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开源技术已经从自由共享的“技术工具”演变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一方面，技术开源的开放性与协作性促进了全球创新，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安全需求，对关键技术的政治化实践延伸至开源领域，限制了开源技术的自由创新，由此形成“开源悖论”。在技术政治学与国家能力的双重视角下，开源技术不仅承载了权力投射与国家能力运作，也在重塑全球技术秩序。作为开源运动的发起地，美国政府通过联邦源代码政策、《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指引、科技巨头将核心项目开源并持续贡献代码与生态资源、非营利基金会负责中立治理与全球社区协调、高校与科研机构聚焦前沿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形成了成熟的开源技术生态。然而，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开源技术表示担忧，并且采取了从硬件到软件的一系列遏制措施，包括限制技术外流、争夺标准制定权、拓展全球南方市场竞争等战略举措。开源技术已经从依赖市场转向国家的深度干预，强化技术安全、塑造全球规则并投射软硬实力，开源技术治理亦面临碎片化。因此，开源技术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维度以及大国技术竞争的新前沿。
【关键词】 开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技术创新；中美关系
开源（open source）技术包括开源软件、开源硬件以及开放数据、开放标准等领域，其中开源软件是开源技术中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部分。开源硬件指将其设计文档（包括原理图、计算机辅助设计文件、物料清单、装配说明等）以公开形式发布的物理产品。其中，RISC-V 是开源硬件的典型代表。RISC-V 是一种开源指令集架构（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与 x86、ARM 两种主流架构不同，RISC-V 的规范完全公开且免版税，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设计、制造和销售芯片，无需支付专利费用。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与开源软件（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OSS）可追溯至 1953 年美国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 Inc.）为“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 UNIVAC）开发的 A-2 系统；1989 年，最具影响力的开源许可之一，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发布；1991 年，Linux 操作系统发布。半个多世纪以来，开源软件已成为全球软件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开放与共享”的特性，开源技术不仅能显著降低研发与制造成本，还能以最短的学习曲线克服技术壁垒。
“开源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与开放，然而，在当前大国数字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开源技术无疑成为大国的“战略工具”，呈现出“开源悖论”的特点，即开源的自由开放性在促进创新与全球协作的同时，基于国家安全需求对关键技术进行控制的政治实践拓展至开源技术，限制了开源技术的自由创新。中国“深度求索”（DeepSeek）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布与美国对华芯片限售措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美国政府将包括开源大模型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将 DeepSeek 的开源特性视为“潜在威胁”，试图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 DeepSeek 的扩散，维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因此，开源技术反映出科技创新与政治实践的动态交织。基于技术政治学（techno-politics）与国家能力的视角，本文回顾美国开源技术的新发展及其如何运用国家能力推进开源技术应用，通过对美国在开源领域的具体案例剖析，旨在揭示开源技术如何从“自由与开放”转变为“战略工具”，并探讨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
一、开源技术的政治化
开源是一种基于开放与共享的创新协作生产模式，其特征为开放性（源代码和设计文档的公开访问、修改和分发）、公共利益（非竞争性共同创造和成果共享）以及协作性（贡献者全球共同维护项目）。开源的本质在于通过去中心化协作降低创新门槛，加速技术发展。开源软件的编码和设计工作一般在 GitHub、Hugging Face 等公共仓库中公开进行，源代码、设计和技术文档均可公开获取，贡献来自全球的开发者、研究人员和机构组织，代码的修改和改进会回馈到公共领域，用户可以自由学习、修改、分发并将其商业化。开源最初应用于 Linux 和 Python 等载体，目前已经扩展至以GitHub 平台、RISC-V 芯片、开源人工智能模型为代表的新领域。
（一）技术政治学与技术
技术政治学是理解当下开源技术竞争的重要视角。技术政治学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的“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方法，该方法将技术视为人工制品、制度、人员和社交系统组成的庞大网络系统。冷战后，技术政治学开始聚焦技术与权力的互动，并融入新媒体、社会运动、公民参与、地缘政治等研究视角。
