕此大劫中，即不能人人长斋断肉，亦须三复好生之名言，大家养生机消害气，如眉山汁字诗之化岐亭，何不可者？顾其韵颇险，海上戴安如向镌《诗筏》属和者，几无剩义矣。寒夜漏长，鼠声撼四壁，不成寐，痛定思痛，枕上效颦，命襄儿书而存之。非敢谓粗闻佛乘托愍渡于诗禅，亦非敢与石浦、缑山、□□、□柔诸再来人补阙拾遗，以标榜作说法事也。”［113］两相结合，可见戴安如确实组织刊刻过云间诗社诸子的唱和集《和坡公岐亭戒杀诗》，冒氏既称颂了唱和集的胜义纷呈，并特别指出在天崩地裂的晚明社会生命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且，由于苏轼原诗用险韵，故步韵时难度较大。［114］虽说冒起宗命子冒襄誊录了自己的和作，但他非常谦虚地说比不上袁宗道、王衡等前辈的作品，因为前贤是诗、禅双美。

嗣后，相关诗社次《岐亭五首》韵者甚多，如黄图安《甲申夏日忆素心社友，信手拈苏集得〈岐亭诗〉，因依韵》云：“黎侯在泥中，臣敢辞滓汁。楚胥号秦庭，燥吻何时湿。患难逼人来，君子岂自得。回天知无力，归田意颇急。……几闻桑下谋，谁洒新亭泣。……饥渴量同然，《离骚》倍远客。秋风遥相待，惊喜欢重集。”［115］诗题之“甲申”，指崇祯十七年（1644），是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故黄氏夏日步韵时充满了亡国之痛。再如李桢《余以“汁”字韵寄示同社，诸人皆有和章，再叠前韵致谢》云：“我才异樝梨，屡捣苦无汁。骚坛逢勍敌，媿汗背早湿。险韵昨偶成，量小喜一得。……古砚冻始开，据案作飞白（谓小巢、左卿、竹虚、治臣）。黉宫更多士，壮志慕簪帻。终为玉堂选，岂效卞氏泣（谓袁小山、瞿海如、瞿伯皋）。……待归择良辰，煮酒同䜩集。”是诗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杨书霖为李氏遗著《逭华庐诗存》所作“序”则说李桢同治七年因父病笃而辞官归里：“遂绝意仕进，寄情诗酒。居邻文恭芋园，有林亭花木之盛，日与家人子弟唱酬为乐。与游者，若汤君子惠、曹君受田、徐君竹虚、陈君左卿辈，皆高旷绝俗之士。闲与方外人赠答，飘飘然迥出尘表，其遇固未尝穷，而其诗亦清微淡逸，不求工而自工。”据此，李氏所建诗社最早当成立于同治七年，杨序所说徐君、陈君，与前引李诗自注中所讲人物相同。《逭华庐诗存》所收诗歌最晚的是李氏辞世当年即光绪十七年所写《和佛翼侄韵》，则诗社的存续超过二十三年。其中，李氏自己步韵《岐亭》除前揭者外，还有《奉赠曹识山先生，即次其集中〈秋燥用坡公岐亭诗韵〉》《曹识老和章有“如何滞不出，轻投令长帻”之语，因叠前韵书怀》等，这表明诗社诸人对《岐亭》同样是喜爱有加。杨序又特意交代与社主唱和的有方外之士，亦非虚言，如李氏同治八年所作《赠西枝师》叙述与同邑诗僧西枝自咸丰元年一别，十九年后方相逢，仍感十分亲切，并自谓“莲社有酒来渊明”，［116］此即以著名的莲社风流自比。特别是光绪七年所作《素蕉处同饮醉后，徐霖生出纸索画水墨，集景虞陔丈作怪石水仙，子谅作柏，素蕉作茶䕷，余亦作萱，竹虚乘兴作牡丹，命霖生自画梅，即席索题走笔以应》，展现了诸位社友描摹僧人素蕉醉后的诗画风流，此时的寺院完全变成了佛教生活的艺术场。

其他像王新铭雍正四年作《秋日同马庸锡、汪燕山，又曹兄、无咎弟，姚江水月看桂，限用〈岐亭〉韵》其一云“僧喜足音跫，拥彗迎门急。浓熏扑鼻观，莫是焚金鸭。……悟彻木穉香，睠彼金鹅集”，［117］则知此次诗社活动只限用《岐亭》韵，从“僧喜足音跫”句的生动细节描写可知诸人社集亦在寺院（水月庵），结尾用山谷居士黄庭坚在晦堂禅师处闻木樨（即岩桂）香而悟道的典故，［118］亦揭示了此次唱和的主题与禅修密切相关。

