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佰莲：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卫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 第6期
[摘 要]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呈现与应用拓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立足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生产力的经验探索，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而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其具体体现为以高科技为动力支撑的文化沉浸式体验、以高质量发展为必由之路的新型文化业态呈现、以高效能为显著标识的文化生产效率提升以及以多元主体性为内在要求的协同创作模式。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数字平台建设、健全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全球视野，加快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文化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同样依赖于新质生产力推动。因此，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需要关注生产力、经济与科技领域的术语革命，还需要思考其精神文化动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在此背景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催生的跨行业、跨文化与跨场景等文化新产业、新模式，亦即文化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随着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研究热度的提高，文化新质生产力概念也开始受到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维度、产业层面、制度方面和价值逻辑等视角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实施、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等主题进行探索，但少有学者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探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产生与发展理路，对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此，笔者结合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维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探究，分析文化生产在生产组织、产业发展、效能变革以及价值逻辑等多个层面的作用，以期推动新质生产力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和文化建设理论在当代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明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需要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探究其生成与发展理路，深入分析和归纳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经验探索，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为依据。
（一） 理论逻辑：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发展而来的。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生产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文化生产力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文化生产力在数智时代的进阶。
马克思精神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古典经济学派论域中，亚当·斯密指出了精神生产领域的“无价值性”，让·巴蒂斯特·萨伊在此基础上批驳了斯密对于精神生产不能创造财富的理论，指出精神生产的价值在于生产实际效用。德国古典哲学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为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出场奠定了哲学基础。黑格尔将精神生产描述为主体内在精神外化的对象化活动，彰显了精神生产的主体能动性向度；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将人所反映的客观对象观念倒置为先在性前提的观点，强调将精神生产主体从抽象的绝对精神转变为感性的、直观的人。
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古典经济学派关于精神生产具有生产性的经济学特性，又辩证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精神生产主体能动性与现实的人的观点，逐步建构了能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精神生产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精神生产”这一术语，指出精神生产或精神文化创造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受制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可划分为意识形态生产与非意识形态生产。前者处于精神生产的核心位置，即观念上层建筑，“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后者指涉语言学、自然科学、逻辑学等的生产。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精神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的力量，它包括三要素——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资料、精神生产对象。一方面，物质生产力决定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对物质生产力有能动的反作用。精神生产力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实践与艺术创作存在自身的发展规律，常展现出对社会生产发展的超前或滞后现象；同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也离不开知识、科学、艺术等精神因素对其的引领作用。马克思指出，“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文化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深化和拓展，是人类在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进行文化产品创作和文化服务的能力，不仅包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也包括文化的物化形式，因而具有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文化生产力作为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经济的功能。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能够生产文化产品与服务，创造社会财富，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文化生产是一种内容生产，其产品是知识或精神产品，具有精神文化的功能。文化生产力在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同时，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播与建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数字经济时代，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文化生产力的进阶。它不仅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科技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塑造新兴文化产业形态，还通过将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品设计、创新服务模式、重塑品牌价值提升产业附加值。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有塑造国家软实力的精神伟力，又蕴含着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其核心是文化创意，特点是文化与科技的高度融合，且涵括科技、数据、创意人才等新型要素，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文化生产力形态。
