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去农业化的乡村秩序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1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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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乡村秩序与农业生产活动高度相关,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反过来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秩序。正在发生的农业“第二次飞跃”以农村的人地关系重组为基本前提。通过土地流转,传统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正被适度规模经营所替代,部分农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和村庄去农业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数千年以来的乡村文化根基和基层社会秩序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既是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概括,也是对乡村秩序形态的描述,乡村治理改革要直面乡村去农业化的趋势,未来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建立在去农业化这一“经济基础”之上。

   关键词:农业生产、乡村秩序、去农业化、乡村治理

  

   一、提出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除了受国家治理转型影响之外,还受到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自身发生巨变,研究乡村治理转型,不仅要关注国家体制、“三农”政策与财政资源投入等国家治理力量的变化,而且还要关注到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变化。本文拟从农业转型的角度分析乡村社会基础秩序变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长期以来,村庄构成乡村社会基本单元。村庄秩序影响乡村治理形态。村庄作为地缘与血缘的统一体,由人口、家庭、家族集聚而成。村庄具有熟人社会性质,农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了信息高度透明、人际关系高度紧密和内生社会规则成熟稳定的秩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作了多个层面的描述,并提炼出诸多理解中国基层社会形态的概念框架。“乡土中国”构成中国社会秩序的基层底色,国家治理体系植根在村庄秩序之上,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基层“简约治理”形态。村庄单元、熟人社会和乡土规则等构成传统时期国家“简约治理”的秩序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基层社会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满足小农生产需求。村庄秩序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费孝通以“乡土本色”来定性中国基层社会,并将其描述为半截身子插在土里。小农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国农民习性、文化心理结构、社会合作方式等,这些进一步构成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

   乡村秩序与农业生产活动高度相关,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反过来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方式快速变迁,我国已经步入到农业现代化阶段,农业经营从“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迈进。当前,农业生产技术快速提升、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变化、农业资本化程度加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被替代。正在发生的农业“第二次飞跃”以农村的人地关系重组为基本前提。通过土地流转,传统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正被适度规模经营所替代。农业经营形态变化背后反映的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和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变化,这些与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城镇化、城乡人口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等密切相关。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下降,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外流转土地和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农业不再构成村庄公共治理的活动纽带。本文称之为村庄“去农业化”过程。部分农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和村庄去农业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数千年以来的乡村文化根基和基层社会秩序基础,这对乡村治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文中以此来理解当前乡村治理变迁逻辑,并结合未来发展方向,就去农业化的乡村治理提出思路。

   二、农业生产与乡村基础秩序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区分了农耕与游牧之差别,并以此为起点讨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费孝通从农业生产活动入手分析农民聚村而居的基本秩序,包括小规模种植形成的空间紧密形态、农业水利带来的农民合作需求、人口聚居满足安全保卫功能,以及诸子分家和土地继承造成的村庄繁衍形态。费孝通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描述过于抽象。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对于农业生产活动与乡村秩序的建构关系,可做如下拓展分析。

   一是小农生产与农民分散形态。传统的农业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土地产出的极限限制了人口增长的规模,于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人地紧密搭配的形态。我国较早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规模土地占有模式,土地产权为家庭所有,户均几亩、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发育出适应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精耕细作经营模式。小规模的农业种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家庭内部维持共同所有形态,与雇佣经营和庄园经营相比,节约了劳动监督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关于农民分家研究的表明,大家庭在传统时期并不是社会主导形态,“树大分叉、子大分家”的家庭制度,除了存在伦理方面的原因之外,可能与小农生产方式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时期直系家庭或核心家庭的组织形态即可满足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需求。反之,若是家庭规模过大,家庭组织扩大在农业生产上带来的规模优势,可能抵不上家庭维系的成本。小农生产方式构成中国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

   以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为主要形态的小型家庭结构,构成乡村的基本社会单元。家庭是农民行动的出发点,由此形成了由“私人道德”维系的乡土“差序格局”,即乡村社会不存在脱离具体人际关系的具有普遍原则的公共道德规范。在“差序格局”中,公与私具有相对性,公是道德理想,私是行为的出发点,对于农民而言,家庭相对于个体是公的单元,个体为家庭献身,家庭相对于之外的更大的社会单元(如国家)则是私的单元,多数时候,农民是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行动。高度分散性、私人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结构,站在阶级、民族国家等范围更大的公共组织角度来看,以小农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乡村社会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不具备组织性的“一袋马铃薯”,孙中山则斥之为缺乏公共意识的“一盘散沙”状态。

   二是农业合作需求与农民认同行动单元。站在现代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上的小农社会具有高度分散的特点,然而,农民在村庄层面却是高度有序的。并且,建立在小农社会之上的高度集权体制也是有序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有序的村庄熟人社会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支撑起传统时期的国家“简约治理”模式。贺雪峰进一步阐发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内涵,他认为,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在家庭之外存在另外一层支配农民行为的基本行动单元,约束和超越家庭私利,使得农民集体行动变得可能。

