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是认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在扩张性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双重逻辑下应用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出以数字化商品为代表的新商品形式和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新商业模式。数字劳动成为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平台组织成为推动剩余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形成以生产数字化和流通平台化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新机制。与之相适应，资本积累也呈现出劳动过程非物质化、资本形态多样化和剥削形式隐蔽化的新趋势。数字资本依然具有资本逐利的本质属性，非雇佣劳动剥削也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须在资本积累机制和趋势的新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发挥我国制度性优势，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运行机制；发展趋势；数字经济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1]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2]。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引导数字技术成为“造福人民”的重要力量，而非“资本塑形”的有利工具，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基础，也是数字经济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课题。资本积累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范畴，马克思通过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把握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理论基础。立足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透过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新变化，来研究和把握资本逻辑下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对更好地发挥我国制度性优势，有效防范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弊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一、运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来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重要基础，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和相应的运转规律；二是资本积累的发展趋势和相应的发展规律。①其中，资本积累运行机制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础，而资本积累发展趋势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的形式。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在现实和历史中的运动轨迹和运动规律。因而运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既要在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运行机制的分析中把握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又要在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发展趋势的考察中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

1.在资本积累运行机制的分析中把握数字经济运行规律

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和流通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分析了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问题。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是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将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用于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可见，资本积累的首要条件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可用于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则依赖于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通过社会总生产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图示，揭示了两大部类内部和两大部类之间只有符合均衡的交换比例关系以满足实现剩余价值所需的条件，资本积累才能够顺利进行。从而，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是在流通过程中保障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资本积累运行机制包含了两方面：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打造多种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抽象描述”建立了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并从每个“模型”中透视了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4]资本积累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资本增殖的需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或特定形式。如果将这种关于资本积累动态模型的“抽象描述”进一步具象化，那么就可以从不同特征或特定形式的资本积累运行机制中探究相应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追逐利润的触角已经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打破了传统生产领域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张无形的资本积累网络。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就是在由数字技术编织的资本积累网络下运行与发展中，创造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新机制并形成特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本文在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抽象分析基础上，将资本积累运行机制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具体的实现路径，来探究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

2.在资本积累发展趋势的考察中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趋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包括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相对过剩人口增长规律以及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等。但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及其神秘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关系的神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神秘化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买卖只是流通过程中的表面现象，其实质是资本家凭借对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资本越是积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第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神秘化。由于成本价格的假象掩盖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资本的所有部分都同样表现为利润的来源，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机体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5]57 第三，劳动力商品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流动掩盖了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6]716 因此，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离不开对资本积累长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及其神秘化过程的揭露。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在资本的逻辑下催生出更加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新劳动形式、新资本形态以及新剥削形式等，来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这些劳动与资本的外在形式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神秘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本文运用马克思揭示资本关系神秘化全部过程的分析方法，来考察资本积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关于劳动、资本、剥削等产生的新形式和新趋势，通过揭露其神秘化过程，进而把握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新机制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品生产和流通日趋数字化和平台化，基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资本积累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新的资本积累机制。

1.数字化商品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的生产

商品是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商品化扩张是资本持续积累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资本积累，数字技术在扩张性商品化的逻辑下应用于生产领域中，成为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重要纽带，从而重构了新商品内容，形成了新商品形式。首先，改变商品的载体形式，使传统的实体商品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例如实体唱片转化为数字音乐；其次，发掘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价值，通过劳动将其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例如用户信息转化为数据商品；再次，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破坏并替代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使用价值，例如家务劳动的商品化；最后，二次占有和剥削存在于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中的使用价值并将其再商品化，例如共享平台中私家车提供的搭车服务。可以说，信息产业的定位就是通过开发数字技术的潜力来配置各种各样的商品化项目。[7]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推动着商品化进程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加速与扩张，赋予了资本积累新的商品形式——数字化商品②,具体表现为：第一，信息领域中的数据商品。在信息领域，数据的商品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方式，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资源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据商品，作为直接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或者促进生产和流通的中间环节。第二，传媒领域中的数字文化商品和新型“受众商品”。在传媒领域，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众多文化商品的载体形式，从实体商品转化为数字商品，还将作为互联网产消者的受众商品化，即消费者逐渐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最终转变为劳动者，形成新型“受众商品”。第三，公共领域中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公共领域，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私人的生产资料，公共服务被外包给标准化的服务供应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能够出租与外包从而进行盈利活动。第四，共享领域中生活资料和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在共享领域，生活资料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物质基础，家务劳动成为按需服务行业中的商品化对象，作为劳动力再生产重要内容的生活资料与家务劳动被再商品化进行交易。