二是周思仁（怀西居士）、彭绍升（二林居士）等人对《岐亭》其二在居士佛教文学史上的定位，具有较高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如周氏《戒杀四十八问》“释燕宾违俗之疑”条：“客曰：‘亲朋在座，蔬食不可成欢；胜友相招，嘉肴方足明礼。为爱物而废燕享，非通论也。’答曰：‘其人而为善士，则必喜我戒杀，而不嫉我之慢。其人而嫉我之慢，必养口体之小人，慢之亦无不可。冒重罪以奉他人之口，吾弗为之矣。昔苏东坡燕客岐亭，以诗赠陈季常曰：我哀篮中蛤，……严诗编杜集。’……夫以东坡燕集尚殷殷戒杀如此，子又何疑于燕宾违俗耶？”［119］此则问答以苏轼诗作例证，为前述龙燮等人在公务宴请、社交应酬时坚守素食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彭氏则把苏子瞻、黄鲁直、晁无咎师徒三人合为一传，［120］传中全文摘录了《岐亭》其二、《发愿文》（黄作）、《猪齿臼化佛赞》《东皋子宴坐内诵文》（晁作），言下之意是它们各为三家的代表作。但只有东坡的是诗，且彭氏指出该诗乃“子瞻自出狱后，持不杀戒”而作，并描述其在黄州贬所的日常生活是“得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克己悔过。久之，身心皆空，觅罪垢相，了不可得”。最后，彭氏还通过比较总结道：“苏、黄、晁三君子，并以文人游泳佛海。子瞻之浩落，鲁直之锐猛，无咎之切深，考其文亦各肖其人焉。”可知，彭氏塑造东坡居士形象时，十分注重其佛教信仰的日常生活表现及代表性的佛教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即强调日常践履和文学创作的相互协调，亦即所谓“文如其人”。对此做法，彭氏的同学汪缙（字大绅）评论说，“东坡生平，如一屋散钱，从何处收拾？此传写来，一一上串，极有心眼，极有精神”，并且认为“东坡游戏人间，比山谷会热闹些，其于禅也俱涉理路，东坡较阔绰些”。［121］可见，汪氏既肯定彭氏传记文学的匠心独运，也认同其思想比较研究的路径，并以为向来诗歌并称的苏黄，其实二人在禅学游戏三昧的实践层面是有区别的。周裕锴归纳二人的禅悦倾向分别在梦幻和真如，［122］相当有见地。

三是明清放生会社的盛行，加速了《岐亭》其二的文本旅行，并催生了不少如上举“命题型”的步韵之作，用于具体的放生法会。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明清两朝较为重要的放生会社有六十五个，其组织形式有三大类：以僧人为会首者，如杭州西湖胜莲社；以居士为会首者，如小云栖放生会（前两类都有僧人参加）；纯粹由世俗文士所组织者，如西泠放生社。而无论哪一类，往往都伴有诗词唱和（第三类尤为明显），主题最鲜明的莫过于戒杀护生，而作品本身多有佛教生活化、艺术化的表征。［123］对此，我们再补充几个具体的文学案例：

黄淳耀《和止酒》“引”称，“与伟恭共申戒杀之禁，因戏和陶公此诗。诗中有云‘好味止园葵’，是公亦学佛作家”，诗则云：“昔和《岐亭诗》，见杀即劝止。欲将不见闻，摄入见闻里。……是生皆恶死，何分物与己。己物既不分，微命亦同矣。断杀有顿渐（《梵网》顿制，鹿苑以来《毗尼》渐制），悲力无涯涘。从嘲儒入墨，杀牛逊禴祀。”［124］伟恭，是黄淳耀弟黄渊耀的字。黄淳耀受苏轼影响，同样深爱陶渊明的为人与诗作，并在崇祯十四年冬［125］共作和陶诗103首，据此则前文所举黄淳耀《次韵和东坡〈岐亭诗五首〉》必作于此前数年间。黄淳耀仅因陶渊明《止酒》“好味止园葵”写的是素食，便把陶公推为学佛同道和异代知音，而他把陶诗“止酒”主题改头换面说成是“止杀”，还从佛教《梵网经》等引经据典，意在说明戒杀观念已成其兄弟日常生活的准则和行为指南。受黄氏影响，蒋学镛后来亦作《以病止酒，用东坡〈岐亭〉韵五首》，继续强化止杀观念，又创造性地引入“酒维摩”观念为自己的好酒生涯辩护，读来颇有生活趣味，如其一云“嗜佛不废酒，佛亦饮米汁。亲朋苦致规，谓此助脾湿。平生梵王戒，痴好禁未得。……心空病亦去，一网尽主客。维摩丈室中，四座天花集”。［126］

金张《同卓次厚、蔗老、王载安集庄轶群斋中，劝其放羊，和苏公〈岐亭〉韵》云：“锁院战胜归，青袍染柳汁。……堂下系一羊，哀哀声颇急。明日将祀神，牲醴配鸡鸭。蔬果洁且香，何不覆巾羃。物物俱贪生，畏怖一刀赤。……享神与享宾，仪至物可缺。主真放麑翁，舍之慰座客。莫轻一命微，会见百福集。”［127］是诗写于康熙二十六年，当时作者与朋友相聚于庄轶群家中，主人原想宰羊待客，最后却把羊放生了。结合金氏同时所作《闻轶群放羊资福寺，旬日前过邵家农舍，以羊繁衍，疲于牧养，将欲擸售屠家，力劝主人送老资福，已有成说。因忆余十年前，曾醵金买一牛，蔗老归述其寺有太平三意，其一则余所舍者也，和前韵》，可知庄氏放生乃效仿金氏十年前于资福寺放生事，且同样是为己祈福、为天下祈求太平。