   家庭与家庭之上规模更大的认同与行动单元,构成农民行动的两个不同出发点。农民基于家庭做出理性最大化选择,农民同时也基于认同与行动单元来做出公共利益选择。农民的双层行为模式与农业生产方式有关。农业生产由私人环节与公共环节组成。私人环节是成本和收益都可内部化的环节,包括农业生产中的种子投入、日常管理等。私人环节由家庭完成可实现效率最高。农业生产还存在外部性环节,即公共环节,最典型的是农田水利。在很多情况下,农业灌溉和排涝都不可能由一家一户完成,小农生产必须组成合作。也就是说,小规模的农业种植尽管天然造就了中国农民“自主”和“分散”的特性,但由于农业生产公共活动的需求,反过来又倒逼农民必须超越私利和寻求合作。家庭组织能够满足小农生产的大部分需求而非全部要求,于是,在家庭组织之外就形成了范围更大的认同与行动单元。

   结合对不同地区的调查,贺雪峰概括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元的若干形态,包括南方农村的宗族组织、华北农村的小亲族、关中的户族、中部地区的村民小组等。不同类型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元的内部组织结构、集体行动能力等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农民产生不同的认同与行动结构,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如北方地区旱作物种植和降水稀少造成井灌发达,由此发育出一定规模的家族组织,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和平原地区形成应对排涝为主的基层组织,成都平原在都江堰水系灌溉上发育出范围更大的基层组织结构,西北干旱地区村庄之间为分配水源而形成的基层治理秩序,等等。总的来说,在农业公共生产活动中发育出配套的基层组织形态,超过农民家庭之上的认同与行动单元构成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

   三是农业生活方式与村庄熟人社会的规范性。熟人社会构成“乡土中国”的底层形态。村庄熟人社会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高频度交往所形成的“熟悉”,即知根知底,二是高密度的社会资本,如人情、面子,三是村庄具有道德规范和公共规则,即熟人社会具备价值生产能力和道德评判能力。村庄内生秩序维系能力的强弱,可通过“熟悉”程度、社会资本密度和价值生产能力三个指标去衡量。村庄熟人社会的规范性程度越高,对越轨者的制裁能力和对村庄公共事业中“搭便车”行为的约束力越强,村庄治理就越是容易生成。

   村庄熟人社会的规范性不仅以抽象方式存在于农民意识中,而且外化为仪式、习俗、话语、象征等。村庄不仅是物质空间,也是仪式象征空间,这些仪式象征活动守护和再生产出村庄公共秩序。以农村白事为例。抬棺是农村白事中的最重要活动,各地农村的民间习俗都规定逝者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不能参加抬棺。农村抬棺一般需要八个人。这就意味着所有家庭操办白事都要依靠其他村民的帮助。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每个家庭都有长辈,迟早都会操办白事。抬馆这一习俗构成村庄对每个家庭的严格约束,每个家族无论多大多强,在村庄生活中都不能恃强凌弱,否则其他家族可通过不参加抬馆行为来报复。我们在晋南某地调查发现,当地抬馆没有提前安排人的习俗,出殡当日早晨,村庄青壮年人自动去帮忙。有些家庭平时为人不好,名声很差,等到老人出殡时,村民自觉不来帮忙抬馆,构成对主家的严厉惩罚。

   诸如此类的民间习俗很多,它们是传统农业时代小农家庭在村庄范围形成稳定合作秩序的纽带。传统的村庄习俗很多与农业生产方式直接相关。总的来说,农民长期生活的村庄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具备对个体的约束力,村庄熟人社会具有规则性和规范性,村庄不是个体想进则进、想离开就离开的自由之地。“生与斯、死于斯”让村庄具备对个体的强制力。

   四是“不走极端”的个体行为理性。村庄熟人社会不仅是一种组织结构,而且内化为农民的心理习惯。农业生产周而复始、缺乏冒险和投机,农民长期在村庄中生活,被村庄规则约束,濡化心理习惯,造就了农民“不走极端”的行为理性。在农业时代,农民绝大部分的生命时光在村庄中度过,村庄之外的生存机会很少,很少有人能够走出村庄之外的世界。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必须遵循人情规则,村庄中的算账不能太清楚,与人交往要学会亏钱,懂得“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等等。在传统农业时代,土地搬不走,村庄生活因此不可被替代,农民有了长远的预期,做人做事因而不会太极端。“不走极端”的背后是人情、预期、回报和情感。“不走极端”让公共事务合作变得稳定,发生矛盾时具有调解、妥协的空间。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去农业化

   前文描述的是传统时期农业生产活动对乡村秩序的建构。小农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小农文化传统依然弥漫在乡村生活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小规模家庭经营依然构成当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态之一。尽管如此,农业生产方式和乡土文化在现代化洪流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合作化运动,农村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农业集体生产模式,小农经营方式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经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农村恢复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等外力作用下,“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家庭经营受到了巨大冲击,由此引发村庄去农业化进程。本节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村庄去农业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基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农业家庭经营形态,与传统时期的小农经营方式,存在若干不同。传统时期的小农生产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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