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美国对华观变化的缘起与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9-03-23 22: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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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  

  

一、美国国内思潮与社会现实的冲击


   在帮助特朗普进入白宫的诸多因素中,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强调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反精英主义、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特朗普寄予厚望,在大选结束后继续关注制度安排,期待他能够认真兑现“美国优先”“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竞选承诺。与此同时,以斯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另类右翼分子在美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保守风潮,其追随者摈弃建制保守主义,把“白人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基本价值观,认为建制派精英追求与全球性资本的合作,过分讨好少数族裔群体,其对外政策忽视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特朗普就职后继续坚持民粹路线,依靠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来与建制派对抗,其在核心选民中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也迫使共和党建制派不得不拉近与其的距离。同时,他虽曾公开否认与另类右翼的关系,却将班农的主张视为其“美国优先”原则的理论基础。由于特朗普政府与这些思潮的支持者之间相互协作扶持,民粹主义与另类右翼思潮始终在美国政坛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民粹主义者与另类右翼分子主要关注美国国内议题,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自己的主张,同时还把一些国内问题归因于外部冲击。

  

   首先,另类右翼人士相信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危险,中国崛起对美带来的威胁被低估了,当中国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时,美国却在逐步衰落。班农离任后不断渲染“中国使美国变得像其附庸国一样”“现在的中国就是1930年的德国”“和中国的经济战争就是一切”等言论,就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中国深深的忧虑和敌视。

  

   其次,另类右翼分子秉持白人至上理念和排外情绪,对于中国移民不说英语以及炒高了美国房价等行为非常不满,还在其宣传册内印上“白人靠边,中国人接管了”来宣泄情绪。

  

   再次,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认为这夺走了他们的工作,而中国被认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重要维护者,因此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就将中国视为其对手,通过支持对华贸易战来宣泄不满情绪。

  

   最后,民粹主义者追求分配正义和公平权利,在其眼里,中国长期以来的对美贸易顺差显然是“不公平”的,中国与美国的精英们“合谋”剥夺他们,因此在反国内精英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展开进攻。

  

   从美国的社会环境来看,各类矛盾持续积累,中产阶级比例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与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种族冲突此起彼伏,政治衰败现象愈发常见,以白人蓝领为代表的工薪阶层对这些社会现象及自身处境愈发不满,而中国则因其所谓不公平竞争、商品倾销、移民遍地而被认为是很多问题的背后致因。加上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指责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偷走了美国的机会”,不断将焦点汇聚到中国身上,导致对现状不满的基层选民在中国身上找到了发泄口,久而久之,“怪罪中国”和对华强硬就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

  

   美国的精英阶层则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待中国,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要为美国的问题负责,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上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到美国国内“窃取技术”“影响社会”,使用“锐实力”来胁迫美国各界妥协,甚至开始“插手、干涉”美国内政和社会运行方式,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民主体制,他们从中美互动中更多感受到失望和不安,以及对未来的忧患。于是,趋同的对华观将并非同路人的美国各界自然联系在一起,使其共同站在了政府一边。

  

二、当前美国国内的不同派别


   从追求和表现来看,美国国内在对华认识方面出现四个派别,分别可称为意识形态派、战略派、利益派和维稳派。

  

   一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前白宫战略顾问班农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派”,他们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阴谋论,将中国明确视为“天然的”敌人和最大的威胁,把中国的所有举动都归结为意图“伤害”美国,要求在对华施压方面绝不能手软,应该针锋相对、全面遏制、不计成本、强硬到底。

  

   二是战略派,其代表是两党建制派人物和智库精英。这一派主要从关注中美相互地位和中国长远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中国不仅未能实现期待中的“民主化”和“开放”,反而变得愈发“保守”,而其与美实力差距却不断缩小,已经成为美未来最大挑战;美国必须抓住“最后”机会迅速改变政策,利用尚存优势迫使中国低头,以“短痛”来赢得长远的成功。

  

   三是以特朗普及其支持选民为代表的利益派。他们习惯于从当前利益的角度考虑对华关系,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来自于“吃亏”心态,相信多年以来中国通过“不公平手段”占了美国太多便宜,现在必须依靠美国的强大实力来改变中国“单边获益”的游戏规则,其目标在于掌握对华交往的主动性,把损失夺回来,但改造中国的愿望不太强烈,接受合规的竞争,同时为了获利也追求对华合作,政策比较灵活。

  

