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再执政以来，美国的台海政策既受到国家安全战略和政府决策体系的影响，也体现出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和政策偏好。与拜登明显不同的是，特朗普轻视台湾，保持“战略模糊”，根据“美国优先”原则，在对等关税和高科技领域逼迫台湾顺从美国。特朗普的交易思维也呈现在台湾问题上，其本质上是利用台湾攫取美国的利益，具有典型的投机性和变动性。特朗普2.0时期的台海政策将受到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国内政治复杂博弈以及中美关系态势的影响。本文根据当前阶段的形势与特点，侧重从战略竞争、经济安全和军事威慑三个面向予以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美国；台海局势；战略竞争；经济安全；军事威慑
台湾问题形成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始终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需要进行构建与调整。它大体遵循的脉络是，在美国对华遏制为主时期，保持和强化台湾的战略资产地位；在美国对华接触与合作增长时期，降低和弱化台湾的战略棋子角色；在美国重新对华战略竞争时期，再次增强台湾在国家安全和印太战略中的定位。美国总统是头号外交家和首席谈判者，是美国对外政策最核心的决策者。不同出身背景、政治风格、战略偏好的美国总统，其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思考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与次序。特朗普的政策思维和外交策略，既与民主党显著不同，又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有别，它体现出鲜明的特朗普个人特质与风格。反复无常、极限施压、探底交易、难测难控的背后，是特朗普的美国绝对优先理念、交易型外交手腕和霸凌式获益策略。
正如特朗普所坦言，他的一生都在交易，一切均可交易，而且特别擅长交易。特朗普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信条便是实用主义和交易获利，交易是一种手段，寻利是最终目的。他喜欢人为制造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把它当成促成交易的一种资产。这一特质在特朗普上台后快速发动的全球关税战，以及与全球各方势力的贸易谈判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全世界重新认识特朗普时代的“新美国”“新霸权”。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特朗普2.0时期的变与不变，自然也备受台海两岸和相关利益方的关注。
一、战略竞争与台湾问题
美国的台海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主体。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公报的位阶之上，加强了与台湾当局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实质关系。较显著的变化是，特朗普1.0（2017-2020年）以及此后的拜登时期（2021-2024年），美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具挑战的战略竞争对手，将曾经私下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公开化并且纳入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原则，使得美国台海政策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对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承认它是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公式”，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基本和平与稳定得以长期维持。里根时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至今仍被美国战略界适用于对台政策，尤其是台海安全政策。
受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共和党的新冷战派，以及此后拜登和民主党的对外战略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台湾问题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位阶获得了罕见的提升。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实现了常态化，涉及台湾的多个国会法案成为美国的国内法，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层级也获得了较大突破。这些都成为特朗普2.0台海政策的基础。如今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使美国的战略界更加企图长久地维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立状态”，并且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反对、阻挠和破坏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大业。拜登执政期间，曾经数度在记者会上口头表示美国将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通过一种策略性清晰的方式向中国释放威慑信号，企图增大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顾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国际政经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他对于“协防台湾”的表态则相对谨慎，采取了回避闪躲或者模糊处置的方式。