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发酵、复合型安全危机叠加共振、前沿科技革命迭代突破、全球治理体系深度重构，推动国际社会安全认知发生结构性、历史性的范式革新。全球安全认知彻底突破传统的单一军事安全框架，形成安全与发展深度耦合、全域风险统筹治理的新型认知体系。在这一转型进程中，美国固守霸权逻辑与零和博弈思维，裹挟逆全球化思潮推行“泛安全化”治理实践，通过无限扩张安全内涵、泛化全域安全威胁、政治化操弄安全审查，持续放大全球安全焦虑、消解国际安全共识，加剧全球秩序失稳与治理失灵。面对日益凸显的安全困境，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摒弃冷战思维与对抗逻辑，推动各国超越零和博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破解全球泛安全化困局、化解结构性安全矛盾提供了重要价值引领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国际安全认知 泛安全化 大国博弈 全球治理
国际安全认知是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国家安全威胁形态、安全边界、安全优先级、安全实现路径等的集体认知总和，是塑造各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合作模式与全球安全秩序的理念基础。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国际安全认知持续分化、深度调整，深刻影响全球安全秩序走向，成为动荡变革期的关键变量。
一、国际安全认知演变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国际安全认知并非静态固化的观念体系，而是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全球化发展以及安全威胁形态的迭代持续动态演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与周期性特征。安全认知的演进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蕴含特定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律。系统梳理其演化脉络、剖析其内在作用机理，是科学研判当代安全形势的重要前提。
（一）国际安全认知的阶段性演变
二战后，国际安全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演变。
第一阶段是传统安全主导时期（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在美苏两极对峙下，全球安全的内涵聚焦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与主权安全。各国对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是领土完整、政权存续与抵御外部军事入侵，安全边界清晰且相对独立。例如，巴里·布赞在其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的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对这一时期的安全研究也主要围绕军备竞赛、地缘博弈、制度对抗展开，而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均被定义为“低政治”议题，与国家安全体系相对分离。此阶段安全威胁来源明确、作用场域固定、应对模式单一，大国军事对峙、局部地缘冲突、领土主权争端、意识形态对抗是主要风险形态。在这一认知主导下，全球安全秩序呈现出“阵营对抗、军事制衡、边界固化”的特征。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核威慑平衡，成为维系冷战全球格局稳定的核心机制。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首要关注的是生存，而生存的最可靠保障是军事实力，精准诠释了传统安全认知的底层逻辑。
第二阶段是非传统安全的渐进拓展期（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彻底瓦解，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终结，世界大战的系统性风险暂时消除，国际安全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安全认知随之开启了多元化拓展进程。随着传统军事对抗压力大幅缓解，长期被两极格局掩盖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登上国际安全舞台，推动安全认知从单一军事维度向多元领域延伸。这一时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背后隐藏的是国际政治“安全化”的迅猛回潮，非传统安全问题整体上进入活跃期，对国际安全环境乃至国际格局都产生直接影响。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安全认知拓展仍处于初步、被动、辅助性的阶段。“效率优先、发展至上”仍是全球主流共识。各国核心战略目标集中于抢抓全球化红利、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非传统安全仅被视为发展过程中的衍生问题，优先级远低于经济增长。安全领域的延伸并未改变发展主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尚未形成深度融合，安全考量也未深度嵌入国家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全过程。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印证了这一特征，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下降，经济、环境等议题的地位上升。
第三阶段是全域安全的重构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地缘冲突强势回归、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能源粮食危机频发、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凸显，各类全球性危机叠加共振，彻底颠覆了传统安全认知框架，推动国际安全认知进入全面重构、深度升级的新阶段。安全议题全面泛化、安全优先级全面前置、安全与发展深度绑定，成为当前国际安全认知的核心特征。一方面，从传统安全视角看，全球地缘对抗持续升温，区域冲突常态化、长期化。乌克兰危机彻底打破了欧洲二战后的安全秩序，巴以冲突导致中东局势长期失稳。2026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伊朗引发中东连锁报复，海湾地区能源、民用设施大规模受损，地区安全急剧恶化，中东步入碎片化与阵营化新周期。与此同时，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东海、台海与南海呈现“三海联动”，冷战式阵营对抗与军备竞赛在全球多点同步升级。