其一，技术政治学在学理层面凸显技术的“非中立性”。英国学者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指出，技术政治是“合金一样的混合物”，既有人类意图也有非人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 Hecht）认为，技术并非中立工具，而是交织着政治意图、政治权力和国家利益，技术政治是将权力转移至技术事务以达成政治目标的战略实践。基于上述观点，弗兰克·穆勒（Frank Müller）和马修·里奇蒙德（Matthew Richmond）将技术政治理解为人类行为体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汇集机构、程序和“事物”的过程。坎·库尔班（Can Kurban）等学者将技术政治学定义为技术与政治动态交互的复合概念，存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两种路径，前者指政府或机构通过技术自上而下强化权力结构，后者则指公民通过技术自下而上进行变革性政治活动。
其二，技术政治学既被用于国内政治研究也被引入国际关系分析。在国内政治层面，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诸如互联网、广播、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凯尔纳认为技术与资本的融合形成了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并重塑全球社会经济结构。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都倾向于将技术视为中立的工具，技术政治学则挑战了传统的工具主义和外部性，认为技术可以重塑国家间权力关系，同时也可以反向塑造身份与规范。
其三，新科技革命正在推动国际政治转向“技术政治时代”。吴冠军从技术政治的视角指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已经将“价值对齐工程”内嵌在开发中，放大和固化意识形态偏见，对齐美国价值观。侯冠华认为，美国自身价值观已经融入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制定。王存刚和梁岱桐将美国欲控制技术领导权的实践称之为“技术帝国主义”。因此，技术与政治实践的交织形成了有学者所称的“价值驱动、多元共构、伦理协商与技术的共生”。表面上开源社区以去中心化和自由协作为核心，似乎脱离了国家权力的影响，但引入技术政治的视角后可以发现，开源技术并非完全独立于权力结构，看似去中心化的开源生态也无法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的影响。
（二）开源技术与国家能力
在比较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共同点是官僚体系的专业化。在国家能力理论视角下，技术创新和资源动员能力直接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维度。
其一，开源技术的推广映射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其中，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主要来源。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和托斯滕·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两个维度。唐世平等学者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资源和能力的结合，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 I（递送服务）和行政能力 II（信息收集和领导力）四个维度。黄琪轩发现，在地缘政治回归的背景下，权力的集中化使得国家开始强化各自的技术战略和产业政策。就开源技术而言，国家层面能否通过教育与产业政策培育相关人才、建立长期稳定的研发体系，决定了开源生态是否可持续。没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介入，开源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受限于有限的社群规模和资源瓶颈，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体系。
其二，开源技术使得国家层面的风险增加。一方面，开源软件可以根据机构需求，缩减或修改代码，使其按照机构预想的方式运行。另一方面，开源虽然强调自由、开放与协作，代码公开透明，但其潜在风险也不可忽视。例如，2021 年 11 月，开源日志组件 Apache Log4j 被曝出漏洞，志愿者团队在两周内发布了修复补丁，但黑客攻击已经蔓延至全球层面。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旋即发布了处理漏洞的指导原则。“五眼联盟”其他四国以及德国、中国等国也及时对该漏洞发出警报并出台了漏洞应对指南。此外，部分核心开源项目虽然名义上开放，但其治理往往掌握在少数跨国企业或西方国家的技术社群中。若国家在关键技术上过度依赖这些开源项目，便可能面临“开放依赖”，即在表面自主的同时仍受制于外部的技术路径与标准。
其三，开源技术成为全球规则话语权竞争的新维度。美国 Linux 基金会、阿帕奇（Apache）软件基金会等国际性组织不仅是技术社区，还承担着跨国协调与规范制定的角色。美国还致力于主导标准制定来维持其技术领导地位。欧洲国家亦重视开源技术发展，欧盟曾推出“欧洲联邦云”（GAIA-X）计划，支持欧洲“共同数据空间”和“主权云”建设。GAIA-X 的核心动机正是摆脱对美国云巨头的过度依赖，重塑欧洲数字主权。可以说，开源技术战略已经超越了技术与产业的范畴，成为各国塑造国际治理规则、争夺全球科技话语权、扩大自身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
综上，技术政治学与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开源技术可以被视为“权力载体”和“战略工具”。一方面，去中心化的自由协作理想是开源开发社区对权力的回应；另一方面，开源技术又被国家作为“战略工具”加以塑造与利用，尤其是在面对闭源技术优势难以实施技术超越的前提下。
（三）开源技术政治化的动因与表现
