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昊建立西夏 ，除了结束分裂混乱、“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局面外，更有着在西部统一的基础上重建华夏文明的举措。放置于历史从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大势中来审视，那些令已“蕃化”的辖域重新华夏化的举措，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中国深度统一的作用，这就是西夏建国的一大历史意义。
对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有不同看法
公元1038年，元昊建国是西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此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描述已有相当多的论著，不用重复。过去的讨论大致有三点比较突出：
一是，强调西夏叛宋，是分裂割据政权，这主要是当时宋人的看法，现代也有许多中国大陆学者遵从。
二是，强调党项民族的主导特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指出，元昊改李姓为党项姓氏嵬名，自号“兀卒”，并“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服饰多受吐蕃、回鹘的影响。
三是，《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一书认为，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
上述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笔者拟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认为西夏建国实际上是一种自觉重建华夏文明的努力。为了进行深入讨论，我们有必要将透视的镜头再拉回到西夏建国前所处的地域的历史场景，来回答为什么说西夏建国是重建华夏文明这一问题。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在论及辽、西夏、金、元诸政权时说：“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国家的中心。党项人从人种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地是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联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较小种族集团。”这个论断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域外学者主要是从当时中国政治分裂时期不同民族政治势力的两个方面来考察的：一方面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另一方面是，每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笼罩在汉文化之下不等于重新恢复华夏文明，而过去对西夏的认识恰恰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因而对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结束分裂混乱，彻底结束“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局面；二是元昊主动按照中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来建国，使得重建华夏文明成为可能。下面详细加以展开。
西夏建国结束“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局面
先说第一点，西夏建国结束了当地分裂混乱的局面，阻滞了“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历史进程。
据史实可知，唐中叶后，吐蕃乘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而河陇军备空虚之机，占领了河陇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蕃化”现象。不过，据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一书的研究，归义军一度在此兴起，遏制了“蕃化”的进程：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河陇地区恢复汉文明，“恢复唐制。至唐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以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图籍入献唐朝廷，唐朝廷于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唐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率蕃兵7000人攻克凉州，由此，归义军的辖境，东抵灵州、西达伊吾，控瓜、沙、甘、肃、伊、凉州之地，势力达到极盛。但好景不长，因唐王朝的衰微以及与归义军的矛盾等因素，归义军势力很快衰落，张议潮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卒于长安。至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甘、凉渐渐不为归义军所守。归义军转入曹氏手中，仅能固守沙洲一带。
在归义军衰落之时，回鹘、吐蕃势力又卷土归来。据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一文的研究，在唐乾符年间（875—879年），归义军得不到唐朝的支持，势力速衰，伊州落入西州回鹘的手中。“甘州回鹘”一名首次出现在唐光启三年（887年）的敦煌文书中，表明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公元884—887年中间。此后，归义军政权内部政争激烈，甘州回鹘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唐光化初年（898—899年），终于得到唐朝的承认。
到唐末时期，吐蕃势力衰弱，形成两种态势。一种态势是，据《宋史·吐蕃传》记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旧五代史·吐蕃传》则记载，“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另一种态势是河西走廊西部吐蕃部落沿着祁连山南麓东进。唐末、五代之时，河西吐蕃政权的政治中心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而且主要聚居地都偏处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麓地带。河西走廊中部与西部城镇至五代初，已被瓜分完毕。瓜、沙二州牢牢地控制在汉人张、曹二家族手中，肃州则为龙族人占据，甘州更是回鹘人的坚强堡垒。在整个河西地区，独有凉州，这个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还有空隙可钻。因此，走廊西部吐蕃部落开始沿着祁连山南麓东进，大规模地集结在凉州南面的湟水流域。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六谷部与凉州形成了新的联盟政权。据汤开建《关于公元八六一年至一〇一五年凉州地方政权的历史考察》一文的研究，凉州六谷联盟是一个以吐蕃部族为主的多民族联合政权，实际上还只能称之为一个多民族的部族联盟，它包含了吐蕃、嗢末、党项、回鹘、汉人，其中可能还有吐谷浑部落。凉州六谷联盟控制的地域，正东至灵州黄河西岸，南面包括湟、都、廓州及积石军地，北至大漠，西与甘州回鹘接境。
