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心理逐渐由战略自信向战略焦虑转变。美国对华战略心理的转变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为此，本文提出损失规避与战略焦虑相结合的心理学分析框架，将损失规避理论与国家战略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大国在损失规避的影响下出于对既得利益与地位的本能保护，以及对威胁感知的过度放大，引发了战略焦虑。战略焦虑进一步驱动国家采取过度反应，强化了这种战略心理循环。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同样受到损失规避的影响。出于对既有优势的本能保护和对中国威胁感知的过度夸大，美国逐渐产生战略焦虑，具体表现为对华战略不自信、对华认知的激进性和对华政策的盲动性，这种心理反应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紧张态势。
关键词：战略焦虑；损失规避理论；美国；中国
一 引言
战略焦虑大多强调国家间因战略竞争而引发的心理状态。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的不断加剧，战略焦虑开始被纳入中美关系的研究视野。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与遏制主要因为中国的崛起使美国产生了危机意识，美国对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就是美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出现战略焦虑症的表现。这一消极的心理状态导致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尤为明显。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产生战略焦虑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必然结果。从修昔底德开始，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大国权力变化和转移发现，相对于崛起国而言，守成国的国家心理由于体系压力的作用更易受到崛起国实力上升带来的影响，产生战略焦虑，从而改变该国行为。综合分析发现，“战略焦虑”一般被用来描述国家在面临外部潜在对手崛起和权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复杂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带有负面和消极的色彩，具体表现对自身地位、利益和安全的强烈不安和担忧，进而导致国家倾向于采取激进性的措施来消除恐惧。
国内学术界将损失规避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时，主要侧重于对其进行宏观阐释，将其视为前景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与现实并无密切联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将其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扩大了该理论在解释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方面的说服力。随着大国间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学者们倾向于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现实世界的变化，但这些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从理论层面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的“经济人”，忽视了对国家心理的研究。事实上，国家行为受到主客观因素共同的影响。国家的心态通常被纳入到知觉研究中，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国家心态大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而国家领导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看法塑造着国家重大的决定和政策。损失规避理论是政治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它基于国家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的不同反应，为分析大国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学视角。从现实层面来看，损失规避理论可以解释在大国战略竞争下美国对华产生“焦虑症”的心理学原因。有学者指出，由于人们对“损失规避”的高度敏感，相对于崛起国的地位期待，霸权国对可能失去霸主地位的担心更为迫切，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饱受地位焦虑困扰。有鉴于此，本文将损失规避理论与战略焦虑相结合，就如何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提出一种心理学视角的分析框架，以期丰富学界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
二 损失规避理论视域下的国家战略焦虑
（一）国家战略焦虑的产生
焦虑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源于国家对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评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奇大学教授巴哈·鲁梅利利（Bahar Rumelili）将焦虑视为国际关系的构成条件，认为焦虑引发了自然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竞争。这种源于个体的焦虑状态逐步上升至国家层面，表现为国家战略焦虑。一般来说，“战略焦虑”（Strategic Anxiety）是指政治单元出于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判断，认为未来的权力分布会于己不利，面对不利于己的未来预期而产生的一种国家心理状态。在战略焦虑的指导下，国家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往的观点并不重视国家战略心理研究，但实际上国家心理状态对制定国家短期发展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国家战略心理作为意识层面的产物，往往产生于国家决策之前，并指导现实世界发展。