另一方面，从非传统安全维度看，各类风险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传导叠加，形成复合型、系统性安全危机，也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挑战。例如，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性脆弱性，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迭代催生了数据安全、算法风险、技术失控等新型安全难题。在此背景下，各国重新重视主权、地缘、军事等传统安全底线，“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安全考量全面渗透至经济、科技、贸易、人文等各个领域。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地缘经济对抗已经成为首要风险，其次是国家间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社会极化以及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些风险高度关联，单一风险极易引发系统性危机。
（二）国际安全认知演变的内在逻辑
国际安全认知的迭代变化并非偶然的政策调整，而是与国际权力转移、科技变革、能源资源争夺和跨界威胁融合密切相关，是威胁形态演进、全球化周期调整、国家利益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交织、层层递进。
第一，威胁形态的演进是国际安全认知变革的底层动力。冷战时期的安全威胁来源单一、边界清晰、路径可控。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安全风险的边界限制，风险呈现复合化、跨国化、全域化特征。从威胁领域看，风险已从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全面延伸至经济、科技、生态、生物、数据、能源、粮食、社会等领域。从传导机制看，各类风险不再是孤立事件，单一领域风险向其他领域传导的现象更加突出。威胁形态的全面升级，倒逼各国不断拓展安全认知边界，重构全域化的国家安全体系。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强调，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去边界化”特征，它们不受地理、社会、政治边界的限制，以一种系统性、全球性的方式传播。这种风险传导，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实质性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远低于2000—2019年3.7%的历史平均水平。增长乏力的背后，正是地缘冲突、供应链断裂、技术封锁等安全风险，从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外溢至经济层面，使全球经济长期运行在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
第二，全球化红利消退推动安全考量全面前置。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全球化高速扩张的时期，资本、技术、商品、人员的全球自由流动极大释放了全球发展活力，各国依托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快速发展，全球化红利远大于全球化风险。在此阶段，发展与合作是时代主题，全球主流认知崇尚开放合作、自由流动、效率最优，安全问题相对被弱化、边缘化。但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持续蔓延，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全球化隐藏的结构性风险全面暴露。产业链过度全球化带来的对外依存风险、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资本无序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技术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失控风险持续凸显。尤其是美国率先推行逆全球化政策，通过脱钩断链、技术封锁、贸易保护、阵营对抗等方式破坏全球化体系，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7%大幅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2.9%降至2.6%。地缘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持续冲击供应链、航运和投资决策，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已升至历史高位，“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流趋势。全球化从“红利供给”转向“风险输出”，倒逼各国认知从“拥抱全球化”转向“防范全球化风险”，安全诉求全面超越效率诉求，成为各国战略布局的核心。
第三，国家利益的升级推动安全认知迭代。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认知与战略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国家利益体系的多元化拓展，直接推动安全认知从单一发展导向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综合导向。冷战后较长时期内，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聚焦于经济发展、国力提升、民生改善，发展利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安全治理作为发展的保障工具。随着全球格局调整与各国发展阶段变化，国家利益结构从单一的发展利益扩展为包含生存利益、战略利益、主权利益、科技利益等多元并存的综合利益体系。对于传统大国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冲击其霸权地位，战略竞争、规则主导权、科技霸权成为核心利益诉求；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在经济实力提升后，更加注重主权安全、产业链安全、战略自主、国际话语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生存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自主发展权，抵御外部干涉与胁迫的诉求持续上升。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全球南方国家有条件也有意愿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领域，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安全认知从“发展优先”向“发展和安全统筹兼顾”的方向演进。习近平深刻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七国集团的这一占比不足29%。过去五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半由金砖国家贡献，七国集团仅占18%。