建立在互联网连接基础上的新兴商品是资本主义再次增长的关键。[9]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商品化扩张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化商品，这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这些数字化商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既包括互联网用户进行产消活动的无酬劳动，也包含数字劳动者从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数字经济活动的有酬劳动。其中，前者虽然是一种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但是在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却为数据商品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原材料，创造了使用价值并由此推动以及参与到数据商品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而后者中的生产性劳动依然是数字化商品的剩余价值重要来源。因此，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数字化商品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互联网平台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剩余价值的实现

数字资本主义代表着围绕网络的市场化发展，其中巨大的媒体公司努力把网络用于高级资本主义最神圣的社会目的：销售。[10]当数字技术推动商品化扩张并产生新的商品与服务后，资本积累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新商品销售出去，从而实现包含在其中的剩余价值。因此，数字技术在扩张性市场化的逻辑下应用于流通领域中，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创新流通组织，从而试图克服资本流通的障碍，加快商品流通的速度。首先，以数字化商品为内容和以数字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易本身流通速度较快；其次，互联网平台及其产生的数据商品与广告相结合推动商品流通；最后，互联网平台减少了流通过程中因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产生的流通时间。因而，20世纪末最伟大的技术发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引擎，网络越来越被定义为一种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途径。[11]

伴随着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形成的新商业模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推动商品流通的重要销售渠道。根据推动商品流通的方式，互联网平台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类：受众创造型、供需匹配型和市场制造型。[12]其中，受众创造型平台主要承载数据商品和新型受众商品的流通，将数据商品与广告商和生产商相联结，进而通过个性化定向广告刺激消费和按需生产模式满足消费者需求，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供需匹配型平台主要承载实体商品以及再商品化的生活资料和家务劳动的流通，在交易过程中提供线上交易机制并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匹配，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市场流通范围，还在时间上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市场制造型平台则主要承载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文化商品、信息服务的流通，通过改变流通方式和消费形式，形成数字化商品市场，实现消费者的实时消费，不仅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还加快了消费品的更新周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商品流通速度。

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中的应用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流通组织形式的变革，并与商业资本相结合创造出以平台为中心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新型流通组织，即平台组织。一方面，平台组织具有中介性质，以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中介方式为供求双方建立了一个连接机制和交易框架，在去中介化的同时也是一种再中介化组织，从而在形式上表现为执行商业资本职能的流通组织平台化；另一方面，平台组织包含资本逻辑，作为资本的实际载体剥夺性地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在执行商品资本职能过程中，以平台为媒介服务于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从而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流通组织在资本逻辑下历史性变革的产物。因此，平台组织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执行商业资本职能，促进商品流通，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推动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重要载体。

3.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机制的形成过程

为了推动资本积累，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遵循着扩张性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双重逻辑，成为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生产工具”和“销售机器”。在生产领域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扩张商品化范围，创造出以数字化商品为代表的新商品形式，推动着商品生产的数字化，数字劳动成为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流通领域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创造出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新商业模式，推动着商品流通的平台化，平台组织成为推动剩余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最终形成以生产数字化和流通平台化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新机制(见图1)。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新趋势及实质

劳动、资本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马克思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极为重要的三个维度。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资本形态、剥削形式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神秘化了资本关系的本质。

