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孕育于亚洲多元文明共生性土壤，凝聚了亚洲国家对共同安全的价值追求，并在亚洲国家安全实践中不断得到淬炼和升华。在理论特色上，该模式以安危与共的共生安全观超越西方同盟体系的对抗性和排他性，以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替代西方同质化诉求，以对话协商的实践理性突破强权政治逻辑，构建了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范式。亚洲安全模式不仅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东方方案”，更通过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文明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重构，突破零和博弈思维的认知局限，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安全理论的范式超越。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这一反映亚洲文明特性、回应亚洲需求的安全模式，将为推动国际社会凝心聚力应对安全挑战注入强劲的思想动力。未来，随着亚洲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内涵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亚洲安全模式/ 和合文化/ 共生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原文出处：《国际问题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22-40页

亚洲，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其安全与稳定对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同时，也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复杂交织的局面。尤其是近年来，在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之下，亚洲国家深刻思考国际安全困境，反思如何汲取亚洲文明精髓，为世界安全与稳定注入正能量，用自己的稳定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在此背景下，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①明确回答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符合本地区历史文化特点的安全解决方案，即以安危与共为核心目标、以求同存异为基本原则、以对话协商为根本途径。这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具象，是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最新体现。这一模式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基于亚洲深厚的和平文化底蕴，是二战后八十年亚洲安全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亚洲安全主体性从理论自觉上升到理论自信，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亚洲智慧。

一、文明根基：亚洲多元文明智慧的融合

地区安全模式根植于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土壤，是地区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抽象出的一种框架。不同文明形态对安全的解读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亚洲安全模式建立在亚洲深厚文明的基础上，是地区国家在长期实践中对安全理念不断浓缩、提炼和升华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安全模式，体现亚洲人民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伦理思想。它既是一个长期实践过程，也是一种理想追求形态。概括地讲，亚洲安全模式的核心内涵包括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是中华和合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平文化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天下观”的共同安全伦理

亚洲文明是由中华、印度、伊斯兰、东南亚等多种古老文明交织而成的璀璨图景。这些看似迥异的文明传统蕴含着“安危与共”共同体意识，成为亚洲安全模式最根本的伦理支撑。

中国儒家“天下观”，将安全视为共同体存续的基石。《论语》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观，将安全责任扩展至超越血缘与国界的范畴。孟子“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推己及人思想，奠定了安危与共的道德基础。《左传》提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为亲近仁德、友善对待邻邦，是立国法宝。《礼记·礼运》强调“讲信修睦”，主张以诚信为基础，建立和睦关系。这些思想均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友善态度与包容胸怀，在当代则转化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实践，强调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危共担”的责任共同体。

佛教“缘起论”强调万物相互依存，与儒家“天下观”共同强化了安全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意识。佛教教义核心概念之一是“慈悲”，即对所有众生的无私关怀和爱，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印度教“梵我同一”就是“小我”与“大我”命运相通。于微观而言，个体国家是“小我”，但于世界整体而言，是命运与共集体的“大我”。“梵我同一”融于今天的国际关系当中，强调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的存在，都有共同的命运，都应当将彼此的命运视作共同的存在。②“梵我同一”的哲学思想是安危与共的理论源泉之一，更是中印文明互鉴、互融的体现，也从历史和思想上说明亚洲国家命运与共。

伊斯兰教强调“认主独一”的核心信仰，同时也倡导人类的整体性。《古兰经》中提到“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③这一表述蕴含着人类同源、命运相连的思想，主张不同群体应在平等基础上相互理解、和睦共处，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圣训》倡导“兄弟情谊”，强调穆斯林之间应视彼此为兄弟，这种兄弟情谊并不仅限于信仰共同体内部，也延伸到对全人类的善意。伊斯兰“乌玛”理念(穆斯林共同体)主张摒弃对立、寻求合作，通过包容差异实现多元共存，也体现命运与共的思想。

东南亚深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宗教教义中普遍包含“众生平等”的理念，与本土“共生互助”理念相融合，为“命运与共”“安危与共”提供了思想基础。比如，印尼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理念Gotong Royong，意为“互助合作”“共同承担重担”，本质上是个体与社区命运绑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印尼前总统苏加诺常引用“多样性中之统一性”说明印尼社会现状，倡导“亚洲是一家”理念，④呼应了中华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为区域集体认同注入思想源泉。

