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98-1931年，美国农业部域外种子和植物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了大规模且系统的植物采集活动。这是强权政治力量支撑下的美国农业部，试图将在华植物纳入美国自然资源体系，并通过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帝国经济资本的重要路径。依据行动主体和组织方式的不同，此项活动可以分为派遣探险者迈耶广泛搜集、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合作以及多赛特考察队大豆专项考察三个阶段。随着不同阶段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科技的变革，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历经了从多样性采集到特殊品种挑选、从异域探险到科学调查、从单向度搜寻到双向交换的演变进程。这些转变既体现了美国农业部愈加致力于本国农业产业化及功利化结构调整，亦揭示出其对中国农作经验不断具象化但又标准化的认识和汲取。不过，从中国搜集的植物资源及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农业部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科学名义攫取的，其中的帝国霸权色彩不容忽视。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国农业部/ 植物采集/ 岭南大学/ 农业经济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25年第3期 第75-93页
作者简介：左承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环境观念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3CZS06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编号：2024QQJH079)的阶段性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在华掀起的植物采集热潮，是探究物种跨洋流动之意涵，以及近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重要窗口。①相较于多数欧美科研机构以更新植物分类知识体系为宗旨，美国农业部更重视植物资源的实用价值和利用方式。②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主要从搜集作物资源和汲取农作经验两方面展开。这既可反映植物的跨洋引种对美国“世界谷仓”的有力构筑，亦能揭示中国农作经验对美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③
实际上，在华植物采集活动是美国农业部全球植物引种计划的组成部分。1898年，美国农业部设立“域外种子和植物引种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以下简称“引种办公室”)④，正式开启系统的域外植物采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该办公室通过派遣“农业探险家”和联系海外通讯员等方式，积极从南美洲、亚洲、欧洲诸国搜集了大量活体植物及种子。这将美国联邦政府的植物引种事业推向了顶峰，以华盛顿特区为中心的全球植物采集网络逐渐生成。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既与美国地理位置、气候类型相似，且承续了悠久的农业文明，故而成为美国域外植物采集网络的关键支点。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不仅持续时间长，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为植物实体及其知识的跨太平洋输送搭建了多维管道。
农史研究者较早关注近代美国农业部的植物采集活动，强调其对美国农业经济发展和种质资源储存的重要作用，进步叙事色彩鲜明。⑥其后，有学人从科学实践和环境变迁维度，探讨在殖民扩张背景下该活动产生的跨文化交流及对美国本土生态的影响，以揭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联。⑦此类讨论虽呈跨国转向，但对中国的关注不够。为数不多聚焦于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的研究，即便注意到中国之于美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可鲜有成果系统梳理其过程，对该活动的历史背景、跨国实践、价值导向缺乏辨析。⑧鉴于此，本文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演变进程及其历史意涵予以探讨。
一、引种办公室的设立及其对华的初步认知
美国农业部开启全球植物采集活动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美国联邦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从国外引进有用的植物，基于海外贸易竞争和国内农业建设的考量，早期就鼓励驻外海军、领事官员零散收集各类植物和种子。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专利办公室开始负责域外植物的接收，并促成农业司的组建(1889年升级为农业部)。但受经费和人员限制，此项事务始终未成体系。⑨
1898年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的设立标志着域外植物采集项目“正式制度化”。⑩引种办公室的设立，由美国农业部两位植物病理学研究人员费尔切德(David Fairchild)和施永高(Walter T.Swingle)联名提出，经新任部长威尔逊(James Wilson)批准。作为美国第一所专门从事植物引种的官方机构，(11)该办公室计划从国外系统搜集有价值的植物予以试验、繁殖和分配，以建立新的植物产业。
相较以往，该办公室更强调用科学技术对引入的植物进行改良。这一颇具专业性的目标，与美国农业部科学研究体系的构建紧密相关。1862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颁布法案，在多个州建立了以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为一体的赠地学院及农业试验站，为农业部不断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到1898年，美国农业部已建立起一支专业化队伍，且创设了植物病理学科等新兴部门，力图将科学应用于全国农业生产。(12)上述三位引种办公室的创设者均来自赠地学院这一体系。费尔切德和施永高毕业于堪萨斯州立农学院，1889年和1891年两人先后进入农业部，负责研究抗病植物品种。威尔逊原为爱荷华州立农学院教授和农业试验站站长，是主张农业技术改革的进步派，在1897年接管农业部。(13)同年，费尔切德在留欧深造、游历太平洋地区近四年后回国，随即拜访了同事施永高。两人谈及，丰富多样的域外植物是美国农业发展的无限资源，联邦政府应设专项基金予以采集和培育。设立引种办公室的想法由此而生。(14)
植物育种科学是支撑这一想法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美国作物育种领域引入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欲通过控制物种演化法则，杂交培育出新的植物品种，以抵抗自然灾害或调节作物生长周期及产量。(15)1898年初，费尔切德作为引种办公室负责人撰文指出，现代植物育种方法能迅速增加可食用植物种类，但该技术首先要求在地理空间内进行广泛而详尽的植物考察，通过专业性的细致观察获取多样的育种对象。这一论点为系统植物引种活动提供了合理依据，亦决定受农学或园艺训练的人员将作为域外植物采集的行动主体。(16)