吴龙光《萧仪斋招饮，用东坡〈岐亭〉韵作诗一首奉辞》云：“老夫却畏饮，又喜饮甜汁。……况我杀本戒，相劝意更急。……君读老坡诗，先为鱼蛤泣。书生苦福薄，盈满即甗缺。口舌叶有何，豪侈成济客。得便时来游，品画静观集（静观仪斋，小亭名。仪斋家藏古画甚多）。”［128］对照前引蒋学镛之诗，则知吴氏亦爱酒且倡导、践行戒杀理念，其诗还巧妙地把品画和品味相联系，而相似的手法也见于张祥河《在轩为图已成，复用〈岐亭〉韵》“读画入神品，清冽如茗汁”。［129］他例甚多，不赘举。

张鹏翀《和岐亭戒杀诗四首，题汪氏重校〈遂生集〉后》，［130］写其对汪淇重校王晫于顺治十七年辑成的劝善书《遂生集》的读后感，宗旨在于止杀护生。从其三“好招慧香社（见《陶庵先生文集》），共证穷禅客”、其四“为辑《岐亭诗》，重题附兹集（《陶庵集》中五首补刊，因亦次和）”，可知汪氏重校《遂生集》时，加入了黄淳耀《次韵和东坡〈岐亭诗五首〉》，故作者有感而发的同时，再次强调了放生结社、戒杀和禅修的内在关联性，这正是佛教生活化、艺术性的特征之一。类似的情况，像张应昌辑《清诗铎》时于卷二十四专列“戒杀”主题，并选录程嘉燧、严我斯、尤侗、张鹏翀、吴鼒、陈文述、闵名世、梁增龄八位诗人的十五首和《岐亭》诗，所看重的当是诸诗作的典范引领作用。钱谦益《题刘西佩〈放生阁赋〉后》云：“东坡作《岐亭》诗，岐亭之人化之，有不食肉者。坡作诗以戒杀，西佩作赋以放生。世之君子，愿以文章作佛事者，应作如是观。”［131］以此来看，则前面所举的各类戒杀作品，自然也符合“以文章作佛事”的标准。

四是僧俗多方位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岐亭》其二的经典化。如前述金张诗所写放生牛、羊，都发生在蔗老的资福寺，则蔗老当在放生法会中发挥特定作用，应是主持仪式之类。综览当时的和《岐亭》诗，常伴有僧人身影，如黄凯钧乾隆二十五年作《重阳后六日同人复集东庄，用东坡〈岐亭〉韵，频伽独游，丹叔皆有作》“方袍与儒冠，迭相为主客”句有注云“时方外寄虚、墨懒在座”，［132］此即特别交代了湖北四祖寺诗僧寄虚、墨懒的在场，诗题中的频伽、丹叔指郭氏兄弟，可见三居士、二诗僧之间互有和作。前引张祥河《在轩为图已成，复用〈岐亭〉韵》又云“拈毫遗老僧，斗韵待仙客”，则知黄在轩所绘诸人观音寺唱和图当场就送给了寺僧。

五是受到晚明以降文坛学苏思潮的影响，文人雅集成风，其唱和题材多以日常生活为主体。苏轼在《岐亭》其二的人生思考，后世步韵者也多引为同调，像“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的梦幻思想，就有徐轨《寄张阜樵太守，用东坡谪黄州至岐亭与故人陈造季常“集”字韵》“荏苒一年来，流光如过客。人生能几何，百感恒遥集”、揆叙《次他山师〈看藤花〉原韵》“多生皆幻景，百岁真过客”、龚景瀚《孟考功瓶庵招同晓楼、樾亭、醇叔三林君小集固庵，各和东坡先生〈岐亭〉诗，余以事未与，考功末章谬相推许，且邀余和作，此应之，久疏笔砚，以此续诸君之后，愧可知也》其三“即今年半百。……继此知何如，前途犹过客”、朱人凤《上巳日陈晴岩学博招同金瑶冈侍读、祝二如参军城南陶然亭修禊，归游法源寺，用东坡〈岐亭〉韵二首》其一“良辰不易逢，流光如过客”等。［133］更可注意的是，苏轼原诗之“集”字，具有极大的开放空间，涉及生老病死的各种集会场域，像步韵写“生/生日”的有金兆燕《蒋清容太史三年前初得长孙，曾与长君同用坡公〈岐亭〉韵志喜，今其次君又举一男，长君仍用旧韵为贺，汤饼之日持诗索和，依韵奉呈》《数旬后长君又得一女，再用前韵贺之》，李菊裳《贺石佳田生子，用东坡〈岐亭〉诗韵》，以及刘存仁《杂忆，四叠前韵》《前诗用欧公生日感念欧斋，方办防海，驻岐江，五叠前韵奉寄》写寿欧会等；写“老病”的有张符骧《杨碧岩老病，家君为求助于知交，用〈岐亭〉韵》、陈文述《放牛诗用前韵》、宋梿《病目叠〈岐亭〉诗韵》等；写“死”的有程嘉燧《再和东坡岐亭戒杀诗一首》、张鹏翀《和岐亭戒杀诗四首，题汪氏重校〈遂生集〉后》其二、金张《冬至后一夜，与同看月，忍冻几晓，适邻人有死者，和前韵》等。至于日常生活的其他大小型“集/会”场合，不胜枚举，故不赘列。