综上，安全威胁形态更迭、全球化发展周期波动与国家利益排序变动三者交织共振，既是判定当前国际安全认知演进步入全域安全重构期的关键参照，也为分析研判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安全认知观念提供了重要抓手。
二、美国“泛安全化”的思想根源与制度乱象
在全域安全重构期，全球安全认知的整体性转型，本应推动国际社会构建统筹兼顾、合作共治的新型安全体系。然而，美国作为传统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在相对实力下滑与霸权焦虑加剧的双重作用下，出现安全认知的极端化，形成了区别于全球主流的“泛安全化”治理范式，成为国际安全认知良性发展的最大逆流与掣肘。美国摒弃差异化、精准化的安全治理逻辑，将经贸、科技、金融、人文、法治等所有跨境互动领域纳入国家安全管控范畴，使安全议题沦为地缘博弈、霸权护持、打压竞争的政治工具。
（一）美国“泛安全化”的思想根源
绝对安全与霸权护持思维是“泛安全化”的核心根源。美国长期秉持霸权本位、绝对安全的战略传统，形成“以扩张控风险、以霸权保利益”的固化思维。从理论根源来看，美国过度迷信现实主义安全观。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的，为确保自身安全必须阻止其他崛起大国的挑战。在现实操作层面，美国强调自身安全的绝对性与单边性，忽视安全的相对性与相互性，试图依赖“从实力地位出发”的绝对优势来获得所谓“绝对安全”，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提出“掠夺性霸权”概念。这一概念精准阐释了美国的战略本质，即依托国际体系特权，持续向盟友与竞争国索取战略顺从与利益让步。然而，“掠夺性霸权”从诞生之初就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它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陷入零和思维的认知陷阱，低估了世界多极化的韧性。截至2026年4月，数据显示美国的国债自二战以来首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这标志着美国政府财政负担急剧增加，实力相对下滑带来的不安，使华盛顿越来越难以接受世界的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美国霸权焦虑持续加剧，任何国家的发展进步都被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也为其“泛安全化”政策提供了支撑。
“美国优先”与保守民粹思潮为“泛安全化”提供内生土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持续加剧，民众不安全感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种族矛盾加深、暴力犯罪严重、政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社会乱象丛生，国内治理失效催生对外战略收缩与排他性治理诉求，为极端泛安全化政策落地提供了国内民意与政治基础。2025年11月，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虽在话语上不再强调“领导世界”，但仍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提出所谓“务实遏制”策略。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将保卫美国本土安全和西半球利益列为首要优先事项，同时要求在印太地区“以实力而非对抗”遏制中国，反映了美国政府“美国优先”理念下战略收缩与对华遏压并行不悖的实质。
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逻辑固化“泛安全化”认知误区。美国固守“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将国家间良性发展竞争、市场化资源配置、正常国际合作恶意曲解为生存对抗与安全威胁。一方面将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正常发展全部包装为“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全球阵营化对立，通过组建排他性同盟、小多边机制，将多边合作异化为阵营对抗。有学者指出：“基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互动关系，泛安全化世界已从发展（正和博弈）走向安全（零和博弈），进而滑向‘泛安全化’（负和博弈和双输）阶段”，美国对华打压正是在这种负和博弈的路径上持续滑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罗里·特鲁克斯直言：“美国已患上慢性中国焦虑症，几乎任何以‘中国’为前缀的事物都能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触发‘恐惧反应’。”
逆全球化思潮为“泛安全化”提供了实践载体。美国成为世界逆全球化的核心推手，通过以下三大路径，实现逆全球化与泛安全化的深度绑定、相互赋能。一是大搞脱钩断链，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拉·阿尔法罗等人的研究显示，截至2025年中期，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回落至9%，这恰好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水平，短短八年间中美贸易关系抹去了过去近20年的融合进程。二是构筑小院高墙，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置技术壁垒。美国政府通过不断修订出口管制条例，逐步强化对华遏制策略，利用“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以及“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等，试图在物理层面封锁高端技术跨境流通。三是频繁退群毁约，推行单边利己主义。美国肆意践踏多边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以关税制裁、武力威慑、规则霸凌攫取单边利益，为泛安全化提供了完整的实践路径。
（二）美国“泛安全化”的制度异化与治理乱象
美国通过国内立法、机制改造、规则重构，将“泛安全化”思维固化为制度化治理模式，无限扩张安全边界、虚构全域安全威胁、推行双重标准治理，彻底扭曲全球治理与国际经贸的正常制度框架，形成系统性制度乱象。
美国刻意模糊国家安全的合理边界，将经济、金融、法律、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的正常互动悉数纳入安全范畴，以制度手段固化贸易保护、技术垄断与投资壁垒，严重扭曲了全球治理与国际经贸的正常秩序。
