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与实践必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现实阻碍，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新型城乡关系亟需在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本文聚焦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现实约束和战略路径，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解析了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治理经验和新发展理念的传承与践行，是实现共同富裕、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机制。其次，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仍存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不足、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产业融合程度不深、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最后，本文提出突破现实阻碍的政策路径，包括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城乡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培育城乡产业融合载体、优化城乡公共品供给。

关键词：城乡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 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杨颖，高杰（通讯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610071）。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问题》(京)2025年第8期 第38-47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凉山彝区规模性返贫风险与防范研究”（编号：22BMZ155）。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特征，客观上要求打破城乡二元分割，通过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均衡协同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①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彰显了城乡融合发展对于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意义。

进入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学者们将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从城乡间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方面差距的缩小，拓展至城乡空间、产业、人口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整合(魏后凯，2020；刘守英等，2022)，并将其视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功能互补耦合、制度创新协同的动态均衡过程(郑有贵，2025)。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后，部分学者将城乡融合发展内嵌于这一重大历史方略中(高帆，2024)，形成了一批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出“以人为本”“双向互动”“多元协调”等特征(解安等，2025；魏后凯等，2025)，并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个人发展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关系、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等途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蔡昉，2023)。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注重县域经济发展、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全面重构城乡空间和产业结构(陆铭等，2024；罗必良，2025)。既有研究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特征，并从多个维度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理和推进路径。学者们围绕城乡要素流动、制度创新、空间重构等议题探讨了城乡融合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蔡昉，2023)。此外，部分学者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出发，强调城乡融合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高帆，2024；陆铭等，2024)。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历史背景，聚焦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问题与对策研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理论层面，城乡融合如何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以及二者如何形成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等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阐释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机理，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分析城乡融合发展需破解的关键问题，提出突破现实阻碍的重点方向。

二、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以城乡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新时代的辩证实践，其理论科学性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实践必然性则根植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

(一)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部署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发扬和对中国城乡关系变迁客观规律的尊重。

首先，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守正创新。在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理想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建了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农村与城市关系变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早期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存在城乡关系，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大分工的影响下，城乡关系出现并逐渐形成城乡对立关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②。随着生产过程中机械化手段的运用，工农间、城乡间矛盾持续加剧，“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会引起工商业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就会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利益的对立”③。在城乡关系变迁趋势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发展、社会分工、资本积累及农民权益角度论证了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指出城市与农村要经历城育于乡、城乡对立、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城乡融合阶段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包括消除阶级差别和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对立消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差距的逐渐缩小，城乡对立也将消失，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则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地发展”④。

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所论证的历史必然性转化为实践自觉，通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推动城乡关系从“分割对立”到“互补融合”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到融合的历史规律性与客观必然性，强调城乡关系变迁受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支配，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消除阶级对立和旧分工体系实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将城乡融合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略中，正是将这一历史规律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城乡发展客观规律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百年城乡关系实践的经验升华。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城乡关系治理的实践中，经历了4个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的历史演进过程，呈现出清晰的规律性跃迁轨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城市与农村在自然地理、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客观条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路，并将这一战略用于协调城乡经济关系，通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的束缚，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构建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国内基础薄弱和国际局势复杂的双重约束下，为快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党中央确立了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客观上形成了制度性的城乡分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农村发展以及农民富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的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⑤。为缩小城乡差距，党中央提出了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要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要将城乡关系由“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城乡关系演进的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律，基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实际进行政策调适，既体现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遵循，也展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智慧，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第三，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本质上是新发展理念在城乡关系维度上的系统展开。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民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特征，与新发展理念强调的创新驱动、协调均衡、绿色低碳、开放包容和共享发展的价值内核存在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制度性变革破除二元结构，不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与发展动能的范式转换，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培育创新动能、在产业梯度转移中实现协调均衡、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践行绿色发展、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开放共享，使城乡融合成为新发展理念从理论建构向实践转化的重要中介环节。

