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部分西方经济体保护主义浪潮翻涌，美国的经济霸凌行径甚嚣尘上，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中美之间自2018年起出现由美方率先挑起的关税摩擦，并逐步扩大到投资限制、人员流动限制等领域。中美经贸争端升级，本质上源于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中的底层科技之争，在经贸工具箱日益穷尽后，以更明显的“科技战”的形式展现。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核心，对华政策正从表象间接的经贸手段转向深层直接的科技限制手段。据此，客观准确认识中美竞争的现状以及我方具备的优势及面临的挑战，是实现下一阶段科学谋划与有效应对的重要前提。

技术竞争的新格局

（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全球竞争激烈，中美存在差异化优势

中美战略博弈日益聚焦于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主战场。

1.半导体。半导体是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底层支撑，也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赖以发展的硬件基础。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持续增长，2024年全球市场规模达6306亿美元，预计2026年将接近1万亿美元。

2.人工智能。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授予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2023年中国占比高达69.7%，美国则从2015年峰值时期的42.8%降至14.2%。在大模型创新方面，2024年全球知名AI模型数量排名中，美国居首，中国位列第二，法国排名第三，但美国自2003年以来长期在这一指标保持领先地位。

3.量子信息。量子技术的三大核心领域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传感。2035年全球量子技术市场规模有望达到970亿美元，其中量子计算将占据整体市场的主导份额。从专利授权数量来看，美国和日本在全球量子技术专利布局中处于领先地位，分别占全球授权总量的27%和14%。中国在整体量子技术专利授权量中排名第四，但在量子通信细分领域位居全球第二。

4.新材料、新能源储能。新材料主要包括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三大类，当前该领域全球竞争体现出与人工智能交叉结合应用的趋势。2024年10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开展一项公开竞赛，出资1亿美元资助人工智能驱动的可持续半导体材料自主实验项目，加速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发现、设计、合成与部署。202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英特尔合作，将在五年内投资2000万美元，在康奈尔大学建立人工智能材料研究所，旨在通过结合科学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方法，加速发现可持续能源、先进电子学、环境保护和量子技术等新材料。

我国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发展新型储能”。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外，以输出电力为主要形式并对外提供服务的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机械储能等。美国2022年发布的《通胀削减法案》给予新型储能投资税收抵免补贴。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也列入了“能源存储和电池技术”。欧盟围绕净零排放技术攻关和自主制造能力培育，发布《净零工业法案》《先进材料产业领导力》等文件，重点布局电池技术攻关，优先发展新型储能相关的先进材料。

（二）美国及其盟友收紧全生产链条对华约束，并试图争夺未来科技应用标准制定话语权

1.上游实施对华技术封锁。

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的手段主要表现在对内投资限制和对外出口管制两方面，并以限制科研人员流动为加强手段。2024年10月，美国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美国在受关注国家投资有关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规定》，明确规定对美国投资主体与涉及关键技术的外国受辖实体之间的部分交易实施禁令。2025年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政策备忘录《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声称中国通过对美投资以获取尖端技术、知识产权和在战略产业中的影响。

2.下游供应链重构。除至今尚未取消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外，2025年7月，《大而美法案》正式生效，部分条款通过限制与“被禁止的外国实体”相关企业的税收抵免资格，试图迫使美国企业避免与具有中资背景的实体进行交易。

3.争夺未来标准话语权。2023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重申标准对美国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参与，增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三）我方应正视在技术竞争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潜在优势

挑战方面，我国研发支出总额和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但相比于美国及部分欧洲发达经济体仍然较低。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原创性比例有待提升，且仍需在更广泛的行业类别中提升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的话语权。部分前沿技术领域存在人才短板，促进基础研发转化应用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匹配。

优势方面，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覆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从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到下游整机制造，形成了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完整产业链，这是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难以替代的。新型举国体制在中美经贸斗争、科技竞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体制优势会进一步完善、显示更大的效率。我国科技基础人才优势明显，在人工智能领域中“90后”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挑大梁就是一个生动现实，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涵养人才培养、使用、发挥作用的良好生态。

中国突围的战略逻辑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提示的，随着中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与传统大国之间竞争加剧是必经之路。

2025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提示：中国已经形成一套由国家主导的制造业体系，并在战略产业领域优势显著。该报告还将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视为“产能外溢”，指责中国产业政策对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地造成新一轮产业冲击，对美国全球竞争能力产生“结构性威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来对华有着很深的偏见，与当下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很契合，从这一角度而言，下一阶段美方对华技术围剿只会更加深度、多元，“2026—2030年”很可能是加强限制的重要节点，也是我方占据主动权的关键窗口期，必须正视这一迫切现实，并主动加速“技术突围”，实现及时有效的应对。

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首先，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支持，聚焦前沿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为材料、人工智能板块间的深度融合提供平台。其次，深化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加快高素质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推广。再次，对内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高水平新型要素跨区流动，对外持续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落实互惠共享的科技合作战略，突破科技封锁。

第二，支持基础科学与原创性探索，多举措重点攻克关键问题。首先，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领域进行长期稳定支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其次，选择特定研究优势突出的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重点领域和重点团队，加大对于迫切关键问题的“揭榜挂帅”攻坚克难激励。再次，鼓励广大科技人才面向国家发展长远需求，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最后，创造出更多的支持基础人才的岗位需求，提高对基础人才的服务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原始创造能力。

第三，加快完善中国标准体系，维护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首先，立足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联动会议机制，共同研究、推进和落实标准体系完善工作。其次，深化国际标准合作，保持互利共赢的国际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再次，充实标准制定领域人才储备，鼓励优秀人才赴国际标准组织任职，提高国际标准合作网络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国际标准制定主动权与影响力。

国际形势具有多变性，部分发达经济体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对我国使用非常规的限制性竞争手段，其本质都是维护绝对的国际控制力，其最重要的底层实力就在于科技。我国在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基建配套、国家动员能力方面所展现的优势是难以替代的。下一阶段，应更关注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尤其是要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持续发力，夯实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绝对实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