不过，美国农业部准予该计划施行最重要的因素，是为了走出“西进运动”中农作物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内战结束后，美国迎来西部农业开发浪潮，尤其是联邦政府通过颁布土地法令，引导了美国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土地开垦和边疆开拓。只是，1890年美国官方宣布西部土地拓殖完成，不断向西开拓的边疆由此“关闭”。西部农业遂转向深度开发和工业化建设，但现有农作物却无法适应这一区域的特殊自然环境。(17)据费尔切德所述，19世纪末西部各州新的定居者几乎每日都向农业部寻求更为耐旱抗寒的植物。(18)西部农业开发过程中耐旱抗寒作物的缺乏，成为美国农业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这一时期美国农业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从1889年起，美国南部大平原遭受近六年的旱灾，多地农民食不果腹。(19)几近同时，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因连续遭遇柑橘溃疡病，原本处于上升期的柑橘产业备受打击。(20)因此，对美国农业部而言，亟须从国外寻找具备耐旱、抗寒、抗病害等多种特性的植物，以应对本土多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保持本国自给自足，减少对进口粮食或农产品的依赖。
在“边疆关闭”现实背景下，美国农业部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海外，欲通过开辟新的“资源边疆”实现植物产业的可持续性。美国农业部此时将开发利用新作物的目光放置于国外，也与该国从内陆向海外扩张的整体步调一致，对外扩张政策为农业部域外植物采集活动提供了政治力量。特别是在美西战争中，美国逐渐占据菲律宾等热带殖民地，为其在亚洲扩张奠定了基础，且引起美国社会对热带植物的高度关注。(21)1898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向农业部拨发专款，就国外植物进行全面搜集。(22)根据联邦政府制定的资源战略，引种办公室将系统引入“能推动本国文明进步”的域外植物和农作知识，以增强美国农业生产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立性和竞争性。(23)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引种办公室特别关注的对象。该办公室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植物金矿”，应对在华生长的植物及其种植状况进行系统探查。不过，美国官方对中国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基本认识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
早在18世纪末，富兰克林等美国有影响的人物通过阅读欧洲出版的书籍，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农业文明形成了初步的印象。(24)早期美国人虽注意到中国的农业实践，且认为中国诸多作物可引至北美，但并未在农业维度与之进行直接接触。(25)1784年“中国皇后”号打通中美交往渠道后，中国各类植物产品以及附有植物图案的装饰品大量流入美国，成为后者认识中国自然及人文世界的重要介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乏来华美商、游历者热衷收集花种树苗，不过大都因好奇心或收藏博物、修筑花园等爱好。而且，这一时期西人在华活动限于东南沿海地区，中美交往也以商贸为主，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植物生长及种植情况更多是碎片化的间接性认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破了保护中国丰富天产的政治屏障。(26)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外交领事官、海关税务员等群体与其他外国人涌入中国，开始向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寄送各类植物、传递中国农业实践的日常信息。其中，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均担任过美国联邦政府专利办公室在华通讯员，寄送了不少植物，并撰文考述了中国关于水稻、茶、竹的种植方法。(27)专利办公室对中国茶叶及其种植技艺尤为重视。1858年，该办公室支持了英国“植物猎人”福琼(Robert Fortune)对华的茶叶调查，后者将搜集到的观赏树木和经济作物寄往了美国。(28)另外，美国驻华领事还会定期向联邦政府报告所驻地区的植物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情况。这一群体有时还向联邦政府农业部门直接寄送可在美国培育和推广的植物种子。(29)
除了来华传教士和驻华外交领事长期传递通讯和寄送零散植物之外，美国官方透过旧金山等华人社区的日常生活，亦发现许多新的果蔬及食品。19世纪中叶以来，不少华人移民美国，与之相随的还有他们特有的饮食习惯。1899年，美国农业部简报刊出一篇关于中国蔬菜的文章。该文作者通过走访美国华人社区，记录下“稀奇古怪的蔬菜根茎、种子”。文中指出，此类产品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应予以实验探究。(30)
至19世纪末，美国农业部通过上述内外渠道，对中国各地植物生长和农业技艺有了一定的了解。引种办公室的费尔切德等人认识到，中国除了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外，还有两大特殊之处：一是具备与美国相似的自然环境。中美两国虽然位于地球东西两端，但纬度相似、气候类型大致相同。在中国更利于寻找适宜美国不同纬度的植物，特别是可以同时获取抗旱耐寒的粮食作物和热带植物。二是富有非凡的农业实践可资借鉴。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在作物种植方法、土壤肥力保持、多元化食品加工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实用知识。(31)鉴于丰富多元的植物种类和农作经验，中国被美国引种办公室视为最重要的植物采集地之一。
二、异域探险和资源过滤：迈耶在华的广泛搜索
引种办公室成立之初，就已开始从中国搜集植物。但因时局动荡和尚无专门的采集人员，此项活动并未扩展开来。1898年，该办公室最早聘用湖北农务学堂农学教习布里尔(Gerow D.Brill)为特别代理人，负责长江流域的植物采集。(32)据研究，1897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的布里尔，由校方和在华传教士推荐，被选派至湖北担任农务教习，1900年返回美国。其间，他为获取农学建议，积极与美国农业部联系，后者顺势将其聘用。(33)但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布里尔所收集的大量梨树、桃树，因运输延误而枯死。(34)通过梳理引种办公室自1898年以来编辑出版的《植物引进目录》还可看到，多位美国驻华领事和在华传教士依循传统，分别从广州、上海、牛庄等地向华盛顿特区寄送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植物种子。只是，此类成果多是寄送者在集市或短途游历时随手获取，数量较少且种类分散。(35)
引种办公室负责人费尔切德认为，不能仅靠在华传教士、领事官的零散收集，应派专业人员赴华完成植物采集和农业考察的双项任务。这一选择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以中国植物区系研究闻名的爱尔兰籍博物学家韩尔礼(Augustine Henry)的建议。19世纪末，韩尔礼依托海关和传教士网络，长期主导在华的植物采集，因此费尔切德在开展活动之初就向其请教。韩尔礼在1898年的回信中，建议其派遣一位专业人员赴华进行植物探险，并指明在华生长的植物极具多样性。(36)二是费尔切德亲自赴华，深刻意识到中国农业及其市场的重要价值。他在1900年、1901年两次访问广州后撰文强调，美国应汲取中国农民在耕作种植上的经验知识，且可将中国的植物产品引入美国再出口至华。但这些新产业只能通过训练有素的考察者发掘，他们需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彻底掌握栽培作物的种植方法。费尔切德还观察到，义和团运动后，在华外国人的活动逐次恢复。(37)事实上，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使中国被迫进一步放宽对外国人的限制。这一大背景的确为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