战略焦虑通常源于国家对安全、全球影响力以及战略利益的担忧，具体表现为因实力相对逆转而对现状产生的主观认知焦虑。国家对未来的焦虑以及消极态度会对战略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认为，一个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大国可能会采取对抗行为，但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然而，一个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大国会重视军事力量的作用。在一个悲观的世界里，武力的作用最重要，军事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综合分析，国家战略焦虑的产生至少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国家战略焦虑源于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国家实力的相对衰退不仅会引发国家对未来的忧虑，还会促使国家战略心理转向。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强大的国力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化解来自对手的挑战，也会激发大众对未来的乐观心态。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带来了对安全和利益的双重忧虑。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与军事实力决定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当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且崛起国实力足以对其产生挑战时，全球秩序往往会经历剧烈动荡。在国际交往中，主导国在面临相对国力下降时，会本能地对现状和未来产生悲观认知。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但过度夸大相对实力下降所带来的威胁，会影响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其二，国家战略焦虑是决策层认知失调的产物。一国对现状和未来的不确定感源于国家认知失调及认知偏见。国家战略制定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正确认知和评估。有学者认为，战略评估是一个国家战略行动的逻辑起点，如果这一过程不成功，战略行为就很难取得成功。在这其中，国家认知受到政治家的影响。作为政治决策主体，政治精英需对国家发展现状及战略路径进行评估规划，并据此调整政策。然而，受个人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他们往往无法客观地看待他国的发展。杰维斯在认知冲突理论中指出，决策者的错误感知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甚至升级为战争。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可能会根据以往习惯，主观地解读新的情报信息，这往往会导致具有敌意性认知的出现，误判他国意图。例如，一个国家可能会误读对手的动机或行为，将对方的防御性措施看作是进攻性的，从而做出过度反应。
其三，国家战略焦虑是历史记忆再现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历史可以帮助一国判断其面临的外部环境、评估外部威胁和预防风险。国家总是会依赖“历史”做出决定，他们会利用历史经验来识别现实情况。一国历史在塑造国家战略心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历史记忆不仅影响大众的外部感知，更会通过精英认知放大威胁评估。政治精英们过度放大了对外部的威胁感知，产生了恐惧和忧虑等负面感受，进而形成对未来的悲观认知，催生战略焦虑。另一方面，历史将现实与过往相连通，容易激发集体的情感共鸣。当国家面临类似历史情境时，可能会导致该国采取激进的措施来避免历史重演。
（二）损失规避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决策分析理论，侧重于研究行为者在风险下的决策行为。而损失规避理论（Loss Aversion）则是前景理论中最重要的成果，侧重于解释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性。通过研究损失和收益的敏感性，损失规避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收益观，更强调心理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研究了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可能做出的决策，并认为损失的主观痛苦大于从同等收益中获得的愉悦感，人们对损失更敏感。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即大多数人对极端的选择和情况有一种自然的规避心理，当人们处于损失状态时，他们倾向于寻求风险，采取冒险的行为，而当人们处于收益状态时，他们会寻求风险规避。
损失规避理论最早被用来解释行为经济学，用来分析消费、生产及供给等经济行为。损失规避也被心理学家视为一种心理反应。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普林菲尔德分校教授沙赫拉姆·赫什马特（Shahram Heshmat）认为：“我们拥有的越多就越脆弱。积累了财富意味着我们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规避心理的产生反映了负面心理如焦虑和恐惧对损失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损失规避理论开始被运用到外交政策研究中。自损失规避理论被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以来，损失规避理论在解释外交决策和外交政策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界主要用这一理论重点来分析国际危机事件的爆发和解决，如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国际关系领域，领导人更愿意做出“痛苦”的选择或艰难的政策转变，以避免即将发生的损失，而不是获得同等的收益。
损失规避理论也常被用来分析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现象。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衰落的大国处于亏损的境地，往往比崛起的国家更鲁莽、更危险。损失规避理论解释了大国的冒险行为，即衰落的大国感到羞耻，当其处于巨大的损失状态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维持其地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认为，将动态差异理论和损失规避理论相结合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衰弱状态中的主导国倾向于将现状框定为损失状态。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基于损失规避的心理是危险的，它使解决冲突或结束战争变得困难。一旦行动者将自己置于损失的范围内，大多数国家会变得愿意承担风险，从而做出鲁莽的决策，并导致军事行动的升级。