作为软件、硬件、人工智能等数字创新的集合体，开源技术已超越单纯的协作开发，成为维护数字主权、争夺国际影响力与强化安全的关键工具。其演化过程表明，开源已经从“技术工具”逐渐转化为“战略工具”，并在全球秩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一，开源技术已经被纳入到国家安全叙事中。技术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开源意味着潜在漏洞亦公开可见，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忧虑。同时技术扩散门槛的降低也使得国家产生地位焦虑。作为技术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已深陷安全化逻辑，政府已将政策措施、投资和出口管制相结合，以维持其技术优势。2025 年 1 月，拜登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扩散框架”，除限制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外，还对云计算能力设定了地域限制。尽管该政策出台旨在维护国家安全，但业已招致部分国家，如被排除在“信任伙伴”名单之外的波兰和以色列的批评。安全叙事成为国家在技术上的核心关切后，开源社区就会陷入“开放”与“控制”的悖论中。
其二，开源技术推动了技术主权的重构。在安全叙事的推动下，国家逐步将开源视为实现自主可控的重要路径，从而进入主权重构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开源纳入产业政策与科研资助框架，设立基金、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社区，鼓励发展以本土需求为导向的技术体系。例如，俄罗斯正大力推动 Astra Linux 等本土开源软件的替代性部署；2025 年 3 月，欧盟成立“欧洲主权技术基金”，其目标之一是扶持开源替代软件。在人工智能领域，关于偏见放大和滥用风险的伦理困境已成为政策辩论的焦点，物理会议等开放场合与受保护数字论坛等封闭环境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开源社区的政治博弈。
其三，开源技术标准制定权已成为国际博弈焦点。接口协议、数据流通协议、人工智能评价基准、硬件技术扩散等领域成为各国争取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抓手。美国借“基于规则的开放”塑造全球技术秩序，将自身标准、治理、价值内嵌为国际规范，例如对所谓“开放”“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强调。为遵守美国相关法规，Github平台于 2022 年初屏蔽了部分俄罗斯开发者账号，引发了开源社区对技术政治化的担忧，也暴露出开源技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在政治压力面前的脆弱性。针对美国对开源技术的干预，批评者警告称，美国可能会破坏全球开源运动“自由与开放”精神的基础。
国家对开源技术的干预反映了人们对数字主权、国际影响力和安全的日益关注。安全叙事的形成、技术主权的重构与标准制定权的巩固共同体现了开源技术在国际秩序中的多重角色。开源技术超越了代码和算法，其核心已演变为技术研发竞赛、资源分配、影响力重塑乃至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技术政治。
二、美国开源生态体系布局和战略措施
美国的开源技术生态构成了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网络体系，融合了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动力、社区协作机制以及科研机构技术研发，各相关主体协同作用，共同促进软硬件开发与应用。美国构建开源生态体系的目标在于巩固其在全球开源技术创新中的关键影响力，并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与国际领导地位。
（一）美国开源生态体系布局调整的动因
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相较于闭源技术，开源技术的开放性推动了全球开源社区的创新协作，也成为一国增强其技术实力的有力途径。尽管美国是开源技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但仍面临地位焦虑以及国家安全顾虑，其开源生态体系布局的调整与之息息相关。
其一，技术竞争加剧推动生态体系战略性布局。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开源技术已成为各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关键领域。例如，DeepSeek 快速迭代，在以低成本实现高性能的路径上突破美国的算力壁垒，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以及开源大模型格局的重构。为此，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了首个开源模型 GPT-oss，同样以开源方式应对。开源技术的快速迭代表明“闭源”已经不是保持领先的唯一手段，而开源作为迭代更加迅速的技术竞争赛道，受到美国国家层面的重视，如 2021 年美国政府机构对开源软件的投资额已达到 4.07 亿美元。
其二，国家安全因素驱动开源技术政策转向。开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安全化逻辑不断强化的环境下，美国政府逐渐将开源技术纳入国家安全叙事。首先，DeepSeek 与通义千问等中国开源模型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扩散，使美国意识到开源技术发展的危机意识，即在科技竞争中维持地位，不仅包括技术层面，还包括话语权层面。其次，开源技术的军事化应用趋势亦日益显著。例如，“元”公司（Meta）开源模型已经被应用于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行动，并且正在扩大对北约和欧盟用户的访问权限。