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和生态补偿制度，不仅实现了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提升，而且构建起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基础。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制度创新将新发展理念具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创新驱动、协调均衡、绿色低碳、开放包容和共享发展的有机统一，是新发展理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生动表达。

(二)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从实践层面来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满足人民新期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映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务实探索和鲜明特征。

首先，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满足人民新期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性解决方案。然而，现阶段中国城乡居民在收入保障、生活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破除阻碍城乡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打通城乡双向流动通道，促使资本、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乡村有效集聚，同时激活农村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潜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与价值共创，为农村资产价值实现和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内在动力，并为城乡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从更深层次看，城乡融合发展重构了现代化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城乡居民在共建共享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新时代的具体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还能通过空间正义重构推动社会关系再平衡，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制度根基与价值共识。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打通国内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民经济处于一个既充满战略机遇又面临诸多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重构，国内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亟待破解新问题和新矛盾。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必须完成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形成统一高效的经济运行体系，而城乡间各类体制机制的阻碍不仅无法满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要求，也割裂了产业链供需两端的地理衔接，造成产业各环节的空间脱嵌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通过系统性破除制度壁垒，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数字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重组，重塑城乡产业分工的物质基础，不仅能够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价值，还为城市资本和技术下沉提供了有效载体，进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在需求方面，乡村资产价值的释放叠加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共享形成的消费环境均质化，能有效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在供给方面，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与产业集群空间重组，将城市的技术扩散效应与乡村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生动力，使城乡经济循环突破物理边界束缚，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相统一的增长极。因此，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打通国内循环、构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发乡村多重价值、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通过开发乡村多重价值，培育地方经济新增长点，则是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关键策略。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乡村多重价值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抑制，也构成了区域发展的结构性瓶颈。乡村蕴藏的生态资源价值、文化资源价值和空间资源价值因要素流动受阻等制度约束难以充分释放，导致城乡居民间收入与东西部农村居民间收入的双重差距，暴露出乡村价值实现机制缺失造成的区域循环断裂，当乡村无法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色文化产业培育等途径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时，不仅制约了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更使区域协调失去重要的均衡器。

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将乡村从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点，通过系统性释放乡村蕴含的经济、生态、文化等多维价值，重构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在城乡空间层面，通过建构新型城乡互动关系，使农业多功能性、生态屏障作用、文化传承价值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使不同区域能够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区域经济关系层面，通过地区特色产业的培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推动形成多层次、多节点的区域协同体系，能够在宏观尺度上重构区域经济空间形态，最终实现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到均衡协调的转变。

三、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阻碍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城乡领域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进展。2012-2024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率由52.57％提升至67％，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10降至2.34⑥，城乡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乡社会保障逐步迈向制度一体化(高帆，2024)。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征程，需要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以应对新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课题。然而，受发展基础薄弱和制度路径依赖等因素制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仍需突破一系列现实阻碍。

(一)县域经济薄弱导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缺乏联动发展的关键支点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实现更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则需要空间载体和连结枢纽，而县域作为连接城乡的天然纽带，既能承接城市产业外溢和人口转移，又能辐射带动乡村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提升，应该成为两大战略统筹协同的关键支点。然而，除少数东部省份和大城市周边区域外，全国大部分县域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新型城镇化辐射带动不足，乡村振兴外部拉力和内在动力不足，两大战略难以形成互促共进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县域经济薄弱，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不足。2023年，全国1867个县域GDP为5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0％，县均GDP为289亿元，远低于市辖区平均GDP水平；县域平均财政自给率为33％，仅有246个县域财政自给率高于50％，863个县域财政自给率低于20％⑦。县域经济薄弱使其缺乏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的基础条件，在制约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同时，也无法为乡村发展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市场支撑，导致乡村振兴缺乏持续动力。另外，市县两级间普遍存在“权力上移、责任下移”趋势，县级承担事权逐渐增多的同时，对财政资金、各类项目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的空间有限，难以根据城乡发展需要进行整体调整和统筹安排。