三、余论：《岐亭》文本的多元接受

至此，我们概述了苏轼《岐亭》其二在后世的文本旅行历程，尤其是晚明以降“岐亭戒杀诗”上升为护生经典的社会成因，即主要缘于佛教信仰的生活化、文学化、艺术化，而这属于外因。至于内因，如苏轼贬谪黄州时的人生态度及其与佛教的关联性、苏轼与陈慥交谊的示范性，［134］前贤论之已详，故不再饶舌。但是，还有几个文化现象值得补充说明：

一者“岐亭戒杀诗”只是苏轼《岐亭五首》中的一首，其倡导的戒杀也只是佛教居士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并非时时处处都得遵照执行，何况苏轼本人也没有奉它为终生信条。因此，不少步韵者所写主题并不限于戒杀护生，而是在谈诗论文、评画论剧，更多的是写佛教居士的艺术人生。相关作品甚多，如陶望龄《午日无念师二詹生吴生同集斋中，偶看坡公“汁”字韵诗，戏效韵五章，末章呈似念公》其四、王霖《次东坡〈岐亭诗韵五首〉》其三《连日读乐山新诗因酬》、吴铭道《江泼庵广文招集，用〈岐亭〉韵》、高文照《秋杪渡江，过蕺山访蒋太史心余，读其近作〈纪事诗〉有感，即用卷中所押东坡岐亭韵，奉呈二首》、纪迈宜《学堂一首示诸孙，戏用〈岐亭〉韵》、林兆鲲《题〈东坡先生简屐图〉，用集中〈岐亭五首〉韵》、吴存楷《程丈息庐见示〈心吾子诗钞〉并索观近稿，因用东坡〈岐亭〉诗韵奉呈》、康发祥《再叠前韵，乞高葊画扇》、潘曾绶《题〈水榭纳凉图〉，用东坡〈岐亭〉韵》、邓显鹤《刘子复（基定）复用〈岐亭〉韵见赠五首，亦作二首答之》其二、林家桂《罗鸿图广文解官归里，用东坡〈岐亭〉韵赠别》、张寿基《题〈窗山集〉用坡公〈岐亭〉韵》、萧重《心斋司马招饮观剧，六叠前韵》《苹华观察招饮观剧，八叠前韵》等近六十首，特别是纪迈宜告诫诸孙说“笔阵欲纵横，须熟韩、苏集”，［135］显然，他看重的是韩愈、苏轼诗文不拘一格的章法，但这对初学者难度很大。

二者非次韵《岐亭五首》的戒杀诗文，作者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苏轼之作，如前引方熊《戒杀诗》其六“盥常避行蚁”等句，以及沈兆霖《与虞式溪论长斋书》“王济蒸而神泣，所以戒垂五月，不忘君子之斋，……苏玉局诗咏岐亭，未忘蟹蛤所愿”，［136］悉皆如是。

三者不少破戒者常表悔过之心，除“命题型”所举龙燮诗外，较有名的还有诸锦《锁院口占》“不妨一任比邻恼，曾阅岐亭汁字诗”、《余戒杀久矣，近典闽晋两闱，饬庖亦不击鲜，适烹鸡馔客，戏作此诗以答问者》“呻吟变为祟，蹶起礼忏伏。……何必岐亭诗，翩然谢羽族”［137］等。

四者后世相关戒杀诗的佛教思想虽以戒杀护生为最，谈禅为次，但也偶有表示异议者：如彭元瑞《冬庖八咏》其二《铁雀》尾联“始知五首岐亭句，为养仁心不是禅”，［138］所强调的是儒家的仁爱；法式善《读冠山书院义学碑文题后，命儿子宿大觉寺养疴，忆山中景况，示以诗》其十二“东坡戒杀岐亭咏，笋脍蔬羹供一餐。不是皈依梁武帝，略留清气夜眠安”，［139］更重视其道家养生的一面。凡此，虽非主流，却也说明苏轼“岐亭戒杀诗”在后世文本旅行中的接受主体可因人而异，多元包容正是“苏学”的文化品格之一。

注释

［1］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修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在研究寒山诗的传播接受时，借鉴萨义德（Edward Said）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将寒山诗的文本旅行分成语内旅行、语际旅行和返程之旅，并把“收集、整理、刊刻、校注、品评、唱和、征引、拟作”都归入文本旅行之研究范围（第119页）。本文构思，即受其影响。

［2］是词系年，参见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4页。原词题下自注“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则知典出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品”。

［3］周勇：《苏轼黄州佛缘述略——以〈苏轼文集〉为中心》，《佛教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4］《岐亭五首》是苏轼元丰三至七年间创作的一组叠韵诗，记录了与陈慥的五次交往。第一首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下旬、第二首作于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第五首作于元丰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500、616-617页；第三首作于元丰四年腊月、第四首作于元丰五年秋冬，参见王绪文：《苏轼与陈季常相关书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年，第10-11页。前四首作于黄州，第五首作于江州瑞昌。

