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5年第12期
作者：曹振华(1964—)，女，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鲁冰(1977—)，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信息技术与科技伦理。
摘要：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是鲁迅研究领域延续百年的重要疑案。鲁迅搬离八道湾周宅移居砖塔胡同，以往的研究都认为是被迫的。但从精神心理层面分析，鲁迅是主动的，这既有周家乌托邦式的生活陷入困境的现实原因，更与周氏兄弟生存意志和生命意义追求的根本不同相关。以“走出八道湾”为题，是从鲁迅主动性着眼探讨兄弟生活态度、人生追求的根本不同，导致兄弟失和的必然结局。兄弟失和，并非通常理解的突发事件，而是经过了家庭矛盾积累过程，此间鲁迅试图以规劝、批评方式解决大家庭开销入不敷出问题而不能，促使他自我反思，为避免后半生与周作人一同困死于“筹钱吃饭，吃了筹钱”的生活，鲁迅主动摆脱枷锁，正视自己内心的呼声，卸却半新半旧的大家庭的重负，迈出宗法社会绅士阶级逆子贰臣的关键一步，重启了作为精神战士或者文人革命家的冒险生活。离家出走，是鲁迅最重大的人生转折点，从此，他获得了渴望的精神解放，其独特的现代思想、生命哲学得以无挂碍地付诸行动实践。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八道湾；兄弟失和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有关研究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起初，此事只在兄弟双方亲朋之间谈论，一致认为失和缘于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矛盾。尽管存在“经济原因说”和鲁迅对信子“不敬说”的分歧，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将此看作家庭矛盾、个人私事，公开发表文章言及此事的有许寿裳、郁达夫等熟识的友人，即便鲁迅周作人的论敌，也不以此作为攻击他们的材料。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鲁迅被祭上神坛，周作人则已是汉奸，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对此事仍少有关注，但在这少有的言说中，周作人是被一致谴责的。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者留心此事，当然，这种“留心”，主因是有必要回应公共空间对兄弟失和原因、尤其对鲁迅私德的猜疑：随着鲁迅走下神坛，论说鲁迅的许多禁区被打破，如今互联网时代，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八卦文充斥网络空间，热度有增无减，鲁迅研究界需作必要回应。本文既是对公共空间热议的回应，也是对近三四十年来有关研究的补充。
以“鲁迅走出八道湾”为题，旨在强调鲁迅在整个事件中的主动性。对于鲁迅在兄弟失和之际搬离八道湾周宅移居砖塔胡同，以往的说法几乎一致认为鲁迅是被迫，也就是说，从鲁迅亲友到学术研究乃至当今的网络八卦，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鲁迅，大都只注意到他的被动性一面。肯定鲁迅者，强调的是他被伤害，因为鲁迅自己都说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八道湾”；否定鲁迅者，则猜测、编排他做了亏心事—所谓对弟媳羽太信子的“不敬”。与以往通行说法不同，本文认为：鲁迅离开八道湾，尽管是在兄弟失和之际的突发行为，却早就有着强烈的主观意愿，至少在全家定居八道湾一年之后，他就产生过这个念头，只是出于家长的责任，或者为了家庭和睦，甚至仅为维持大家庭的面子，鲁迅一直在隐忍。正是周作人的那封绝交信，及其拒绝沟通的态度，使得鲁迅下定出走的决心，或者说给了他出走的理由。所谓“走出八道湾”，关注点是鲁迅离家出走的心路历程。本文将探讨鲁迅走出八道湾，如何从最初的起意变成最终的行动，重点在鲁迅作出如此决定的主动的精神心理因素。换言之，在兄弟失和整个过程中，决定着事件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是鲁迅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这与以往的多偏重于关注羽太信子的因素不同。
一、周家如何住进八道湾
探讨鲁迅走出八道湾，首先必须回溯周家如何住进八道湾。因为鲁迅走出八道湾，与他如何住进密切相关。
位于北京西城新街口八道湾的周宅，主要是鲁迅教育部薪俸积蓄加上出卖绍兴老屋的售款而买的宅院，是周氏三兄弟和母亲共住的家。房屋的购买、设计、装修都是鲁迅作为家长做主决定的，他们三兄弟与母亲在这里共住了三年多。在兄弟失和之前，“八道湾”这个词(鲁迅日记常写作“八道弯”)，在鲁迅和他的家人及其亲朋好友的口中与笔下，就是指八道湾十一号的周家；而在兄弟失和之后，三兄弟的母亲和鲁迅、周建人及亲友们，提及周作人夫妇时，常以“八道湾”代指，尤其在彼此的通信中，“八道湾”就专指周作人夫妇，有时甚至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代名词。
