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则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制定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理论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关于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体系。“宏观经济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标识性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超越。
迄今，理论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尚未与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体系有机结合；二是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如目标、手段、创新方法等的研究，也尚未深入到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化、体系化层面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结合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体会，从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体系角度进行概括和阐述。
一、宏观经济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重要标识性概念
宏观经济治理相对于已有的“宏观调控”概念，实现了中国宏观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是与宏观调控对应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密切相关的概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在这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决定”中，首次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这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概念。自此，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开启了“宏观调控”的时代。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批判借鉴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不断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划时代的会议，首次把宏观经济管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他指出：“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结合这次会议的主题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的“有效的政府治理”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提出的出发点。在此之后，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管理，虽然还使用“宏观调控”概念，但在宏观调控的内容、方法、手段、范围等方面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宏观调控的内涵。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内容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内容。又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里，宏观调控与国家治理进一步密切联系起来了。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完成了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的“术语革命”。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基础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成为报告的十五个部分之一，而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那样把它融入其他部分之中，这就凸显了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二、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超越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从方法论上超越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
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经过不断发展和融合形成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同，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这一事实，承认市场配置资源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认为解决危机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干预。西方宏观调控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缓解危机需要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应该说，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关于如何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认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里明确指出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种经济理论中居于指导地位。我们之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理论，对待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要合理借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告诫，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局限性、构建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指南。
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在具体范畴和原理上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总体方法论上是不科学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永恒的、最有效率的制度。这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坚持的制度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必然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立场，所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根本上都是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同时，这一理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无法真正有机结合，认为公有制是没有效率的，实行公有制必然导致“公地的悲剧”。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二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秉持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西方宏观调控理论虽然承认存在市场失灵，并且认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伸出“看得见的手”,即实施宏观调控。但在方法论上西方宏观经济学却认为政府和市场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外生变量，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一点看，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表面看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关系，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市场失灵的说法，进而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即使出现经济危机也是暂时现象，市场通过自身的调节总能让危机得到缓解和消除。而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则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出手干预。在政策层面，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大市场小政府”还是“小市场大政府”的问题。从本质上看，两种理论体系都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就表现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不相容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国家)具有双重属性，一重属性是阶级属性，另一重属性是公共服务属性，公共服务属性服从于阶级属性。具体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为资本所有者阶级服务，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公共事务服务，但为后者的服务必须服从于为前者的服务。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干预活动，首要目的都是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服务，至于满足民生和公共服务则不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体系中。因此，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的政府干预伸出的“有形之手”,被限制在为资本利益服务这个根本要求上。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则坚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目的，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辩证法，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突破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
三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西方宏观调控理论运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市场经济呈现出产品过剩，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这就产生了经济危机。依此理论逻辑，解决经济危机就是政府想办法扩大需求，让产品交换顺利实现。当然，市场运行中也可能出现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情况，这时政府干预就是想办法增加供给，满足社会需求。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抑制供给，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总体上是在供求关系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其实质就是试图在流通领域中解决问题，这违背了国民经济有机体运行中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相互作用规律，也不符合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而是不科学的。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则坚持从国民经济有机体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环节的辩证关系，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有机结合中，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
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根本特征，也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是代表资本家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是坚持以资本为中心，按照资本逻辑制定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出发点是应对“有效需求不足”,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因素造成的。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无论是采取财政政策，还是采取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都是围绕激发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来制定的。至于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本身，只不过是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从动轮”而已。在这一点上，无论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哪个党派上台执政，本质都是相同的。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等，既要符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动力的要求，也要符合满足人民需要这一根本目的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强调投资、消费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紧紧连在一起。
三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宏观经济治理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需要，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然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坚实的公有制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坚实的分配制度基础。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为满足人民需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万不能把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党通过有效的经济治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
四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作用，因此在西方宏观调控的话语体系中通常把政府干预形象地比作“看得见的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则不同，它体现的是一种系统集成关系，在这个系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与此同时，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还有横向协调，各种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共同治理的合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党中央注重顶层设计，做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地方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避免各自为政，同时也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创造性，发挥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的优势。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还强调“统筹发展”的辩证法：强调统筹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结合，强调统筹好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强调统筹好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结合，强调统筹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取向，强调统筹好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不断把制度优势创造性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鲜明特色。