除此之外，20世纪初欧美科研机构相继派出植物采集者赴华探险，国际上颇为活跃的科考氛围也是推动引种办公室寻找赴华人选的一个重要原因。1899至1905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派出植物采集者威理森(Ernest H.Wilson)赴中国华西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威理森所集植物数量庞大、种类奇特，由此声名鹊起。费尔切德本打算将其聘用，但发现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已与威理森取得联系，欲在华开展以野生植物标本为主要对象的采集活动。(38)即便在采集对象上稍有差异，费尔切德仍感到竞争压力，遂即转向农业部体系内寻找人选。通过同仁推荐，费尔切德认为密苏里州植物园园丁迈耶(Frank N.Meyer)(39)符合要求——既具有专业的园艺训练背景，又多次赴域外考察植物。1905年7月，热衷自然探险的迈耶收到美国农业部的邀请电报后，欣然签订了赴华合约。(40)
1905至1918年，引种办公室派出“农业探险家”迈耶开启对华系统的植物采集活动。作为该部门唯一一位长期在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迈耶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先后穿越华北、东北、西北、华中等多个区域。(41)迈耶的活动范围极广，采集成果多样繁富，行事风格颇具异域探险色彩，彰显出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主要特征。
不同于其他机构对华西地区的注目，引种办公室将中国北方地区作为迈耶活动的重心。其总体路线是从华北行至东北和西北，再南下到华中与华南地区。此次活动起点设在华北地区，目的在于首先满足美国西部对耐旱抗寒作物的需求，并获取成熟的农作经验。而其拟定从北至南整体性考察的宏大计划，显露出美国农业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摸查的野心。
迈耶以“尽可能全、尽可能多”为原则，先后四次来华。1905年8月到1908年，迈耶从北京行至河北张家口，再到东北沈阳、哈尔滨，山西五台山等地。(42)1909年，他经欧亚大陆进入中国新疆，原计划东行至兰州，但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农业部召回。1913年，迈耶又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西北角进入甘肃南部，后经陕西南下至江苏，于1915年回国。次年，迈耶重新返华，开始探索长江流域和上海至广州沿线，以满足美国对亚热带、热带植物的兴趣。在一战爆发的背景下，他还侧重关注中国食物储存技术，为美国民众战时粮食储备提供借鉴之法。(43)不过，1918年6月1日，迈耶从宜昌至上海途中，不幸落水身亡。整体来看，不同于同期其他在华旅行或探险的外国人，迈耶甚少组建团队，时常独自出行或仅聘用一两名中国助手。而且他认为相比城市，人烟较少的乡野更易发现有价值的植物。(44)故其主要以乡野为实作空间，经常风餐露宿，“探险”色彩尤为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迈耶十几年间行走于中国内地诸多地区，是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美国农业部和驻华领事馆开具的介绍信为“绿色通行证”，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特殊关照。但其美国同仁更强调迈耶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以此塑造了他献身科学的英勇者形象。(45)
迈耶从事开拓性科学事业的“优越”姿态还隐约体现在他对中国农业实践的双重性评价和选择性汲取中。根据迈耶书信可知，他通过旅行观察，切身感受到中国农民在作物种植和食品加工方面值得学习。譬如，迈耶发现华北地区农民利用空间结构进行的间作套种模式“把土地耕作得几近完美”；(46)中国人用盐水腌制果蔬的方法，有利于战时长期贮存食物。(47)然而在他看来，中国农业实践以古老方法为主，其中不乏“落后”“不文明”之处。例如，五台山地区民众为获取燃料滥砍滥伐，中国农民很少创造新的作物品种，利用粪肥的方法更是难以接受。(48)迈耶还提及一些地方民众不愿告知作物产地，认为他们除了对外国人充满猜疑之外，还狭隘地担心个人采购渠道被泄露。(49)迈耶虽详细记录了中国丰富的农作经验，但更多是浅层描述，并未深入剖析其中特有的文化因素。而且，在知识获取和转移过程中，他以西方现代农业文明为标准，对中国农作经验进行优劣分类，再将筛选的地方性知识记录在册。美国农业部年度报告多次提到，迈耶从“专业”角度展示了中国广袤的农业图景，这一古老农业给美国民众提供了诸多经验及教训。(50)
迈耶的考察报告同时成为美国官方推广新作物种植和推行资源保护运动的参考指南，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农业的两极形象。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召见了回国不久的迈耶，还引用后者在华拍摄的山林滥伐照片，以论证联邦政府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改革举措。(51)相应地，在资源保护理念推动下，引种办公室快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植物引进机制，并持续推进了迈耶在华的宏大计划。(52)
因此，除了文化资源的过滤，迈耶在华搜集的植物亦须经过“科学滤网”，安全、合理、有效地分配至美国农民手中。当时，美国农业部已经意识到引进海外植物容易导致有害生物入侵。这些寄送至美国的植物，首先要进行严格的入境检疫。随后，引种办公室会对收到的植物进行编目和保存，其中颇有价值者运至农业部植物引种园或土壤、气候相匹配的地方试验站。依托现代育种技术，华盛顿特区和各州科研人员将对引入的植物予以培育或改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自然环境，最终将通过科学试验的优良品种予以分发。经探险家、检测员、育种者、科学助理的层层把关，引种办公室力图将引进的植物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利用。
十余年间，迈耶向美国寄送了数千份植物种子、插条及活株，包括小麦、大豆、柑橘、柿子等各种栽培及野生的可食用植物。(53)还有一些植物在防灾抗病上发挥了重要功效。比如，从中国华北地区获取的栗树材料，有效抑制了美国国内暴发的板栗疫病；引进的榆树广泛种植于密西西比河沿线，起到抗旱、防风的生态保护作用，被视为“引种办公室引进最有价值的植物之一”(54)。
对于美国农业部而言，迈耶的开拓性探索颇为成功。这不仅为美国作物种植提供了多元化资源，更有效支持了联邦政府推行的资源保护运动。由此，美国官方在华开展植物采集活动的积极性不断强化。但根据迈耶广泛采集的成果，引种办公室认为不需要再对华进行大面积拉网式的植物搜索，而应深耕于若干区域。适当其时，作为向美国农业部输送植物资源的稳定性力量，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进入了引种办公室的视野。
三、科学互助下的植物交换：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与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的紧密合作，标志着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迈向第二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传教士高鲁甫(George W.Groff)作为岭南大学农科院系开创者，与引种办公室建立起科学互助关系，并使该校逐渐发展为中美植物交换的重要集散地。
这一阶段美国农业部从派遣专业人员赴华，转向依托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引种办公室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追求浪漫自由的域外探险精神，变为争取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大量囤积的农作物价格下跌，农业经济持续低迷。基于此，美国农业部更加强调经济效益和组织效率，而非科学知识的探究和增进。高效化的组织变革亦推行至引种办公室。(55)本着节约成本和高效管理的原则，依托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的方式明显更节省人力物力。加之，1918年迈耶的意外离世，以及有关中国时局不稳的消息频出，该机构派员赴华长途探险的热情愈加减退。
另一方面，在华教会大学农科院系日渐发展，诸多受过植物学、园艺学和农学训练的农业传教士以美籍教员身份聚集于此，从事农业教育的同时，专攻植物研究和农学试验。为获取母国支持，这一群体积极与美国农业部保持联络，时常为后者寄送植物、传递农业资讯。(56)来华传教士一直是美国农业部从中国零散获取植物资源的重要力量。但自1914年起，这一力量明显以在华教会大学农科院系美籍教员为主，尤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较多。(57)在世界农业传教理念的指引下，这两所大学分别于1914年和1916年创设农科和农学部。岭南大学虽在中国农学教育和技术推广方面的影响力不及前者，但凭借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其在美国农业部对华的植物采集事务上具有独特地位。