（二）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生产力的经验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力与文化建设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化生产力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路。其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随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二，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位置。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新中国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7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阐明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学术思想的自由争鸣的必要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探索形成了基本的理论认知，为文化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明确科学技术作为经济范畴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并强调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思想文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先后作出重要论述，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也为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夯实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中央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正式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与过去偏重于思想文化建设不同，文化生产力发展不仅承载着精神价值，更凸显经济价值。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文件正式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指出发展文化生产力应“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入报告，强调了以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赋予文化软实力以强劲动力，并提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综上所述，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动能。这一时期文化生产力发展进入了目标明确、发展畅通的全新阶段，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创造了良好条件。
进入新时代，文化生产力迎来了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第一，文化生产力发展正在被数字化转型重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出，“加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推动数字文化工程转型升级、资源整合”。第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展露出其与绿色发展的有机融合趋势。《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绿色旅游”，绿色文化创意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重点。总之，数字技术为文化生产力提供技术基础，绿色创新为其提供方向目标。在两者的双轮驱动下，文化生产力正在向可持续、开放与多样的形态跃迁。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生产力的实践探索为提出和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历史经验，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进入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
（三） 现实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重要部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首先，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对新质生产力在文化要素、产业融合以及价值引领等方面的创新性发展。“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融合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其一，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重塑了文化生产要素结构。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涌现出文化大数据、文化新内容以及文化新模型等新型文化生产要素，这为新质生产力引入新的文化元素与创意，有助于激活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质增效。其二，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了产业融合。数字技术和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重塑了文化形态与文化产业，推进了文化科技产业升级与消费场景拓展，拓宽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空间。其三，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了价值引领作用。文化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和传播具有文化凝聚力内容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这些内容既代表着全社会认知共识与共同的价值选择，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引领，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多重价值的同频放大。总之，文化新质生产力集成了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与价值引领的整体性优势，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内生变量。
其次，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野下实现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深化与拓展，强调以文化创新与技术赋能为导向，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文化内容创造、产业融合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揭示了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态势，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这不仅激活了文化资源的新动能、塑造了文化发展的新优势、全方位关注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旨在强调以人文底蕴支撑经济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传播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人文经济伦理对其进行引导与规范，从而以深厚的人文价值底蕴赋予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人文经济学在文化、经济与科技深度融合场景下的具体落实，它通过技术赋能与产业融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与社会价值，彰显出人文精神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实践价值。由此可见，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文化新质生产力展现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理念，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最后，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旨在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深刻影响国家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的跃迁程度；而文化新质生产力顺应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力量。