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作为传统海洋强国，其近年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和动向深刻影响着区域海洋秩序的变化。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对海洋秩序的“灰色地带挑战”，另一方面对华实施海上“灰色地带”竞争。而在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过程中，美国的盟伴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参与美国涉华叙事的构建与传播、为美国非军事介入提供话语和行动支持、参与美国主导的“航行自由计划”、为美国前沿部署提供支持等。在这些行动中，美国与其盟友表现出明显的协同特征。这种协同是一种“双重协同”，既包括美国与其盟伴的协同，也包括美国盟伴之间的协同。美国盟伴参与双重协同具有维持和加强同美国的盟伴关系、维护和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实现自身非法主权声索诉求、获取经济收益、彰显“共同价值观”认同等多种考量。但是，这种协同也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盟伴间认知存在差异、对华战略选择存在分歧和中国海上安全力量持续增长等。未来，其可能呈现盟伴体系分化、协同程度加强和协同形式更加多样化等发展趋势。
关键词：盟伴体系；“灰色地带”；海上安全；美国对华竞争
近年来，“灰色地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导性策略之一。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灰色地带”竞争是其核心安全战略——“混合战略”的重要内容，相关举措在其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拜登政府时期，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愈加激烈。拜登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美国将提升能力以更好地竞争和阻止“灰色地带”的行动。而从目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相关举措可以预见，“灰色地带”竞争仍将成为其主导方略。
学界对于“灰色地带”或“灰色地带”竞争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就其概念达成了一定共识。一是“灰色地带”是一种竞争性策略。“灰色地带”概念的提出就是为描述国际竞争乃至对抗中出现的特殊形态。而在后续的使用中，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界，也都是在竞争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二是“灰色地带”竞争没有迈过传统战争的门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可能使用了军事力量，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仍然有质的区别。三是“灰色地带”竞争具有多种特征：就目标而言，它只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或维持自身的战略优势，而政策目标是有限和不确定的；就方式而言，它注重发挥非对称优势，以己之长克彼之短；就手段而言，它使用宽泛和具有开放性的“非战争强制手段”；就过程而言，它是一个渐进地寻求优势、推动目标实现的运动。综合学界既有研究，可以将“灰色地带”定义为国际行为体之间处于战争与和平二元状态之外，以竞争性互动为表征的一种特殊场域。“灰色地带”竞争具有政策目标模糊性、优势非对称性、策略灵活性、行为渐进性等特征。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对海洋秩序的“灰色地带挑战”，另一方面则对华实施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美国的盟伴体系及其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美国盟伴体系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作用
美国的盟伴体系是指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相互联系而共同构成的阵营。其中盟友是指与美国正式签署联盟条约的国家，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主要涉及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以及部分北约成员国；伙伴是指美国在《印太战略》文件中所指明的主要地区伙伴，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主要涉及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越南和太平洋岛国等。上述国家和地区共同构成了具有圈层化特征的复合体系。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主要采取了叙事融合、非军事介入、海域航行和前沿部署等策略，其盟伴体系在这些策略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参与美国涉华叙事的构建与传播
美国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采取了叙事融合的策略，即将污名化中国和合法化本国的两种叙事加以融合。美国既将中国塑造成“通过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在海上军事活动和岛礁建设，威胁他国安全、侵犯他国主权、冲击海洋秩序、破坏海洋规则”的虚假形象，又将自身塑造成“保障区域安全、维护海洋秩序和规则”的形象。
美国的盟伴在这一过程中，主动进行涉华负面叙事的构建，营造出污名化中国的国际舆论氛围，其中某些“南海声索国”表现最为积极。2023年5月，中国在南沙群岛设三座灯浮标后，越南将中国称为越南主权和国际法的“侵害者”，声称中国船只“闯入”其专属经济区，要求中国撤出，并再次重申自己的所谓“主权合法性”。菲律宾也通过多种话语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行动，对中国维持话语强制。
美国的盟伴不仅积极参与涉华负面叙事的构建，还参与美国融合叙事的传播，扩大后者的影响力。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类途径：一是提供传播平台，即为美国融合叙事的广泛传播提供国际平台。2020年7月，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美国关于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立场”的声明一周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通过连线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特别演讲，称中国在南海“霸凌”其他国家，中方声索“没有国际法依据”，美国要支持东南亚伙伴的“主权权益”。作为国际知名智库，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为美国传播涉华负面叙事提供了助力。二是传播叙事内容，增加其影响范围。2019年8月，中越因越南在万安滩海域钻井平台非法作业发生海上对峙，美国据此发布相关声明称中国在南海实施“霸凌策略”，该观点得到了越南方面的响应和传播。有越南媒体以美国国防部相关声明为引，将美国国防部称作是“特朗普政府最新一个反对中国在南海霸凌策略的机构”，并将美国国防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关于中国海上活动的负面叙事进行整合传播。
1.2 为美国非军事介入提供话语和行动支持
美国的非军事介入，即派遣非军事力量，或以非军事活动的名义到中国周边海域活动，是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重要途径。其中海岸警卫队是非军事力量的主要代表，也是典型的“灰色地带”力量，交流、演习、科研则是美国主要使用的非军事活动名义。