炎热多雨的岭南地区，恰好满足美国农业部对热带植物的特殊兴趣。如前所述，随着对菲律宾的占领，美国农业部愈加注重热带植物的搜集与研究，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助力西部农业发展的耐旱抗寒作物。因此，引种办公室欲在迈耶完成华中探险后，便开启以岭南地区为中心的华南探险计划，为美国南部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区提供适宜的农作物。随着植物采集重心逐渐向华南地区转移，美国农业部自然会利用岭南大学美籍教员这一稳定资源。
高鲁甫是岭南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助推者。作为首位来华的美国农业传教士，他率先打开“岭大农业领域”，积极推行“中美农业互惠”理念。(58)1907年夏，高鲁甫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学学士学位后，赴粤进行农业传教，并担任岭南大学农学教员。他在推动岭南大学农学学科建设之外，还深入思考了中美两国农业发展问题。高鲁甫在1911年发表的长文中，指出中国亟须引进农业科学知识和新品作物，应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他批判美国农民对土壤保护、作物栽培和农业集约化的忽视，提倡向中国学习，以说明两国互相借鉴农业经验和开展植物交换的重要意义。(59)1908年以来，高鲁甫多次致信引种办公室，表达合作意愿。只是后者当时已派迈耶赴华，仅支持高鲁甫以美国农业部通讯员之名寄送植物。(60)不过，美国农业部柑橘专家暨引种办公室创始人之一施永高，为解决国内柑橘病害，积极联络高氏，并支持其创设岭大农学部，以合作开展华南果蔬实地考察。
1916年10月起，在高鲁甫带领下，岭南大学农学部以自设的植物标本室为基站，对广东、广西两地进行了深入的植物考察。采集成果中涉及果蔬的部分寄往美国农业部，其余用于本校植物学研究和农学试验。(61)然而，岭南大学农学部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多是在中国师生和采集员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郭华秀作为较早进入岭南大学的中国教员，多次对岭南农村进行深度调查，详细记载了地方果蔬生产及乡土生活；杜赓屏和吴松林是岭大植物标本室雇用的广州本地助手，基本包揽植物的采集、整理、寄送等各项事务。(63)
高鲁甫不仅鼓励岭大师生观察地方植物的种植方法和利用方式，还提倡对中国传统植物文献加以利用。在中国教员和学生的帮助下，他系统爬梳了《南方草木状》《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植物名实图考》等文献，从中汲取有关岭南本土植物生长及利用的传统知识。(63)部分中国师生通过翻阅各类农书、草本古籍乃至方志文献，编订了中英对照的植物名录，并对重要的栽培方法和使用途径予以摘录。(64)在美国农业部看来，岭南大学“不仅有会中文的美国教员，还有诸多讲英文的中国师生”，有利于获取岭南地区独有的植物和特殊信息。(65)但对于岭大中国师生而言，心系中国农业革新发展是其渴求农学新知和搜集植物资源的核心动力。故而，美国农业部、岭大美籍教员与中国师生在此项科学合作中的行动意图明显不同，须予以区分。
1921年，随着岭大农学部扩为岭南农科大学，引种办公室特别任命该校教员莫古黎(F.A.McClure)(66)为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标志着双方在植物采集事务上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莫古黎自1919年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岭南大学教授植物学，并负责植物标本室的运作。他接受美国农业部的任命，一方面是为岭南大学传教事业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在华的植物采集助力母国农业现代化建设。(67)
从1922年到1927年，莫古黎以岭南农科大学美籍教员和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的双重身份，系统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和两广地区的植物，采集成果由两大机构共享。(68)从活动范围看，除了对广东、广西进行日常考察外，莫古黎在1926年秋游历了浙江、江苏、湖北等长江沿岸。他还将采集区域拓展至海南岛，认为该岛拥有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应作为岭大植物标本室和美国农业部日后考察的重点。(69)在实作过程中，莫古黎基本以岭南大学为大本营，每次外出周期不超出两个月。他极少赴人烟稀少的荒野，所到之处多以城镇为主。在其带领的八次考察中，有半成是在岭大植物标本室采集员杜赓屏的陪同下进行的。同样，他收集的植物种子多由岭大中国教员和学生整理。不过，莫古黎并未拘泥于植物搜集，抑或转向农业部所重视的作物引种及培育试验，而是侧重从植物学角度进行学理研究。显然，莫古黎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虽以“农业探险家”为名，但事实上并不具有“异域探险”色彩，更多是学科研究维度的田野调查，且无不依靠岭南大学中国师生的协助。
从搜集的植物种类来看，莫古黎虽然也获取了大米、核桃、菠萝、荔枝等可食用者，但更重视竹子、油桐树等颇具材料价值的植物。从岭南寄送的大量竹子，因品种多样、实用价值高，受到美国农业部极大关注。由此引进的中国油桐树，亦被认为能从中获取有利于美国油漆工业发展的新材料。(70)可见，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部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愈加关注植物的工业化利用，明显不同于迈耶时期解决粮食供应和增加食物种类的主要任务。
另外，无论是高鲁甫还是莫古黎，他们还会将美国的植物资源输送至岭南大学，这与迈耶在华的单向性植物搜集迥然不同。尤其是高鲁甫认识到，中国在作物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缺乏与他国的植物交换。基于传播福音和推广农学新知的农业传教目的，他指出，不仅要向中国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亦要引进优良作物予以推广，才能使中国农业向前发展。(71)而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域外植物采集活动的逐步扩大和持续开展，使其成为植物资源利用的国际信息中心。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该办公室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植物交换事务伴随其中。为满足各自需求，岭南大学美籍教员与美国农业部是时保持植物交换，许多植物品种从美国送往广州予以试验。(72)
可以说，美国农业部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既满足了前者对华南植物的搜集，亦支持了后者以“改造中国”为根本的农业传教。尤其对美国农业部而言，此项合作仍以美国的农业发展和对外扩张为根本目标，“攫取性”是其底色。但岭南大学中国师生的参与，又反映了中国本土开始出现受现代自然科学训练、并以整理本国植物资源为己任的学人群体，暗含美国外来势力与中国学人在植物采集领域存有竞合关系的新趋向。
1927年，岭南大学成为国人自办的私立高等学校，岭南农科大学也整合为岭南大学农学院。高鲁甫和莫古黎仍任教于该校，继续推进岭南地区植物考察的同时，间或向美国寄送有价值的植物。但由于地域限制和植物考察目标的不同，他们所寄送的植物反倒无法完全满足美国农业的新需求。因此，引种办公室并未加强与“本土化”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合作，而是再次派遣“农业探险家”赴华，对特定植物及地区予以专门探查。
四、品种挑选和学术交流：多赛特在华大豆专项考察