另一方面，县域功能不完善，城乡人口流动与民生共享支撑能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要求发挥城镇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同步实现城镇与乡村的功能优化与产业升级。然而，与城市相比，县城和集镇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服务等条件难以满足居民实际需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居民对服务品质要求的提高，县域公共服务质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转移的重要因素。以教育为例，县域与大城市之间教育服务的数量差距显著缩小，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县域小学阶段师生比与城市基本一致，部分地区县域甚至低于城市地区⑧，但县域与市区在教育师资水平等方面的质量差距增大，例如，2022年中国城市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81.59％，而乡镇和农村这一比例仅为67.28％和58.05％⑨，县中教师总体缺编7.7万人⑩。

(二)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与市场化流动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中国已经在城乡要素领域推进了诸多改革措施，但是受要素市场建设启动滞后的制约，加之城乡要素流动领域的改革仍以局部试点和单项推进为主，缺乏系统性改革激发的要素配置联动效应，导致城乡要素配置出现分割，城乡要素配置仍存在失衡问题。

土地要素方面，城乡土地要素分割配置问题仍未有效消除。在城镇建设范围内，用地需求持续增加，造成地价高企与粗放利用并存，传统的土地城镇化特征依然未能有效改变。与此同时，乡村内部虽有大量宅基地闲置，但因村庄空间规划覆盖面有限和动态调整机制缺失(魏后凯等，2025)，闲置宅基地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进行空间调整利用的渠道并不畅通，导致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用地需求难以满足。

劳动力要素方面，双向自由迁徙的城乡人口流动机制仍待健全。从劳动力进城维度看，优质劳动力由乡到城单向流动带来乡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同时，城镇就业不稳定和较高的生活成本造成相当部分进城农民仍保持“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特征(王文龙，2025)；从劳动力入乡维度看，目前入乡通道已基本打通，但“新村民”群体面临设施农业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产权保护问题，入乡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激励机制尚不健全(江帆等，2023)。

资本要素方面，农村资金供给不足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破解。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资金投入，但是政策性投入只能发挥引导作用，乡村振兴的资金供给主体仍需依靠金融市场。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受金融机构逐利本性与农业弱质性矛盾制约，叠加农村抵押物不足等现实约束，乡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吴本健等，2022)。特别是受经济结构调整和部分政策不确定性等宏观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入乡意愿明显降低，由此造成乡村发展中资本要素支撑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

(三)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存在产业链不完整与融合深度不足问题

产业融合作为城乡融合的基础性工程，是衡量城乡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受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与工业化带动效应不足的双重制约，中国城乡产业发展呈现显著非均衡特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的1/4(11)。城乡产业发展基础差距较大的条件下，产业融合发展出现了产业链不完善和产业融合度较低等问题，城乡产业融合机制有待健全。

从产业链完整性来看，虽然全国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12)，但受传统产业布局、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农产品加工环节严重滞后，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受阻，呈现“前端生产规模化、后端加工碎片化”的结构特征，严重制约了城乡优势产业链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2.3：1，较发达国家3.5：1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农产品加工转化率67.5％，低于发达国家均值18个百分点(13)。城乡产业链环节缺失导致城乡价值链失衡，在乡村从事产品生产环节的农户在价值分配中占比较低，而城市后端零售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同时“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成本和风险，却又由生产和供应者负担”(卢小平，2021)。

从产业间融合度看，城乡产业间发展不均衡造成城乡之间产业出现浅层次融合和同质化发展问题。一方面，产业融合度较低。城乡产业之间的融合载体和动力不足，工商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层次较浅。例如，部分地区简单将城市旅游等产业复制到乡村，或以政府为主导在城市建设农产品展销点位，产业融合缺乏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产业同质化问题显现。部分地区仍延续传统争抢项目的思维方式，以短期税收、就业或行政绩效为目标发展城乡产业项目。特别是在乡村旅游休闲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已出现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导致大量乡村建设用地等资源浪费。