其三，维护全球技术领导地位的战略需求。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技术创新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优势不仅体现在前沿研发能力，更体现在标准制定、生态治理与国际规则塑造上。开源技术因其开放性、协同性与全球化特征，被美国视为延续技术霸权与重塑国际科技治理体系的关键抓手。通过主导开源项目的标准制定与社区治理，美国不仅可以延续其在技术架构层面的影响力，还能在全球开发者群体中强化其价值导向与技术依赖，从而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占据高地。
其四，开源技术的研发应用成本以及维护管理成本相较闭源技术更为低廉可控。长期以来，美国科技体系依赖闭源和专有软件，高昂的许可费用并且深度绑定某一供应商的技术生态导致数据与工作流难以灵活调整。同时，闭源技术的特性意味着机构或组织无法对其进行底层定制或深度整合。相较于闭源模式的高研发、高维护与高锁定成本，开源展现出低成本扩散、高频率迭代、广范围协同的特点，在研发、部署、维护与定制化等方面展现出更高的经济性与灵活性。
美国政府机构推动开源技术的应用已有长久的历史，但在如今技术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深化开源生态体系布局，既是全球技术竞争加剧下的战略应对，也是国家安全、国际影响力与成本效益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美国开源生态体系布局的构成
美国政府在推动开源技术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科技巨头凭借其庞大的研发投入、海量的用户基础和深厚的技术积累，将开源作为其核心战略的一部分。独立非营利基金会则扮演着开源生态体系协调者的角色。高校与科研机构则持续输送人才，将前沿成果转化为现实应用。
其一，美国联邦政府以顶层设计强力推动开源技术发展。2016 年发布的《联邦源代码政策》（M-16-21）要求联邦机构将至少 20% 的新开发项目以开源软件形式发布。《2023 年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明确呼吁政府与私营部门和开源社区合作。2022 年起，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ONCD）成立了开源软件安全倡议工作组（OS3I），该工作组由来自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等机构的代表组成。2023 年 3 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保护开源软件法案》（Secur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Act），欲明确开源软件安全监管职责。2025 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障碍》行政令，7 月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其中明确将开源模型视为创新催化剂，鼓励联邦机构优先使用和开发开源模型，强调开源有助于确保敏感数据安全，并且声明联邦政府不干预开发者，将制定政策创建支持环境。
其二，科技巨头在美国开源生态中举足轻重，主导技术走向。作为大型、免费开放的平台框架，谷歌的 TensorFlow 和 Meta 的 React 吸引了全球数以千计的开发者。美国科技企业资助的开源项目推动了机器学习和用户界面设计等领域的创新，形成了良性反馈循环，即从业者贡献增强代码库，而公司又将改进整合回其平台。根据“开源贡献者指数”（OCSI）2022 年 8 月发布的数据，谷歌在 2022 年 7 月拥有5421 名活跃贡献者，超过了微软的 5268 名。微软作为曾经的“开源敌人”，也转型成为 Github 平台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同时将 Linux 开源技术融入 Azure 云服务、通过 VS Code 等工具为开发者提供便利。“亚马逊网络服务”（AWS）也大量使用和贡献开源技术。在容器编排领域，AWS 提供了一个完全托管的开源平台服务Kubernetes，用户可以轻松地在 AWS 上运行 Kubernetes 集群。
其三，独立非营利开源基金会以中立身份协调各方，维系生态平衡。例如，阿帕奇软件基金会通过其独特的“阿帕奇方式”（Apache Way）治理模式，鼓励开放协作、精英管理和透明决策，确保项目的独立性和多样性。Linux 基金会管理的最知名项目Linux 内核是全球绝大多数服务器、所有安卓智能设备和嵌入式设备的基础。Linux 基金会还通过提供培训课程和认证考试，为开源社区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2020 年，Linux 基金会发起成立了开源安全基金会（OpenSSF），旨在提升开源软件供应链的安全性，并在业界与政策界之间发挥协调作用。2025 年 5 月，开源安全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的开源软件安全峰会吸引了多位企业高管和联邦政府机构参与，并在会上宣布了旨在加强美国开源安全的投资计划。
其四，高校与科研机构持续产出成果，为开源生态注入长效动力。2023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启用开源生态系统之路”（POSE）项目，投入了超过 2600万美元用于资助开源项目，旨在培育新的开源生态体系，应对国家、社会和地缘战略层面的重要课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2018 年启动“电子资产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 of Electronic Assets, IDEA）计划，旨在创建一个用于半导体设计的全自动“无人参与”系统，主要由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驱动。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领导的“开放式目标应用程序快速开发”（OpenROAD）项目是 IDEA 计划的里程碑，项目成功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自动化的开源数字实现工具（open source digital implementation tool），项目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的Github平台日下载量已超千次。