大多数学者认为，损失规避理论的核心要素是参考点的选择，即分析行为者如何根据不同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状况来评估未来事件。而前景理论则为损失规避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其参考点通常是相对位置的现状。这是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行为体更倾向于考量自身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地位是否得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必需要达到绝对的强大，关键是要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进一步发展了前景理论，并将前景理论中的参考点分为五个层次。在这其中，情感作为其中一个参考点，不仅是框架的结果，也是框架的来源。情感会引导行为体做出决策，也会改变行为体原有的偏好。实验结果表明，相对收益在情感参考点下侧重于希望、自信和危机的缓解。而相对损失会引起更强烈的情感反应，侧重于强调危机将加剧未来的负面情况。损失框架会导致负面情感状态如愤怒、恐惧和焦虑的产生。
（三）损失规避理论对国家战略焦虑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
战略焦虑可以理解为国家在面对未来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时所产生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往往源于对潜在损失或威胁的感知。根据损失规避理论，国家及其领导人在面对潜在的损失情况时会表现出强烈的规避行为。当国家认为其现有的国际地位、经济利益或安全条件受到挑战时，这种感觉就会增强，从而产生一种“损失”的绝望感，导致采取过度的防御或进攻性行为，以避免损失。基于损失规避理论，该视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战略焦虑：一方面，在损失规避理论的框架内分析国家产生战略焦虑的原因；另一方面，分析战略焦虑所带来的战略后果。
首先，大国在损失规避心理影响下因既得利益的损失忧虑而产生战略焦虑。在这一分析视角下，大国以其国际主导地位和全球战略利益，包括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优势，作为损失规避的参考点。根据前景理论，大多数行为者倾向于根据现状水平来评估战略选择，对损失的关注远大于对收益的关注。相比于一些可能出现的结果，国家更关注既得利益而非潜在收益。杰维斯指出，国家倾向于更努力地维持现状而非改变现状。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对现状的维护就是对其利益和安全的捍卫。主导国长期在国际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经济、科技、军事以及国际地位和声誉方面长期保持优势。在主导国看来，享有优势和体系内的主导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当体系内出现足以挑战现有主导国的其他大国，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主导国对崛起国企图改变现状的行为产生规避心理，崛起国在原有体系内的任何收益对主导国而言皆为损失。主导国可能会平淡地接受崛起国的崛起，共同分担全球责任，或者在原有国际体系中对崛起国进行遏制，但主导国通常倾向于选择后者。同时，由于损失规避呈现出动态性，如果未来的衰退趋势被这些主导国看作是严重的后果，那么现状对它们来说就是一种确定性损失。损失的国际影响也是不断加剧的，大多数国家认为，小的损失会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成倍增加。一旦大国的竞争者逐步接近，或者超越大国的参考点，大国会感到“相对损失”的压力，从而加剧冒险行为。
其次，损失规避心理会驱使大国过度放大威胁感知，进而引发战略焦虑。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损失规避中损益基准的界定取决于行为体的主观认知。因此，行为体对损益状态的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国家战略心理与政策选择。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感觉自身处于损失状态，主观认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安全及地位受到挑战时，国家会不断夸大威胁感知，产生即将失去优势的迫切感，使得国家产生过度反应。大国对他者威胁感知的主观夸大，具体表现为强化威胁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在损失规避心理的推动下，国家不断扩大威胁感知的严重程度。国家对损失威胁感知非常敏感，主观地将对方获得收益看作是对自身利益的侵犯，将对方保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看作是对其优势地位的挑战，进而加剧戒备和焦虑。国家在面临未知的挑战时，他们倾向于夸大未知挑战带来的风险，并且从模糊的信息中得出负面结论，将防御性行为误判为攻击性举动，这种感知偏差导致国家对潜在威胁的感知和反应超过对实际收益的重视，这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战略焦虑。另外，一旦该国感到自身已处在损失状态下，国家会趋向于关注碎片化的事件，在个别事件中寻找潜在的威胁证据，从而对他国进行阻击与谴责。基于碎片化、偶然性的事件，国家也许会改变整体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双方爆发冲突的概率。
最后，战略焦虑会导致国家的过度反应。国家的心理变化会推动政策调整。从心理学上来讲，战略焦虑极易引发战略盲动。在战略焦虑下，战略决策层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从而在焦虑驱动下采取非理性政策。早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就提出了战争的心理起源，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权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正是因为恐惧的产生，促使斯巴达进一步增强实力寻求安全，加强本国的防御与进攻力量，从而固化了对手的不安全感，导致了战争爆发。伴随着对威胁感知的敏感性不断增强，国家心态转向焦虑，国家战略走向失衡。国家倾向于采取冒险的政策以“避免损失”，这些都是过度反应的政策，从而激化了对手的反应，导致彼此间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失控。另一方面，大国的强硬性对外行为反过来又会对当前焦虑状态提供正向反馈，从而加剧该国最初的战略焦虑。焦虑作为一种消极情感，不仅扭曲了国家对风险的认知，也影响了对信息的接受和判断。在焦虑的影响下，国家可能不会去调整自身的行为去使之符合新证据和新经历的事实，而是会倾向于认可自己之前的态度和看法。当这种悲观认知不断固化，它不仅恶化了双边关系，还加深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三 损失规避与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产生
损失规避和战略焦虑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探究当前美国对华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竞争的心理学动因。美国作为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国，面临国家实力相对衰弱和中国的不断崛起，也无法避免因大国衰落和别国崛起所带来的恐惧与焦虑感。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壮大，美国逐渐失去了战略自信，不再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转而用一种悲观的态度看待双方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守成大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守成国对崛起国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这如同马拉松比赛，领跑者看到后面的追赶者紧随其后，有一种心理上的焦虑与紧迫感。而美国对既得利益的本能保护和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夸大，进一步加深了其即将失去主导地位的焦虑。