尽管亚洲各个文明对共同体的理念表述各异，但均贯穿着个体与集体相连、区域内各国相依的核心逻辑，强调个体与集体密不可分，破坏他者的安全最终将危及自身。这种植根于文化基因中的安危与共思想，是亚洲安全模式超越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底层逻辑。

(二)东方文明的多元包容特质

亚洲并非单一文明实体，而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之一。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交汇、碰撞，也相互学习、融合。在处理这种极致的多样性方面，亚洲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包容智慧。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一部多元文化持续碰撞、交流、融合的宏大史诗。中华文明的“多元”不是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和而不同”的有机融合，既保留了各文化的独特性，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这种融合不是被迫的同化，而是基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美美与共”。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处理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指引。道家“阴阳论”的辩证思维，为处理个体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道德经》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命题，揭示了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这种阴阳交融的辩证思维，成为“求同存异”原则的源头活水，在安全领域体现为承认矛盾与寻求共识的动态平衡。

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长期共存、相互渗透，构成其显著的包容特征。印度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信仰和哲学思想的宗教，包含了一神教、多神教等多重特征。印度教没有统一的教义或教会组织，而是以“梵”为最高本体，包容了无数神祇如湿婆、毗湿奴、梵天等。它允许不同教派甚至非印度教信仰的存在，这种“多神合一”的观念为多元信仰共处提供了空间。这种观念使得印度教能够接纳不同的信仰和修行方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印度历史上如阿育王、阿克巴大帝时期对不同宗教的宽容政策是其体现。

东南亚的宗教版图堪称“全球文明的活态博物馆”。万物有灵论作为东南亚最古老的信仰底色，为外来宗教提供了兼容土壤。印尼爪哇的“阿邦甘”信仰将伊斯兰教的“顺从真主”与本土祖先崇拜结合，信徒在清真寺祈祷后仍会向家族祖灵牌位献祭。菲律宾的天主教徒在圣诞节时，会用香蕉叶包裹礼物，浑身涂泥、披着香蕉叶参加庆典活动，保留部分本土农耕仪式。⑤马来西亚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宪法明文保障宗教自由，佛教的卫塞节被列为全国性公共假日。中南半岛也具有多元性文化基因，印度教、佛教、伊斯兰、基督教在这里交汇融合。柬埔寨吴哥窟最初是印度教毗湿奴神庙，后被佛教徒改造为混合信仰场所，浮雕中既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也融入高棉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⑥

亚洲本身就是一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组成的区域人文地理概念，区域内各国在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时，往往更倾向于寻求包容性的解决方案而非强制同化。“求同存异”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这种“求同存异”的哲学使亚洲国家在面对分歧和争端时，更倾向于采取克制、务实的态度，寻求最大公约数，而非走向对抗与冲突升级。它为亚洲安全模式提供了处理复杂差异、构建合作框架的智慧钥匙。

(三)浸润千年的“和为贵”传统

中华和合文化为亚洲安全模式提供了核心哲学支撑。“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世间万物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尚书》中多次出现“协和万邦”“神人以和”等。儒家文化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主张通过道德约束而非武力扩张实现秩序稳定。墨家强调“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基础。《礼记·中庸》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提倡“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强调“和实生物”，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点，避免极端化。这种文化基因为对话协商的安全理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道思想是《古兰经》和伊斯兰圣训的核心价值观，主张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中实现宗教功修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反对极端主义。该思想强调天启与理性、前定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倡导公平正义与和谐共处，形成独具特色的协商文化。⑦伊斯兰教的经典将对话协商确立为信仰实践与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为多元共处提供了神圣性依据。《古兰经》第42章的名称就是《协商》，明确将“协商”列为信士的义务：“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⑧在伊斯兰教中，协商不仅在政治领域受到鼓励，还体现在社会生活各层面。

东南亚地区深受多种文明影响，协调、协商成为该地区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班查西拉”(Pancasila)明确将“协商一致”作为国家决策原则。⑨泰国文化中的“kreng jai”(顾及他人感受)，强调沟通中的“非对抗性”，避免直接冲突、照顾对方颜面，通过委婉表达、第三方调解达成共识。东南亚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协商共识”决策机制，强调通过充分讨论寻求共识，避免多数对少数的强制。宗族或部落纠纷往往通过“长老会议”如印尼的“adat”习俗法会议进行协商，由德高望重者主持，各方陈述诉求后寻求折中方案，而非依赖强制裁决。⑩这种议事方式深深植根于尊重个体与社群平衡的文化土壤，强调内部和谐与共识，为处理区域间关系提供了智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亚洲文化“和”的思想在当代的生动转化。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印方的赞同。1954年，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中缅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原则共识，这一重要创新性理念不仅成为三个邻国的和平相处之道，还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在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形成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指南，彰显了化解冲突的东方智慧。