美国印太地区的盟伴为美国的这种非军事介入提供了话语支持。这种话语支持假借其他名号，为其行动造势，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域内国家邀请为名。2023年7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与巴新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该协议允许巴新人员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该地区巡逻。巴新总理詹姆斯·马拉佩表示这是“我们邀请他们进入国防领域”，从而为美国的相关行动提供了话语支持，这实则便利了美国开展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二是假以“国际秩序”之名。美国的盟伴将美国的非军事介入描绘为“维护本国主权原则和海洋秩序”的举措。2021年8月，美菲两国的海岸警卫队进行了联合海上演习，菲律宾将这一行动称为“加强国际伙伴关系以应对灾难”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违法行为”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些行动充满了对中国的挑衅意味，且其本身就成为影响南海和平稳定的因素。三是以科研为名。2018年10月和2019年8月，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公务船托马斯·G·汤普森号和隶属美国海军的莎莉·莱德号，均以执行和开展科研项目为名停靠中国台湾地区的港口。这些活动以科研为名，实则是为了避免触发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涉台军事内容，以规避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批评。
除了为美国非军事介入提供所谓话语支持之外，美国的盟伴还以参与联合演习等形式予以行动支持。如菲律宾、日本等盟友积极配合美国，参与联合演习。2023年6月，美国、菲律宾和日本海岸警卫队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海上演习，其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出动200名人员，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60～70名人员。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也在东南亚海上执法协议和东南亚合作与培训机制框架下，与美国开展打击海上犯罪的多边活动，并定期举行多边联合演习。
1.3 参与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计划”
美国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单边制定的“航行自由计划”，并以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为名，频繁派遣舰机抵近他国管辖海域，侵犯沿岸国主权与安全。这一系列行动在内容、范围与实施方式上，都造成了国际法规定的航行权利的过度扩张，其实质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海洋法律秩序的公然挑战。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按行动的操作方式与意图划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无害通过”式，即美军以符合“无害通过”规则的方式（持续、快速、不进行军事操作）通过他国宣称的领海；二是“公海自由”式，即美军在被他国主张为领海的水域内，进行有明显军事意味的操作（如操演、起降直升机等），行为方式如同在公海；三是“模糊沉默”式，即美军执行行动后，不立即或不完全公布其挑战的具体法律对象和行动细节。这些行动都构成对沿岸国管辖权的直接冲击。尤其在中国南海，美国自2015年以来持续开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以内的军事化巡航行动，频率高、意图明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类行动始于1979年其自行发起的“航行自由计划”，远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4年的生效时间。因此，“航行自由”作为国际法普遍接受的原则，与美国特有的“航行自由行动”在性质、依据与目的上均有本质区别。“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基于自身对海洋法的单方面解释，以军事手段推行其海洋政策的工具。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盟伴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美方行动予以配合，形成战略呼应。一方面，印太地区的部分盟伴积极追随美国，参与其主导的“航行自由计划”。日本是其中最为积极的支持者之一。2016年9月，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并承诺通过联合巡航、多边演习及能力建设援助等方式强化介入。自2017年起，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的巡航活动趋于常态化。另一方面，印太地区之外的部分盟伴也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类似行动，形成对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支持态势。其中以英法为主要代表。2017年7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明确宣称将派遣航母前往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法国亦自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后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如2016年护卫舰“盖普拉特”号与美航母编队共同航行；2017年又有至少5艘舰艇在南海航行。然而，这些以“航行自由”为名的军事行动，本质上已异化为对沿岸国安全与海洋权益的挑衅，不仅无助于真正意义上的航行自由，反而加剧地区军事化风险，破坏海洋秩序的稳定与法治。
1.4 为美国前沿部署提供支持
强化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前沿部署是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重要手段。南海是美国对华竞争的重要场域，美国通过大幅强化以关岛为主的南海外围军事基地、推动在南海沿岸的灵活部署，以及加强前沿动态兵力的活动频度和烈度等举措，彰显自己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提升在南海的威慑和行动能力。
美国的盟伴为此提供了两种支持：一是以驻在国身份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站点。如日本为美国提供了75处军事基地，23处其他军事站点。其中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是驻日美军海军及第七舰队司令部驻地和大部分舰船的母港，也拥有美国在亚太地区唯一维修核动力航母的设施。位于东京都的横田基地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和第五航空队司令部驻在地。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也为美国提供了多处军事基地。