这被视为独特的特朗普式的战略模糊，被美国一些军事安全专家所接受。特朗普主义影响了美国优先派的台湾观点，但并未根本上改变美国战略界关于台湾问题的固有思维与政治意识，美国利用台湾遏制、消耗和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指向也未扭转。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观念、政策主张以及思维方式，在美国对华决策体系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会不时表现出来。他们基本上认为，就地缘战略价值而言，台湾比乌克兰对于美国的霸权更显重要。这是因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增长中心，中国成为美国的体系型对手；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中枢，拥有独特地缘安全位置和先进半导体科技优势；台湾仍然是21世纪美国联盟战略与信誉承诺的试金石。
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历史脉络和战略视角来看，特朗普政府没有脱离美国“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政策架构。从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为主的阶段看，该架构中的“不统”增添了“阻统”成分，“不独”增加了“纵独”内容，“不武”也扩充了“慑武”因素。“阻统、纵独、慑武”表现为美国台海政策的新元素新特点。正是出于护持霸权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台独”或者表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一直以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作为政策口号。因为，在美国战略界的思维中，和平解决自然也包含了台湾的“和平独立”或者永久维持现状。特朗普2.0台海政策的基本面和变化走向，无疑会受到偏向于建制派的官僚体系和决策惯性的影响。而“以台制华”的战略指向，仍然是推动美国官僚结构干涉台湾问题，甚至是促使美国总统加大操作“台湾牌”的深层诱因。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现象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具有它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尚不能够替代美国“全政府”和战略界涉台认知的一般性和长期特点。作为美国建制派代表的美国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众多自由或保守派智库，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推动东升西降、超越美国及西方，其在特朗普2.0时期仍会积极表露出“以台制华”“保台抗中”的政策取向与操作。在今年第80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美国在台协会”通过答复台湾媒体询问的方式，声称“二战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事后，该表态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背书。“美国在台协会”的答询虽非正式的政策声明，但这起事件被视为美国自与中国建交以来，首次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鼓舞了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影响十分恶劣。它也揭露出，美国亲台势力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蓄意制造“一中一台”甚至赋予台湾当局所谓“主权象征”的企图，将会贯穿特朗普2.0时期。
特朗普2.0对华继续推动全方位战略竞争，这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和总基调。但同时，特朗普坚持本土优先，奉行现实主义的避战哲学，将预防大国直接冲突和战争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条件。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坚如磐石，近些年遏制“台独”和推进统一的力度加大、进程加快，这让美国对维持台海现状有了更大的疑虑和焦虑。美国战略学术界不乏重新思考美国的战略利益优先与利弊得失，避免让美国陷入爆发冲突时介入或后退的艰难选择。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让中国能够看到和平统一的希望，美国可以表示“不反对两岸和平统一”，以使中国不至于必须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2025年兰德公司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是：美国应避免可能迫使北京采取军事行动的明显挑衅行为，降低发生意外军事对抗或事故的风险，尽可能多地提供政治保证，使北京能够对统一采取耐心应对的方式。国际安全问题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虽然台湾的重要性使其获得美国的安全援助，但台湾并非值得美国为其与中国开战的核心利益，美国反对中国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实现统一，也应避免“暗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行动”，停止向台湾部署军事力量以及其他表明美国承诺军事保卫台湾的行动。这些观点虽非直接来自特朗普的核心团队或幕僚，但特朗普作为非典型、非建制派的美国总统，奉行强人政治、实用主义和交易至上的哲学，出于经营大北美、重振美国实力、追求历史定位的战略需要，确实在对外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审慎的姿态。特朗普甚至讨厌台湾在安全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不希望在他的任内因为台湾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同时，特朗普的政治手腕具有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他如何对待中美建交历史进程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谅解和承诺，是否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再保证”，以及做出什么程度的“再保证”，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二、“美国优先”与经济安全