其二，“十五五”时期，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文化新质生产力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通过数字化技术深度挖掘、整合、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布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工程，有效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历史自信与民族凝聚力。其三，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中国”传递中华文化价值理念。例如，敦煌莫高窟“数字敦煌”项目吸引全球多个国家参与，这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价值理念，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文化繁荣注入强大动力。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独特内涵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的新质态。”祁述裕从整体性视野把握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强调其是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双轮驱动的生产力，两者融合形成的新业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小文指出,文化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特征。郑博匀、陈义平强调以新型生产要素融合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综上，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高科技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提升为牵引，能够实现文化的数字化呈现与沉浸式体验，推动文化产业跨界突破并催生新业态，促进生产方式变革的新型文化生产力形态。相较于传统文化生产力，文化新质生产力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主体创作，而形成了跨领域的突破性协同创作模式。
（一） 以高科技为动力支撑的文化沉浸式体验
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技术重塑了传统文化生产模式，实现了数字化文化场景复原的临场感体验，并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传统文化产品形态层面的迭代升级，使受众在数字文化诠释下获得潜移默化的叙事感知。
首先，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革新传统文化生产创作模式。传统文化生产主要以文学、电影等为载体，文化产品复刻数量有限、传播方式单一，而文化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文化内容的数字化生产与传播逻辑。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超现实”文化场景，推动传统文化生产方式从现实复刻的有限性转向虚实共生的无限性。例如，敦煌研究院依托数字化摄影采集、高精度三维扫描、洞窟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对每一尊彩塑、每一幅壁画进行技术活化，以沉浸式场景全面呈现敦煌文化魅力。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打破了原有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构建了全民参与文化内容生产的开放生态。例如，2024年春节剪纸挑战中，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仅设定非遗剪纸主题，最终涌现出230万件原创作品，通过创设受众零距离参与文化生产创作的现实场域，增强了受众对文化内容诠释的沉浸式体验。
其次，文化新质生产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文化产品形态迭代升级。第一，生成式AI助力文化产品创新。例如，ChatGPT-4在学习梵高画作风格后，可以创作出与梵高画作相近的作品。生成式AI在算法技术的助力下能够产出优质文化内容，推动文化产品向虚拟化形态发展。第二，生成式AI推动文化产品与受众近距离交互。例如，腾讯动漫推出“AI剧本工坊”，读者通过投票方式选定剧情分支走向，系统根据投票结果自动生成后续章节；随后生成式AI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分析，精准匹配受众认知与需求，从而构建动态式反馈创新模式。第三，生成式AI构建虚实共生的文化产品新形态。例如，上海天文馆的元宇宙沉浸式体验产品融入生成式AI技术群，其所兼具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等技术，推动文化产品从静态叙事体验蜕变为动态沉浸式体验。可见，文化新质生产力借助数智技术的叙事逻辑，丰富了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沉浸式叙事体验。
（二） 以高质量发展为必由之路的新型文化业态呈现
文化新质生产力衍生的新型高质量发展文化业态，由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塑造而成。这一融合既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将高端数字技术融入文化领域，推动更具科技含量的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一是加快推动数字化与传统文化产业融合的新业态落地。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AI绘图、数字篆刻、3D立体化扫描等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产业项目，拓展数智文化装备产品服务，以此加快推动智能技术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二是加快发展全景式、沉浸式文化体验新业态。大力开拓覆盖视、听、触等感官交互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积极开发沉浸式主题公园、文化创意街区、智慧剧场、AR数字游戏等新型文化业态，不仅可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而且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服务平台，促进多元化业态融合发展。一是构建“文化+农业”虚实结合的乡村文化产业体系，以现代科技手段助推乡村振兴形成新航向，引入IP文创资源，实现对特色乡土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活化，最终形成以乡土文化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多元产业为支撑的乡村文化产业生态圈。二是探寻“文化+工业”互融发展路径。通过科技赋能活化老工业遗产中的工业文化资源，促使城市空间焕发新的文化与生活气息，助力工业文旅型城市提升影响力，催生多样化文化新业态。
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不仅使文化产品与服务质量大幅提升，而且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一方面，新型文化业态助力文化产品与服务内容高质量发展。一是传统文化数字化产业的兴起，推动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从有到优”的转变；通过技术与文化的深度契合，有效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多样化与品质，精准对接了新时代人民对丰富文化的需求。二是全景式、沉浸式文化业态提高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普惠性水平。该业态依托平台优势与技术手段，营造虚拟文化体验全景场域，打破了地理空间壁垒与社会群体阶层隔阂造成的数字文化鸿沟，显著扩大了文化资源的覆盖面与普惠性。另一方面，新型文化业态优化了文化产业全链条协同机制，激发了文化市场的发展活力。新型文化业态以云端平台与云计算技术，使文化创作在内容编辑、作品上传等环节更加灵活，优化了文化生态系统从创作、上传等产业链环节；同时，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技术解决了文化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确权、存证与流通难题，促进文化市场资源高效发行与流通。例如，新冠疫情以来，文化艺术作品交易在线下变得举步维艰，但在2021年，纯艺术品在国内拍卖市场取得的成交额有明显增长，这也意味着新型文化市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市场交易的短板，促进了数字艺术市场的繁荣。
（三） 以高效能为显著标识的文化生产方式变革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生产效率的提升上，也体现在文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中。