二是以条约形式承诺一定条件下的基地使用权。如美菲通过《访问部队协议》和《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等，确定美国海军可以以访问的形式靠泊苏比克港。尤其是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向美军新开放了多个陆军和空军基地。此外，基地使用的权限也不断扩大。2023年4月以来，美菲同盟关系迅速发展，相关安全合作得以强化，菲律宾同意扩大美军在菲的轮换部署和预置更多武器。其他国家也为美军提供了部分基地权限，如马来西亚开放实邦加军港允许美国海军往来停靠补给；新加坡允许美国海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为其第七舰队以及包括大型航母编队在内的其他过往船只提供后勤保障和补给；越南和泰国的若干个空军基地允许从日本、关岛和迪戈加西亚起飞的美军轰炸机、侦察机和巡逻机非战斗使用。
二、美国盟伴体系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双重协同
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美国及其盟伴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所谓协同，是指“各方相互配合或者甲方协助乙方做某件事”。美国及其盟伴通过明确的分工与互补，共同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海上安全竞争网络。具体而言，这种协同依据盟伴的协同意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主动协同，即美国的盟伴基于共同战略认知与利益诉求，配合并支持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二是客观协同，即某些盟伴在政策宣示或行动上未与美国进行明面上的协调，甚至有时出于本国利益考量表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但其行为在客观上仍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形成呼应之势。
美国与其盟伴的协同以及美国盟伴之间的协同，构成了这一竞争体系的两大支柱。前者以美国为核心，通过双边同盟条约、防务合作协定及常态磋商机制，实现战略指导与资源整合；后者则体现为盟伴国家之间的横向联动，形成多节点、网格化的协作网络。这种双重协同的动因复杂多元：既有维持和强化与美国盟伴关系以获取安全保障与政治支持的战略考量，也有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应对所谓“中国海上扩张”的现实需要；既包含对争议海域非法主权声索的坚持与推进，也涉及获取经济收益的企图。此外，彰显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及“民主价值观”的认同，也为这种协同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凝聚力。正是这些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的协同形式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美国及其盟伴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协同态势，使这一竞争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与复杂化的特征。
2.1 美国与其盟伴的协同
在国际安全战略中，美国重视与其盟伴的关系。2018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强调，持久的联盟和长期的安全伙伴关系仍然是美国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为指导美国与其盟伴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加强协同，美国政府在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印太战略”框架内提出“一体化威慑”的战略概念，并随即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主导思想。按照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一体化威慑”旨在通过更加紧密地整合美国及其盟友在作战领域和冲突范围内的努力，阻止或击败任何形式或领域的“侵略”，尤其是“改变领土边界或破坏海洋主权国家权利”。
（1）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协同
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强化海上安全合作，谋求步调一致。第一，美国加强与日、韩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并企图构建三边同盟。美日两国都将中国合理合法的海上维权行动视为“灰色地带挑战”，并且通过密切的双边会谈和频繁的文件发布不断强化和细化海上安全合作，以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如2021年初，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对日本作出承诺，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延伸威慑范围内。此外，双方军事演习频率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为与美国相配合，日本于2023年3月在琉球列岛八重山群岛南方的石垣岛部署地对舰和地对空导弹部队，还承诺必要时为美国提供一个临时军事基地以部署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美韩的海上安全合作也不断深入，两国不但进一步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包括设立联合海洋作战本部、建立联合工作体系、定期举行联合会议等，而且不断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除此之外，美国通过修复和改善日韩关系、打造容纳日韩的多边框架，力图促成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形成。2023年8月，三国在戴维营召开峰会，在强化三边安全合作、建立三边海洋合作机制，尤其是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和确定方案。这为进一步加强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三国协同开辟了道路。
第二，美国强化美菲同盟的海上安全合作。菲律宾与中国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存在领土争议，因此在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具有独特地位。美菲同盟的强化在海上安全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美国加大对菲律宾的“声援”力度。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多部门在历次中菲海上争端中都发表相关声明对菲律宾表示支持，并且自所谓“南海仲裁案”后，多次就仲裁发表官方声明，支持菲律宾的“诉求”，对中国大加指责。2024年3月，在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法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后，美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声称其将与菲律宾站在一起。②美国推进对菲防务合作。两国恢复了通过专家交流、船舰访问、联合训练和演习等进行的双边接触。2022年，两国又确定加强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加强海上合作以及提高信息共享的互操作性等。③美国加强对菲军事援助。其中重点提升菲律宾应对所谓“胁迫和灰色地带活动”的能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021年2月消息，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军事援助接受国。自2015年以来，美国已向菲律宾交付了价值超过7.65亿美元的飞机、舰船、装甲车、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以加强菲律宾海上安全。