罗伯特·佐利克在《论美国》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美国外交的“五个传统”，其中之一即是美国的跨国科技贸易关系不仅决定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乃至安全关系；美国总是要求其他国家“门户开放”以进行贸易。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力量和竞争力分化重组的时代，特朗普为代表的“MAGA”派（“让美国再次伟大”）兴起，重拾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和民族国家主权，反感全球主义（Globalism），在经济贸易事务上维护美国的绝对收益，忽视非美国世界的相对收益。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所倡导的各国享有比较优势、互补合作与相互依赖，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与政策所破坏和替代。
从执政议程的次序看，特朗普认为贸易与外交是不必然绑定在一起、可以各自独立的议题，想要优先重振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减少美国巨额的国债和持续增长的赤字，一上任便肆无忌惮并且几无差别地将关税武器对准主要贸易经济体，要求各个经济体对美国全方位开放市场。欧盟、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志同道合”的盟伴均被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征收的对等关税的税率为20%，高于对日本、韩国的15%。而赖清德当局毫无保留地“投美媚美”，也让特朗普“吃定台湾”，使台湾的回旋空间相当狭小。
美国将关税“武器化”以及泛化经济安全政策，成为台湾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高额对等关税势必对台湾传统产业造成重创，纺织、机械、汽车零组件等首当其冲，从而加剧岛内经济发展失衡和社会分配不平衡问题。同时，特朗普强势要求台湾同意台积电无限制扩大对美国的投资，目前总额已达到1650亿美元，未来还要全面配合制造业回归美国的经济战略，维护美国的经济和科技霸权。特朗普上任后，台积电向美国转移进程加快，将在美国生产最先进制程的2纳米芯片，半导体上中下游产业向美国本土投资也将提速。此外，美国还要求台湾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使得台湾承受多元复杂冲击。
首先，当前美国的经济安全化战略与台湾的角色产生了一定落差，二者之间的矛盾阶段性上升。近十年来，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扩大，美国构建排华供应链以及“友岸外包”政策使得台湾受益，加上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受惠于全球需求快速增长、持续巩固国际龙头地位和出口优势。与此同时，由于民进党当局“抗中谋独”两岸政策导致台海局势风高浪急，台湾被《经济学人》等国际媒体视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多年来，美国经济空心化、财政失衡和债务风险高企，进一步刺激特朗普2.0单边保护主义的政策逻辑。在半导体高科技领域，特朗普一再质疑和批评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坚定选择对台湾“去风险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媒体采访称，全球99%的先进芯片都集中在台湾，这显然不可行；考虑国家安全，美国必须在本土生产芯片，不能过度依赖9500英里外的台湾。为减缓来自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赖清德当局对美国着力推销“三链战略”，即构建“全球民主价值链”“印太安全岛链”“非红供应链”。其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地缘战略安全和经贸科技领域。然而特朗普对于台湾方面声称的“民主灯塔、战略地位、倚美求存”并不太在意。在特朗普推动“关税勒索行动”之下，对等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经济安全、出口管制等方面的谈判，都将是美国主导、台湾协从。美国还可以运用《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精准扼住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命脉。台湾的政策选项有限，只能通过特别预算对受波及产业和企业进行纾困，或者制定“经济安全法案”立法管制战略性产业外移，调整两岸贸易和产业政策扩大对大陆出口等。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惠顿（Christian Whiton）撰写《台湾如何失去特朗普》一文，指出民进党当局与美国的民主党和左翼过从甚密，轻忽了共和党和新右翼；批评赖清德未在特朗普当选后第一时间致电祝贺，使人感受到台湾对拜登与特朗普的“温差”。惠顿还提到，大多数关注外交政策的美国人，并未将台湾视为对抗中国的资产，反而将其视为负担，认为台湾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不愿发生的战争。除了贸易科技领域的矛盾，惠顿的尖锐批评反映出美国新右翼的价值观与台湾的民进党（支持非核化、跨性别主义、同性婚姻）有所不同，这也加深了特朗普阵营与民进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