在经济贸易领域，以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安全为借口，滥用关税壁垒与贸易制裁工具，政策呈现“反复摇摆、尺度随意”的霸权特征。例如，2025年，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经历多轮深刻调整，从年初的大范围加征到年末的部分回调。2025年11月，中美经过多轮磋商后达成阶段性安排，美方将“芬太尼关税”下调10%，并暂停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301调查，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然而阶段性微调并未改变遏制本质。2026年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度突破规则，以“强迫劳动”为由，提议对中国、欧盟、加拿大、日韩、印度、泰国和越南等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和12.5%的额外301关税，对已出台相关管控措施的经济体加征10%，对其他经济体加征12.5%。这种无差别、广覆盖的关税打压，将贸易保护主义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严重背离多边贸易体制核心精神。
在法律与投资领域，滥用“长臂管辖”，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依托专项法案与审查机制构筑排他性竞争规则。美国先后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以巨额补贴吸引关键产业回流或转移至盟友国家，以“安全合规”名义割裂全球产供链，推动逆全球化进程。其中，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是其“泛安全化”的核心工具。该委员会近年来的审查与执法力度持续升级。其2025年8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财年它对非通知交易的调查数量从2023年的60次上升至98次，现场检查次数翻倍达79次，执法罚款总额近8800万美元。该委员会还将审查范围从传统的国防工业扩展至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几乎所有战略领域，甚至首次动用权限要求一家中国背景企业出售所谓位于战略导弹基地附近的地产。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进一步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管辖范围扩展至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等战略行业，彻底完成了投资领域“泛安全化”的制度布局。
安全议题无序泛化，无差别虚构安全威胁。美国将国家安全异化为打压竞争对手的“万能工具”，任意放大、虚构各类潜在安全隐患，形成“凡是竞争即为风险、凡是对华合作即是威胁国家安全”的狭隘叙事。从高端前沿技术到传统基础产业，从企业市场化合作到学术人员常态化交流，只要涉及竞争国主体，均被强行贴上安全风险标签。2026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出口管制指导意见，明确实施“总部属地溯源管控”原则，禁止将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至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子公司，即便相关实体位于中国境外，只要其总部设在中国，美国仍将对向其出口先进芯片实施许可证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推动《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更是将五家中国半导体企业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列为“受管制对象”，实施全面出口限制。美国通过垄断全球安全定义权，刻意将“去风险”等同于“去中国化”，扭曲全球安全认知，误导国际合作导向。
安全审查标准失范，背离了公平治理的基本原则。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早已脱离客观风险评估与科学合规研判的基本准则，沦为地缘政治博弈与打压竞争对手的政治工具，双重标准、主观臆断、选择性执法问题尤为突出。在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等领域，美国回避自身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数据窃取、信息监控源头的事实，反而以“网络安全风险”为由，无端审查、限制、打压他国科技企业的正常跨境经营活动。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方位、高强度的技术封锁、产业遏制与人才打压，试图以此固化自身技术垄断优势、维持全球技术代差。但在涉及自身商业利益与技术收益时，却选择性放松管制尺度、放宽审查标准，以主观臆想替代客观论证，以政治操弄替代风险评估，使安全审查彻底失去公正性与合理性。
三、美国“泛安全化”实践的全球外溢与治理困境加剧
与一般国家的安全焦虑不同，美国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全球化体系的缔造者，其“泛安全化”实践具有深远的制度性外溢效应。它不仅重塑了自身的对外政策逻辑，更通过联盟体系、多边机制和制度杠杆，将安全焦虑传导至全球各个角落。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已深刻嵌入全球政治经济运行的肌理。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行为不断增多，出现了“从以发展为导向的世界向‘泛安全化’世界转变”的迹象，其基本特征是安全边界的模糊导致国际合作弱化，成本收益考量让位于负和博弈逻辑。
（一）美国“泛安全化”实践的全球外溢效应
割裂全球产业链，瓦解市场化分工体系。美国以“去风险”为名，以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关税壁垒为手段，推动所谓“脱钩断链”，迫使全球企业在地缘政治压力下“选边站队”，人为割裂以效率为原则的全球分工体系。这种以安全逻辑替代市场逻辑的做法，使原本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资源配置被地缘政治逻辑全面裹挟，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遭遇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1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价值链展望》报告明确指出，全球价值链已进入“结构性不确定性”时代，安全韧性取代效率优先，成为企业布局核心考量，呈现五大突出特征：一是碎片化加剧，全球化正从“统一规则的多边体系”转向区域集团、双边协议以及技术与制度阵营，企业不得不同时适应多套规则体系，不确定性来自制度差异本身而不仅是市场波动；二是长期化波动，低增长与高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不能再假设“几年后会恢复稳定”；三是地缘政治主导，出口管制、制裁、技术封锁等政策本身正成为企业运营的关键变量；四是不对称性加速，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正迅速拉大国家间差距，技术依赖正成为战略风险；五是信任成本上升，透明度和国家对齐度已成为战略资产，企业合规性直接影响其价值链稳定性。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要为应对地缘动荡、物流重构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支付溢价，供应链的成本与安全再平衡已不是周期性短期调整，而是逐渐成为结构性的长期现实挑战。