1919年周家全家从绍兴迁居北京，这个决定是被动做出的，起因是绍兴聚族而居的新台门周氏族人要将祖宅卖去，于是就发生了家在绍兴的周氏三兄弟与母亲如何重新安家的问题。鲁迅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信中，这样谈及将举家迁居北京的原因和打算：“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可见，在此之前，鲁迅是一直“有越人安越之想”的。全家十几口人，只有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在北京工作，其他家庭成员都在绍兴居住，此前他并无举家北迁之想。既然“为族人所迫”，必须考虑重新安家。据许广平说，“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浪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据此推测，此时周作人若想将自己的妻儿迁来北京，过小家庭生活，为此要求分掉卖绍兴老屋的钱，也是合情合理的。周作人已是北大教授，如果他们夫妇准备独立过日子，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最自然方便，也是顺理成章的，是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模式的新生活方式。但是，作为家长的鲁迅不同意分家，他主张举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于是鲁迅用自己的积蓄，加上绍兴老屋的售款，买下北京八道湾的三进四合院，兄弟合住。
鲁迅这样打算，是根据周家具体情况，为更好地照顾全家而做出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最重要的是鲁迅履行作为长兄、家长的责任，兑现他早年对周建人的承诺。据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回忆，当鲁迅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时，周建人已长大，他也要像两个兄长一样外出求学。但是母亲不同意，一是周建人身体弱，二是家里有许多事务需要男性家庭成员处理。鲁迅、周作人就希望三弟留在绍兴，照料家务、陪伴母亲，鲁迅向他承诺三兄弟将来也生活在一起，不分家。周建人尽管表示“我不要你们养活”，但还是留下守家，为顾全大局放弃了外出求学深造。关于三兄弟永不分家的资料，前述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详细写过。另外，鲁迅在砖塔胡同租房时的二房东俞芳写有一篇《太师母谈鲁迅先生》,记录了鲁迅母亲的话：“他们三兄弟很早就决定长大以后永不分家。决定老大、老二将来工作得来的薪金，大家合用，不分彼此。加之，当时你们的三先生年幼多病，老大老二就商定让老三留在绍兴工作，既可以陪伴我，又可以照料家务。”第二，给母亲一个子孙满堂合家团聚的幸福晚年。第三，他与周作人朝夕相处，方便更多合作，有利于他们早已开始的并肩奋斗的新文学事业。第四，他和朱安的名义婚姻，鲁迅原想今生就这么维持凑合下去，即他所谓“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他们跟一大家人一起住，可以少些孤独感，也避免只有两人互相面对。
鲁迅的梦想不可谓不美满，自然会得到全家赞成。周作人夫妇服从大局，放弃了过温馨的小家庭日子。周作人大概将此看作日本新村式生活的实践，“得了新村的精神”“在道德上已不愧为正当的新人了”，由此编织着他“蔷薇色的梦”。岂不知，新村本身就是乌托邦的幻想。由鲁迅做主、或者说由他决定的周家在八道湾的大家庭生活，就带有脱离现实的理想色彩，埋伏着解体的隐患。
举家北迁后，由鲁迅、周作人挣钱养家，周建人继续学业深造，先是在北大做旁听生，鲁迅还想送周建人出国留学。他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帮周建人争取赴法国勤工俭学名额：“舍弟建人……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弟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给也。”此外，鲁迅还与周作人和周建人一起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留日时期他和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一样。
过了不到两年，“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生活开销太大，以至于越来越负担不起。先是周建人在家住不下去了，他后来说：“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不得不远走上海谋生，“免得好像在家吃白食”。这样讲述明显带有怨气，所谓“在家吃白食”，是针对内当家羽太信子和自己妻子羽太芳子姐妹俩对他的不满、甚至白眼而言。据有关回忆，信子和芳子对他很有意见，怨他不会挣钱。周建人在北京家中只住了一年多。他这一走，无疑会带给鲁迅沉重的挫败感。因为周建人在绍兴本来有着适合自己的工作，正是为了大家庭的团圆和实现他早就向往的外出深造的梦想，才随兄长北迁的，早知今日，当初何必从绍兴路远迢迢搬来北京？况且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每月只有60块钱，如此微薄的薪酬，去除在上海吃住以及往来京沪必须的开销，也剩不下几个钱。鲁迅、周作人每人月入300大洋，家里实在不差他远走千里去挣那几个钱。关键问题还在于，鲁迅此时即使对三弟有无限的歉意，也不能阻止。为了家庭和睦，他对此事只得忍。
当年周建人牺牲学业留守绍兴，也是替两位兄长尽责尽孝，而如今鲁迅却无法兑现对三弟的承诺，很难不令他这个家长感到受挫心灰。
二、鲁迅出走的心理历程