［5］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三，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49、1147页。

［6］《陈与义集》上册，吴书荫、金德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1页。

［7］胡穉注陈与义《陪粹翁举酒于君子亭，亭下海棠方开》“隔帘花叶有辉光”句，又引东坡《岐亭赠季常》诗曰“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行当隔帘见，花雾轻羃羃”（《陈与义集》上册，第318页），所引苏诗见《岐亭五首》其三。由此推断，陈与义对《岐亭五首》相当熟悉，能据不同场合活用今典。

［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又，标点笔者有改动，特此说明。

［9］参见仲恒：《论胡铨对苏轼的接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

［10］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61页。

［11］参见殷海卫：《胡仔生平新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2］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1页。

［13］《永嘉四灵诗集》，陈增杰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14］王文诰注《岐亭》其二“未死神已泣”时指出“公极自赏此句，尝以之告王定国”（樊庆彦辑著：《苏轼诗文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527页），则知苏轼自己也特别看重这一句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教训。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也认同“‘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的看法。

［15］方勺：《泊宅编》卷七，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标点笔者有改动。

［3］周勇：《苏轼黄州佛缘述略——以〈苏轼文集〉为中心》，《佛教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4］《岐亭五首》是苏轼元丰三至七年间创作的一组叠韵诗，记录了与陈慥的五次交往。第一首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下旬、第二首作于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第五首作于元丰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500、616-617页；第三首作于元丰四年腊月、第四首作于元丰五年秋冬，参见王绪文：《苏轼与陈季常相关书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年，第10-11页。前四首作于黄州，第五首作于江州瑞昌。

［5］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三，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49、1147页。

［6］《陈与义集》上册，吴书荫、金德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1页。

［7］胡穉注陈与义《陪粹翁举酒于君子亭，亭下海棠方开》“隔帘花叶有辉光”句，又引东坡《岐亭赠季常》诗曰“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行当隔帘见，花雾轻羃羃”（《陈与义集》上册，第318页），所引苏诗见《岐亭五首》其三。由此推断，陈与义对《岐亭五首》相当熟悉，能据不同场合活用今典。

［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40页。又，标点笔者有改动，特此说明。

［9］参见仲恒：《论胡铨对苏轼的接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

［10］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61页。

［11］参见殷海卫：《胡仔生平新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2］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第1页。

［13］《永嘉四灵诗集》，陈增杰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14］王文诰注《岐亭》其二“未死神已泣”时指出“公极自赏此句，尝以之告王定国”（樊庆彦辑著：《苏轼诗文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527页），则知苏轼自己也特别看重这一句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教训。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也认同“‘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的看法。

［15］方勺：《泊宅编》卷七，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标点笔者有改动。

［16］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吴企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页。

［1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18］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钱伯诚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15页。是诗后附有《东坡戒杀诗》，即《岐亭》其二。

［19］王衡：《缑山先生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82页上-下。

［20］娄坚：《吴歈小草》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页上-8页上。诗题中“辰玉”，即前文所说王衡。

［21］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程嘉燧全集》，沈习康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4、458页。结合作者《溪堂题画诗引》所说“壬寅二月归新安，……偶次东坡《岐亭》诗韵作诗以遗孙履和，余遂同作，得诗三篇”（第277页），则知程氏三首戒杀诗是万历三十年（1602）所作。

［22］茅维：《十赉堂丙集》“诗部”卷之一“五言古”，明启祯间十赉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25页a-b。据题注“辛酉”，则知是诗作于天启元年（1621）。

［23］李天植：《蜃园诗后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83页上。

［24］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6页下-778页上。

［25］吴景旭：《南山堂自订诗》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页上。

［26］陈瑚：《确庵文稿》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第218页上。是诗作于顺治六年（1649）。

［27］澹归和尚：《徧行堂集》卷三十，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2册，第349页。

［28］尤侗：《西堂秋梦录》，《汇编》第65册，第333页下-334页上。

［29］李何炜：《默耕诗选》卷上，《汇编》第99册，第674页上-下。

［30］《寒松禅师语录》卷十八，《嘉兴大藏经》第3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635页下。

［31］叶燮：《己畦诗集》卷十，《汇编》第104册，第696页下-697页上。作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32］严我斯：《尺五堂诗删初刻》卷五，《汇编》第117册，第59页上-60页上。是诗作于康熙十三年。

［33］唐孙华：《东江诗钞》卷一，《汇编》第136册，第506页上。

［34］龙燮：《和苏诗初集》，《汇编》第154册，第351页。

［35］王时宪：《性影集》卷二，《汇编》第195册，第431页下。

［36］揆叙：《益戒堂自订诗》卷一，《汇编》第236册，第31页上。是诗作于康熙三十一年。

［37］姚孔：《小安乐窝诗钞》卷五，《汇编》第301册，第623页下。

［38］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三，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475-476页。