阻滞全球经济复苏，拉大南北发展鸿沟。各国以安全为由设置贸易壁垒、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不仅阻碍了资本、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更在深层次上削弱了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这种以安全逻辑替代发展逻辑的做法，正在侵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尤为明显，七国集团平均增长率仅为1.2%左右，全球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全球化时代“共同发展”的承诺正在被安全优先的现实所吞噬。叠加当前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能源供给与航运通道，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波动。未来全球多国面临安全承压和发展受限的双重困境将进一步凸显。
消解多边合作共识，推动全球治理碎片化。“泛安全化”的核心危害在于，它将国际关系引向以邻为壑的消极安全认知，推动全球合作从多边向小多边退化、从开放向封闭异化、从共治向对抗转变。这种转变并非自发的趋势演进，而是美国有意通过“泛安全化”叙事，将安全议题上升为压倒一切的首要议程，从而为排他性机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包装。全球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制的传统多边主义合作的依赖明显减弱，而小规模、排他性、以利益为导向的新型多边主义合作正在兴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严厉警告，2026年以来世界已显现出“充满混乱和不断意外”的趋势，并以牛顿第三定律为喻指出，当今地缘政治中的行动正引发危险反应，这些反应因地缘政治分裂和“有罪不罚”现象而被放大，国际法和多边合作正遭受侵蚀。古特雷斯还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削减、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以及技术权力向私人科技公司转移正在引发连锁反应，带来社会动荡和全球不稳定风险。各国在安全焦虑驱动下纷纷收缩国际合作、加固本国壁垒，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这种碎片化、封闭化的格局，从根本上削弱了国际社会协同应对跨国危机的集体能力。
（二）“泛安全化”实践引发的全球安全治理深层困境
在美国“泛安全化”实践外溢与全球地缘格局重构的双重冲击下，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安全困境螺旋升级、阵营对抗固化、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多重结构性困境，且各类困境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安全困境螺旋攀升，全球军备竞赛与核扩散风险加剧。在美国“泛安全化”叙事的影响下，“安全优先”的认知转向推动各国不断增加安全投入，而一个国家的安全投入又被其他国家视为新的安全威胁，形成典型的、难以破解的“安全困境”循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6年4月发布的最新军事支出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军事支出总额达到2.887万亿美元，连续11年上升，全球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升至2.5%，创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2025年军费因未新增对乌克兰援助降至9540亿美元，但国会已批准2026年国防支出逾1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更提出2027年国防支出高达约1.5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在欧洲，受乌克兰危机持续影响，2025年欧洲军费支出达8640亿美元，同比增长14%，创冷战结束以来中欧和西欧地区最为剧烈的年度增幅。在亚太地区，军事支出同比增长8.1%。与此同时，全球核扩散风险持续攀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1月，全球9个拥核国家共拥有约12187枚核弹头，处于可立即投入军事使用状态的核弹头增至9745枚，较前一年增加约130枚。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国家不再视拥核为禁忌，而是将其视为保障自身安全的现实选项。例如，芬兰与瑞典在加入北约后，核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这两个长期以不结盟及支持核裁军闻名的国家，如今已开始积极参与北约核政策框架，包括参加模拟使用核武器的军事演习。日本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已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发展核武器被国际军控专家宣称为“只差拧拧螺丝刀”。与此同时，韩国民众支持自主发展核武器的比例已升至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韩领导人在2025年就韩国引进核潜艇事宜达成原则共识，东北亚地区核扩散风险呈现复杂升级态势。