中国传统大家族的共爨，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大家拥有祖传的田产、祖业，共同经营，共同享用，共谋发展。即便如此，大家族生活的不易也是人尽皆知。唐代张公艺九代同居，答复皇帝之“问其由”时，“但书百余‘忍’字”，可见家族共同居住之难。周氏兄弟成家立业之时，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之际，传统家族制度正逐步走向瓦解，周氏兄弟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依靠个人挣工资生活的现代人，周家的祖产早已卖完，已失去了大家庭共爨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然而，鲁迅未考虑到这点，仍要把兄弟们拢在一起，他说服周作人夫妇放弃现代小家庭生活，由他和周作人负责挣钱养家，过兄弟怡怡的日子，这就埋下了将来矛盾纠纷的种子。更加之让羽太信子做内当家，兄弟二人薪水都交给信子，而信子并不擅长主持家政，她不但不具备为保障家庭的长远发展精打细算的能力，甚至连生活开支应该量入为出的意识都没有，挣俩花仨，总是今天花掉明天的钱。指出信子的不善理家，并不如有些论者认为的，是将灾祸归罪于女人的传统思维，恰恰相反，信子不具备内当家的起码能力，却要她担负超过其能力的责任，这是“任命”本身的盲目性。从经济基础到家庭管理都不具备共同生活的条件，仅凭美好愿望和满腔热情，兄弟失和，与八道湾的大家庭生活以及相关决策的失误有直接关系。
鲁迅“走出八道湾”，在心理层面经历的过程，就是由共同生活的弊病百出，认识到自己决策的失误，他在勉力支撑的同时，又试图寻求改变，这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最先的前兆、也是三兄弟大家庭生活完结的预告，就是1921年9月2日周建人的远走上海。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鲁迅出走的预演。周建人走后不久，就要求芳子带孩子随他一起去上海生活，表明他不愿意靠哥哥们养活，这是事实上要分家，且无需与他们商量的。而他们的母亲也支持建人的做法，对于三太太芳子不肯去上海，老人家曾经对人批评说：“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周建人为谋生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宣告了三兄弟早年永不分家的约定事实上难以维持。这使得作为家长的鲁迅遭受了无法言说的打击，从而产生对大家庭乌托邦生活心灰意冷的挫败感，以及作为大哥对三弟处境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愧疚。如果鲁迅有一点办法，他是不可能同意周建人去上海的。周建人的离京赴沪，预示了大家庭共同生活的解体，也是周家定居八道湾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危机，鲁迅不可能不反思自己最初决定的问题。
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鲁迅记录周建人启行往上海这天的日记，作了这样的注释：“经鲁迅、周作人托人介绍，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一职。”有研究认为，是周作人而不是鲁迅托胡适为周建人找工作，周建人“通过投稿，从《妇女杂志》的主编章锡琛处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缺人后，便由二哥写信给胡适，请他向上海商务印书馆推荐。”那么，鲁迅同意周建人为挣60块钱远走上海吗？不得而知。因为与鲁迅向蔡元培请求为周建人争取留法勤工俭学名额不同，这是终止学业的上班挣钱；而勤工俭学目的不是工作，是为求学。但是可以肯定，无论他是否同意，周建人执意前去。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一文说：他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鲁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个月。”从1919年12月至1923年7月，鲁迅在八道湾家住了三年多，从《鲁迅日记》频繁的借钱记录可以看到，鲁迅负担家族生活之拮据与窘迫。不难想象，其间家庭温情经历几多日常生活琐碎的消磨。鲁迅1922年日记遗失，以下是1920、1921两年的日记中的借钱、还钱记录：
一九二〇年
2月
9日“下午收一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17日“下午支本月奉泉二百四十。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3月
4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30日“午后从戴螺舲假泉百。”
4月
10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21日“上午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
5月
22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6月
11日“从戴螺舲假泉五十。”15日“下午收四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戴螺舲五十。”
7月
10日“下午收五月奉泉卅。又从齐寿山假泉四十。”13日“从齐寿山假泉卅。”16日“下午从本部支五月余奉百廿。”27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29日“从齐寿山假泉廿。”
8月
2日“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14日“还徐吉轩泉十五。”20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23日“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24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26日“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