综上，开源技术从原本的工具性应用转化为深度嵌入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也成为美国在大国科技竞争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形成了以政府顶层设计、科技巨头主导、独立开源基金会协调与高校科研支撑的多元主体深度协同的开源生态。
（三）国际竞争背景下美国开源技术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中国在开源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以及产出成绩亮眼，扮演着全球开源生态领域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维护开源生态体系的控制权并确保所谓的技术安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战略举措，旨在遏制中国开源技术的扩散，同时强化自身在软件开发、社区治理和创新应用方面的主导地位。
其一，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精准阻断对华开源技术转移。在“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的框架下，部分签署国向中国的芯片技术出口已被限制。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及后续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规则对运往中国及其他所谓“敌对国家”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和计算设备施加了严格限制。《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等立法则将数百亿美元投向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和人工智能研究，以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拜登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新芯片出口管制规则，并以“关于改善国家网络安全”的第 14028 号行政令为契机，要求联邦机构建立软件物料清单制度，将开源组件纳入软件供应链安全的监管视野。特朗普政府已于 2025 年 5 月撤销拜登政府发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但取而代之的是三份由工业和安全局发布的指南文件，旨在限制用于训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芯片出口。此外，2025 年 8 月 19 日，特朗普签署《出口管制透明度法》（Maintaining American Superiority by Improving Export Control Transparency Act），该法修订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欲加强对中国公司的技术出口审核。
其二，美国在国际技术标准组织中推行排他规则以巩固主导权。202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加入联合国数字公共产品联盟（DPGA），共同制定《数字公共产品宪章》（DPG Charter），明确通过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开放人工智能模型等数字公共产品实现可持续增长。2023 年出台的《国家标准战略》中，拜登政府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外国投资和强制性经济影响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2023 年 11 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委员会成员致信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要求商务部利用出口管制规则禁止美国公司参与 RISC-V 芯片开发。此外，美国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等相关机构，在推动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通常倾向于排除未与其标准体系对齐的供应商的互操作性方案。多家美国机构还提出了“美国真正开放模型”（ATOM）计划，试图通过促进与所谓“民主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和机构协作，加速开源模型的建设和分享。美国国务院 2024 年发布的《国际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战略》则强调“数字团结”（Digital Solidarity），旨在通过与国际伙伴合作构建所谓的开放、包容的数字生态体系。
其三，美国把全球南方开源市场视为科技霸权与“民主价值观”争夺的前沿阵地。美国在推广其技术方案时，着重强调透明度、隐私保护和所谓“民主价值观”。例如，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是推广美国开源理念的核心机构，其目的就是通过各类数字工具将美国的影响力深度嵌入他国技术社群。此外，美国政府和企业已采取积极行动，如 OpenAI 曾在公开的文章中表示：“中国在美欧竞争对手之前将系统和标准锁定在新兴市场，OpenAI 希望确保‘民主’的人工智能战胜‘威权’的人工智能。”显然，OpenAI 将人工智能分为“民主”和“威权”两种类型是技术的意识形态，其将中国归入人工智能“威权”类型也是简单化和错误的。“星门计划”则代表了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大规模战略投资。该计划由OpenAI、日本软银公司、美国甲骨文公司和阿联酋投资基金MGX 联合发起，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资 5000 亿美元，用于建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持技术霸权。在 2025 年 5 月访问阿联酋期间，特朗普宣布与阿联酋达成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包括由 OpenAI、甲骨文、英伟达和思科在“星门计划”框架下合作建设人工智能校园项目。美国参与全球南方开源市场竞争的项目还包括“非洲数字化转型倡议”（DTA）、“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CP）等。