（2）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协同
美国借助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海洋非传统安全议题密切与印太地区伙伴的联系，美国海岸警卫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海岸警卫队通过成立东南亚培训小组，帮助地区伙伴海事执法机构加强能力建设，还通过部署支援快艇，允许其他伙伴国登船，以执行培训任务。如美国与印尼签署了《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就保护沿海社区和渔业、打击非法捕捞活动、扩大海洋科技合作、提高海上安全等开展广泛合作。美国与越南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了加强海岸巡逻、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合作，并给予财政支持和包括海岸警卫队快艇在内的装备援助，以加强越南的海上安全能力。
“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提升囊括上述议题，成为美国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协同的重要抓手。早在2015年，美国就推出了“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承诺要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制定区域海上安全计划、共享海上信息、协调和同步区域安全和执法援助计划等，并明确指出以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合作对象。如对菲律宾是提供快艇和科考船，加强海岸监视系统，提升其海上执法能力，防止非法活动和非法运输；对越南是扩大双边培训和演习，重点关注救灾和人道主义问题；对印尼是提升海域巡逻和自然资源保护能力；对马来西亚是提升海上执法培训能力和港口安保，防止非法活动等。在新版《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位居十项行动计划的第一项，强调要推进保护渔业方面的安全合作、加强联合培训、共享卫星数据和提升对策建议水平。在2022年5月美日印澳四方峰会上，四国进一步提出共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的倡议，强调将通过提供技术和培训来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并与之协商，以合作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以及打击非法捕捞。美国通过若干举措增加地区伙伴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实际上也是弥补其海上“灰色地带”力量的缺失，加强其海上力量布局。这一倡议回应了《东盟印太展望》的要点，也符合东南亚国家应对非法捕捞、海上搜救等现实需求，但区域内国家呈现明显的态度分化，部分国家积极参与，但也有部分国家选择保持谨慎。
（3）与非印太地区盟伴的跨域联动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北约出现了明显的“印太化”转向。美国与北约盟友在中国周边海域实现了跨域联动。在北约盟友中，英国与美国协同介入南海的态势日趋明显。2021年3月，英国将“与美国合作，在印太地区部署武力”确定为脱欧后的对外政策之一，并在同年9月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为契机，加强了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此后，英国更是频繁派出海军跨越数千海里，参与印太地区的联合军演。
法国、德国等也多次就中国周边海域的争端发声。如时任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当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声称，“南海局势直接关系到法国坚定支持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及国际法，”呼吁欧洲海军应当进行协调部署，以确保在亚洲水域保持定期和可见的存在，并承诺法国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2024年1月，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在东南亚之行前发表声明，称“中国对其所主张的广大海域日益强势，其声索范围甚至直抵其他沿海国家的近岸水域”。2021年12月，德国派出“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南海，这是德国近二十年来首次向南海派出军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2.2 美国盟伴之间的协同
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不仅传统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轴辐体系得以巩固和调整，形成美国与其盟伴的协同，美国的盟伴间也结成了“辐条互联”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美国对盟伴的能力强化和外交协同等，促成了美国盟伴之间的协同，转化成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客观支持”。如美国对菲律宾与越南的军售和声援，就助长了其在南海开展相关非法活动的气焰。而美国盟伴之间的配合协同虽然有其内在需求，但也存在美国因素的驱动，且美国也明确表示“鼓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美国盟伴之间的协同对其所实施的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形成支持态势，表现为一种客观维度的协同。
（1）以日本为次级节点的盟伴协同
在美日关系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成为美国盟伴体系中重要的次级节点，并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与美国的其他盟伴进行协同，这既是美国影响的结果，也是日本的主动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其他盟友深化海洋安全合作。2023年3月至5月，日韩首脑在短时间内会晤3次。同年8月，美日韩三方首脑在戴维营会谈上确定建立三边海事安全合作框架，并表示将通过该机制协调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区域能力建设工作。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已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与法国也拟签署这一协定，以方便海上联合行动，“牵制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另一方面，与美国类似，日本也构建了海域感知体系，与东盟国家围绕海上非传统议题开展合作。具体包括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提供技术支持。如日本与越南共同研发使用或向越南出口雷达遥感卫星以开展海域态势感知。第二种是收集和共享情报。在2023年通过的《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提出由内阁府统筹协调，外务省、国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厅）和防卫省分工协作，通过“海洋状况显示系统”的信息扩充与国际对接机制建设，收集并与沿岸国家共享海洋情报，加强伙伴国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2）域内盟伴与域外盟伴的联动