（一）损失规避下美国对既得利益的本能保护引发对华战略焦虑
美国对华战略焦虑首先源于美国对既得利益的本能保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状态，尤其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基于对美国既得利益和地位丧失的担忧，美国社会滋生出一种悲观主义情绪。美国将现状设想为中国受益而自身受损的“损失域”，从而引发了其强烈的霸权焦虑。长期拥有世界性霸权的美国对权力产生过度依赖，还没有做好将其他国家视为平等伙伴的心理转变。作为霸权国，美国将其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经济霸权和军事优势作为“参考点”，主观地将中国崛起的趋势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尤其随着中美之间经济实力、高科技投入、军事实力差距缩小，美国的霸权优越感受到空前挑战。中国的国家崛起成为了美国战略焦虑最主要的来源之一。美国战略焦虑本质上源于损失规避心理——对既得利益和现有优势地位可能丧失的深刻忧虑。这种战略焦虑集中体现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正面临内外双重危机，具体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与经济霸权地位的衰退。国内层面，以“新华盛顿共识”取代了“旧华盛顿共识”为主要特征，这标志着美国治国理政的重大理念调整和行动转变。美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不断下滑，自身经济实力不复从前。美国放弃以自由主义为主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指导思想，逐渐向大政府、小市场的经济政策过渡，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复兴国内产业和提高创新力，试图重振国内制造业和恢复核心竞争力。国际层面，不仅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遭到削弱，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下降。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出衰弱的态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经济政策政治化，不断向经济保护主义发展。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不断质疑现有的经济秩序和规则，主张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推动了以西方为主导的旧经济秩序的不断瓦解。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发展，被美国视作严重的战略危机。中国在制造业、金融实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崛起，客观上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给美国带来了显著冲击。
其次，从军事方面来说，军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各国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保护领土完整。但对于美国而言，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军事干预、维护其海外利益，并对其他国家形成威慑，长期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尤其在海空协同作战、太空战与网络战等关键前沿领域的突破，挑战了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地位。在损失规避心理的作用下，美国将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强有力的威胁。美国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不断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执政期间，美国放弃保守的核安全观，转向进取型的核安全观，以谋求全球核威慑优势。同时，为确保美国的军事霸权，美国通过改革军事体制、成立新的军事部门、加强先进军事技术研发和整合海军力量等举措不断强化自身军事优势。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延续了以印太区域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布局，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制。其中，更加强调未来的科技战争，重点针对中国的导弹优势，通过培养高科技军事人才等手段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美国政府在军事层面的国家战略调整体现了美国“战略焦虑”，这显示出美国对自身实力的不自信，流露出美国对霸权地位可能旁落的深深忧虑。
再次，从科技方面来说，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各界就普遍认为，美国的全球科技优先地位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战略挑战，中国的技术进步构成了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中国已具备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潜力。美国在全球技术创新中长期占据首要地位，尤其在通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然而，中国在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先进网络通信等第四次科技革命前沿技术领域实力的快速增长，日益引起美国的“科技战略焦虑”。美国对华技术焦虑的根源在于其对全球科技优势的深度依赖，美国不仅将技术优势视作展现实力的重要工具，更将其看作掌握全球规则制定权和提升战略影响力的关键手段。
总之，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构建了一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然而，随着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创新领域的强势崛起，美国逐渐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和自身利益的挑战。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相对优势遭到削弱，这种危机感不断演变为战略焦虑，促使美国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但这种国家焦虑不仅未能阻止美国的持续衰落，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战略困境。