1929年初，引种办公室重启派遣专员赴华的方式，准予多赛特(P.H.Dorsett)和莫斯(W.J.Morse)组成农业考察队，计划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大豆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相比前两阶段，此次考察队成员通过更为严谨和规范化的科学术语，记录了大豆生产加工过程和其他农业实践。他们以农业专家身份，与在华学人群体接触较多，学术交流色彩更浓。尤为特殊的是，此次活动的实作空间相对缩小，采集对象集中于大豆的不同品种。
更具精细化的植物品种挑选，目的在于从中发现特有的遗传性状来改进现有植物品种。因此，多赛特考察队本质任务实为寻找“有用的基因”，而非搜集“有用的植物”。(73)有学人注意到，美国农业部对植物探索的重心在1925年就已生变，而“寻找基因”理念的出现无不与遗传学的快速发展相关。(74)自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定律被发现以来，引入遗传染色体及基因，逐渐成为植物改良的主要方法。在新的育种技术下，可以从外来植物中提取特定的遗传基因，作为培育优质或特殊品种的试验材料。美国农业部在1930年的年度总结中就提到，植物引种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今更多是为了植物育种家发掘新材料，而非立即种植迄今国内尚无的外来植物。(75)
大豆被选作此次活动的主要考察对象，说明引种办公室对植物工业化利用的极度重视。大豆不仅适宜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具备粮食、油料及饲料等多重价值，能同时用于食品消费和工业生产。1898年以来，引种办公室从国外收集了不少大豆予以试验推广，但多作食品或草料之用。20世纪20年代，随着大豆加工业兴起，大豆的油料价值被工业市场看中。又因欧洲玉米螟虫入侵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大豆种植的稳定性对农民更具吸引力。到1929年，大豆成为美国最重要且大面积种植的商业化作物之一。(76)
在引种办公室看来，大豆这一“明星作物”可以加快战后美国农业经济的恢复。事实上，一战结束以来，美国农业部一直致力于调整生产平衡、稳定作物价格。1927年美国农业部指出，美国农业复苏虽取得重大进展，但要完全走出战后萧条阴影，还需不断调节国内农业经济结构。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引进最受市场关注的大豆品种，并从中择取最优者予以培育，由此获取不同油量的工业大豆和食用大豆，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推动美国大豆产业的高效化和优质化发展。(77)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部对从中国引进竹子、油桐的关注，就已折射出植物工业化利用逐渐成为其关注焦点。而引种办公室围绕大豆的专项考察，更彰显出在特殊经济形势下该机构主动参与现代工业化农业复杂结构调整的积极姿态。(78)
因此，相较于迈耶的广泛搜寻和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学理研究，多赛特考察队在华活动，是以商业化作物大豆的品种挑选和加工考察为主的专项调查。多赛特是美国农业部资深园艺专家，具有丰富的海外考察经历。他于1891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植物病理学科，先后赴南美洲、亚洲等全球多个地区进行农业考察，为美国引进了大豆、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1924至1927年，多赛特携子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了三年农业考察。他搜集的大豆通过引种试验后，被认为是颇有前途的品种。(79)由此，引种办公室认为他是赴华考察大豆的最佳领队人选。而莫斯在1907年加入美国农业部植物实业局后，一直投身于各州试验站的大豆育种事业。他所具备的专业育种知识，有利于大豆实地考察的深入开展。从两人拟定的计划书看，此次“东方之行”将对大豆品种进行系统调研和收集，还需观察当地种植、收割、加工大豆的方法，要用照片和数据记录大豆储存和用于食品及其他副产品(尤其是工业副产品)的技术信息。此次活动也会对其他作物生长情况和加工产业予以科学考究，以扩充美国官方对中国北方农业市场的认识。(80)
1929年3月，多赛特和莫斯携三位家眷从旧金山乘轮船出发，途经檀香山后，先至日本。暂留日本期间，两人考察了东京周边的大豆产业。(81)1930年4月，一行人抵达大连，以此为中心开展中国东北地区大豆的搜集和调查。是时，中国东北部分区域的大豆市场由日本侵华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管控。在该机构帮助下，多赛特在大连租赁了一间办公室，处理与美国农业部的公文信件往来和种子分类、打包等日常事务。他与莫斯参观了沈阳、牛庄、旅顺等地的大豆作坊、加工厂、交易所和输送豆粕、豆油的港口。是年7月底，二人开始分头行动。莫斯以大豆种植为核心，赴中朝边境进行田野考察，随之返至日本。多赛特赴北平寻找饲料作物，并深入调查华北地区柿子的贮藏情况。(82)其间，多赛特在中国助手刘氏(83)的陪同下，除了赴张家口寻找特殊的大豆品种外，还对北平周边乡镇进行了深度考察。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多赛特于1931年3月下旬提前返回美国，余下工作交由刘氏办理。(84)
从行动轨迹看，此次活动多以“走进现场”的方式搜集特定植物，并对作物生产、加工等技术进行了细致地科学记录。分析多赛特的考察日志，可以具体地看到其何以“走进现场”，以及如何用标准化的科学术语对中国农业景观进行“深描”。其一，通过亲身观察和直接交流获取详细的农业信息。多赛特停驻各个城镇时，定期反复“逛”大小市场，从摊铺上实时更替的农产品中挑选颇具引种价值的品种。果园、手工作坊、加工厂不单是搜集植物的重要空间，亦是其反复观摩作物种植和加工过程的第一现场。此外，他常走进田间，用相机记录农民耕作的场景。刘氏通过与当地农民交谈，还能直接获取作物种植方法和植物品种来源等信息。(85)其二，依托规范化的科学方法及叙述，详细记录地方民众收购、贮藏和外销柿子的情况。多赛特以北平北郊村庄为考察点，用温度计、恒温表和标尺对烘柿子的窑炉构造和内部温度进行周期性观测。他不仅保存了大量精准的热度数据，还绘制出精密的窑炉结构图。(86)由此，多赛特通过数据化测量将中国地方柿子储存的传统技艺转化成科学性方法，并以标准化术语记载于册。
多赛特以农学专家之名在华进行的交游，亦是此次学术性考察的鲜明表现。多赛特抵达北平后，与不少中外学人有所往来。他因身体不适常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病，与该院代理校长顾临(Roger S.Greene)多有联络。1931年初，在顾临推荐下，他受北平博物学会(87)邀请，作了一场有关北平柿子储存的讲座。多赛特与聚集于北平的中外自然科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华英文报刊《北平导报》对此进行了报道。(88)
颇具意义的是，在顾临介绍下，多赛特还拜访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负责人胡先骕。作为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胡先骕于1916年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中国植物学学科建设。他于1928年创建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专门开展本土植物采集和调查研究。(89)根据多赛特日志记载，1930年8月12日下午他与胡先骕见面，两人畅谈近两小时。胡先骕不仅对其搜集的部分植物予以辨认，还详细介绍了豆科植物分布及利用情况。这位态度热情且富有学识的中国植物学家，给多赛特留下了深刻印象。(90)虽然未见胡先骕对此次会面的记载，但可以从大的历史背景中窥视该时期中国学人对西人在华植物考察的普遍态度。前文有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人依凭列强在华政治势力，来华采集植物多以“研究学问别于商务”之由，受到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照。但随着中国科学学人队伍的逐渐壮大和本土自然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国民政府所属的学术机关要求自1930年底开始，西人在华收集的各类成果须送至南京审查，保留备份后方可寄出。这一举措在保持中国对外科学交流的同时，加强了防止本国天产外流的力度。(91)
在中国政府和本土学界逐渐限制西人在华科学考察的背景下，多赛特考察队愈发依靠美国驻华使馆，以“外交邮袋”的名义将采集的植物寄往华盛顿特区。(92)他们在近三年时间内，填报了4500宗大豆新引种记录。(93)此次考察虽然渐受中国内部的阻力，但仍使得美国官方从中国首次大规模引进大豆种质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大豆在美国的大面积种植和商业利用。