［39］吴赐麒：《有正味斋诗续集》卷八，《汇编》第415册，第214页下-215页上。

［40］蒋廷恩：《晚晴轩诗钞》卷二，《汇编》第431册，第718页上。是诗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

［41］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卷七，《汇编》第435册，第282页上-下。是诗作于嘉庆十七年（1812）。

［42］张应昌编：《清诗铎》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914页。

［43］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十，《汇编》第504册，第175页上-下。是诗之后的《放牛诗用前韵》，亦是护生名篇。

［44］吴荣光：《石云山人集》卷二十一，《汇编》第510册，第437页上-下。是诗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45］朱葵之：《妙吉祥室诗钞》卷十一，《汇编》第537册，第179页下。

［46］谭莹：《乐志堂诗集》卷三，《汇编》第606册，第349页上-下。原诗二首，作于道光十三年。

［47］张道：《渔浦草堂诗集》卷一，《汇编》第682册，第397页下-398页上。是诗作于咸丰元年（1851）。

［48］明清居士的放生集会，不少兼有诗会的性质；而未以放生命名的文人雅集，也可有放生事项，如吴荣光诗所示消寒会。

［49］吴景旭“安知入釡身，前非下箸客”，虽未明说人、羊循环转生事，但主旨完全一样。

［50］以上佛典参见《大正藏》第4册，第492页中；第19册，第120页中；第4册，第319页上-321页上；第54册，第94页下-95页中；第53册，第891页中-892页上；第51册，第258页上。

［51］张岱《张子诗粃》（稿本）卷一《戒杀诗》其三谓“东坡戒杀，谓经忧患”，可谓真知灼见，指明了苏轼“岐亭戒杀诗”创作与贬谪黄州的内在关联性。

［52］是诗被辑入《云栖法汇》卷十一（《嘉兴大藏经》第32册，第765页上），正好说明这一点。

［53］《徧行堂集》卷十六，第1册，第412页。“李”指李天植，他与宋咸、陆亦樵等结忘机吟社，唱和内容之一就是步韵《岐亭》其二。

［54］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学余诗集》卷八，《汇编》第67册，第309页下。是时作者49岁生日，故诗作于康熙五年。

［55］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四，《汇编》第65册，第43页上。

［56］陈登龙：《秋坪诗存》卷十一，《汇编》第402册，第595页下、第597页上。组诗共23首，皆作于嘉庆十三年。

［57］陈熙：《腾啸轩诗钞》卷二十五，《汇编》第430册，第552页上。

［58］梁运昌：《秋竹斋诗存》卷二，《汇编》第499册，第18页下。是诗作于嘉庆元年。

［59］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卷六，《汇编》第552册，第678页上。壬辰指道光十二年，诗当作于该年或稍后。

［60］周寿昌：《思益堂诗钞》卷五，《汇编》第656册，第529页上-下。据序可知，原诗作于光绪九年（1883），是年因多次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故周氏特作此组诗以抒愤。

［61］此为纪昀评语，参见樊庆彦辑著：《苏轼诗文汇评》，第527页。

［62］冒襄辑：《同人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244页下。逸园是冒襄的家庭花园，自先祖冒梦龄起就有放生之举，但顺治十六年被废弃，故引发冒氏诸友感慨。黄诗作于是年或稍后，诗中“先生”，当指冒襄。

［63］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遗稿》卷五，《汇编》第151册，第582页上-下。是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

［64］厉鹗：《樊榭山房集》中，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90-1092页。

［65］杨士凝：《芙航诗襭》卷二十四，《汇编》第268册，第382页上。是诗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

［66］汪沆：《槐塘诗稿》卷四，《汇编》第301册，第335页下。

［67］吴爚文：《朴庭诗稿》卷二，《汇编》第305册，第513页上。

［68］吴璜：《黄琢山房集》卷九，《汇编》第360册，第143页下。

［69］张崟：《逃禅阁集》卷五，《汇编》第467册，第77页下-78页上。法梧门学士，指法式善。

［70］方东树：《半字集》卷一，《汇编》第507册，第16页上。嗣后的邓廷桢诗是“附存”，可知方、邓诗作属于唱和性质。

［71］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十三，《汇编》第526册，第275页下。是诗作于道光元年。

［72］斌良：《抱冲斋诗集》卷三十六，《汇编》第544册，第752页下。

［73］张应昌：《彝寿轩诗钞》卷六，《汇编》第568册，第740页下。是组诗作于道光二十七年。

［74］樊彬：《问青阁诗集》卷三，《汇编》第592册，第597页上-下。

［75］李联琇：《好云楼初集》卷五，《汇编》第682册，第48页下。是诗作于咸丰四年。所谓“潮州寇警”，是指当年四月三合会在揭阳等地发动的农民暴动。

［76］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是诗作于民国十年（1921），书名号为笔者所加。“古迹”指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刚好与苏轼《岐亭五首》相对应。