除以日本为次级节点的盟伴体系之外，在印太地区内的盟伴与地区之外的其他盟伴也加强了联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态势明显。特别是域内盟友澳大利亚与域外盟友之间积极联动。澳大利亚和英国关系密切，除“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外，澳大利亚提出为英国在印太地区部署的海空力量提供保障，英国也提出会利用盟国和伙伴的现有设施来支持在印太地区驻军。此外，法国与澳大利亚也加强了双边海上安全合作。2021年5月，法国海军“托内尔”号两栖攻击舰和“絮库夫”号护卫舰与澳大利亚举行了海上联合巡航。
域外盟伴除与域内盟友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外，也和域内伙伴密切联系。法国和印度从双边安全对话到《白色航运协议》、从提高海域感知到深化海军间关系，海洋及防务安全合作程度不断提高。英国也通过提供专项资金和“东盟—英国海事合作计划”支持东南亚国家打击IUU捕捞，帮助建设海事执法能力，并为其提供专属经济区管理、海域感知和水文研究方面专业知识的分享和培训。此外，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通过《五国联防协议》加强安全联系，如2022年就分别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举办联合演习，并且演习方案已经从军事演习扩大至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领域。
（3）南海部分主权“声索国”之间的协作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南海部分主权“声索国”之间的相互“声援”也属于美国盟伴协同的形式。菲律宾和越南均为美国“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支点。两国借助于美国的能力建设、信息共享以及其他支持，关系快速发展。一方面，越菲两国对对方的不合理主权伸张表示“支持”，却对中国维护正当权益的行动横加指责。2019年8月，越南援引菲律宾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结果，否定中国九段线的合法性，妄图将万安滩从南沙群岛中切割出去。2020年4月，菲律宾对越南渔民沉船事件表示深切关注，强调自己的所谓“类似经历”，并予以越南所谓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越菲两国也通过高层会晤和签署协议等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力促双方海上力量的共同增长。两国于2010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备忘录》后，防务合作深入发展，不仅建立了防务合作工作组，还加强了从国防机构政策磋商到武装部队合作活动的多层面合作。
2.3 美国盟伴参与双重协同的动因
美国的盟伴积极参与其发起的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以双重协同的形式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配合。这一选择是多方面考量的结果，背后是复杂交织的战略计算。
（1）维持和加强同美国的盟伴关系
维持和加强同美国的盟伴关系是最直接、最表层的政策驱动因素。对许多国家而言，与美国的关系被视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是区域影响力乃至政权安全的重要保障。在这一战略方向的牵引下，盟伴的政策选择体现出明显的“同盟逻辑”。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通过言行一致的方式密切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在政策层面，它们往往在官方表态、外交声明和舆论引导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同步，有意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正常行动污名化为“扩张性”“胁迫性”行为，否认中国基于国际法和历史事实的海洋权益主张，同时配合美国将自身塑造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区域安全的“保障者”。在行动层面，盟伴则以具体合作展现对美支持，包括但不限于频繁举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向美军开放关键军事基地与后勤设施、加强海上情报共享与作战协同以及积极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各类海上巡逻与“航行自由行动”。这些举措不仅是军事层面的协作，更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是美国同盟体系内互信与协作水平的直观体现。另一方面，盟伴也面临来自美国“选边站”的压力。美国作为主动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一方，在其战略中对印太地区的关键盟伴，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予以重要定位，将其视为推进“印太战略”、实施海上围堵的重要支点。而为了加强管理，美国可以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或军事威慑等手段，对盟友施加战略压力，迫使其顺从自身的战略意图。因此，在这种压力下，美国的盟伴不得不展现出明确的配合姿态。而考虑到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对华关系的平衡，甚至升高与中国的海上摩擦风险，部分国家仅仅采取象征性行动。如泰国长期以来认为本国的国内冲突和政治危机居于首要地位，而美国不可能直接卷入泰国的国内问题之中。中国则是泰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此背景下，泰国对于美国的相关活动仅仅是条约约束下的象征性参与，美泰双方的同盟关系仅仅处于一种维持状态，甚至已经出现了“脱钩效应”。
（2）维护和保障本国安全的利益所在
盟伴参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本质上是出于维护与保障本国安全的深层利益考量。美国的盟伴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协同行为，具有满足多重安全需求的功能。首先是获取可信的安全保障。部分国家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主线，而在防务方面高度依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通过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海上行动、允许美军使用军事基地、接受美军训练指导、提供后勤支持等方式，这些国家旨在换取美国明确的军事承诺、先进装备的输出以及联合行动能力的提升，从而增强自身威慑能力，降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其次是应对所感知的外部威胁。以日本、菲律宾等国为代表，它们将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现代化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常态化活动视为对本国领土主张与战略安全的直接或潜在“挑战”。在此认知基础上，借助美国的力量以平衡中国影响力，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选择。通过配合美国在“灰色地带”的竞争行动，这些国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展，缓解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最后是塑造有利于己的地区安全格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增长打破了既有的权力平衡，而单靠地区国家难以有效制衡。部分盟伴与中国相邻，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以及双方实力的不对称，引发了前者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为此，它们采取“倚美制衡”策略，通过支持美国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行动，维持一种多边制约下的稳定秩序，避免出现由中国单一主导的区域安全格局，从而在长远层面保障自身战略自主性与安全环境可预测性。