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爆发基本终止了美国农业部在华直接开展植物采集活动。(94)在经费支绌空前严重的情形下，美国农业部依靠长期积累的“种子基因库”，愈加致力于作物育种和推广事业。再加上欧洲和东亚地区持续性的政治军事冲突，该部门大大减少了海外勘探活动。与之相应，在多赛特考察队回国后，除了高鲁甫等在华美籍人士和中国助手刘氏的零散寄送外，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未再直接派遣人员在华进行植物采集和农业考察。这项有组织和系统地从中国大规模引进植物的活动渐而结束。
余论
通过上述梳理，1898年到1931年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试图把在华生长的植物纳入美国自然资源体系，并通过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帝国农业经济资本。因此，该项活动具有极强的国家政治经济战略属性，与其他以科学研究为旨趣的植物采集活动迥然不同。不过，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内容形式并未始终如一，而是历经了从多样性采集到特殊品种挑选，从异域探险到科学调查，从单向度搜寻到双向性交换的多重转变。其不同阶段的转变与美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
从内部视角看，这些不同维度的转变，呈现了美国官方推动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导向变化。一方面，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多元化采集转向聚焦大豆这一特殊植物，体现出该部门植物引进的主要任务，从解决粮食供应和增加食物种类问题，变为发展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和加工产业。另一方面，聚焦于植物品种挑选这一趋势，反映了引种办公室植物考察重心的变化，即从关注植物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性)，转向重视不同植物品种的遗传基因性状(物质性)。科学技术深刻融入美国农业工业化之中。该活动始终将科学技术视为植物引进的指导方针，并快速建立起全国植物引种机制。但其从秉持异域探险到开展科学调查的转变，又说明标准化和高效化的价值取向，替代了以往自由探索自然的信念。通过科学技术将域外植物资源快速转换为农业生产资料，以工业化理念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愈加成为引种办公室关注的焦点。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在运作模式上不断更变，在价值导向和实践重心上持续位移。这些变化均受美国政治经济变革以及科技革新的影响。尤其从“边疆关闭”到“一战”以来农业经济持续低迷，美国联邦政府先后推行的海外扩张政策、资源保护运动以及高效化组织结构改革，对其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考虑到跨国实践的特性，该活动的演变进程亦反映了中美交往的细微变化。对美国农业部而言，既要在华寻找以农作物为主的植物资源，亦需获取实用的农作方法。因此，在植物采集过程中，美国农业部依凭帝国强权政治支撑，通过不同在华群体的信息管道，对中国自然资源和农作经验的认识不断立体化和具象化。不过，从其派遣的人员来看，迈耶所开展的异域探险，对中国传统农业经验进行了“东方主义”式的选择性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其行走于“落后”国度的优越感。来华农业专家多赛特则以更具标准化和科学化的叙述，代替了以往充满异域想象的记录。在科学术语影响下，他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评判态度更为隐匿难辨。而身负“农业传教”使命的岭大美籍教员高鲁甫，通过长期“近距离”观察，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更加重视和尊重，推促了中美之间的植物交换。无疑，“了解之同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美国农业部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来看，可以发现前者对华单向度的植物搜寻变为中美植物互换的趋势，以及中国学人力量的隐现。岭南大学促使中国师生参与其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本土植物调查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1930年多赛特与胡先骕的交往，侧面揭示了中国本土植物调查的主体性力量已然生成，美国官方在华随意进行植物搜集和农业考察的单方面行动逐渐受到中国内部的阻力。这不仅关乎植物跨太平洋流动方向的变动，亦隐含了在华开展植物采集活动的主体角色更替。
这一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植物资源的跨国活动，对其全球性的帝国塑造影响深远。美国农业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植物采集活动的有效运转，无不依靠该国殖民扩张的支撑，反之又推动了其帝国构建的步伐。大量域外植物在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强行携领下漂洋过海，搭起全球种子资源库的主体框架，为美国农业现代化积聚了雄厚资本，使其保持国际竞争力。其中，从中国引种的植物数量占比较多，(95)种类尤为繁富，极大丰富了美国的作物资源和食品结构。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在华记录的农业实践经验，亦成为美国官方和各州农民重要的参考对象。引种办公室创始人之一施永高对此直言：“中国其实是我们最主要的农业债权人。”(96)这些重要的农业资源为美国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基本保障，稳固了联邦政府在内外资源开发及管理分配上的主导地位，由此精心整理和培育保存的种子资源库成为美国官方引以为傲的农业遗产。不过，从中国搜集的植物资源及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农业部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科学名义攫取的，其中的帝国霸权色彩不容忽视。
注释：
①有关近代西人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整体性研究，参见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这一时期英国邱园(Kew Gardens)和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是在华开展植物科学探险的代表性机构，旨在建立规整有序的植物分类体系。有关邱园对中国植物的收集，参见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阿诺德植物园在华活动，参见S.B.Sutton,Charles Sprague Sargent and the Arnold Arboretu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③就近代中美农业交流而言，美国通过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传播农学知识来援助中国的叙事逻辑占据历史书写主流地位。相关代表性成果有：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不过，近年渐有学人开始强调中国传统农学对美国农业发展的反向影响。相关代表性成果有：宋元明：《跨国的农学知识互动——以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7年第1期；Spencer Stewart，《向中国学习：施永高、中美农业交流及历史价值》，《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④该机构成立时层级名为“Section”，后以“Office”替之。
⑤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view,vol.2,no.4(1977),pp.26-33.