四、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核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始终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前文已指出，在理论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主张“市场万能”理念，反对政府干预；后者强调存在“市场失灵”,主张必要的政府干预。在实践上，西方国家面对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在政策上不断在“大市场小政府”和“小市场大政府”之间徘徊，没有寻找到真正合规律性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宏观经济不是微观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微观个体辩证联系、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截然分开的，而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政府和市场之间不是单向调控的关系，而是双向治理的关系。这种治理关系的基本遵循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时代政府和市场关系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新突破，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超越，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市场主体根据各类市场信息自主作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决策。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不断创新中获得更大收益。市场中价格、供求、竞争等机制相互作用，使各类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让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和流动，实现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必须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存在，总是与一定社会制度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因此既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律，更要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性质和结构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公益性领域、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挥导向性、基础性甚至支柱性作用。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同时要做大做优做强民营经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正确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反对“市场万能”的西方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的规律性要求。这是因为，动态地看各类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势必会由于市场中各类信息的不完全性、滞后性导致资源配置的盲目性，从而可能使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各类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还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出现“市场失灵”,如供求失衡、失业、垄断、外部不经济、两极分化等，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克服市场缺陷，引导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
正确认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超越那种认为政府作用仅仅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理论。西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它承认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的必要性，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来弥补市场失灵。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它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有效率，二是认为政府干预是事后的且仅限于弥补市场失灵。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更要发挥制度优势，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协调国民经济中的部门、区域、城乡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提供事关民生的公共产品和保障服务，创新财政、货币、产业、计划等政策和手段的综合治理方法，发挥事前治理的制度优势，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超越。
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性质也就不同。因此，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必须结合社会制度的性质加以科学把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是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它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辩证思维。有人把它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其目的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减税刺激投资，而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增强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超越了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只能进行需求侧管理或只能进行供给侧管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动态变化的。因此，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必须统筹好二者关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这是对政府和市场辩证关系的新的规律性认识。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关键在政府，有为政府就是要善于有所为、有所不为，该放给市场的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理的管好、管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这不仅深刻揭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放得活”和“管得住”的辩证关系，也对指导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五、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宏观经济治理理论的目标要求
前文指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认识宏观经济问题，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是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据。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处于过剩状态；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经济处于短缺状态；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西方宏观调控的各种政策，都是针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不同状态制定和实施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宏观经济体现的是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再生产不断进行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运行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市场经济的深层关系，即从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以及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统一中，来认识国民经济运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这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的表层关系，即从供求关系上认识国民经济运行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供求关系直接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有相通之处，但这种相通只是表面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不仅仅考虑总量平衡，还同时考虑结构平衡，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统一。例如，《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内容，既分析了物质形态，也分析了价值形态；既分析了总量，也分析了结构。这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仅仅考虑总量平衡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社会总供求关系这两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中，创造性地使用“循环”概念，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产业资本循环的相关表述，这里的“循环”概念是指资本的流通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拓展了“循环”的内涵，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使用“循环”概念。在狭义上，循环是指流通领域的问题，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平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都属于狭义的“循环”。在广义上，循环则是指国民经济有机体中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之间的辩证运动。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包括狭义的循环，也包括广义的循环。如果说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目标，那么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则是宏观经济治理成效的重要体现。
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实质就是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有机衔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环节决定后三个环节，后三个环节对生产环节具有反作用。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消费环节具有特殊性质，它既是上一个循环过程的终点，又是新的循环过程的起点，处理好消费问题对国民经济四环节的循环至关重要。从供求关系看，消费处于需求端。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构成真正的需求；而生产消费是企业间的相互购买，属于企业投资行为，投资的目的是生产，因而从未来看实际是在增加供给。在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投资(生产)消费被作为社会总需求的组成部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投资(生产)消费作为总需求的变量究竟是增加需求还是增加供给，要作具体分析。分配环节和流通环节不直接形成供求关系，但离开收入分配，也就无法消费；流通是中介环节，离开流通，生产和消费之间就无法循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表层关系看，宏观经济运行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因此，国民经济循环就表现为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平衡。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一般认为供给侧管理是长期管理，而需求侧管理则是短期管理，因此这两侧难以同时发力。这种认识只是停留在供求关系的表面，无视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辩证统一、有机衔接的内在规律，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实践表明，只要社会再生产活动循环往复，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就成为国民经济运行规律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考量。
总供给和总需求既可以在低水平上平衡，也可以在高水平上平衡。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任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遵循高质量发展的国民经济循环，必然是在国民经济四环节和供求关系这两个层次上都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供求关系和国民经济四环节关系这两个层次都作出了明确的论述。从供求关系上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国民经济四环节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做强国内经济大循环，因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要做强国内经济大循环，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让国民经济循环的两个层次有机结合起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因时应势地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但政策制定的背后必然有学理依据。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各种政策，都是围绕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统筹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环保、价格、就业等协同发力，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强调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等，各种宏观调控方法手段不断创新。从深层次看，这些都是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为理论依据展开的。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既抓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坚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法。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构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使得贫困、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差距拉大，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他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多个国际会议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世界各国要共同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形成。比如，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用多种有效政策工具，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他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目标。
世界经济循环是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样要遵循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辩证统一的循环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际生产活动中要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此，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新机遇，推动各国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际流通中，“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此，要健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合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际分配关系中应缩小收入分配赤字。针对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分配差距和两极分化，必须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中国倡导世界各国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语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和丰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各种政策之间协同运行，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必然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思想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超越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形成中国宏观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利用好、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必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