9月
11日“午后访宋子佩，假泉六十。”24日“收六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戴螺舲泉廿。”28日“上午还齐寿山泉廿。”
10月
18日“上午收六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李遐卿泉廿。”27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二百。”
12月
1日“上午从李遐卿假泉卅。”2日“还齐寿山十。”1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28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廿。”29日“午后从朱孝荃假泉五十。”31日“晚收八月下半月及九月分奉泉四百五十。还齐寿山百七十，朱孝荃五十。”
一九二一年
2月
3日“收去年十月份奉泉三百。还齐寿山百元。”4日“上午收去年十一月上半奉泉百五十。还李遐卿卅。”
3月
29日“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4月
1日“上午从许季巿假泉百。”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7日“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廿。”
5月
30日“上午得宋子佩信并见假泉五十”。
6月
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8月
6日“上午从许季巿假泉百”10日“午后从子佩借泉百”12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借泉五十”
11月
3日“晚从齐寿山借泉卅”
由此列表可见，鲁迅几乎每月都要向朋友借钱，有的月份家人生病则借钱多达5次，甚至借高利贷、出卖藏书。连续两年操持这样的日子，须有极为强大的承受能力。
其实，在周建人离家4个月之前，《鲁迅日记》就有透露：1921年5月27日记：“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鲁迅在1925年曾说：“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那么，这一次记在日记上的“大醉”，应该就是他所说的唯一的“真的醉”。可见身心已达到承受极限。
1923年7月兄弟绝交前，《鲁迅日记》经常有生病的记录，对家务已远不如前两年积极。尤其1923年(2月15日)旧历大年三十夜：“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仅从字面看，“失眠”似乎因为“爆竹大作”，然而，更可能是周围过年的喜庆热闹引发了坏心绪。因为1920年2月19日除夕夜，周家自家就爆竹大作的，并无失眠记录，见于《鲁迅日记》：“十九日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这是刚从绍兴迁居八道湾的第一个旧历除夕，浓厚喜庆的节日气氛，非常有过年的热情。与1923年除夕日记两相对比，鲁迅对家庭的态度热情急速降温。
在周建人走后的一年多，鲁迅与周作人夫妇之间越来越多地积累矛盾和怨恨，兄弟失和表面看来是突发事件，实质上在这表面之下，已埋藏了危机。《鲁迅日记》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1922年10月19日，明确记下“晚往西单牌楼左近觅寓所”。西单牌楼左近，距离鲁迅上班的教育部不远，这表明，可能鲁迅不打算在家里住了。他不仅早已有搬出八道湾的念头，而且准备实行了，只是不知何故又作罢。或许，不到万不得已，他这决心也是很难下的。
三、鲁迅的分家
鲁迅最终“走出八道湾”，在现实生活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都有一个艰难过程。从现实生活层面看，首先是他向羽太信子宣布另起炉灶，从而要在八道湾结束“有钱同使，有饭同吃”的周家“共产主义”生活。继而在收到周作人的绝交信后搬出八道湾，于砖塔胡同租房居住。
分析鲁迅走出八道湾的主动与被动，需要对兄弟失和事件中一个重要文本细读，就是鲁迅1923年7月14日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则日记广为人知。但是，人们从中读到的意思多是，鲁迅不跟家人一起吃饭了，由此认为鲁迅只记下不和家人一起吃饭，而没有记原因，是发生了难以写出的私密事，或者是掩藏了秘密。于是用心于发掘这句话背后的私密事件，即探究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在这天的晚饭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永远不可能破解的秘密。至今许多人认定鲁迅写下这几句，隐含了说不清或不愿说的所谓男女之事。
细读鲁迅日记这段文字，就可以清楚，记下的并非不一起吃饭，而是分家。因为分家意味着家庭重大事变，所以才“此可记也”。之所以“在自室吃饭”，“此可记也”，正因为“自是夜始”就分家了。所谓“始”，即强调从这顿晚饭开始，以后永远如此，“是夜”为分界之意；所谓“改在自室吃饭”，着重在“改”，这改变强调“自具一肴”，意味着他“在自室吃饭”这一安排，是改变大家庭统一核算规划。如果仅是表达因与信子发生冲突而不同桌吃饭，不必用承载如此意义的字眼。这不是一顿饭或几顿饭的安排变化，而是与打破周家的同爨安排有关。这就需要了解周家有关吃饭的统一安排。