⑥最具代表性论著为Nelson Klose,America's Crop Heritage:The History of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Iowa State College Press,1950。
⑦参见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4; Jeffrey Jacob Jones,The World Was Our Garden:U.S.Plant Introduction,Empire,and Industrial Agriculture,1898-1948,PhD diss.,Purdue University,2004; Rebecca Egli,The World of Our Dreams:Agricultural Explorers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Science,1890-1945,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2018。
⑧代表性著述有：刘琨：《美国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1898-1949)》，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段彦、王思明：《施永高在华植物考察与采集活动研究》，《古今农业》2021年第3期。还有学人从作物史角度讨论美国农业部对中国特殊植物的采集，参见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赵飞：《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1570-1921)》，《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⑨关于美国官方早期植物采集事业的概况，参见Courtney Fullilove,The Profit of the Earth:The Global Seed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涉及美国早期重要人物植物引种的最新个案研究，可参见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世界历史》2022年第6期。
⑩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p.157.
(11)Knowles A.Ryerson,"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History,vol.7,no.3(July 1933),p.121.
(12)William N.Parker and Stephen J.Decanio,"Two Hidden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Agriculture,1860-1930," Agricultural History,vol.56,no.4(October 1982),p.651.
(13)Louis Ferleger,"Arming American Agriculture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How the USDA's Top Managers Promo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History,vol.74,no.2(April 2000),p.217.
(14)二人还认为，美国国会种子分配经费因长期使用不当广受诟病，正好可以从中拨出部分经费用于海外植物引进，参见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9,p.106。
(15)帕金斯著，王兆飞等译：《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6)David Fairchild,"Systematic Plant Introduction:Its Purposes and Methods," Bulletin,Division of Forestr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21(1898),pp.8,19.
(17)参见高国荣：《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起因初探》，《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付成双：《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18)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114.
(19)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07页。
(20)Walter T.Swingle,Herbert John Webber,"The Principal Diseases of Citrous Fruits in Florida," Bulletin,Division of Vegetabl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8(1896),p.10.
(21)参见王林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知识界对热带环境的观念建构及其影响(1898-1920)》，《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2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898-189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9,pp.54-55.
(23)O.F.Cook,"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Circular,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16(1899),pp.1-3.
(24)王立新：《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10页。
(25)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p.3.
(26)Lucile H.Brockway,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27.
(27)Courtney Fullilove,The Profit of the Earth:The Global Seed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pp.78-88.
(28)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atents for the Year 1857,William A.Harris Printer,1858,p.IV; 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p.27.
(29)以美国驻广州领事赵罗伯(R.G.W.Jewell)为例，他在1871至1875年间多次向农业部寄送苹果、桃子、柑橘等水果种子，参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影印本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308页。
(30)Walter C.Blasdale,"A Description of Some Chinese Vegetable Food Materials and Their Nutritive and Economic Value," Bulletin,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68(1899),p.5.
(31)David Fairchild,"Our Plant Immigrant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17,no.4(April 1906),p.182; Walter T.Swingle,"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I," Asia and the Americas,vol.43,no.5(May 1943),pp.296-297.
(32)1897年，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逊派农学家汉斯(Niels E.Hansen)赴中亚地区搜集冬小麦，后者经中国新疆地区时收集了大豆、小米等多种作物。汉斯寄送的包裹是引种办公室收到的首份植物采集成果。
(33)石松、王思明、盛邦跃：《布里尔与湖北农务学堂的筹建》，《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第45页。
(34)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0-1901,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p.88.
(35)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Inventory,Foreign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by 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no.1(1898).
(36)David Fairchild,"Systematic Plant Introduction:Its Purposes and Methods," p.19.
(37)David Fairchild,"Letters on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Indies,Spain,and the Orient," Bulletin,Bureau of Plant Industr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27(1902),pp.22-28.
(38)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297.
(39)是时，其有梅雅、梅野等音译的中文名，并不统一，故本文采用目前学界常用的译名。
(40)"Argument for North China Explorations,July 13,1905," Records of Frank N.Meyer,Plant Explorer,1902-18,RG54-NC135-Box 2,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D.
(41)1875年迈耶在荷兰出生，少时在阿姆斯特丹植物园当学徒，1901年移居美国，在农业部所属加利福利亚州植物试验站工作；1904年独自赴墨西哥、古巴等地考察，后担任密苏里州植物园园丁，参见Isabel S.Cunningham,Frank N.Meyer,Plant Hunter in Asia,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13。
(42)其间，引种办公室与阿诺德植物园建立合作，后者派威理森在华中地区搜集植物标本过程中也为前者收集农作物，以换取迈耶的采集成果。但因理念不合，此项合作维系不久。
(43)"Argument for South China Explorations,July 25,1916," South China Explorations:Typescript,1916-1918,No.aSB108-C6-M48,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44)Frank N.Meyer,"Economic Botan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orticultur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916,Part I,1916,p.126.