(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出现供给效率递减与结构性失衡趋势

公共品均衡配置作为缩小城乡福利差距的关键机制，其供给效率与结构合理性直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成效。当前中国城乡公共品供给呈现财政主导特征，传统社区自治供给也出现向政府财政转移的趋势。然而，伴随城乡发展阶段的演进，城乡公共品出现了效率递减和结构失衡问题。

在供给效率上，由于中国地理条件多样，深丘、高山、高寒等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公共品分布范围广、后续管护环节多且成本高，且相对于社区内生性供给机制，自上而下的外部依赖性供给交易成本较高，导致部分财政相对薄弱地区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等问题，制约了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进一步优化调整。

在供给结构上，随着城乡人口分布和空间功能的变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同一区域不同乡村之间的公共品差异化需求增加。但目前公共服务资源整合与协同供给机制不健全导致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逐渐显现。部分地区或部门采取把城市公共品复制到乡村的方式，导致部分公共品供给相对过剩，同时农村老年照料中心、早教托育场所等实际需求仍未得到有效满足。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上看，在城乡公共资源投入数量差距缩小的同时，质量差距较大的问题逐渐凸显，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23年中国农村居民养老金平均为2671元/年，仅为城市职工养老金的6.78％(14)。

四、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要素市场培育有效推进、城乡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度大幅提升，城乡关系步入深度调整与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当前中国城乡关系优化仍面临要素配置失衡等系统性障碍，亟需通过深化城乡关系领域改革突破关键阻碍，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魏后凯等，2025)。

(一)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牵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县域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底部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重要牵引和载体，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底部基础的重要单元。因此，要高度重视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探索创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分类支持政策。优化完善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政策，按照经济强县、发展潜力县、发展保障县分类实施不同的指导方案与激励机制，加强对薄弱县的发展扶持，激励强县进位、弱县赶超。二是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扩权赋能。制定市县政府权责清单，明确行政边界，实现县级政府权责统一、有效赋能。继续深化扩权强县改革，总结前期经验，针对性出台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的具体措施，进一步提升扩权县自主决策和统筹协调能力。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资金项目整合权，建立项目资金到县专项督查制度。建立县域经济发展容错机制，保护基层政府的改革创新和担当作为精神。三是强化县域经济发展的定向资金支持。鼓励有条件的省探索建立县域经济发展基金，加大对县域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同时，统筹整合现有各类资金，强化对县域经济发展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支持保障。

(二)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手段，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体制机制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就要顺应城乡空间功能变迁趋势，进一步深化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要素交换城乡壁垒，以深化城乡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城乡资产权能均等，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权保障。一是强化县域发展用地保障。按照“人钱挂钩、钱随人走，人地挂钩、以人定地”的原则，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建立城乡土地高效利用的激励监督机制。支持城镇地区以城镇更新方式整合低效闲置土地资源，明确新增、腾退土地县级统筹。落实以单位土地效能为标准的用地评价体系，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高效节约利用。二是创新人才入乡激励机制。深化城乡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和城乡财产权利制度改革，建立“人财一体、财随人转”的城乡人口迁徙制度。降低人口城镇化成本，联动推进扩大就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稳定提高城镇人口承载能力。构建乡村人才流入的全方位激励政策，通过住房、子女教育等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入乡服务。推广人才县招村用、县招企用、退休干部入乡服务等方式，构建灵活的乡村人才使用机制。三是深入推进农村资产抵押融资改革。农业农村部门会同金融部门共同制定农村可抵押资产清单，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农机设备、苗木等作物的融资权能。规范集体资产抵押融资审批放款流程，探索建立农村抵押物收储担保机制，破解乡村发展资金短板。充分发挥政策性农担体系在农业融资中的作用，以健全资产融资权能和风险分担机制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投资创业。