八道湾大家庭厨房做饭是分两个“菜系”的，即鲁迅与母亲、朱安同桌吃绍兴饭菜；周作人和周建人两房是日式饭菜。后来许羡苏住到周家，就与鲁迅母亲、朱安同吃绍兴灶，鲁迅改到两弟弟的日本灶吃饭。7月14日，鲁迅如果不愿与信子一桌吃饭，完全可以回绍兴灶，此时许羡苏考入女师大，已不在周家吃住。鲁迅“改在自室吃饭”的意思，“改”的是大家庭生活的伙食安排，明确指的是他独自另起炉灶，而非不跟谁同桌共餐。而且“自是夜始”，意味着此决定是从今夜晚饭开始，这就是分家，所以“此可记也”。否则，只是在自己屋里吃晚饭，即使与某个家庭成员闹了不愉快，不必于日记中郑重记之，而且还特地写下“此可记也”。
这天晚饭前，鲁迅应该跟信子发生了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就使他决定分家，并且立刻实行—当即就吩咐厨房单独给他一个人做饭。从鲁迅方面看来，分灶吃饭，是走出八道湾从精神层面落到行动阶段。从《鲁迅日记》也可看出，他已不像过去两年那样自我克俭勉力支撑这个家了：1923年教育部常欠薪，鲁迅上半年反而买书用钱比前两年翻倍。与鲁迅的不“努力”相反的是，周作人忙着拼命挣钱，他一个人挣两份薪水(北大240元、燕大200元)，还有兼课、译著版税稿费等。“周作人那时的兼课，待遇虽是不菲，但披星戴月，确实很辛苦”。然而，周作人这样辛苦挣钱，鲁迅未必没有批评。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信子无节制花钱，鲁迅在三年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地规劝而毫无效果，他已经确信，周作人夫妇在家庭经济上的病症不可救药，那么无论挣来多少，家里总是缺钱的。《伤逝》写涓生对子君为了一日三餐日夜操劳的感受：“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周作人确信《伤逝》“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由此，可以理解鲁迅的觉醒与反思：兄弟俩仅为了“筹钱吃饭”奔忙就得消磨掉后半生。就在鲁迅实行分家后第九天，周作人日记就有借钱的记录，可见无积蓄。而此时兄弟俩的薪水加兼职、稿费收入，每月近800元。虽然教育部和高校已在欠薪，但是这个账面上的收入额度，对应当时物价，几近于一套四合院，鲁迅离开八道湾之后，借钱买下的西三条四合院就用了800大洋。据许羡苏回忆，迁居砖塔胡同时鲁迅家的生活费用：“房租八元、女工工资二元”“柴米油盐菜、朱氏的零用，一切都算在内，每月支出平均不超过卅元”。
很显然，大家庭内部的管理者正如企业的总经理，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本领，而共同生活三年多，鲁迅已清醒地知道：信子是学不会节省持家的。但他们家又不像企业对经理人那样，不合适就能撤换；然而，这样的状况不改变，他和周作人后半生就会消磨在“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的琐碎日子里。《端午节》中的新派知识分子方玄绰，被穷困生活折磨得几乎变成废物，有研究者认为是鲁迅的自况、自省，或自我批判。可以肯定，鲁迅看清了，大家庭生活若不谋求改变，他和周作人后半生将被废掉。鲁迅在这三年里，经常规劝周作人夫妇节省花钱，就是想促使他们改变，然而，这就会使他们感觉被干涉受限制，更增加了家庭矛盾。鲁迅不会认可如此毁掉未来，唯一出路就是分家，这一方面是自救，另一方面至少可以保证自己有剩余，也是为家族存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鲁迅离开八道湾之后，也是这样做的：他赡养母亲，并接济周建人。
长期以来，将兄弟失和的原因归咎于羽太信子想分家，并唆使周作人赶走鲁迅，这种观点少受质疑。分歧只在于，如何解释信子为什么要这样做。维护鲁迅一派认为，鲁迅经常规劝周作人，要求信子花钱有节制，使她挥霍得不痛快。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八道湾大家庭当时有十二口人，周作人夫妇俩加三个孩子，周建人一房是芳子和三个孩子，母亲是三兄弟共同赡养，再加上接济东京信子和芳子父母和弟妹，鲁迅的负担最小，只他和朱安两人，他却负责全家生活二分之一的进项。本来就入不敷出，分家并赶走鲁迅，从收入着眼显然于信子不利。
非议鲁迅者认为，鲁迅在家住不下去的原因，是他对信子的“不敬”，为周作人获知，于是住不下去了。如此猜测的依据，就是所谓兄弟失和事件的私密性和突发性。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些出自鲁迅研究权威学者们笔下的研究，或许使得今天的人们产生误解，客观上却使一些人发挥想象。其实，鲁迅没有一字发表应属正常，因为他分得清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虽然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兄弟失和事件已延伸到公共领域，但在当时，尤其在事件当事人看来，这只是限于私人领域的家务事，鲁迅不可能把家庭矛盾诉诸报刊。而在私人空间，鲁迅曾跟几位亲朋好友谈起，这可见于许寿裳、郁达夫、荆有麟、许广平等人的有关回忆。而且在事发当时，鲁迅就告诉了许寿裳，许寿裳认为信子“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许还曾前去劝说过周作人：“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鲁迅的做法，是对待家庭矛盾很正常的处理方式。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的做法，倒是让人感觉有点神秘兮兮，一是声明剪去日记中十几个字，二是“不辩解说”。其实，在鲁迅出走一年后重返八道湾取自己东西，兄弟俩就大打出手，信子电话招来其弟羽太重久，还有北大教授张凤举、徐祖正，用污言秽语向他们述说鲁迅罪状。对于导致兄弟失和原因，周作人夫妇此时就已把信子所说的鲁迅对她“不敬”公之于众了，可见这事在当时毫不神秘。