（二）损失规避下美国过度夸大对华威胁感知引发战略焦虑
由于国家间历史经验、战略文化的差异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一国极易对另一国的认知和意图产生误判，导致主观夸大对方行为的威胁性。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部分来源于其对全球霸权的高度依赖，这使得美国不断放大权力转移迹象的威胁感。美国放大中国的崛起效应，对自身实力地位产生质疑，国内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潮流及种族问题等现象的出现更强化了国民心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反映在外交上，则是战略性焦虑症发作。美国将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崛起解读为“美国相对衰落”的信号，所以，在零和博弈思维的定势下，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自身未来损失的前奏，将中国的上升趋势与自身的衰落状态直接联系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美国不仅扩大对华威胁感知的范围，还聚焦于零散化的个别事件。具体来说，美国将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视为对其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和海上霸主地位的挑战，故意夸大中国的合理诉求，而忽视中国的防御性动机。美国主观上认为，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而非惠及全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不断夸大中国威胁的严重性，过度解读对华的威胁感知。2023年初，多个中国的高空气球飞入美洲多国空域，这些气球本是气象探测工具，却被美国政府大肆渲染为侦察美国军事基地的探测仪，甚至动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对“气球事件”的过度反应加剧了中美双方的互不信任，阻碍了双方的正常交流。美国对“气球事件”的过度解读引发战略焦虑，这种焦虑使得美国政府对偶发性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过度夸大中国的优势会引发焦虑，焦虑会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导致反应过度，从而促使美国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冷战结束前夕，美国也曾存在因为对日本经济威胁的过度夸大和误判而引发的战略焦虑。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对美国构成巨大冲击，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日美贸易摩擦不断。日本经济的强势发展威胁到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具体表现在经济竞争、技术创新等方面，美国产生了战略焦虑。日本虽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美国国内对日本的经济崛起仍有一种隐含的担忧，担心日本会成为美国的“经济对手”，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故此，美国并未客观看待美日经济的实际变化，主观上夸大了日本对其威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而加剧了美日双方经济摩擦，损害了双边关系发展。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似乎在重现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对日本的威胁感知。但这一威胁感知又有所不同，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焦虑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却呈现出全面性、持久性等特征。从本质上来讲，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来源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进而引发了美国对未来的忧虑，导致对华战略反应过度。
四 战略焦虑驱动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反应
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由于战略焦虑的蔓延，美国不再关注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而是转向一种较为现实的对外政策，开始注重传统的以均势制衡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逻辑。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势，体现出更多的战略焦虑。战略焦虑意味着美国对华心态的转变，这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不自信，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层面的激进性和盲动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
（一）战略焦虑下美国对华战略的不自信
相对于中国的大国自信，战略焦虑促使当今的美国自信心不足。美国战略不自信的核心在于其对全球责任的推卸以及对地缘竞争的强化。这种战略不自信，既源于国内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崛起对全球化趋势的排斥，也源于中国崛起对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心理冲击。战略不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国对其奉行70年之久的自由国际主义开始产生动摇。自20世纪威尔逊主义产生以来，长期主导美国霸权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杰克逊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挑战。杰克逊民族主义的出现在国内层面体现为对“美国例外论”“民主灯塔”的不自信乃至否定，从而使得美国国内对“外来威胁”保持高度警惕，鼓励政府采取相对孤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层面体现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的战略不自信，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矛盾和摇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口号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对立，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狭隘的民粹主义政治观促使美国不再将维护自由国际秩序视为优先目标，而是强调美国国家利益至上，逐步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责任担当。