二、核心内涵：亚洲安全模式的三大支柱

亚洲安全模式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内涵，三大核心要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建“目标—原则—方法”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一)安危与共：共生安全观的理论重构

“安危与共”强调共同安全这一核心目标。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1)

“安危与共”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主张安全不可分割，强调邻国间的安全利益相互依存，反对以邻为壑、将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2)

亚洲各国地缘相近、利益相融，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安全威胁如领土争端、军事冲突，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危机等，都具有跨国性和外溢性，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要实现自身安全，就不能漠视别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追求绝对安全而损害别国正当安全，只会导致自身的不安全。因此，亚洲各国必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自身安全与地区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携手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这一理念摒弃独享安全、阵营对抗的过时观念。习近平深刻指出：“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13)亚洲安全模式突破西方传统安全理论的零和博弈逻辑，努力将“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推动地区国家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二)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方法论创新

“求同存异”强调多元包容这一基本原则。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即“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和”不能否认或抹杀不同或差异，而必须承认、尊重和包容不同或差异。“求同”和“存异”是亚洲安全模式应有之义。亚洲地区文化、宗教、制度差异显著，安全利益和诉求多元。对此，各国要体谅包容，努力疏导化解，尽可能在分歧中寻找合作最大公约数，不断增加共识。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14)

“求同存异”强调在尊重多样、多元的基础上求同，在共同安全议题上优先达成共识，推进合作，对暂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保持沟通，避免激化矛盾；尊重各国国情、历史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差异，认可各国对“安全”的定义和需求存在差异，不强行输出单一安全模式；不片面强调自身安全，而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认识到安全的相互关联性质，要顾全大局、宽仁相待；通过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将多样性转化为合作的动力，实现共生安全。

“求同存异”是对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强调要跨越意识形态藩篱与文化隔阂，排除外部势力干扰，抛开分歧、搁置争议，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这一路径与西方“价值观同盟”形成鲜明对比。

(三)对话协商：分歧化解的模式转换

“对话协商”强调政治谈判这一根本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历史和现实启迪世界，战争和制裁不是解决争端的根本之道，沟通协商、对话谈判才是化解矛盾的有效之策。坚持合作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首要的是强调平等、尊重和理解。习近平深刻指出：“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15)

“对话协商”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而非对抗方式，寻找可以满足各方需求、让各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在对话中形成共识、解决问题，体现的是互惠互利的原则。习近平指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16)各方要积极斡旋、推动政治对话和谈判，以对话建互信、解纷争、促安全。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困难和复杂因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将使安全问题更加恶化，强化安全困境。

亚洲国家经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入侵，类似历史遭遇使其在处理纠纷时更懂得和平谈判的可贵，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就双边而言，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友好协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就地区而言，主张通过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机制，加强战略沟通与安全互信，化解矛盾，管控分歧。

三、理论超越：对西方安全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西方安全理论可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通过军事同盟和权力平衡维护安全，以集体防御为核心，将军事威慑作为应对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与亚洲文明多样性所承载的治理理念差异密不可分，内在地兼顾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文化，安全观念远超西方“主权—霸权”简单的二元框架。亚洲安全模式承载亚洲和平文化基因，汲取了亚洲地区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殖民历史记忆引发的对干预主义的警惕，普遍珍视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时，亚洲安全模式来源于亚洲安全实践创新，强调发展优先的实用理性，亚洲国家将经济发展视为安全根基，形成了“以发展促安全”的独特路径。

(一)解构零和博弈思维的认知局限

西方安全理论以现实主义为核心传统，其内涵植根于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认知，强调安全的竞争性、稀缺性与国家的自助逻辑。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自然状态”为这一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安全资源稀缺性与自助安全逻辑则是其核心假设与行为准则。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国家处于“自然状态”中，彼此缺乏信任，生存与安全是最高目标。这种“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的预设，成为西方安全理论的核心前提。有鉴于此，现实主义安全观片面强调自助原则，忽视和怀疑规则的作用和善意的构建，主张增加军备或结盟，通过武力威胁和征服实现自身安全。