（3）实现自身的非法主权声索诉求
盟伴参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亦受到其单方面、非法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驱动，尤其体现在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洋划界争议的国家行为中。它们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协调配合，试图在争议中塑造于己有利的态势，具体策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部分盟伴想提升在争端中的实际筹码与议价能力。以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为例，它们通过与美国深化军事合作、支持美方主导的“航行自由行动”等方式，将美国力量引入地区争议，意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外交影响力，强化自身在面对中国时的谈判地位。对于菲律宾而言，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外部介入是一种关键的战略依托。通过与美协同，菲律宾可以获得各类援助、加强军事能力以挑衅中国，达到在南海侵权扩权的目的。另一方面，部分盟伴大力推动争议“国际化”，固化既得利益与非法主张。这些国家有意将原本属于双边范畴的海洋权益问题推向多边舞台，通过拉拢美国等域外力量介入，炒作所谓“基于规则”的叙事，实则推行排他性、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企图绑架国际舆论，形成多边施压和舆论围堵。此举不仅旨在牵制中国在相关海域正当合法的维权行动，更希望使其已控制的岛礁、单方面主张的专属经济区等获得某种形式的“外部默认”，从而在长期博弈中实现非法主张的实质固化。可见，在主权争议的背景下，盟伴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灰色地带”行动，不仅出于同盟协调或安全依赖，更包含明确的权益拓展与争端操作意图，是其利用大国竞争格局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4）获取经济收益的考量
美国的盟伴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积极协同，还有借此谋求经济收益的考量。一方面，部分国家希望以行动上的协同换取经济收益。美国为巩固联盟体系，时常运用经济手段作为战略补充。例如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伙伴国与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盟伴高度重合。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的这一区域性经济倡议，美国向盟伴承诺提供贸易便利、供应链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对部分经济发展需求迫切的国家而言，在安全议题上配合美国，有利于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以印尼为例，2022年以来，印尼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经济—安全双轮螺旋驱动的态势，两国经济和安全合作交替深入发展。“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后，美国于2022年6月派出首个亚洲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尼推进经济合作；其后不久以两国时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普拉博沃会面为标志，双方防务关系实现“里程碑”式发展；7月，美国与印尼等18个经济体在“供应链部长级论坛”期间发表联合声明，深化全球供应链合作；8月，印尼时隔四年再次参与美澳主导的“漆黑”多国空中演习。这一过程清晰地揭示了经济因素对盟伴协同的驱动作用。这种以经济合作为诱饵，换取安全协同的模式，并不仅限于“印太经济框架”，在“四方安全对话”中也有所体现。该小多边机制同样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支柱。在该机制下，各国明确强调将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加强安全保障，呈现出实体化和具体领域机制化的趋势。这实质上是将经济合作与安全议题直接捆绑，通过安全协同换取在经济上的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期待利用供应链重构谋求发展机遇。美国推动重组亚太供应链，减少对华依赖，这为越南、印度、印尼等具备劳动力成本与区位优势的国家创造了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资、促进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历史性窗口。这一进程使得上述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经济激励，促使其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以争取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中占据更有利位置。2023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期间，提出要支持越南提升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两国领导人也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要在海上执法和海上安全能力领域进行有效合作。供应链重组为美越之间的海上合作提供了经济激励。
（5）彰显“共同价值观”认同
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为前述基于安全、主权与经济的现实利益计算提供了必要的“包装”。美国将其对华战略竞争包装为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航行自由”及“民主价值观”的崇高事业。以此为抓手，美国吸引了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正式加入，还获得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的支持。如日本政府就多次在东亚峰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香格里拉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美日韩三国首脑戴维营会晤、美日菲领导人会谈等多边场合，与美国相配合，大谈所谓的“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实则是污名化中国的海上活动，为自身参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塑造所谓“合理性”。与政策宣示相适应，这些国家还通过行动配合，彰显其对美国所宣扬的价值观的认同。这种价值观的树立与传递可以强化同盟阵营的内部凝聚力与认同感。“共同的价值理念”叙事是构建“我们”群体身份、区分“他者”的有效工具。通过将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塑造为不同理念与治理模式之间的较量，美国及其盟伴所构建的这套叙事不仅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合作，增强了行动的协调性，更在国际舆论场上抢占道德制高点。美国及其盟伴打着“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法律约束力”的旗号，大肆宣扬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就是彰显“共同价值观”的充分体现。