文化新质生产力内部的要素组合驱动传统文化生产的效率提升。第一，文化劳动者从单纯依靠脑力劳动，转变为人—机协同一体的生产形式，由此推动数字文化创意内容生产效率的提升。传统文化劳动者在进行文化创作时，主要依靠自身经验与人工搜集资料，导致文化内容产出周期较长，生产效率低下。新型文化生产者凭借娴熟的技能，借助AI等便捷工具能够更主动、前瞻性地开展文化创作，从而显著提升创作效率。第二，从新型劳动资料看，数字文化平台极大提升了大众参与文化生产的效率。数字平台依托算法为每个用户生成个性化推荐列表，并生成用户观看视频资讯情况的反馈数据，以此筛选出用户的偏好内容，从而精准提供创作所需的文化素材，减少文化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第三，数字文化劳动对象的优化重组助力文化生产效能提升。现阶段，文化劳动对象主要呈现为文化大数据、文化大模型、文化新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依托文化大数据、文化新基建与文化大模型相联结的创新模式，我国文化资源得以从分离、散落状态转换为可关联、可分析的文化财富，显著增强了多元文化资源的转换效能，新型生产要素的倍增效应愈发凸显。
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现代文化产业推动传统文化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一，在文化领域的供需方面，传统文化产业以“先创作、再发行到市场反馈调整”的生产模式为主，然而，该模式决策周期较长且市场响应滞后。现代文化产业则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对产品的喜好，以此实现个性化内容推荐，从而精准预测市场需求，显著提升文化生产的运作效率。第二，在文化传播渠道多元化方面，传统文化产业以图书出版、影视与民俗手工艺等为主，其传播渠道十分有限。随着网络文学、网络短剧、网络游戏等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多渠道的文化传播格局逐步形成，文化传播效率得以提升,大幅扩展了我国国际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第三，在文化资源配置方面，传统文化产业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如文学与新闻依赖出版、广播影视依赖票房。现代文化产业的出现可以容纳各类社会资本，实现文化资本、科技资本、数据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效聚集与流动融合，促使文化资产变现方式更为丰富。第四，在文化消费方面，现代文化产业依托用户在多场景中积累的文化数据，并利用算法分析精准把握消费者的偏好与倾向，从而快速实现文化商品的惊险式跳跃。
（四） 以多元主体性为内在要求的协同创作模式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文化生产主体由传统精英文化生产向大众文化生产的转变。传统精英艺术家依托专业化艺术技能维持着艺术领域的权威体系，具有专业身份认同的文化精英人士通过积累文化创意与研习社会知识抬高行业门槛，从而形成一层维护精英高超技艺的“屏障”。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应用，文化新质生产力逐渐打破这一隐性的文化生产屏障，文化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性。以抖音平台为例，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传和展示原创内容，并分享给其他用户。在这一模式下，用户不再只是被动的观众，而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与供应者，真正实现大众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
生产主体实现了由个体创造者向人—机协同主体的转变。在传统文艺创作中，往往由个人对产品从头到尾进行独立加工，以此确保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的协调。然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推动这种单一主体模式逐渐转向为人—机协同的新主体模式。随着机器在信号获取、分析识别、情绪理解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人机之间能够实现更深层次互动与“对话”。例如，在音乐创作领域，AIVA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对古典音乐的大量学习，掌握了巴赫的对位法则与肖邦的和声逻辑，作曲者只需输入自身的曲调风格、演绎节奏与情绪参数，即可协同生成具有专业水准的交响乐作品。这种人类定义美学艺术范式与机器填充技术细节的协作模式，构建了“赛博社会”中全新的人—机互动，彰显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多元主体协同创作模式的内在要求。
三、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向
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必须从方向引领、价值导向、动力赋能、制度保障和场域延伸等方面统筹推进。习近平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中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论断为“十五五”时期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从“十五五”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看，新时代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其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品质；深入推进数字文化平台建设，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历史与实践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世界、向全人类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雄伟气魄和宏大叙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方向，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当前，文化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依托技术创新与推动文化市场繁荣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本质是一种能力体系，往往面临价值引领缺失的问题。倘若缺乏明确的价值引领与必要的人文关怀，忽视文化的教化功能与道德责任，文化新质生产力很有可能在流量竞争与利润驱动下制造大量低质内容，从而落入“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与“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陷阱。为了规避上述观念偏差，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要求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领，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确保文化新质生产力沿着正确方向持续推进。在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落到实处，不断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也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此外，在党的领导下，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内容创作、网络直播、新闻播报等各个环节，使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其价值导向，通过文化内容浸润实现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从而丰富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内涵与人文关怀。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提升人民文化生活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对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成果惠及人民、创作依靠人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服务人民是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立场。文化技术创新、业态融合、模式变革，其最终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即文化产品与服务不能沦为流量的附庸，而应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内容创作，还是通过虚拟现实打造沉浸式体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提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神食粮，而非仅仅“收割”用户。其次，人民生活实践是孕育文化创作的活力源泉。文化新质生产力不是闭门造车的技术炫技，它需要从平凡动人的百姓故事中汲取灵感与养分。现阶段，大众文化创作已与数字化、网络化接轨，这要求文化创作者要善于运用新质生产力工具——大数据洞察需求、短视频捕捉鲜活瞬间、跨媒介叙事拓展表达——更敏锐、更生动地表现时代脉动与传递人民心声，使文化创作始终葆有现实的温度和生命的张力。最后，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旨归。物质生活的富裕呼唤精神世界的同步充盈。文化新质生产力应致力于打破文化资源享有的时空壁垒、地域差距和群体差异，通过数字化平台、普惠性服务、精准化供给，让高品质文化成果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它不仅要满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解决“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通过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文化选择，助力每一个个体实现精神层面的丰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跃升。