至于说其突发性，并不符合生活实际，上文所述周家矛盾在定居八道湾之后的发展演进，事实是兄弟三人经历了积怨的过程。另外，据鲁迅的弟子荆有麟等回忆，鲁迅曾跟多人讲过八道湾家居三年他与周作人夫妇的龃龉，例如，信子不许孩子们接受鲁迅买给他们的糖果，不准孩子们到鲁迅屋里玩；鲁迅曾因怕误了要事，拆看了夜晚收到的周作人的一封快信，第二天周作人便与他大吵起来(荆有麟)，等等。
许多八卦文认为鲁迅做了难于见人之事，所以闭口不谈，其实，鲁迅要想保密，就不会离开八道湾。正是离家出走这一行为，才使得兄弟矛盾公开化。周作人夫妇并无赶走鲁迅的权力，因为鲁迅是八道湾的一家之主，即使不住八道湾，也有三分之一的房产，而且也仍是八道湾宅基地房产证上的户主。在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将户主更改为自己名字，周海婴还拥有八道湾房产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况且周作人的绝交信，“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根本没有赶走鲁迅的意愿。
四、走出“八道湾”：从行动到心理
7月14日晚，鲁迅只是实行分家，并未打算搬走。之后的几天，他的生活正常进行。19日周作人送来绝交信，鲁迅遣人要他来谈，周作人拒绝交流。随后鲁迅收拾行李，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30日“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8月2日移居砖塔胡同，完成了离家出走的行动。
从闹分家到离家出走，整个过程可以分析矛盾双方三人各自的性格，如何导致事情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1.鲁迅的家长式专断
决定分家是说到做到，而且立刻实行。7月14日晚饭前，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冲突发生，他立即向信子宣告分家。并且就当即自己实行了，也不待与周作人商量。这一行为既迫不及待又没有商量余地，即针对信子，也包含着对周作人的强烈不满。
鲁迅分家，只是不再把自己的薪水交给信子，家就分了。因为他们没有财产需要分割，既无祖业，又无积蓄，兄弟们在八道湾的住屋迁居入住时就分好了。信子是内当家，掌管家庭开支，鲁迅日记中记下另起炉灶，从此，不再交给信子家用钱，他的伙食也无需信子管，这标志着兄弟共爨的散伙。
本来大家庭全部开支就是由鲁迅、周作人负担，周建人刚到上海工作，薪水微薄可不计在内。鲁迅是家长，作出分家决定，不用跟谁商量。薪水不再给信子，事实上就做到分家了。对待两个弟弟，鲁迅许多事情的做法是家长式的、甚至专断包办。周作人回忆也常涉及这方面，例如东京留学时代，有一次因他不肯尽快译书，鲁迅曾经动手打他；《知堂回想录》还提到，周作人留学回国后在绍兴住腻了，想到北京找事做：“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鲁迅为周作人在北京找工作，托朱逷先，朱来信问周作人是否愿到北大教英国文学，鲁迅次日写信回绝了。周作人说：“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便径自回信谢绝了。”周建人回忆从绍兴搬家往北京之前，家里若干事务的处理，都要等鲁迅回家拿主意。“在深冬的寒冽中，我和家人们都怀着动荡不宁的心在等待我的大哥。很多事情，还得由他来才能决定。”他特别提到祖父的日记，“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鲁迅要烧掉，周建人非常不舍，特意告诉他：祖父“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但是，鲁迅还是决定烧掉了。周建人晚年忆及，还满是惋惜与无奈：“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⑩。少年丧父造成的鲁迅长期当家做主的地位，形成了他对家事的处理方式。
2.信子的处事方式
鲁迅做出决定分家并立即实行，改在自室吃饭，也不跟周作人商量。这样过了三天。周作人给鲁迅的绝交信里说：“我昨天才知道……”。这信写于18日，“昨天”也就是17日，周作人才知道鲁迅已分家了，也就是说，事过三天他才从信子得知，可见信子对如何向周作人解释这事，也是颇费考虑的。跟鲁迅的冲突导致大家庭被拆散，承担如此后果对她来说也不轻松。一般来说，必须为重大变故担责时，通常人总是向着减轻甚至推卸自己责任的方向用心。至此，鲁迅与信子14日晚饭前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周作人就只听了信子单方面言说。而信子这“一家之言”又不仅使他陷入难堪，而且不得不在已成仇敌的大哥和妻子之间选边站。周作人的决定也是艰难的—他19日的绝交信，经过了17、18日两天考虑才送给鲁迅。
究竟在鲁迅实行分家的那天晚饭前，鲁迅与信子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冲突？许多人把这冲突当成兄弟失和的原因，热衷于探究男女之事并费尽心机解密。但是，从鲁迅决定并立即实行分家的行动，即可推测当时他与信子的冲突，不是男女暧昧之事的处理方式，最可能是经济原因引起，因为分家本就是家庭经济矛盾发展到极端才导致的结果。实在的情形可以想见，那天晚饭前的冲突，只不过是导火索，因为在此之前，兄弟的分道扬镳就已经走在路上了，所以，发生了什么冲突其实反而是不重要的—既然分家是必然，怎样的冲突都是这个结果，与男女之事反而难于扯上关系。这是因为，按常理推测，如果是发生了男女暧昧之事，无非二人你情我愿或鲁迅非礼而信子不愿，两种可能都不会导致分家后信子实在瞒不下去了才告诉周作人：若因二人你情我愿，就不可能导致分家；若鲁迅非礼，信子要分家，那么，她就必定不会等到事过三天之后，鲁迅再也不同桌吃饭了，才不得不向周作人解释原因。长期以来所谓兄弟失和事件的“突发性、私密性、爆炸性”，纯属被羽太信子带到沟里的过度想象—信子的解释是其理解问题、处理矛盾的能力决定的，鲁迅分家的行动给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也是重要因素。