阵营化对抗取代了全球共治，全球治理格局滑向“新冷战”式的分裂态势。美国利用联盟体系改造全球秩序，通过北约东扩与印太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一系列排他性机制，以“共同安全”之名行阵营对抗之实，人为割裂全球合作体系。这些机制并非纯粹的安全安排，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抓手，本质上是将经济合作工具化、安全化，以区域经济合作之名行供应链重塑之实；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则将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纳入高超音速、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及水下系统等领域的高端军事技术合作，相关合作已不再停留在政治宣示层面，而是进入了实质性的技术协作与联合研发阶段。北约加速印太化进程，2025年6月海牙峰会期间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加强在防务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并同意在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也在持续强化。美日、美韩、美菲等同盟关系通过“2+2”会晤机制不断深化，2025年美菲“雷霆对抗”演习中，美军首次在菲律宾部署F-35A战斗机，并在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国启动并验证部署“堤丰”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实质上重塑了第一岛链及第二岛链的远程精确打击态势。全球治理各领域呈现明显分裂态势，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停滞、科技标准阵营割裂、区域规则相互冲突，联合国安理会等核心多边机制沦为大国博弈舞台，国际法权威与多边治理效能持续弱化。
治理体系滞后失衡，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诞生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下，其制度框架、决策程序和权力分配格局深刻反映着80年前的经济与政治格局，却无法有效反映当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和南南合作不断扩大的现实。这种治理结构与现实力量格局之间的错配，使得传统治理机制在应对新型安全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联合国呼吁，必须加快改革多边机构和全球金融架构，同时推进安理会改革，改革全球金融架构以终结债务循环、提高多边开发银行贷款能力，并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然而，改革呼声虽高，具体进展却步履维艰，传统大国在维护既得利益与顺应时代潮流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难以推进。在大国合作缺失、协调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粮食能源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全球缺乏统一协调、高效落地的共治机制，各国各自为战、壁垒高筑，全球性治理赤字持续扩大，难以有效应对复合型、系统性全球安全危机。
四、超越零和博弈，迈向共同安全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认知已从单一军事维度向全域化、复合型、安全优先转变。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泛安全化”的危害远超其自身边界，对全球安全与发展造成了系统性冲击。它扭曲了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将正常的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无端安全化，使各国在开展合作时首先考量“安全风险”而非互利共赢；它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用排他性小圈子与阵营化对抗取代多边包容合作，从根本上削弱了国际社会协同应对跨国威胁的能力；它阻滞了人类共同发展议程，将本可用于减贫、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资源投入零和博弈，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举步维艰。
在“泛安全化”不断侵蚀全球合作根基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立足人类共同安全福祉，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兼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化解分歧，为破解“泛安全化”困境、重塑全球安全治理逻辑提供了科学理念指引与可行的实践方案，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重塑国际权力格局，成为对冲“泛安全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核心正义力量。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约8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金砖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7%，而七国集团仅为1.2%。
从金砖扩容到非盟加入G20，全球南方声势日益壮大，在国际事务中声音日渐响亮。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泛安全化”之名强加的规则约束与技术封锁，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动重构“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间国家”角色，重构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与发展路径，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战略自主意识的集体增强，是应对泛安全化、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公正合理的重要力量。
传统大国共治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但多极化格局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单独应对全球危机。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共生共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根基，过度安全化必然抑制发展活力，发展失衡滞后必将滋生更多安全风险。单边霸权、泛安全化、阵营对抗违背时代潮流，互利合作、共同安全、协同发展才是人间正道。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兼顾安全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破解全球“泛安全化”困局、化解安全治理赤字，根本出路在于摒弃零和博弈与霸权思维、回归多边主义与合作安全理念。各国应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架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开创人类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全新未来。
作者：傅小强，单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