三、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盟伴协同的制约及未来发展
在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美国与其盟伴之间、美国的盟伴之间相互协同，通过联合训练和演习、海域态势感知计划和国际舞台上的“声援”等不断加强联系、深化合作。然而这种双重协同仍受制于若干内外因素，其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3.1 制约因素
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盟伴协同，涉及美国、美国的盟伴以及中国等多个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之间的认知差异、选择分歧和力量对比都对协同产生制约影响。
（1）美国与其盟伴间的认知差异
美国与盟伴就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认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差异。这种认知差异最先体现在对“灰色地带”的界定上。美国倾向于将“灰色地带”与“挑战”“竞争”等词汇搭配，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内部的竞争性互动，介于传统的战争与和平二元性之间。它们的特点是冲突的性质含糊不清、有关各方不透明或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不确定。日本则使用“灰色地带事态”的概念，并明确了三个要素，分别是国家间领土、主权、利益的对立主张，单方主张不只依靠外交谈判，以及在不触及武力攻击范围内，有组织地诉诸实力或频繁显示存在，寻求改变现状。在这种定义差异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出现双方对同一事件的性质认知不一致的现象，并且可能在应对策略上出现分歧。
美国和盟伴的认知差异不仅体现在“灰色地带”的界定上，也存在于对华认知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一些盟伴的认知与之并不一致。如印尼认可和重视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虽然在政治和安全上对中国较为谨慎，但远远没有达到将中国视为“敌人”的地步，而且对美国同样不信任。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泰国，从王室到政府再到民间，也都对中国整体持正面认知。因此这些认知差异对美国盟伴协同造成了一定限制。
（2）美国与其盟伴对华战略选择的分歧
除了认知差异，部分盟伴的战略选择也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存在张力。其中印太地区盟伴普遍采取对冲战略，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泰国将保持外交平衡确定为国家外交战略，近年来出现友华倾向；马来西亚恪守中立自主原则，务实平衡地处理与中美的外交关系，强调不“选边站”的立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表示小国不希望在中美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被迫“选边站”。甚至之前紧跟美国步伐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在新政府上台后，对前任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回归工党的自主和务实外交传统，改善对华关系。
在美国的北约盟友中，法德等国寻求欧洲的战略自主，避免与美国深度捆绑或与中国完全对立。2022年11月，来华访问的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接受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德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更好地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针对双方立场不一致的问题，朔尔茨也希望通过交换意见，以增进了解和互信。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马克龙表示要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冯德莱恩也强调“欧盟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华政策”。而英国虽然在与美国对华“灰色地带”竞争中密切配合，但在涉台问题上整体更趋谨慎。
（3）中国海上安全力量的持续增长及恰当的对外战略
中国海上安全力量的持续增长是限制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盟伴协同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的海军力量不断壮大。十八大以来，中国海军转型步伐加速推进。航空母舰进入“三剑客”时代和新战舰的密集下水给予中国海军强大支撑。系统更加集成、编组更加优化的装备体系建设也加速推进，加快由梯次发展向融合并进、点状积累向体系突破转变。另一方面，中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建设也取得重大成效。通过机构改革、专门立法等，中国海警的执法体系得以完善，海警力量也逐年增长。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加之近海优势的加持，更加制约了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也影响到其盟伴体系的遏华决心和意愿。
中国海上安全力量的增长改变了与美国盟伴的实力对比，增加了盟伴追随美国遏华脚步的代价，进而影响了后者与中国开展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决心。而在力量增长的同时，中国相对克制的海洋政策也适度安抚了这些国家的不安全感，避免了因焦虑形成对华敌对政策。当然，战略安抚也需与强制手段——战略威慑相配合。只有有理、有利、有节地对部分国家的挑衅予以反制，才能够提高其风险预期，从而降低其“以弱犯强”的可能。这两条路径共同作用，将最终制约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盟伴协同。
3.2 未来发展
基于前述限制因素以及相关国家政策调整动态，未来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盟伴协同可能会呈现盟伴体系出现分化、盟伴协同程度加强，以及盟伴协同形式更加多样化等发展趋势。
（1）盟伴体系出现分化
美国的盟伴出于自身认知和利益，在中美实力对比持续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下采取不同的战略选择，由此导致美国盟伴体系的分化。其中，一部分国家继续追随美国，参与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日本是这一阵营的突出代表。一方面，日本安全与美国深度捆绑。美日安全关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政治基础，根据条约，美军可以使用其在日本的设施和基地。这既为日本提供了安全保障，也限制了日本追求自主安全的可能。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美国高度相似。这种“威胁认知”既来源于中日的历史关系，也来源于两国的现实矛盾。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很可能会继续追随美国，充当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排头兵。