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不再强调世界的美国，转而奉行“美国第一”原则，不愿再承担作为世界大国应负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美国的对华战略不自信具体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却集中力量加强针对中国的对抗竞争。战略收缩是国家相对虚弱和衰退的标志，美国战略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要求其放弃现有的国际责任，转而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便更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高调推行重返亚太政策，强调亚太区域的重要性。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宣布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强调盟国间的责任分担，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表现更为明显。拜登政府实际上也延续了战略收缩的基本方针，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完成了从阿富汗的撤军，这标志着以全球反恐为重心的时代终结和以大国竞争为重心的时代正式开启。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体现了对国际力量变化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重新评估，具体表现在更加注重地缘政治竞争、凸显对华战略竞争、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减少全球责任以及奉行有限的多边主义等。
总体而言，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却陷入战略焦虑之中。美国当前的战略不自信，本质上是对其霸权地位衰落的焦虑投射。自由国际主义的动摇、杰克逊民族主义的崛起、全球责任的推卸与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共同构成了美国战略调整的多重逻辑。然而，美国对自身实力的悲观态度，不仅难以有效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反而可能加剧国际社会的紧张局势，使美国陷入更危险的局面。
（二）战略焦虑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激进性与盲动性
在战略焦虑的影响下，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出激进性与盲动性，具体主要体现在政策手段以及战略认知等方面。在战略焦虑的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泛安全化”和“武器化”等倾向，尤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表现出较强的对抗性。这些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会达到某些战略目的，但从长期来看，往往难以改变国际社会的发展轨迹，且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对抗和冲突。泛安全化是国家安全焦虑的一种防御性体现。在泛安全化的指导下，美国将世界上一切变动视为对其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损害，美国对国家能力和自信心的恢复并非立足于国家发展的绝对优势，而是立足于对华相对利益的争夺。
美国在面临中国崛起时，过度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突破，错误将现状设想为“美国受损、中国受益”，为此动员整个社会资源，采取各种手段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经济政策上，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往往出于对其经济“相对损失”的担忧，而非对中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威胁”的理性评估，实质上服务于大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对抗。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具体表现为对华贸易战与经济制裁，拜登政府时期则体现为实施更为严格的关税和进口限制政策。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大幅度提高对华关税，关税税率一度达到非理性的145%，迫使中国提升了对美关税，导致双方多个产业脱钩断链。美国国会曾详细评估了关于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该法案若施行将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基础。除了延续特朗普第一任期传统的关税和对华经济制裁政策，特朗普第二任期还将目光集中在船舶制造业等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所谓的“301调查”，并在船只停靠以及船舶制造业等方面对华展开制裁，限制中国的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发展，企图通过遏制中国的船舶制造业来振兴美国海运业的发展。美国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核心，推行歧视性、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损害了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破坏了双方的正常经贸往来。科技是美国展开对华竞争的核心领域。面对中国的技术崛起，美国不顾科技发展的规律与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过度夸大中国的技术突破，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一系列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举措。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多次通过竞争、“脱钩”与遏制围堵等手段试图迟滞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遏制和制裁的政策，不仅使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还制约了全球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其本质上忽视了人才、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而非国家间的政治博弈，才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在战略焦虑影响下，美国政学两界的对华战略认知偏向激进性与盲动性。