3.周作人的两难处境和处理方式
鲁迅用极不合适的方式做出分家这样的重大决定并立即实行，不跟周作人通气，将问题推给根本不善于正确处理矛盾的信子去处理。信子所解释的导致鲁迅分家的原因，使周作人陷入两难，周作人这处境，客观上也是鲁迅造成。周作人在《不辩解说上》里所谓的“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就进了狼么。”周作人清楚，大哥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他要保持后半生的安宁，最终只能选择信子，他是被逼选边站。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言外之意，他无意赶鲁迅走，因为八道湾是周氏三兄弟共同的家，鲁迅离家出走，明摆着是把矛盾公开化，周作人想不到、当然也更不希望鲁迅这样做。
周作人亲自送给鲁迅那封绝交信，鲁迅差工人招谈不至，此时兄弟失和是只发生在兄弟二人之间的事情，即周作人对鲁迅与羽太信子矛盾导致鲁迅另起炉灶之举作出的反应，他向鲁迅表明决绝的态度，并且让鲁迅清楚，没必要解释，周作人也不希望扩大影响范围。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收拾东西运往教育部，周作人夫妇没有动静。一年以后兄弟的大打出手，是鲁迅已经出走，又返回家里取东西才发生的。
4.鲁迅对周作人绝交态度的反应
周作人的绝交信，写得含糊其辞，鲁迅看了想跟他沟通，派工人叫他过来，周作人不至。可以推测周作人的想法，无论发生过什么，也无论事之有无，信子给他的解释，已经使他必须在大哥与妻子之间选择相信一个。周作人的绝交信不阴不阳，而且又拒绝沟通。这就使鲁迅愤怒，也给了他一个离家出走的理由。鲁迅出走对周作人是极为不利的，信子和芳子亲姐妹嫁给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育有六个孩子，还需接济东京她俩娘家年迈的父母及未成年的弟妹。这样，生活负担几乎全部落到周作人肩上。周建人的评论很到位：“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立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族。”
鲁迅八月移居砖塔胡同后大病，只能进流食，十一月八日日记：“始废粥进饭，距始病三十九日矣。”1924.2.4日记：“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开始《彷徨》的写作，首篇《祝福》写于过年祝福时刻。祥林嫂于新年阖家团聚之际，思念自己的家人，希望人死而有灵魂，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相见，正是鲁迅此时心境的写照。两天以后，6日日记：“夜失眠，尽酒一瓶。”他像“受伤的狼”，独自躲在草丛里舔伤口。
用了一年时间，鲁迅心理创伤疗愈。到1924年6月11日，鲁迅西三条新家修整完毕，安置好母亲，回八道湾家里取书，遭遇周作人夫妇骂詈殴打，日记从容记载。16日整理取回的书籍，不但不再睹物思情，引起郁闷，反而还有心情赏月，日记：“下午整顿书籍至夜，月极佳。”—已经不生气了。
西三条开始《野草》的创作。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写道：“长歌当哭必须是在痛定之后的”。《野草》是痛定之后的长歌当哭，一方面是送葬，一方面是遗忘。《野草》创作结束，鲁迅精神上真正走出了八道湾。
五、鲁迅的反思
周作人曾经肯定地说，鲁迅的小说《伤逝》,是借爱情悲剧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而且他确信这个判断，并且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只有人的能力。”这个观点不少鲁迅研究学者无视甚至否定，但是，作为当事人又是对鲁迅作品有着独到理解的周作人，他的意见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对于兄弟失和的反思，鲁迅在创作中确实有所表达，如周作人的感觉，《伤逝》是诗性情感表达。既然周作人从《伤逝》读出的是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那么，沿着周作人的思路进一步推想，《伤逝》反思涓生和子君同居生活存在的致命问题是，“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就可以理解为对八道湾兄弟同居生活的隐喻；而“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我们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就是现实中鲁迅实行分家的隐喻了。而从《弟兄》中可以读出鲁迅的理性思考：1.周氏兄弟的“空想共产主义式”的，或者日本新村式的大家庭生活本身就是乌托邦，实验失败是必然，事先考虑不到失败，是鲁迅作为家长首先应负的责任。《弟兄》就是鲁迅的自我反省和忏悔之后的清醒，也是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反思：违背正常人情，追求“兄弟都不计较”的“兄弟怡怡”，与一味劝孝一样违背人情人性，致使张沛君连在面临严峻考验面前，都没有察觉自己的问题，必须通过梦境重演一遍自己的心理活动，才逼使他正视自我真实的内心。沛君、靖甫这样的模范兄弟都经不住生活残酷现实的考验，可见建立在否定个人利益、一味劝善观念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之道德虚伪性，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基础上的家族伦理重建之必须。