［77］参见《大正藏》第25册，第138页下-139页上；第12册，第529页上。

［7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8册，第169页下-170页上。

［79］徐谦：《悟雪楼诗存》卷五，《汇编》第520册，第230页上。

［80］参见王星、王兆鹏：《苏轼诗词类作品石刻的数量统计与分析》，《长江学术》2012年第3期。

［81］是册于2004年中贸圣佳秋季拍卖会以9.02万元成交。参见赵榆：《拍后综述 中贸圣佳》，《收藏家》2005年第1期。

［82］宋梿：《鸡窗三续稿》卷六，《汇编》第475册，第169页上。是诗作于道光十九年。

［83］朱景英：《畬经堂诗续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9册，第79页上-下。

［84］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卷下，《汇编》第492册，第537页下-538页上。

［85］参见赖玉芹、姜广锦：《明清黄州名胜古迹考述》，《三峡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86］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十八，《汇编》第94册，第348页上。

［87］金德嘉：《居业斋诗钞》卷十三，《汇编》第121册，第510页下-511页上。

［88］姚椿：《通艺阁三录》卷六，《汇编》第522册，第217页上。从“越耳顺”句推断，是诗作于道光十六年或稍后。

［89］杨澄鉴：《绍恭斋诗钞》卷六，《汇编》第721册，第701页上。

［90］禹卿是戴昌言之号，其人字松心，安徽合肥人。光绪元年至九年任黄冈知县。据原诗“往年曾叙庾公楼”之夹注“己卯在鄂垣晤谈”，“己卯”即光绪五年，则是诗约作于光绪八或九年。

［91］湖北黄冈人邓琛咸丰四年写有《岐亭三贤祠》组诗。三贤指苏轼、陈季常、于成龙，于氏康熙八年至十二年任黄州知府。邓氏光绪十二年还作有《昔东坡之去黄也，送者止慈湖，季常独至九江，东坡乃续〈岐亭诗〉通为五首赠之。今英公去黄，送者止唐渡而返。予独至葛仙镇，因次东坡诗韵奉赠，公读之，或者以季常视予也》（二诗参见《荻训堂诗钞》卷一、九，《汇编》第695册，第384页上、440页上-下），既以陈季常、苏轼之交谊为榜样而送别英公，又次韵苏轼《岐亭诗》，真可谓是苏轼诗品、人品方面的异代知音。

［92］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四，《汇编》第489册，第350页下。

［93］方熊：《绣屏风馆诗集》卷九，《汇编》第545册，第145页下-146页上。

［94］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将古代、近代苏学研究按朝代更替划分“经论不究于生前”（北宋）、“议论常公于身后”（南宋）、“苏学盛行于北”（金元）、“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明）、“家诵户习皆东坡”（清），是就苏学研究史的整体进程而言的，但苏诗单篇（组）的研究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传播接受史），肯定会有其特殊性，本文所说的《岐亭》其二即如此。

［95］李小荣：《南宋与清代金涂塔诗谫论》，《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7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8-39页。

［96］如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84年，第310页上）说“释氏，吾取其戒杀”，佚名辑《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癸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7页下）“仁寿必鉴”引《大藏经》云“人不杀得长命报，如爱护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长寿”。

［97］边连宝：《随园诗草》卷八，《汇编》第291册，第624页上-下。

［98］参见李玉伟：《晚明居士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

［99］二文参见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278页上-279页上。

［100］娄坚《寿荣堂记》自谓“岁丁未春，娄子游杭之西湖，又至径山，皆从学佛者，信宿归而名其堂若庵曰寿荣，曰歇客”，结合《题手书寿荣堂记卷后》“而予亦垂老矣，所称学佛者，一为云栖莲池和尚，一为径山慈音禅伯”（二文参见《学古绪言》卷四、二十四，第45页下、279页上），则知娄坚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受戒于祩宏。

［101］据娄坚《示儿复闻》“伊予三得雄，惜也两前夭”（《吴歈小草》卷二，第32页下），可见诗人子嗣艰难。

［102］万历三十五年八月八日娄坚致信祩宏云“戒弟子娄坚广绂顿首和南本师和尚导师法座下：广绂久切向往，幸于春暮，获遂顶谒。初心止欲受伊蒲戒而已，过蒙提奖为说大戒，临别又承法施种种。此生或不沦坠，敢忘师慈。尝悼世缘障重，既苦终鲜，复艰胤嗣。慈母悬悬，未容摆脱。两月前得举一男。今当不计后来成长，遂绝房室，一意净严”（《云栖法汇》卷二十，《嘉兴大藏经》第33册，第128页中），更详细地展示了娄坚的心路历程，可与《〈同辰玉编修和东坡杀戒诗〉后题》互为印证。又，从祩宏有弟子广承、广德、广窤、广忠推断，广绂当是祩宏给娄坚起的法号。

［103］以上引文参见张培锋：《居士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64-465页。

［104］以上引文参见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26册，台北：华宇出版社，第641-642、643页。

［105］关于晚明文字禅重构的过程及内涵，参见王彦明：《由“文字禅”到“翰墨禅”——晚明文字禅的重构与释家艺文思想的演进》，《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

［106］《紫柏尊者全集》卷十五，《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73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第271页上。

［107］《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32册，第553页上-中。

［108］该社始于万历二十二年，至少活动到万历四十三年祩宏圆寂时，甚至更长。社中成员，目前梳理的有近六十人。详情参见李小荣：《晚明虞淳熙西湖结胜莲社诸问题补论》，《闽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109］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十六，第233-234页。