战略焦虑导致美国对华缺乏清晰认知与理性判断，主观将中国视为危害美国安全的最大敌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政学两界广泛流传，美国以对抗性为特征的对华认知，极大地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被嵌入美国政府的对华事务时，美国对华认知的负面性达到了极点。2017年，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发布了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正式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时代。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对华演讲，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描述负面，将中国定位为“自由世界的威胁”，并呼吁西方世界形成共识，共同遏制中国。作为国务卿的蓬佩奥罔顾客观事实，对中国进行偏激性的恶意攻击，完全失去了大国应有的外交礼节。在拜登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认知沿着激进化趋势继续推进。2022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基本框架的定型，这表明拜登政府比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具全局性和战略性。此外，美国学界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并主张对中国采取激进性政策。2024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作用”的负责人召集了一批顶尖专家就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讨论，与会专家观点大多负面与悲观。参会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中国对美国既是生存威胁又是系统性威胁。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型智库传统基金会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施政发布“2025计划”（Project 2025）政策蓝图，其中多次提到中国，展现出对中国的高度关注。“2025计划”倡导经济方面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且重启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建议美国部署新型和更具破坏力的核武器来应对中国威胁。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甚至在该计划的前言中偏激地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不是战略伙伴或公平竞争对手”。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仅在风格上有所不同，实质均将其战略资源集中在印太区域，希望借助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遏制中国，减少战略焦虑，恢复美国的大国自信。在战略焦虑心态的影响下，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接触转向战略竞争，这表明从尼克松政府开始推行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彻底转向，也表明美国对华焦虑感的不断加深。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并未得到缓解，其对华竞争举措进一步强化，相关影响已延伸至船舶制造、药品制造及人文交往等多个领域。但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安（Ryan Hass）所言，美国越是坚持对华进行遏制和竞争，迫使中国进行改变，就越会消耗自身的资源和实力。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并不是美国衰弱的原因，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民粹民族主义的崛起才是美国更深的忧虑，美国的民主正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和脆弱，这种趋势可能使美国陷入衰弱的结局。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也认为，美国活力与竞争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美国社会特征的变化。
五 结语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对华认知日益趋向战略焦虑。在损失规避心理的主导下，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的重大威胁，不断夸大威胁感知，采取战略竞争与激进遏制并行的对华政策，试图迟滞中国的发展进程，从而减轻美国的战略焦虑。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美国在面对崛起国挑战时，本应采取理性、包容的战略姿态，但美国不仅没有试图减少中国崛起对其带来的压力，反而大肆渲染，甚至夸大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威胁。这种基于零和思维的对华政策非但未能有效维护美国的全球优势，反而加剧了两国的对抗与竞争，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战略自信和国际影响力。事实上，美国要缓解其对华战略焦虑，需要正视并接受中国发展壮大的客观现实，并以基于合作共赢的互动模式，替代当前以维持自身主导地位为核心的零和博弈思维。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本是国际体系的客观规律，中美双方都应该用相对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两国的存在和发展，对未来保持自信，而不应以悲观态度对待两国的发展。正如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言，美国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将会使其失去天然的优势。美国当前应该保持强大的自信心来面对国际秩序的变化。
杨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翠冉，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本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6年第1期，第102-120+124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