在大国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再到拜登政府、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开源技术的战略性投入一以贯之，通过立法、行政令、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等手段，系统性巩固其在全球开源技术生态中的主导优势。在对华开展开源技术竞争方面，美国的限制措施呈现显著的压制特征，既通过出口管制等手段直接阻断开源技术流通，又联合盟友构建排他性技术规则强化主导权，还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国家开源市场竞争。
三、美国开源技术战略调整对大国数字竞争的影响
开源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栈”，开放性、协作性和去中心化特性使之成为各国争夺技术主导权、塑造全球技术秩序的新前沿。传统上，技术标准往往由少数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但开源模式的兴起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参与甚至主导标准制定的机遇。
（一）美国开源技术战略调整的外溢效应
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对开源技术战略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纷纷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影响，促使开源领域由原本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逐步转向国家“看得见的手”主动干预的格局。开源技术的竞争已经渗透到软实力投射以及硬实力构建两个维度。
第一，开源技术已成为测度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在高能力国家中，政府拥有官僚、财力和监管基础设施，能够动员大规模创新项目。开源技术已演变为实施软实力的关键媒介，即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来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在数字环境下，开源技术的软实力投射体现在生态体系中传播的技术规范、开发方法和意识形态模型上。例如，美国推广以透明度和共享治理为基础的所谓“民主人工智能”概念。开源技术也是硬实力的体现，从人才培养到国家与企业软硬件研发投入，再到最终大规模商用，开源技术正是国家能力调动社会经济资源能力的体现，具备较高能力的政府通常能够主动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计划。
第二，开源技术同时承载价值输出与技术追赶的双重使命。一方面，美国作为开源运动的发源地，长期通过许可证、技术标准与生态治理输出其价值体系。有研究指出，谷歌安卓系统表面遵循开源技术规则，实则通过许可证、技术标准和生态权力，将开源转变为新形式的商业控制工具。另一方面，开源技术的开放属性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技术追赶”的可能。正如 Hugging Face 首席执行官克莱门特·德尔朗格（Clément Delangue）指出，正是因为 GPT-4、“克劳德”（Claude）、“双子座”（Gemini）等先进模型开始采取封锁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做法，美国科学家、初创企业和机构越来越倾向于基于中国的开源模型进行开发。因此，开源技术发展也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影响了各国的开源政策与国际开源治理，印证了技术与政治不可区分的技术政治学逻辑。
第三，美国开源技术的安全化倾向也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加速构建本土化、去中心化的开源体系。美国在“开放”概念的背后实则蕴含着国家利益逻辑，即当“开放”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提高开源技术的壁垒，其本质是一种“选择性”开放。美国的策略虽有可能巩固自身科技优势，却同时加速全球技术体系的多极化与区域化发展。例如，伊朗在长期经济制裁与技术孤立的背景下，开始将人工智能视为突破“技术围栏”的有力工具。而在拉美，智利国家人工智能中心（CENIA）主导的开源 Latam-GPT 模型以“技术独立”为目标，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方式开发基于拉美语言与文化语境的本土化模型。
开源技术最初作为一种自由与开放的方式而兴起，鼓励创新与协作。随着开源技术影响力的逐渐增加，国家力量介入也日趋深入，试图在技术主导权和全球技术秩序的塑造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作为目前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加之特朗普政府“交易外交”以及保守主义的特点，开源技术势必成为其对外关系中重要的交易棋子。
（二）开源技术的碎片化困境与风险
开源技术的跨国传播在放大合作机会的同时，亦带来了复杂的治理困境。开放性使得知识与工具迅速扩散，但当技术被视为国家竞争和安全要素时，出口管制、合规要求与政策性干预会随之而生。总体上，开源技术的政治化增加了全球技术碎片化的风险。