1.资本积累呈现非物质化的新趋势，但无法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

图1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机制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揭示了任何的人类劳动本质上都是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集合。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重点在于物质生产部门，但他并没有忽略知识与智力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一般智力”[13]198的概念。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带来的社会革命，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在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非物质劳动”。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已经在质的维度上代替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地位，并对其他形式的劳动和社会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14]以非物质劳动为起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正经历着转型与变革，算力成为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在劳动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导致数据算法和软件系统等非物质资源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料，劳动以数字劳动、认知劳动、情感劳动等非物质劳动形式作用于数据、知识、情感等非物质的劳动对象，从而生产出数据商品、信息服务、情感服务等非物质产品，并占据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数据商品为核心的商品生产数字化，凸显了劳动产品从物质形态逐渐转变为非物质形态；数据算法和软件系统等成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延伸，拓宽了劳动资料的非物质形式；数据、情感、思想等非物质资源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数字劳动、认知劳动、情感劳动等非物质劳动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中。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的非物质属性愈发凸显，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从劳动产品到劳动资料、从劳动对象到劳动本身，劳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属性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这实质上是资本为了摆脱原有积累方式危机，克服资本主义生产限制的新手段。当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积累方式遇到自然界有限的物质资源的限制时，新的积累方式就要尽可能地减少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增加对非物质资源的利用；当以物质产品为主的积累方式遇到了消费者有限的消费能力和市场需求的限制时，新的积累方式就要求建立非物质产品的市场来缩短消费周期，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因此，资本积累的非物质化通过建立消耗非物质资源和消费非物质产品的独特景观，力求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对资本无限增殖的限制，从而为新的资本积累创造更大的空间。但是，物质生产仍然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3]5一方面，物质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价值生产的主体，即使非物质生产领域也需要庞大的物质生产资料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产品的消费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主要方面，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因此，资本积累的非物质化无法摆脱物质生产的限制，而只是营造出一种可以不必克服物质困难就能实现无止境复合增长的危险幻觉，它并没有超越资本的逻辑，而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目标驱动下资本积累发展的必然趋势。

2.资本积累呈现多样化的新趋势，但无法改变资本逐利的本质属性

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例如生产资料、商品、货币等。但是这些物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被用于价值增殖过程，从而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手段，才能够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6]只有作为价值增殖的条件，生产资料、商品和货币才会表现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这三种不同的资本形态。因此，“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6]877随着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数据商品化与资本化为起点，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数据要素、数字化生产资料、数字劳动者、数字商品等拥有产权并将其作为价值增殖手段的新资本形态——数字资本。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并不是以资本的物质形态来定义资本的种类，没有机器资本、棉花资本这类，因而“数字资本”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规范。[17]但是，数据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与机器、棉花这类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数据这类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赋予了资本以数字资本的物质形态。

但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既不是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不是表现在它作为生产要素上，而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表现为能够实现自我增殖的价值。[18]从资本的总生产过程来看，数字资本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依次采取了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三种不同形态。最初，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逐渐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生产要素属性快速提升。但是，只是作为生产要素被投入劳动过程中的数据还不足以形成资本，它还必须用于价值增殖过程中。因此，在数字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阶段中，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化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数字商品。数字商品经过销售环节转化为货币形态，此时作为货币的货币虽然是通过实现包含在数字商品中的剩余价值而来，但并不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还无法转化为数字资本。因此，数字资本形成的第三个阶段还需要将货币资本化，将从数字商品中获得的剩余价值再次投入社会再生产中，进行资本循环运动，从而不断实现价值增殖，最终形成了数字资本。

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资本主要以产业资本的形态活动在机器中进行社会再生产，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从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分离出独立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资本逐渐以数字资本的形态在数字经济活动中进行扩大再生产。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数字技术改变了其自身运动方式，与数字资本相互融合共同执行生产职能、流通职能与投资活动，从而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中。因此，数字资本的出现虽然表明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了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对其他形态资本产生深刻影响的新的资本力量，但它只是丰富了资本的物质形态，使资本积累借以运动的资本形态更加多样化，并未改变资本逐利的本质，数字资本依然具有资本增殖属性。

3.资本积累呈现隐蔽化的新趋势，但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雇佣工人无偿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关系。“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1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剥夺性地占有生产资料，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活劳动的工具与劳动者相对立。“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5]49但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5]676。例如德国封建制度下同时存在的农奴制和依附农制这两种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奴隶和农民在非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同样会受到资本的剥削。因此，雇佣劳动虽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要对象，但并不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必要条件。随着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形式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具有资本剥削性质但是没有雇佣劳动形式的新型剥削形式——非雇佣劳动剥削。

非雇佣劳动剥削主要存在于作为产消者的互联网用户和零工经济中的灵活劳动者。首先，在互联网用户的非雇佣剥削中，互联网用户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作为产消者被平台资本剥削。平台资本往往凭借垄断数字平台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平台与用户之间“以隐私换便捷”的不平等用户使用协议，实现对数据资源的剥夺性占有，进而无偿地占有互联网产消者产生的使用价值，并用于数据商品和平台利润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实现对互联网用户的非雇佣剥削。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将平台经济中非雇佣剥削下的互联网用户比作是现代佃农制度下的数字佃农。[20]其次，在零工经济中平台方、需求方、供给方三者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雇佣关系并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进行结算。数字技术和零工平台的发展为这种传统的计件工资剥削形式赋予了新的活力：一方面，零工经济不仅采用即需即用的用工方式，产生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地点以及灵活的劳动力，从而形成灵活性剩余劳动的再剥削；[21]另一方面，零工经济通过外包、众包、按需劳动等形式的灵活性用工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可供资本剥削的非雇佣劳动力后备军。