   四是企业界和部分务实的政府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行为和走向确实令人担忧,对华施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不能仅追求短期效果,而应从迫使中国改变体制和机构方面施压;但中美仍有广泛合作空间,施压只是为了趋利避害,不是为了示强,更不能将中国逼入绝境,对华制裁应强调正当性和针对性,以精准、适当、稳定、有限的压力来有效塑造中国的行为,使其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均认为对华接触战略到了必须做出调整的时刻,不能继续容忍中国对美的“伤害”,均相信美国对华强硬是必要的。其分歧主要表现在:一是应如何给中国具体定位,二是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对华接触政策,三是准备付出多大成本来达成目标。意识形态派明确认为中国就是敌人,相信应放弃接触政策,不计成本对华施压以彻底扭转中美互动模式;战略派希望大幅调整对华接触政策,愿意付出一定牺牲以确保美国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者,但不像前者那样“逢华必反”,而是同时也追求合作,但不因合作而放弃对抗;利益派注重短期收益,不太关注对华定位等战略性议题,追求以结果为导向,对损失的容忍度较低,手段比较灵活,改造中国的意识不强;维稳派希望在保持接触、不把中国变成敌人的前提下,有效增强对华施压力度,迫使中国做出明确改变,也愿意接受真正的“双赢”。简单来说,这四个派别的对华立场分别是遏制、对抗、竞争、合作。

  

三、美国国内涉华活动的基本特征


   第一,对华认识出现一边倒的负面评价。在两党之间、非建制派与建制派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左派与右派之间,在对华认识问题上的分歧都明显减少,整个美国政坛上已经没有知华派的身影,更不存在所谓“亲华派”,连在一贯反对特朗普的传统媒体上也没有人为中国说话。各方普遍认同朗普政府对华的基本定位,相信中国已经从美国期待的“追随者”转变为现实中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华尔街日报》发文指出,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和民粹主义者们在欧洲、中东等很多国际事务上都存在分歧,但他们在面对中国相关的事务上却越来越有共识,那就是“应对华强硬”。

  

   第二,美国社会的对华关注度大幅提升。对华政策在过去属于小众话题,主要吸引的是政治人物和精英人士的目光。但是现在,美国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进来表达关切。始于2015年的对华政策辩论是由学界发端,随后媒体精英、商界人士、民间群体不断跟进,最后政府定调。中美关系以往从未吸引到如此广泛群体的关注,尤其是连大学行政机构、行业协会、专业研究机构、工农阶层等“圈外”群体,现在也纷纷出面表态,以“中国的长臂伸进美国的校园”“中国的黑客为何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的锐实力如何让国外噤声”等醒目主题来表达不满,意味着社会群体的利益或情绪越来越多被卷入到中美互动中,导致其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愿望不断加强。

  

   第三,美方对华关注从“软议题”转向“硬议题”。美方认为,中国的“强势领导”和“自信民众”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和发展超出需求的军力来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造成了中美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甚至表示,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指控均属于所谓“硬议题”,即涉及战略规划、基本路线或社会现实,中国能够做出调整的能力和空间有限;而原本在中美关系中非常敏感的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表明美国对华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基本破灭,“改造中国”的企图基本让位给“压制中国”。

  

   第四,美国各方对华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感和紧迫感,“行动起来”成基本共识。美国对华负面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精英到大众、从怀疑到坚定、从容忍到对抗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理性的怀疑与担心和情绪化的受挫与愤怒相互交织,导致整个美国社会对中国都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和紧迫感。随着反对政治正确、秉持“美国优先”原则的特朗普的上台,心怀不安与不满的各界人士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急切想把被压抑多年的诉求迅速融入到当前的对华政策中,支持并依靠强势的特朗普政府,在“公平、公正、对等”的原则基础上尽快对“扭曲”的美中关系进行纠正,甚至为此而付出一定代价也在所不惜。

  

   第五,普遍不能接受双输结局。美国各界在对华施压迫使中国妥协的问题上没有异议,但普遍不能接受过高成本。中国对美制裁进行报复时,必然会触及其选民利益,在“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的美国,这原本就是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中期选举前的中美对抗,其结果会变得更为敏感。虽然美国伤害中国的能力显然要超过中国的报复能力,但是中国的体制结构赋予了其强得多的忍耐力。美国国内没有人愿意为了所谓“国家利益”而承担个体利益受损的后果,即使是中美双输也不行,除非特朗普政府能够迅速找到一种美国单赢或者中国单输的有效政策选项,否则他就可能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

  

   (作者: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国内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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