可见在唐末五代宋初河陇地区出现了吐蕃、回鹘、归义军几个政权，虽然《旧五代史·吐蕃传》中说，“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也即尚有甘、凉、瓜、沙四州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但是“蕃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继续，华夏文明不彰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据《新五代史·四夷传附录第三》所载高居诲《使于阗记》的沿途见闻：“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宋会要辑稿·西凉府》则记载凉州情形：“旧有郓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孙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 ……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可见，“吐蕃化”已经成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河陇乃至西北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唐末以来“蕃化”影响之深远。
“蕃化”不仅表现在汉族民众人数的遽减和河陇汉民服饰语言的改变上，还表现在政权建设保持了回鹘、吐蕃等族的部落形态，明显有别于中原政治制度。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设有西凉府左厢副使、右厢副使来统率由十八部族组成的西凉府六谷蕃部；保持西凉府六谷大首领的地位；与六谷蕃部有别的以抵御李继迁“入侵”为共同目的结盟大小吐蕃系诸部族，其位置是在外侧的。据日本学者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一书的研究，西凉府潘罗支政权是由者龙族、西凉六谷蕃部，还有协力部族构成的，者龙十三族的直接统率者是者龙都首领，这样构成一个同心圆三重构造的部族联合政权。
另据岩崎力、高自厚、刘建丽等人对甘州回鹘政权体制的研究：甘州回鹘自立酋长，不相统属，并居一地，分地而牧，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又是不同的部落，各有自己的首领。可汗权力不大，遇有大事，要与九宰相诸部、东西四姓部落共同协商而定。可见，可汗虽是最高统治者，但是，似乎没有一般封建君主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不过，甘州回鹘政权虽然保留了原始的部落首领议立可汗的惯例，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
鉴于上述多方割据和不同程度“藩化”的情形，从李继迁叛宋经略灵夏之地开始，至1036年西夏党项族政权先后击破和占领河西各个政权，使得河西走廊和朔方（灵夏）地区重新统一在党项西夏的旗帜之下，可以说，就如同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南方诸国及北汉进行的统一一样，具有结束割据的历史意义。笔者在20世纪末出版的《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就说过，宋初统治者无意疆理西部边陲，而在历史从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大势中，由李继迁开端、元昊完成的西夏建国，在客观上起到了承担统一西部的历史责任。
西夏主动按照中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建国
再说第二点，结束西部的割据分裂只是西夏建国历史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元昊建国伊始就谋划取得与宋辽相侔的地位，特别是元昊在突出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建立了与唐宋中央政权相类的国家政权机构和设施，使得“蕃化”的地区重新回归华夏文明成为可能，这就极大加速和提升了西部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层次。下面对此前学者常引用的元昊建国誓表，试作新的解释：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对于这篇誓表，学界一般都作为元昊称帝的宣言而没有给予仔细的解读，其实这篇誓表的内涵不仅仅是表明西夏由一个藩镇小政权升格成为拥有广土众民的王国，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华夏文明为基调的西部国家。
为何这样说？其一，元昊将自己的祖先与创建北魏的皇室联系起来。西夏末年，夏国的大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世次》（20卷），其中追述拓跋氏的来历时，也说：“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其二，举义旗，统一河西诸部，是局部大一统。其三，王者制礼作乐，简化礼乐制度。据《西夏书事校正》可知，虽然元昊明确说要用蕃俗抗衡汉礼乐，但是他所开展的制礼作乐只是不取汉礼乐中的“缛节繁音”，汉礼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其四，改元建号，奉正朔。其五，国称大夏。据刘庆柱的研究，大夏名称标示着“‘夏’是其文化基因，相对‘东夷’而言，‘夏’是其空间方位，中华民族是从‘华夏’发展而来，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中古时代兴起的西夏，有着久远与一脉相承华夏、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
由此可见，虽然元昊建国前后都曾强调党项族的民族特色，但是从其建国誓表上看，要建立以恢复华夏文明为己任的国家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的。元昊建国，是党项灵夏州政权的升华，也是吐蕃部族政权、回鹘政权的升华，国家建立所依存的文明形式只能是高于部族政权文化的更高层次的文明。这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华夏文明。
而且到西夏晚期，西夏人自称占有西土，把自身政权与宋辽金一样看作是正统王朝，对此，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有引：“伏惟大白高国者，执掌西土逾二百年，善厚福长，以成八代。宗庙安乐，社稷坚牢，譬若大石高山，西方莫之敢视，而庶民敬爱者，何也？则累积功绩，世世修德，有道以持之故也。昔护城皇帝雨降四海，百姓乱离，父母相失。依次皇帝承天，袭得宝位，神灵暗佑，日月重辉。”
近期，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一书对西夏姓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早期西夏政权实际上是嵬名氏与银夏故地大族的联合政权，“野利氏”“卫慕氏”等强宗大族也得以进入西夏政权核心，形成了嵬名氏与各强宗大族的联合政权。元昊立国后，河西姓也进入西夏政权核心。与“野利”“卫慕”等银夏故地大姓在西夏中后期逐渐沉寂相比，河西姓始终活跃于西夏政治舞台，如其中的“都啰氏”。元昊时期有“都啰氏”，秉常时期有权臣“都啰重进”“都啰马尾”，仁孝时期有“都啰刘酉”。所以说，河西大族在西夏历史上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河西地区在西夏社会中长期占据重要位置的体现。可以说：“西夏中后期，汉人进入西夏政治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见，元昊建立西夏除了结束分裂混乱、“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局面外，更有着在西部统一的基础上重建华夏文明的举措，而在历史从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大势中，长远来看，那些令已“蕃化”的辖域重新华夏化的举措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深度统一的作用，这就是西夏建国的一大历史意义。
作者：李华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