第一，作为整个数字生态的硬件基底，开源生态已被美国尝试纳入管控范围。RISC-V 芯片和基于模型训练的算力硬件首当其冲。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开放模型使中国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能够获取关键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中国企业更容易基于美国技术进行开发。”2023 年，部分国会成员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后，美国商务部就已着手调查中国研发 RISC-V 技术带来的风险，而非营利组织“RISC-V 国际”首席执行官卡莉斯塔·雷德蒙德（Calista Redmond）则表明：“不受阻碍的开源标准非常重要。”此前，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可能产生的“长臂管辖”风险，“RISC-V 国际”已将其总部从美国迁至瑞士。虽然美国尚未正式颁布针对 RISC-V本身的出口限制或制裁措施，但美国依旧能够使用对芯片设计软件和开发工具进行出口管制、要求美国个人或企业对华合作申请出口许可等措施，打压全球 RISC-V 市场生态。
第二，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模型和云存储等开源技术领域呈现出多极化竞争格局。以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为例，该公司于 2025 年 1 月发布了开源模型DeepSeek-R1。DeepSeek-R1 的性能与 OpenAI 的 GPT-4 相当，但训练成本显著降低，据估计约为 600 万美元，而 OpenAI 报告的 GPT-4 训练成本为 1 亿美元。然而，在数据安全考虑的幌子背后，出于政治考量，DeepSeek 在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捷克等国被禁止或限制使用。在算力方面，美国通过对华芯片封禁，限制科技投资、云服务与数据传输以及与盟友打造算力“包围圈”等手段，加强对华遏制。开源软件的多极化趋势既为各国提供了追求技术自主的新路径，也被政治博弈所裹挟，影响着全球科技生态的演变。
第三，与开源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权亦呈现出多极化竞争格局。目前主流开源协议包括 GPL、BSD、麻省理工学院许可证（MIT License）、木兰许可证（Mulan Public License）、欧盟公共许可证（EUPL）等。相较于强著佐权（copyleft）的 GPL协议，MIT 和 BSD 协议属于宽容型协议，允许自由使用、修改、分发和转授权，亦被谷歌、微软、Meta 等科技巨头广泛应用。木兰许可证由华为和中国开源社区开发，于2020 年 2 月获得开源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认证。该协议属于宽容型，以中英文双语发布，并以中国法律为基础，反映出中国在开源领域寻求“技术不结盟”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诉求。欧盟公共许可证则属于中等著佐权，侧重于数字主权、公共利益和数据隐私保护，旨在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因此，美国、欧盟及中国在开源许可策略上的差异，体现了在科技发展、法律框架及地缘政治因素方面的多重考量，增加了开源技术的治理难度。
开源技术的初衷本是在全球范围内催生蓬勃的开源社区，但随着开源技术日趋成熟，其在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科技发展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国家的介入使得开源技术逐渐政治化。美国开源技术战略的调整不断推动全球开源技术秩序的多极化和区域化，也增加了其碎片化的困境和风险。
四、结语
数字时代，围绕开源技术的竞争本质上体现了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在此背景下，诸如开源许可证和代码仓库等“技术装置”已演变为新的权力载体。美国的开源技术战略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即出口管制可能保护了其战略利益，但一定会抑制国际合作。美国对冲基金“互联资本”（Interconnected）创始人凯文·徐（Kevin Xu）就指出：“如果对开放合作、开放治理为主要命题的开源技术架设监管壁垒，美国将失去创新竞争力。”随着全球治理进入“平台权力”时代，开源生态体系可能成为价值体系竞争的场域，涵盖了开放与控制、互操作与封闭、多元主义与等级制度等多重维度。首先，在开源技术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开源生态的“碎片化”风险将加剧。其次，开源与硬件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开源化的半导体芯片等硬件领域将成为各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新战场。再次，开源治理的国际规则不仅成为大国间的博弈焦点，也体现了政府与开源社区之间的博弈。
在美国对华开源技术的竞争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开源技术创新面临机遇和挑战。中国于 2021 年出台了《“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将开源纳入国家优先事项。成立开放原子基金会与中国 RISC-V 产业联盟、搭建“码云”（Gitee）平台等措施标志着中国开源生态愈发成熟。企业方面，百度于 2016 年开源的“飞桨”（PaddlePaddle）支持全球 190 万开发者、8.4 万家企业，应用范围覆盖自动驾驶、医疗保健等。华为于 2020 年开源的“昇思”（MindSpore）平台已部署在超过 180 万台设备上，成为 TensorFlow 和 PyTorch 等国际主流人工智能框架的潜在竞争者。可见，中国正在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推动开源技术的整体创新。未来，开源技术竞争的焦点将集中在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作为基础的开源硬件芯片以及技术治理上。为防止“数字铁幕”的降临，各国间建立技术相互信任机制至关重要。
周嘉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国际论坛》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