西方安全理论认为，由于安全资源有限，一国对安全资源的获取必然以另一国的损失为代价，这种稀缺性导致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思维指导下，西方建构集体安全模式，以同盟体系为核心，典型如北约，本质上以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划分阵营。这种模式将安全建立在“敌人界定”的基础上，通过预设外部威胁凝聚内部共识，天然具有排他性。例如，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激化地区矛盾，印证了“集体安全”演变为“集体对抗”的悖论。其理论缺陷在于，过度强调自身安全，漠视他国安全，将安全简单等同于军事同盟，也忽视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的跨界性，难以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安全框架。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军事联盟的不断扩张，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西方常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旗号设置安全议程，却奉行明显的双重标准。例如，美国在亚太推动“四边机制”“奥库斯”等小圈子，名义上维护地区安全，实则服务于霸权扩张，甚至为盟友的军事挑衅背书，却对其他国家的正常国防建设贴上“威胁”标签。这种“规则由我定，安全为我用”的逻辑，本质上是将集体安全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

亚洲的安危与共安全观根植于命运共同体意识，认为各国安全相互依存，安全不可分割，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将安全视为“非零和”。亚洲国家认识到，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才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本途径。共同安全思想并不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承认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自己维护。但是，它肯定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调合法的安全利益，反对无限度的安全关切，鼓励寻找安全利益的交集。(17)安全不是某些国家的独享，而是地区各国的公共产品。只有秉持安危与共理念才能走出共同安全之道，而固守零和安全观只会陷入重复式的安全困境。

亚洲安全模式突破国家中心主义，将个人、社会、国家、区域视为安全整体。其优势在于以包容共生取代对抗分裂，追求普遍安全，摒弃阵营对立思维。当前，全球安全挑战呈现复合型特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亚洲安全模式蕴含的合作共赢理念，为破解西方理论困境、构建新型全球安全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优越观

西方安全理论长期以西方文明为价值坐标，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安全观念视为“普世标准”，对非西方文明的安全诉求和文化传统存在系统性漠视。这种思维模式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在全球霸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理论建构往往以西方利益为出发点，将非西方世界视为需要被“规范”或“改造”的对象，而非平等的对话主体。主要有三种典型谬论：

一是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差异与对立的理论框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尤其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此论将文明视为静态、封闭的实体，忽视文明多样性和跨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隐含“西方文明优越论”，将西方视为“理性”“民主”代表，而将其他文明标签化为“非理性”“威胁性”。该论为西方干预非西方世界提供理论依据，被认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其错误在于静态切割文明联系，绝对化放大差异，窄化人类合作的可能性，激化不同文明群体间的对立。

二是民主和平论，在意识形态偏见下进行安全叙事。该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主张推广西方民主制度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将“民主”定义窄化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忽视非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多元理解，比如亚洲国家强调的协商民主、共识民主。此论以“民主”标准划分国家阵营，诋毁非西方民主的合法性，为西方“民主输出”、干涉主义张目。历史表明，西方民主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战争从未停止。美国独立调查记者诺顿引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公布的数据指出，1789年到2022年，美国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行为，仅冷战结束后至今的短短30年间就发动了251次，数量远超冷战结束前190多年的总和。(18)该理论忽视了经济依赖、国际制度等对和平的影响，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工具。

三是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西方制度霸权的理论宣言。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宣称，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模式的普遍化。(19)此论完全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创新价值，将西方现代化模式绝对化、唯一化，无视发展中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此论隐含“西方拯救世界”“非西方模仿跟随”的叙事，忽视文明发展多元性。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政治极化加剧，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成就，已从实践层面证明“历史终结论”破产。该理论本质上是西方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确证，而非客观的历史哲学分析。

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安全治理范式从西方中心论向多元共治的深刻转型。亚洲安全模式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求同存异，尊重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倡导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一安全模式认为多样性是安全的活力之源。其创新价值体现在文明包容性治理，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拒绝制度输出，以文明对话替代意识形态对抗。上海合作组织堪称树立了文明包容互鉴的典范，它吸纳不同制度类型的国家共同反恐，将多样性转化为治理资源。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上合组织在10年内从6国扩员至10个正式成员国。

(三)摒弃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逻辑

西方安全理论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强国凭借其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实力优势，对弱国进行干涉和控制，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了国际公平正义。

在强权政治逻辑下，西方国家通过胁迫手段来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在亚洲地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强权政治的阴影仍未消散。美西方仍然习惯于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的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这种强权政治行为严重破坏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恶化地区安全形势。比如，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介入和政治干预频繁引发动荡。

单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在国际事务中霸权国家鼓吹所谓的“例外论”，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国核心利益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近年来，美国、以色列多次绕过联合国的授权，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肆意对他国进行轰炸，严重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权威性。单边主义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亚洲国家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使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