相比于传统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非雇佣劳动剥削形式使得资本积累更加具有隐蔽性。首先，剥削对象从雇佣劳动泛化到非雇佣劳动，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媒介，资本探索出一种不需要将社会劳动纳入工资关系的剥削形式；其次，剥削领域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生活领域，社会大众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满足私人休闲娱乐的生活领域，也逐渐成为资本剥削非雇佣劳动的新领域；最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仅保留了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还发展出无偿占有非雇佣劳动产生的使用价值的剥削方式，从而完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协同式双重剥削，实现了剥削方式的进阶。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虽然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但并未改变剥削关系的本质，反而通过非雇佣劳动剥削成为资本积累更精巧和更隐蔽的手段。数字技术如同以往每一次技术变革中的新技术，“后来被资本当做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6]485,486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上分析表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塑形”的有利工具，资本积累的新机制依然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遵循扩张性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双重逻辑；资本积累的新趋势以神秘化形式掩盖了资本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限制，还以新的形式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无法实现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22]数字技术本身和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如何引导数字技术成为“造福人民”的重要力量，而非“资本塑形”的有利工具，关键取决于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资本增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需要。从而，数字技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目的相一致。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具有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优越性。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首先，从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所遵循的发展逻辑来看。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来引导和利用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下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数字技术和资本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发挥其在数字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与各类资本相结合，既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也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各种类型资本，从而既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下充分发挥资本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发展规模，激发创新活力的积极作用；又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下引导数字技术的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新科技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资本具有逐利本质，防止资本完全掌控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数字经济，资本的逐利本质会扭曲数字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3]因而，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利用好和驾驭好数字技术和资本这两股力量，防止资本利用数字技术以新形式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领域中无序扩张，过度牟利，引导数字技术和资本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下相结合，拧成一股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从资本积累的新机制来看，要以满足人民需要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生产数字化和流通平台化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成数字经济的良性循环。生产数字化和流通平台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基础。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商品化扩张无差别地侵蚀着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创造出新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漩涡”;各种类型的交易平台和广告媒体相联结，构建出一个个精良的“销售机器”。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生产数字化和流通平台化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生产数字化的出发点。加快构建数字化商品市场规范，完善数字化商品的权属界定，建立数据安全保护机制。保障公共产品的民生属性，坚决避免利用数字技术使民生产品过度市场化，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因为数字鸿沟陷入新的困境。另一方面要把畅通国内大循环作为流通平台化的落脚点。引导平台积极主动维护市场环境，创新流通渠道，推动作为流通组织的平台企业对接好供给端和需求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为畅通经济良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限制平台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不正当竞争，避免大量社会资源向销售端倾斜导致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衡。

最后，从资本积累的新趋势来看。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灵活劳动力在数字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其潜在问题。关于非物质劳动，既要重视非物质性的劳动要素在数字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建立健全非物质性劳动要素市场，尤其是数据要素市场；又要防止社会生产脱离物质商品和资源的基础，避免陷入“以非物质生产追求资本无止境的复合增长”[24]的虚拟泡沫中。关于数字资本，既要在数字经济市场机制中充分发挥数字资本在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建立大型数字化生产资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数字资本的规范与监管，健全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行为制度规则和利润分配机制，加强反垄断监管，避免资本之间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关于灵活劳动力，既要促进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灵活劳动者就业，积极发展新就业形态；又要重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等问题，以共享发展理念引导平台企业制定就业劳动保障政策和用工行业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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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

[20]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M].姜忠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8.

[21]夏莹.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J].山东社会科学，2017(8):14-20.

[22]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002).

[23]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J].求是，2020(14):4-17.

[24]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46-272.

注释

①关于资本积累理论，学界有窄派观点和宽派观点。窄派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宽派观点认为资本积累理论贯彻《资本论》三卷。[3]本文采用宽派观点。

②数字化商品在广义上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产生的有形和无形的商品与服务，在狭义上主要是指利用数字技术重构使用价值或改变载体形式的用于交换的非物质劳动产品。[8]如果采用广义的数字化商品界定，最终可能会得出“所有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的商品都是数字化商品”的结论。这不利于区分数字化商品与传统的物质商品，更不利于分析数字技术条件下建立在新商品形式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新机制。因此，本文采用狭义的数字化商品。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