小说结尾处理死尸的情节，就是全篇主题的隐喻：张沛君作为公益局办事员，必须亲手处理一具无名男尸，他处理掉的是一个旧我，处理者沛君既是清醒的，也意味着是新生的。这是《弟兄》的显在主题。2.《弟兄》的隐含主题是，关于兄弟失和的思考与周作人对话。周作人是重视《弟兄》的，但他对《弟兄》的解读，并未达到鲁迅希望看到的“梦的觉醒”，他仍然在为“蔷薇色的梦幻”破灭而怨恨，以受害者的视角解读《弟兄》《伤逝》,因为他的理想世界还是日本新村式的梦幻。沉醉于新村式的梦幻中，周作人将他们大家庭生活看作新道德实践，是未来人类生活的样板，他们兄弟是在实践从改造自我开始的社会改造，他因此自觉着人生的意义，并意识不到全付人生实际上耗费在琐碎庸常的生活中，更难以察觉到自己在“慷他人之慨”。他当然愿意继续维持兄弟共居的大家庭，所以鲁迅分家使他感到幻灭，认为是欺骗了他。兄弟失和尽管不是因为周氏兄弟思想不同导致，但是凸显了二人主观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并提示研究者对造成他们情感巨大裂隙的深层次追寻。深入考察二人的精神人格差距，可以说，兄弟分手是必然的；羽太信子导致的事件，只是这个具体的当事人带来的分手，造成兄弟感情破裂伤害程度的严重。
鲁迅作为大家庭的一家之主，无论与周作人夫妇关系如何，即便是他觉得受到侮辱而决绝迁居，说到底，也是认为有必要这么做，即自己决定。因为周作人夫妇并无将鲁迅赶出家门的权力和主观意愿，而且也根本无此必要。鲁迅离家出走这一行为本身，反而让周作人夫妇大为愤怒，甚至使其难堪。让他们愤怒的是，鲁迅由此可以不承担豢养一大家人的责任，难堪的是兄弟矛盾的公开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导致兄弟情义在周作人感觉上无可挽回的直接原因，正是鲁迅的出走。“当家不闹事”，“家丑不外扬”，是传统家庭尊信的古训，鲁迅作为家长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在中国的家庭中属于另类。
六、“走出八道湾”对鲁迅的意义
鲁迅走出八道湾，然后往哪里去？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一个著名论断：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把鲁迅的逆子贰臣的源头追溯到少年时代与农村野孩子玩，比喻为野兽的奶汁喂大，也就是说鲁迅自小叛逆。如果仅就其天性的反抗性一面来看，不能算不对，但这容易导致误解，使人误以为鲁迅从小就反抗宗法社会和绅士阶级。这显然不是全面反应鲁迅精神世界的评价。因为，鲁迅有完全相反的另一面：他也曾一直努力做宗法社会的孝子贤孙。他中断学业计划，结束留学回国谋职，是为了照顾家人；他认为必须履行宗法社会的传统婚约，因而毫无反抗地接受包办婚姻，并多年照顾着名义上的妻子，维持着毫无感情的婚姻。鲁迅评价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何尝不是夫子自道!他原本打算就这样过完一生的，虽然难免“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但是天也幸也，他终于熬到、或者说命运让他走到了背不下去、必须摆脱的一步。这就是与周作人的兄弟感情遭遇绝境,逼使鲁迅重新考虑过去一味付出生命的意义何在,直面自己的人生现实,思考他个人的未来。
表面看来，在兄弟失和事件中，鲁迅的离开八道湾，是被动的，但是，这仅仅是就现象看，表面形式是如此的。作为显在的原因和物质的现实世界的生活表象显现而言，或许这说法是不错的；如果深入考察这些表象背后，即使是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隐秘性”，不管事之有无，对于兄弟失和来说，也属于失和的表面形式，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是需要人间活动着的人的具体互动事件表达展示出来的，现实发生的事情是表象的而非深层的、本质性的。
之所以把鲁迅离开八道湾周宅说成是“走出”，意在强调鲁迅这一行动的主动性的一面。鲁迅离家出走，有被动和主动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谓主动性主要是指，共同居住三年，积累了很深的矛盾甚至怨恨，也促使了鲁迅对生活现实的清醒，从鲁迅方面说，他早已不堪重负，早就在这个家里住够了。但是，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也为了大家族的体面，一直隐忍。由与信子冲突导致分家，又由分家带来周作人的绝交，给了他一个离家出走的理由，使他得以摆脱为一大家人劳心费神、琐碎的杂务、没完没了的借贷、无穷无尽的义务，甚至包办婚姻—鲁迅最初的设想只是他一人离开，因为八道湾宅是他们共同的家，母亲和朱安当然是仍然住在家里的。
在精神生命意义上，周氏三兄弟共同生活乌托邦实验的失败，摧毁了鲁迅为重振家风、建立理想大家庭而奋斗牺牲的梦想与自我设限，鲁迅也因此开始了从精神上摆脱原生家庭的羁绊(包括束缚他的旧式婚姻)。“走出八道湾”，是鲁迅从安稳的体制内生活，到路漫漫探索征程的前奏，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落潮、新文学阵营“布不成阵”之后，开始独自将变革理念贯彻到个人现实的实践行动。与周作人夫妇的矛盾，虽然导致鲁迅重振家风梦想的毁灭，却同时让他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解放：卸却半新半旧的大家庭重负，彻底摆脱枷锁，为鲁迅结束因养家糊口“不得不混混”的官僚生涯作了预备。整个过程促使鲁迅自我反思，清醒地面对现实，关注自我的内在要求，听从内心渴望。这是鲁迅以后拒绝在安定的体制内讨生活的过渡，是迈出瞿秋白所说的成为宗法社会、绅士阶级逆子贰臣的第一步。—由此，鲁迅重新开启了下半生精神界之战士或者文人革命家的冒险生涯。鲁迅经历了一场精神修复之后，自此走上了作为行动意义上的思想者的战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