［110］陶望龄《午日无念师二詹生吴生同集斋中，偶看坡公“汁”字韵诗，戏效韵五章，末章呈似念公》《复用“汁”字韵送幼美兄之金陵》亦是对《岐亭五首》的次韵之作（其弟陶奭龄同时有和作），但诸诗戒杀护生的主题并不突出，更多的是突出与无念禅师僧俗交往中的“清言妙理”。其《〈放生诗〉十首书王堇父〈慈无量集〉，以“凡百畏刀杖，无不爱寿命”为韵》等才是真正的戒杀诗（其弟陶奭龄亦有和作），当时也甚有影响，如方文《书陶石篑先生放生诗后》（《方嵞山诗集》下，胡金望、张则桐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532页）评之曰“字字痛切，非他戒杀者比。予欲注而刻之以劝世人，而自附二诗于后”。

［111］《学古绪言》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283页下-284页上。

［112］陈曼：《咏归堂集》，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丁丑丛编》本，第15页b。

［113］冒起宗：《拙存堂逸稿》卷二，《汇编》第6册，第88页下-89页上。石浦指袁宗道、缑山指王衡，可见在冒起宗心目中，袁宗道也是和唱《岐亭》戒杀诗的第一人。

［114］有时用苏轼“汁”字韵时，并非步原韵，如王衍梅《连日南风作暖，昏昏若有雨意，夜窗枯坐，用“汁”字韵》，此七古诗作于道光元年，韵脚次第与苏轼原诗迥异。不过，王氏《忠雅堂用〈岐亭〉韵多至十余叠，戏作论诗一章质藏园》（二诗参见《绿雪堂遗集》卷八、十六，《汇编》第517册，第423页下、531页上），则是标准的步韵诗。

［115］黄图安：《东园诗集》卷三，《汇编》第14册，第240页上。结合卷二《辛巳初冬同众游慈云寺，约素心社社长苏念伊，首唱一律，因而步和》“情深鸡黍邀盟社，诵罢《离骚》吊逐臣”、《至日怀素心社中诸友》“去年莲社同俦，今日萍踪起百忧”（第232页上、236页上），则知该诗社至少成立于崇祯十三年，社长是苏念伊，结社同样兼有诗社、法社的双重属性。

［116］以上引文参见李桢：《逭华庐诗存》卷三、一，《汇编》第713册，第59页下-60页上、27页下、33页上-下。

［117］王新铭：《潜夫诗钞》卷二，《汇编》第244册，第25下-26页上。“木穉”之“穉”，当作“樨”。

［118］参见《五灯会元》卷十七“太史山谷居士黄庭坚”条，《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80册，第362页中-下。

［119］《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60册，第819页中-下。

［120］参见《居士传》卷二十六，张培锋：《居士传校注》，第228-238页。其中，苏辙附在其兄苏轼之后，内容极简略。

［121］张培锋：《居士传校注》，第238页。

［122］参见周裕锴：《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123］参见李小荣：《佛教放生会社与古代诗词创作略论》，陈金华、汪悦进编：《权立化城：东亚佛教中的世界营造》，新加坡：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2023年，第85-122页。

［124］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765页下。

［125］黄淳耀《和饮酒二十首》“引”曰“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宾朋不来，霰雪萧然，惟苏氏兄弟《和陶诗》一帙，连日吟讽，因举酒自沃，次韵《饮酒诗》如左，盖亦陶公所云‘闲居寡欢，纸墨遂多’者也”（《陶庵全集》卷十，第759页上），由此可知黄氏《和陶诗》的创作时间是在崇祯十四年。

［126］蒋学镛：《樗庵存稿》卷一，《汇编》第411册，第78页上。

［127］金张：《岕老编年诗钞》“丁卯”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4册，第579页上。

［128］吴龙光：《岭南杂咏》卷二，《汇编》第332册，第631页上-下。

［129］张祥河：《诗舲诗录》卷三，《汇编》第551册，第41页下。

［130］张鹏翀：《南华山人诗钞》卷十二，《汇编》第264册，第298页上-下。

［131］钱谦益著、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下，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7页。

［132］黄凯钧：《友渔斋诗集》卷五，《汇编》第431册，第643页下。

［133］以上诗参见徐：《南州草堂集》卷十五、揆叙：《益戒堂自订诗》后集卷六、龚景瀚：《澹静斋诗钞》卷二、朱人凤：《祖砚堂诗》卷七，《汇编》第141册，第362页上；第236册，第268页下-269页上；第417册，第645页下-646页上；第512册，第760页下。

［134］参见喻世华：《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刘飖：《不期而会还是闻讯而来——苏轼与陈季常岐亭相逢辨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135］纪迈宜：《俭重堂诗》卷十二，《汇编》第243册，第646页下-647页上。

［136］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五，《汇编》第608册，第188页上-下。

［137］诸锦：《绛跗阁诗稿》卷七、八，《汇编》第313册，第92页下、106页上。

［138］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四，《汇编》第374册，第759页上。

［139］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卷七，《汇编》第435册，第283页上-284页上。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