(45)David Fairchild,"A Hunter of Plant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36,no.1(July 1919),p.57.
(46)"Letter to Dorsett," November 14,1905,Letters of Frank N.Meyer,1902-08,QK31-M44-M49-Vol.I,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47)"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June 5,1917,No.aSB108-C6-M48.
(48)此方法恰恰被同时期来华考察的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 H.King)视为发展永续农业的宝贵实践经验，参见Franklin H.King,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rs.F.H.King,Madison,Wis.,1911。(中文译本见富兰克林·金著，程存旺等译：《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49)"Letter to Pieters," October 18,1905,QK31-M44-M49-Vol.I;"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December 20,1905,QK31-M44-M49-Vol.I;"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May 7,1907,QK31-M44-M49-Vol.I.
(50)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7-1908,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9,p.389; 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8-190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p.359.
(51)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347.
(5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0-1911,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2,p.333.
(53)有关迈耶植物采集成果的具体统计，参见刘琨、李群：《弗兰克·迈耶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54)"Foreign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s," 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Vol.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55)Rebecca Egli,The World of Our Dreams:Agricultural Explorers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Science,1890-1945,pp.136-138.
(56)有关20世纪初世界农业传教思想的详细论述，参见赵晓阳：《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57)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先后更名为岭南学堂、岭南学校和岭南大学，虽非特定教会创办，实属“基督教大学”，然本文为便于整体性探讨来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大学与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关联，故将其广义列入教会大学范畴。
(58)有关高鲁甫生平概况，参见倪川、倪根金：《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开拓者高鲁甫生平、著述考》，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193页。
(59)George W.Groff,"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Bulletin,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no.5 (1911),pp.5-40.
(60)"Letter from Fairchild to Groff,December 22,1908,"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FW1789,Reel 3,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Cambridge,MA;"Letter from Groff to Fairchild," January 8,1916,FW1789,Reel 5.
(61)"Letter from Swingle to Groff," November 27,1916,FW1789,Reel 5.
(62)F.A.McClure,"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Herbarium," Lingnan Science Journal,vol.7,1929,pp.274-275.
(63)G.W.Groff,The Lychee and Lungan,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21,pp.16-22.
(64)G.W.Groff,"A Method of Indexing and Filing Chinese Plants Illustrated by a Systematic Enumeration of the plant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mpus," The Lingnaam Agricultural Review,vol.1,no.1(December 1922),pp.51-53.
(65)"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South China," Received March 12,1917,FW1789,Reel 5.
(66)其中文名有“莫古黎”“莫古礼”两种，当时中文期刊多署前者，本文依循此法。
(67)"Letter to Groff," June 27,1921,F.A.McClure Papers,1916-1981,AN88-125-Box 3,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Washington,D.C.;"Letter from Fairchild," December 7,1921,AN88-125-Box 3.
(68)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还有美国博物学家洛克(Joseph F.Rock)先后在引种办公室、阿诺德植物园、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的赞助下，对中国西部地区风土人情进行了综合考察，长期向美国寄送了诸多植物资源。
(69)F.A.McClure,"Some Observations of a Plant Collector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The Ohio Journal of Science,vol.25,no.3(May 1925),pp.114-118.
(70)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26,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6,p.71.
(71)G.W.Groff,"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 under Missionary Influ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 1,1914,p.158.
(7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9-192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1,p.181.
(73)Nelson Klose,America's Crop Heritage:The History of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p.124.
(74)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p.80.
(75)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3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0,pp.68-69.
(76)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第109-111页。有关大豆在美国的引种和生产情况，还可参见石慧、王思明：《从引种到繁盛：大豆在美国的历史追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3期。
(77)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27,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7,pp.1,44;"Report of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28-192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9 p.16.
(78)Jeffrey Jacob Jones,The World Was Our Garden:U.S.Plant Introduction,Empire,and Industrial Agriculture,1898-1948,p.38.
(79)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Inventory,Foreign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by 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July 1 to September 30,1926,no.88(1929),p.1.
(80)"Original Memorandum," MS51-Series I-Box 1-Vol.1.
(81)"Letter from Dorsett to Peter Liu," March 12,1929,MS51-Series I-Box 1-Vol.1.
(82)"Journal," April 2,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7-Vol.6,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P.H.Dorsett's Notes," June 18,1930,MS51-Series I-Box 7-Vol.6.
(83)现有英文档案中，刘氏均以英文名“Peter Liu”与外国人交往，但限于史料，其中文名未能考证，生平亦不详。通过刘氏致信多赛特的内容，仅知其原为北京东交民巷英国通济隆旅行社(Thos.Cook & Son at Peiping)的专职导游和翻译，具备英语交流和写作能力；自1920年代起，他多次陪同美国农业部专家在华游历或考察，其中与多赛特的联系最为紧密，参见"Letter from Peter Liu to Dorsett," October 1,1931,Peter Liu 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1921-1941,C491-Box1,Folder 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4)"Letter from Dorsett to Morrison," February 9,1931,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5-Vol.14,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5)"P.H.Dorsett's Notes," August 1,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9-Vol.8,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6)"P.H.Dorsett's Notes," November 11,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2-Vol.1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7)该学会是由葛利普(Amadeus W.Grabau)等在华外国自然科学家号召下成立的以博物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俱乐部，参见孙承晟：《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88)"Lecture on Persimmons," The Peiping Leader,March 14,1931.
(89)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以支持并赞助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教育家范静生(范源濂)命名，有关胡先骕的具体生平和该所的发展历程，可详见胡宗刚：《中国植物学先驱胡先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0)"P.H.Dorsett's Notes," August 12,1930,MS51-Series I-Box 9-Vol.8.
(91)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0-459页。
(92)"List of Chestnuts and Boxes in Which They Were Packed," C491-Box1,Folder 5.
(93)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第116页。
(94)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p.30.
(95)参见刘琨：《美国农业发展的中国元素分析——基于作物引种视角》，《中国农史》2018年第6期。
(96)Walter T.Swingle,"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I," p.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