其次，特朗普交易型思维和霸凌式外交，增大民进党对美国公关游说的困境。台湾对美国的游说政治一直兼顾民主与共和两党，号称秉持“既做广又做深”原则，同时根据美国执政党派的变化，动态调整政治公关的侧重点。近些年民进党当局热衷邀请特朗普1.0时期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副国安顾问波廷杰等战略鹰派访问台湾。但是，这些共和党强硬建制派与“MAGA”派在思维理念和作风上存在区别。美国政策界认为，赖清德、萧美琴未能准确掌握美国政治经济的深层次变动、“美国再伟大运动”的广泛冲击以及特朗普、“MAGA”派的战略思维脉动，对特朗普2.0决策核心的接触与影响不及以往。作为传统亲台派的国务卿鲁比奥，目前服从于特朗普的权力和决策，在台湾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换言之，当前民进党在对美国的政治游说、公关宣传、智库接触、人脉网络构建等方面，与特朗普集大权于一身、行事作风专断独行、主导对华涉台决策、推行交易型外交的现实，存在较为明显的脱节现象。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长期遏制的政策底色没有改变，但策略手腕已更多体现特朗普主义和交易型外交。这也反映在今年美台双方的互动关系层面。赖清德计划2025年8月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并且规划过境美国东部城市纽约。然而特朗普政府予以拒绝，导致赖清德被迫取消出访计划。同时，美国对台军售的常态化行动也相对放缓。2025年11月13日，特朗普上任近10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维修零部件等3.3亿美元的装备。美国前副总统国安顾问菲利普·戈登撰文指出，特朗普高度交易化、难以预测的外交风格，恐使台湾成为谈判筹码。作为民主党建制派精英，他特别提及若干警讯：赖清德过境美国遭拒、台湾“国防部长”访美被否、美国对中国大陆开放先进芯片、对台课征20%高关税，这些迹象都凸显台湾的处境脆弱。由于特朗普不太愿意为台湾承担安全义务，他还特别提醒台湾当局在“台独”等敏感议题上要谨慎拿捏，避免刺激北京，避免使美国承担风险。民主党建制派的这种观点并非单个和孤立的现象，它反映出美国战略界要求民进党当局保持克制与审慎的倾向，希望台湾不要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与政策风向的转变，避免误判形势、盲目行事。
总体上，与拜登执政时期相比，特朗普推崇“强人政治”“强权政治”，将台湾视为一个可以霸凌和交易的筹码，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进入矛盾增大、摩擦增多的特殊阶段。对台湾而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已成为一个被怀疑的问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25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对美国持有负面观感的台湾民众已经从2024年的24.2%，上升至40.5%。台湾社会“疑美论”阶段性上升也成为观察美台关系状况的一种因素。
三、增强威慑与军事关系
自从赖清德执政顽固推行“新两国论”、挑战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以及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涉外领域全面“抗中保台”，中国大陆为了增强“遏制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的威慑效力，先后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海峡雷霆”演习演练。这些军事行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实战性和预置性，是贯彻大陆对台大政方针、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对台湾当局防卫战略与策略产生了重要冲击与影响。
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被动性日益显露。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威慑效力削弱，在中国周边岛链战略的脆弱性增加，传统霸权护持成本上升与美国国内霸权支持能力的下降，都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尤其是台海安全政策产生持久影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虽然对“协防台湾”持模糊态度，美国政府建制派仍坚持从三个面向加强对中国的竞争性威慑。
首先是要求台湾以“决战本岛”的极限场景进行军事安全部署。两岸力量对比的悬殊化扩大化，深刻影响到台湾岛屿防御的战略思维与现实部署，台湾当局的防卫目标已从陈水扁时期的“决战境外”、蔡英文时期的“滨海决胜”，转变为赖清德时期的“本岛决战”。当前，美国强调“反对以任何形式的胁迫和强制改变两岸现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大陆，将中国大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遏制“台独”挑衅的正当举措，视为改变台海现状的进攻行为。特朗普已公开要求台湾承担最高的防卫责任，将年度防务预算提高至台湾GDP的10%。赖清德当局承诺，2026年台湾年度防务预算将达到GDP的3.32%，2030年达到GDP的5%。赖清德当局欲比照北约的标准，加速提高整体的防卫预算与支出水平，以迎合美国分摊霸权成本、转嫁军事投入的政策，借此提升台湾在美国印太区域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18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重新校准防务战略，主张以“拒止战略”吓阻中国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常态化对台湾出售更加先进的攻防武器。基于美国的战略评估与指导，台湾的军事战略突出“防卫固守、重层吓阻”，它是根据台湾的岛屿地理特征和军事实力而设计的一种防御策略。2025年台湾当局发布新版“四年期防务总检讨”，台湾的军事战力整建秉持“建构不对称作战”、“强化防卫韧性”、“提升后备战力”和“厚植灰色地带应处能量”等四项原则。