(三)以产业融合载体培育为重点，构筑城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

中国各地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性和功能协同性，具备发展以适度规模和产业链完备为特征的城乡特色产业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因此，应高度重视产业园等城乡产业融合载体建设，为城乡产业融合提供空间基础和条件保障。

一是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切实改变农产品加工业薄弱对于各省产业发展的瓶颈性制约，通过全方位扶持补齐县域农产品加工环节短板。摸底各地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链薄弱环节，支持各地以特色产业链建设为目标制定具体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对农产品加工经营主体给予用地、税收、服务等更多优惠，力争全国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突破性增长。二是实施农产品产业园区强园提质行动。对全国各级产业园区进行全面摸底评估，对产业园区进行全面“体检”，以其为依据精准施策，分类治理。对低效低质产业园区实施“腾笼换鸟”“整合升级”，对具有产业集聚和提质能力的产业园区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其重点以横向配套产业协同或纵向全产业链延伸方式实现更具规模效应的集群化发展。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城乡产业融合新平台。完善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型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根据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加快布局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智能设备，推动特色产业做好智能化改造，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城乡产业融合。

(四)以城乡居民现实需求为导向，构建城乡公共品精准高效供给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增长动能转换，城乡系统内部的人口分布、产业关联及空间功能等发生了深刻重构，引致公共产品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因此，要根据城乡关系客观规律深化公共品供给制度改革，在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下沉、向农民倾斜的基础上，探索与城乡居民实际需要相适应的公共品精准高效供给机制。一是实施城乡生产性设施补短升级行动。完善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机制，以实际需求制定项目清单，创新建管机制，提升利用效率。对规模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采用资金整合、区域联建的方式，减轻投资压力。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增大旅游路、停车场、快递物流、5G网络等公共品供给，加大耕地细碎化治理力度，补齐农田水利灌溉、产业道路建设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二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工程。适度加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待遇提升速率，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差距。高度重视城乡“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加快布局县、镇、村养老服务机构，提升镇、村医疗机构常规病监测、治疗、护理能力，完善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照料体系，在社区(村)提供幼儿托管、儿童节假日托管、课后托管等服务。三是加快县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制定城乡交通、水电、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衔接方案，推进城乡各类基础设施之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

五、结语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新时代的实践创新，也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本文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需求双重维度论证了城乡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阐释了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一方面，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科学论断的当代践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治理经验的升华；另一方面，通过城乡要素重配、产业协同与制度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然而，当前城乡关系优化仍面临一系列结构矛盾和现实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主要挑战：一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充分，难以有效承接城市经济辐射并牵引乡村地区发展；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城乡双向流动仍存在制度性障碍；三是产业融合层次较浅，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四是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质量效益有待提升。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效能。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4个重点突破方向：在空间布局上，强化县域枢纽功能，实施分类指导策略；在要素配置上，深化“人地钱”联动改革，创新农村金融工具；在产业发展上，推动产业链延伸与数字化转型；在公共服务上，推进数字化升级与精准供给。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变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城乡融合领域理论研究应持续深化对中国特色城乡发展道路、新型城乡关系内在规律的总结，深度把握新型城乡关系中人、空间、要素、产业的配置规律与动态关系，并提出更多中国特色城乡治理政策实践工具，为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注释：

①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②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408。

③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520。

④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37。

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1。

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gffggbc2241e4e10c406f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6.html；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gffggbc2241e4e10c406f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⑦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⑧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⑨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⑩资料来源：中国教师报.“县中头雁教师计划”，如何破解县中之困.2025-05-22。

(1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

(12)农业农村部.农业现代化辉煌五年系列宣传之五：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http://gffgg01f0f7b8be844da2h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hgl/202105/t20210513_6367647.htm.

(13)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http://gffgg9b9021b83ad24b3fs6b6kvoqo0q066v0k.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engce/zhengceku/2020-07/17/content_5527720.htm.

(1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