（三） 加强数字平台建设，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当数字化浪潮奔涌而来，数字平台技术为中华文明传承开辟了浩渺新境，促使源源不断的创新创意为传统文化进行新时代表达和传播赋能，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抢救聚合与自信培育。党的二十大作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重大部署。“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我国应当依托数字时代的平台优势，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追随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牢牢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文化底蕴。首先,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示范区，敦煌研究院依托数字化摄影采集、高精度三维扫描、洞窟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体系，对文化遗产进行修复、保护和复原，尽最大努力活化每一尊彩塑、每一幅壁画，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了文化主体性。其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对其内涵进行补充、拓展与完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且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使博物馆的文物与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例如，通过跨要素、跨平台、跨领域场景将科技手段与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为传统文化赋能，实现历史与现代社会的双向互动，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从而进一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最后，要坚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需要建设一批数字人文重点实验室与科研基地，推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研发，强化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与村落的统一监管。
（四）健全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任务，并对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为“十五五”时期文化新质生产力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基本方向。现阶段，我国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仍显不足，一是，文化创新能力较弱，表现为创新方法单一、创作形式有限；二是，创新氛围不够浓厚，思想认识不足，文化创新人才比较匮乏；三是，算法机制虽然提升了用户平台体验，但也造成文化消费趋向同质化，使用户很难体验到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因此，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亟需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切实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第一，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革文艺创作的生产服务机制。应探索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有效路径，依托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技术重塑文化创作流程，推动软硬件全面升级，促进文化领域数字化建设与信息化覆盖，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发展的优势。第二，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与抓环境相统一，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氛围。一方面，坚持以高质量文化内容为核心，健全以高品质成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构建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释放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为文化发展注入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第三，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挑战，要不断优化算法机制与生态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无疑为文化创新创造注入新动能，拓展了文化产品创造的种类，推动了文化创作的大众化，让人们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参与文化创新创造。但是也应该注意避免算法技术过度迎合用户审美喜好而造成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等问题，要不断优化和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确保文化创作生态健康发展。
（五） 树立全球视野，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当前，世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文化舆论场域中西方话语霸权仍然存在，我国文化价值观念在国际传播中仍然面临障碍，文化话语权建构落后于国家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必须积极主动宣扬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在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全球视野，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形成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具体来看，应在传媒产业布局、新媒体技术运营、民族品牌塑造与国家形象展示等方面统筹谋划；依托国际社交平台创建海外账号，找到更多合适的对外传播渠道；在对外传播中用好中华文明，系统推进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变片段式、单一式文化传播为以中华民族为代表性的整体传播，以此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二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从而更有效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四、结语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呈现出人文与经济互动融合的发展趋势。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人—机协作模式等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互动变迁而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目标的强劲推动力，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了文化根基。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也是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攻坚阶段，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正确理解和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新质生产力学理化研究，从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层面探讨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为在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展人文经济提供理论参考；实践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数字平台建设、健全文化发展体制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