2025年台湾“汉光41号”演习拉长至10天，号称采取“有想定、无剧本”的实战化方式，推演“常态危机处理”“备战部署”“联合反登陆”“滨海滩岸战斗”“纵深防御”“持久作战”等六大阶段。此次演习，台军聚焦立即备战训练、快速动员、纵深防御以及持久韧性等问题，将从美国购买的不对称武器首次亮相，比如“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便携式“毒刺”导弹、M1A2T坦克等。而由于台湾方面长期宣称的“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变得越来越不现实，所以“汉光”演习开始加入与“本岛决战”相关的城镇战、韧性战内容。
在敦促台湾加速军事投入的同时，美国持续扩大与台湾的安全事务合作。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战局延续至今，美国“援乌抗俄”导致国防产能过度消耗，对台湾的军售军援项目无力兑现。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的统计，美国已出售台湾但尚未交付的武器累计金额超过200亿美元。为了增强台湾军事能力，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安全事务合作更加突出协训、联训等软实力构建。2025年8月超过500名台湾地区军事人员参加美国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的年度演习，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预备役部队战备演习之一。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演习，美方派出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在内的观摩团总数超过400人。2025年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单位（Defense Innovation Unit, DIU）预计今年底向台湾派驻联络官，加速美台无人机的合作网络，强化高科技产业对台湾军事能力的支持。2025年8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Roger Wicker）访问台湾，声称贸易问题不会影响美国与台湾的防务联盟，双方将会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情况看，美国对台军的战略指导与战术训练不断深入，以寻求适应高科技时代战争形态的演变，改进台湾岛屿防御的战略战术。与此同时，美国支持下的构建全社会防卫韧性也成为台湾当局防务部署的重要方面。赖清德高规格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并且担任召集人，不断充实全岛范围的民防训练，以因应所谓的“封锁”“夺岛”等威胁。
其次，调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部署。美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境外力量投射能力强大，这在突袭轰炸伊朗核设施、定点清除敌对人物、遏控全球水域关键航道等方面发挥特殊优势。国际安全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分部”（IISS－Americas）研究员卡弗利（Jonathan Caverley）认为，中国坚持不懈专注于发展不对称能力，将美国的投射力量推到尽量远离中国海岸线、滨海地区以及台湾之外的地方。台湾当局公布的2025年版“中共军力报告”，声称中国大陆期望2035年前实现全面军事现代化，完备对台联合封锁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2/AD）等能力，掌握第二岛链以西军力投射优势，实质达到“台海内海化”目的。对于“台海威胁是否迫在眉睫”这个议题，美国国内存在不同的解读与看法。美国智库国防优先（DefensePriorities）的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近期不太可能攻台，美国军界存在夸大威胁的动机，包括他们需要向国会施压要求拨款，加强部队的战备能力等。2018年以来，美国以印太地区作为优先战区持续展开军事调整，包括增强中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提升在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范围内的军事韧性和生存能力，灵活调整印太前沿的军事力量态势等，旨在总体上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离岸制衡与介入打击能力。美国印太军事安全部署，重点已包括因应台海危机与重大冲突，并且将随着大国军事竞争走向信息化智能化而持续创新调整。
其三，构建新型小多边军事安全机制。安全联盟是美国维持西方国际秩序与美式霸权的重要基石。在印太地区，日本与澳大利亚扮演美国区域战略的北南支点，是对中国进行制衡围堵的岛链战略的关键角色。近十年来，美国对中国战略诉求与意图的认知进行了再校准，将中国视为美西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改变者。与美国台海政策相协同的是，日本把台岛视为攸关其战略安全与存亡危机的地缘要冲，对台海安全越来越持“关切与介入”的姿态，在西南群岛方向增兵设点驻防、打造前沿威慑力。近些年，日本政学界持续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且已考虑将安保法案解禁的集体自卫权适用于台海安全事件。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根据日本法律，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生死存亡的“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将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方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公然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近些年美日澳、美日菲、美澳菲等小多边机制不断形成和发展，甚至向日菲台安全阵线拓展，将应对台海问题纳入合作范畴。菲律宾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设置“前进作战基地”（FOB），强化“群岛防卫”能力；美国在菲律宾常态化部署“堤丰”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强化联合军事演习。未来，美国将鼓励印太盟伴体系成员发展军事不对称能力，促进多边安全合作计划以及联合应对行动。