大部分盟伴将在中美之间保持摇摆。其中既包括诸如新加坡、印尼等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国，也包括法、德等美国的北约盟友。这些国家不仅与中国存在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无意也无法与中国形成完全敌对的关系，而且多数盟伴与中国的海上利益冲突也并不突出。法德两国与中国相距甚远，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利益并不是其核心利益乃至重要利益。而印太地区伙伴国多是中国的邻国，完全追随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树立一个强大的敌对邻国，对这些国家而言得不偿失。但是由于履行安全条约、实现利益互换等多方面因素，这些盟伴又需与美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因此将表现为在中美之间摇摆。
（2）盟伴协同程度加强
在盟伴体系分化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部分盟伴，协同程度将会加强。这些盟伴与美国的协同程度加强具体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一是从非军事领域合作进入军事合作。“灰色地带”竞争具有目标模糊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特质。此前美国曾发出威胁，称“将像对待中国海军一样对待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与目标相适配，美国与其盟伴有可能进一步模糊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的界限，将安全合作从非军事领域或非传统安全议题扩散至军事领域或传统安全议题。二是从声援到投入更多实质资源，以充实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框架，增强对华遏制力度。三是成立专门协调机构，指导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协同，促使对华政策更加趋同。2024年2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前海岸警卫队高级军官埃里克·库珀的研究报告《海岸警卫队的时代——通过印太联合海上执法伙伴部队打击“灰色地带”战术》，提出了纠集若干国家构建“印太联合海上执法部队”的设想，其中就重点谈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领导和居中协调。这份报告可能会成为美国决策的重要参考。
除了美国与盟伴之间的协同程度加强之外，这些盟伴之间的协同程度也会不断加强。当下这一趋势已经有所表现，如日本与印度、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之间联系密切，并且推动了多个小多边合作。未来可能有两大方向：一是以双边为基础，以多边为拓展，加强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日本将会继续发挥次级节点作用，通过与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开展合作，构建起联系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三条“统一战线”，真正成为美国印太地区盟伴中的“支轴”。菲律宾等国也会积极回应和主动拓展，就海上安全力量建设达成合作。二是寻求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相互支持。南海部分主权“声索国”会作为主要需求方，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谋求更多“声援”乃至实际“支持”。日本、韩国也会积极炒作东海部分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些国家将通过援引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结果否定中国合理主张、“声援”与中国发生海上争端的国家等方式相互支持，以实现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协同。
（3）盟伴协同形式更加多样化
为构建更为巩固的盟伴体系，推进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美国盟伴协同的形式将会更加多样。第一，围绕新议题开展多边合作。近年来，美国及其盟伴的多边合作愈来愈精细化，如围绕供应链合作构建的“印太供应链联盟”已经关注到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关键矿产等。针对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可能也会围绕新的微观议题，如海上航行器的生产和使用等开展多边合作，从而实现对相关技术、产品的管控和对海上力量的限制。第二，开展军事与非军事力量的合作。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加剧将使军警界限进一步模糊。与安全合作领域的扩散相匹配，可能出现盟伴间军队和警察的相互协作，甚至开展军警联合行动，包括联合训练、演习、模拟应对突发事态等，以便两种安全力量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更好地配合。第三，重视网络空间协同。网络空间作为“灰色地带”竞争的重要场域，与现实的海洋空间具有关联性，因此可能出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协同的一体化，实现盟伴间网络攻防与海上攻防的密切配合。
四、结 语
盟伴体系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依托，海上“灰色地带”竞争则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在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美国的盟伴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参与美国涉华叙事的构建与传播、为美国非军事介入提供话语和行动支持、参与美国主导的“航行自由行动”、为美国前沿部署提供支持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美国与其印太地区盟友、伙伴以及域外盟伴相互协同，而且美国的盟伴之间也相互协同，从而表现出双重协同的特征。但这种协同也面临盟伴间认知存在差异、战略选择相左、中国海上安全力量的持续增长及恰当的对外战略等因素的限制。展望未来，这种盟伴协同可能呈现盟伴体系分化、协同程度加强、形式更加多样化等发展趋势。中国作为美国及其盟伴体系海上“灰色地带”竞争的对象，应该高度重视上述特征及发展，予以有效的政策因应。因此，中国一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持“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既共享海洋发展机遇，又共同维护海洋安全，管控海上争端；另一方面应积极分化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中的盟伴体系，发展海上安全力量，挫败相关国家的敌对行动，有效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韩豪杰，男，山西壶关人，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周边外交、国家安全战略；金新，男，山东枣庄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亚太国际关系与地区安全。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