亚洲安全模式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在对话谈判中寻求共识。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国的友好协商，依据国际法妥善解决争议问题，同时积极与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通过制定共同的规则制度，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种以协商为特点的亚洲方式，与西方安全理论中的以实力求和平形成鲜明对比。

亚洲安全模式的兴起，本质上是对西方霸权安全秩序的批评与超越。它以亚洲文明中的“和合”智慧为根基，以后殖民时代的主权意识为核心理念，通过建立多元对话平台的实践来证明：安全治理无需依赖强权主导，可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合作实现共生。尽管亚洲地区还面临外部干预与内部协调的挑战，其倡导的“共同安全”理念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在单边主义抬头的今天，亚洲安全模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方案”。

四、实践创新：亚洲安全治理的特色路径

亚洲安全治理以亚洲文明内在价值为动力源泉，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要素，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和平共处之道。中国是亚洲安全模式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在亚洲共同安全构建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一)信任建设的亚洲方式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天然存在“安全焦虑”。克服这种焦虑，需要建立互信关系。当国家间存在基本信任时，双方会倾向于将对方的行动解读为“防御性”而非“攻击性”。反之，信任缺失会放大猜忌。国家间信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结果。面对信任缺失、局部动荡的情况，亚洲国家着力加强信任文化和信任措施建设。

一是坚持坦诚对话交流，强化信任文化建设。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20)，“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21)。亚洲国家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平台，既包括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官方机制，也包括博鳌亚洲论坛、香山论坛、亚太圆桌会议等二轨对话。这些对话平台让各国可以分享彼此想法、感受，倾听和理解对方的诉求，建立心理共鸣和情感连接，培育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文化，厚植诚信底蕴，以信用文化涵养信任关系。比如，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元首会晤机制、总理定期会晤、外长磋商、地方合作论坛等，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明确方向、共享信息，在对话协商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信任关系从政府间共识向制度性保障深化。

二是开展文明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亚洲国家崇尚和合包容，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开放平等的心态尊重不同文明，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2019年，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自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亚洲国家积极响应。自1995年首届“儒伊对话”以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机制化交流已有30年，为文明多元共生提供借鉴。此外，中国分别与东盟、中亚等举办了不同形式的人文交流年活动，促成域内民众双向流动，推进民心相通，培育社会信任。

三是弘扬多边主义精神，摒弃排他的伪多边主义。亚洲国家以尊重多样性为思想前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各国的利益平衡为基础，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比如，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搞阵营对抗和排他性小圈子，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四是创新信任措施建设。亚信会议作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广、成员数量最多的地区安全合作论坛，致力于通过制定和实施信任措施，增进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再比如，上合组织通过“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等，深化军事领域的互信水平。

(二)危机预防的协商式管控

一是建立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渠道。针对棘手的热点问题，亚洲国家设立多样化沟通渠道，包括利用第三方平台，倾听和尊重各当事方的意见，消除在相关领域产生的误解、不信任和错误判断。比如，中菲在南海存在争议，但两国海洋对话机制没有停滞。东盟积极斡旋缅甸内部冲突，基于“东盟方式”发表“五点共识”，即“停止暴力，各方对话，任命特使，人道援助，特使访缅”，成为目前最受联合国和各主要国际行为体认可的外部方案。中国、东盟积极斡旋柬泰边境冲突，促成直接对话沟通，使局势迅速降温。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设立了外交、国防“2+2”机制，中越设立了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通过年度对话，讨论彼此关切，从低敏感领域入手，循序渐进，探索建立解决问题的沟通机制和特殊安排。

二是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植根于“和实生物”的哲学智慧，中印为降低边界争议升级的风险，建立军长级对话机制，通过脱离接触、建立缓冲区、部署无人机监控替代前沿哨所等渐进措施，降低擦枪走火风险，成功管控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建立澜湄合作机制，举办水资源部长级会议、成立澜湄水资源中心等，通过水资源数据共享预防生态争端，成为水资源治理的典范。

三是建立地区行为规则。建立各方均遵守的规则是防止冲突和争端升级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于2002年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争议解决前，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为推进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于2018年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迄今已完成三读，各方一致同意力争在2026年内完成磋商。此外，2016年9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海军的船舶和航空器在南海意外相遇时的应急处置和操作规范提供了明确指引。