四、余论
不同时期的美国总统的战略需求与策略偏好固然有所不同，但其对华政策都脱离不了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国家利益、战略形势、实力底气和事件牵引。对于台湾是不是美国的“关键战略节点”，如今在美国战略学术界仍是一个存在讨论空间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台湾问题对于中美两国的不对称性。对于中国，核心利益包括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台湾问题是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对于美国，台湾问题并非“生死攸关”的利益，也就是虽然重要，但非核心。这种非对称性也表现在干预与反干预能力的变化上。《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在台海周边区域，中国整合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社会等全要素反对外部干涉的能力持续增长，美国运用相关资源要素的限制因素增多、风险代价高于利益回报。基于此，从理性分析和决策的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会进行“激烈竞争”，但也需要“管控竞争”，中美之间的外交和军事沟通对话仍然不可缺少。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一场会议上表示，应当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和“战略模糊性”，通过外交与北京谨慎处理台海形势，加大对台湾的防卫支持、增强威慑力。这种观点反映出，美国建制派认为中美将会“激烈竞争”，但要“管理竞争”，台海危机是“可能发生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的”，美国在台海安全问题上应该采取“威慑+保证”的动态平衡策略，以维系两岸关系“虽然紧张、但不破局”的状态。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纵容支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对于民进党和赖清德“台独”分裂势力而言，其推行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和对中国大陆的“敌对势力论”。对于美日等外部势力而言，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威慑吓阻”与“战时介入”的双向策略。拜登政府时期虽然对华表达“四不一无意”，但持续将先进的海空军事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在台海地区增加前沿部署和军事活动，这些无疑都增大了中美军事猜忌和安全困境，更会使美国的“威慑”与“保证”处于失衡状态。特朗普2.0时期，美国总统的战略逻辑、交易思维和实用主义与传统建制派不同，但美国“以台遏华”的战略惯性和打“台湾牌”的策略冲动并不会由此改变。因此中国政府统筹反分裂和反干涉的“两反”斗争十分必要、不会弱化，相反会根据形势发展、风险挑战、重大事变，进一步针锋相对和强化塑造。
历史证明，中国政府决不放弃自身的正当权益，决不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方郑重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2025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指出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需要我们把好舵、定好向；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释放持续强烈的信号，势必对美方构成一定约束力。2025年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韩国釜山会晤时指出，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特朗普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伙伴，两国携手可以在世界上做成很多大事。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分歧，但致力于“让美国再伟大”、优先解决国内政经矛盾和欧亚大陆俄乌战事的特朗普政府，目前也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
鉴于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特殊复杂性，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政策与交易政策可能并存，二者相互影响与作用。就台海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会随着国际战略形势、中美博弈态势以及美国国内政治需要，进行政策进程、重点、力度的调整与变换。值得观察的是，特朗普2.0版《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报告文件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定位和政策，特朗普任内在对华战略上如何平衡竞争、克制和交易，无疑将对下阶段台海安全形势带来复杂的外部影响。（注释略）
作者：汪曙申（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转载自2025年第4期《台海研究》（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