(三)以发展促安全的融合模式

西方个体主义安全观导致“安全私有化”，其政策后果就是军工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安全。而亚洲在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下强调构建安全共同体，即安全并非个体或单一国家的孤立诉求，而是通过群体协作、责任共担形成的“连带安全”。亚洲安全模式强调整体安全观，坚持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安全。比如，中国为了帮助金三角地区走出毒品经济的怪圈，积极推广替代种植，既保障边境安全，又改善民生，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一。

亚洲安全模式主张“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权”的渐进保障，将安全扩展至经济、能源等领域，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2016年，中国设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维和、反恐、能源、农业、基建等领域工作提供支持。中国多次在联合国相关会议上强调发展对和平的重要性，支持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帮助冲突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22)2023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轮值主席，倡议举行了“共同发展促进持久和平”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践中，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经济互利、合作共赢降低安全风险，体现了共同安全的智慧。东盟也将发展作为安全基础，通过共同发展来谋求共同安全，比如推动对话伙伴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创建“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合作机制，推动对话伙伴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讨论共同安全问题，将经济一体化与安全合作相结合。

亚洲安全模式强调综合安全观，提升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基于佛教“依正不二”的生态观，亚洲国家强调生命与环境一体，倡导构建生态安全共同体。比如，中国倡建东盟+3(中国、日本和韩国)清洁能源圆桌对话，促进东盟与中日韩在清洁能源政策规划和技术发展领域的对话协作。中国还发起成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中心，助力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建设光伏电站集群，推动绿色发展。这种将生态安全融入发展路径的模式，超越了西方气候政治的对抗逻辑。在澜湄合作机制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在水资源治理与环境保护领域深度协作，建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共享水文数据，中国为下游国家提供汛期预报，共同应对湄公河季节性水位波动。同时，六国还联合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设立自然保护区、打击非法捕捞、推广可持续农业技术。这种合作既尊重各国水资源主权，又通过技术共享、联合治理破解生态挑战，将地缘差异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成为区域生态合作的典范。

五、结语

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既是中华和合智慧的当代呈现，也是亚洲多元文明共同探索的结晶。这一模式通过共生安全观的理论重构、文明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协商导向型的治理实践，为人类共同安全开辟一条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道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亚洲安全模式的全球价值日益凸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证明安全道路的多样性；弥合全球发展与安全鸿沟，通过共同发展促安全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方案；推动国际关系伦理的重塑，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替代强权即真理的霸权逻辑。亚洲安全模式为重构全球安全秩序提供思想资源，以发展权优先为治理序列，以文明包容性为价值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的“天下大同”。这一模式凝聚了亚洲国家的安全共识，超越了西方安全理论的局限，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思想参考。

注释：

①《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9日，http://gffgg9c53642c97484d29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504/t20250409_11590690.shtml。

②戴永红、张琳、王俭平：《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1期，第94页。

③杨发明：《伊斯兰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人民政协网，2017年4月6日，http://gffgg66c3853b384e49be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2017-04-06/1463875.shtml。

④张学继：《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孙中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团结报》2023年11月16日，第5版。

⑤《菲律宾“泥人”披香蕉叶庆祝圣约翰节》，中国发展门户网，2014年6月25日，http://gffgge642b95327854f3b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2014-06/25/content_32768149.htm。

⑥顾佳赟：《东西融通中的柬埔寨文明》，《光明日报》2019年5月13日，第14版。

⑦丁俊：《〈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中道思想》，《中国宗教》2016年第8期，第38-40页。

⑧马明良、马保兴：《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伊斯兰教中国化》，《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1期，第56-58页。

⑨宋秀琚：《潘查希拉在印度尼西亚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7月20日，http://gffgg1eeb77f29929471b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kgz/bwyc/202307/t20230720_5669271.shtml。

⑩《印尼游戏出海合规指南：法律框架、税务政策与运营挑战》，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网站，2025年6月3日，http://gffgg0a7eada22b83431e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info/8400583.html。

(11)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4年5月21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14-05/21/content_2684055.htm。

(12)同上。

(13)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22年4月21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

(14)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15)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16)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7)李开盛：《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特征与实践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月12日，http://gffgg1eeb77f29929471b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kwxsdt/gjhy/202301/t20230112_5579450.shtml。

(18)《2022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年9月20日，http://gffgg9c53642c97484d29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209/t20220920_10768479.shtml。

(19)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0)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9年3月26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0351.htm。

(21)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第2版。

(22)《中国代表：应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和平》，中国政府网，2018年12月6日，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18-12/06/content_53462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