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社科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在“世界和平论坛冬季系列活动”的发言要点整理。

美欧同盟关系作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议题，其戏剧性变化备受瞩目。深入剖析这一关系的起源、实质与现实分歧，对于把握国际秩序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美欧同盟关系的形成不仅源于天然的情感契合或意识形态同源（美国制度的早期设计者脱胎于欧洲大陆新教精英，秉持“自由与自治”理念；欧洲则视自身战后制度为“更民主多元的创新形态”），更是历史进程中利益博弈的产物。美国制度的早期设计者源自欧洲大陆新教精英，秉持“自由与自治”理念，本质上对欧洲旧制度持鄙视态度，所以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建国后相当长时期的外交底色——核心是强调自主选择、避免卷入欧洲列强争霸，专注于自身领土扩张与国内发展。这种状态直到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才出现转折，但其试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主导欧洲事务的努力，因欧洲国家的疑虑与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未能达成。

真正意义上的美欧同盟关系，是在二战后全面确立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全面卷入战争，通过“租借法案”向欧洲提供大量物资援助，与英法等国结成反纳粹同盟；战后为对抗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美欧同盟进一步巩固，形成了以1949年成立的北约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助力欧洲经济重建、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同时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规范全球贸易货币规则，并构建起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基础的价值观同盟，全球整体呈现出“美主欧从”格局。

然而，美欧之间深层次的差异从同盟建立之初便已存在，且随着时代发展日益凸显。在制度体系层面，美国是单一国家、单一语言文化、单一政府制度下的两党制，政治运作更接近零和博弈；而欧洲由多个国家组成，语言文化多元、政府制度各异，实行多党制，协商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种制度差异导致双方对民主的认知存在显著分歧：欧洲不少国家认为美国并非民主典范，而特朗普政府则指责欧洲打压反欧盟右翼势力不够民主。为防范极端主义抬头，德国主流政党设立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法国各党派组建“共和阵线”遏制国民联盟扩张，尽管荷兰、意大利等部分国家反欧派掌权，但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中左中右及中间派仍占据多数席位，彰显欧洲主流力量对现有秩序的维护。

与此同时，美国对欧洲的态度日趋复杂，从将其视为“可利用的盟友”逐渐转向“恨铁不成钢”，认为欧洲的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福利主义等理念如同“腐朽堕落”的旧制度，会对美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世界观与价值观层面，美欧的分歧已触及根本。二战后美欧同盟的基础是“开放经济”“多边体制”“安全合作和民主和平”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如今美国转向“国家本体”理念，与欧盟倡导的“主权转让”“多元一体”形成鲜明对立。欧盟的创立者认为“民族国家”孕育的民族主义易引发战争，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超国家机构化解矛盾；而特朗普团队则将欧盟视为官僚主义的温床，认为美国与信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平主义的欧洲缺乏共同语言。美国高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称欧洲的真正威胁是内部对“基本价值观”的背离，而这种“基本价值观”实质是丛林法则。

2025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更是明确要根除“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理念，这与欧盟的核心利益和本质特性直接冲突，引发欧洲广泛恐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欧洲寻求更独立的角色，聚焦“全球南方”推进贸易多元化；而美国的“MAGA”贸易战与“西半球战略”则将欧洲彻底视为外人，双方在全球治理路径上背道而驰。

这种深层次分歧集中体现在双方的行为互动中。美国的单边主义、硬实力胁迫、经济保护主义与交易主义，与欧盟秉持的多边主义形成尖锐对立。美国以实际收益作为外交决策的核心准绳，“去价值化”使得西方身份定义日趋空洞，而欧盟从民事力量到规制力量再到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角色调整，始终难以跟上美国的政策转向，面对美国丢弃自身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欧盟作为多边机制的坚定践行者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特朗普政府宣称“促进欧洲伟大”，实则被欧洲视为公开干涉内政：不仅质疑欧盟经济地位（全球GDP占比从1990年的25%左右降至约14%，人均GDP约占美国60%），指责其移民政策宽松、国家认同丧失，还公开支持欧洲民粹政党、反对“不民主的”布鲁塞尔治理，甚至在格陵兰问题上的不当诉求引发欧洲强烈不满。

安全领域，特朗普质疑北约存续价值，撤出三分之一驻欧作战部队及相关能力，要求欧洲承担常规威慑首要责任，但欧洲距离“战略自主”仍有5-10年差距，对美军事依赖短期内难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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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撤军，国民警卫队成员在芝加哥街头（图片来源：环球网）

贸易领域，美国对盟友无差别发起关税战，2025年2月再度激活美欧钢铝贸易争端，而欧盟被迫以“以交易对交易”的方式妥协，接受美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胁迫式重塑。欧洲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需通过经济让步、对华政策向美靠拢换取美国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又面临美国将其视为潜在对手的现实，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产生深刻担忧。

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言，美国意图利用欧洲对安全的依赖改写全球经济秩序，而冯德莱恩明确表态欧盟将坚持自身环境与数字监管标准，科斯塔也强调欧盟会坚决捍卫主权、公民、公司和价值观，双方在规则主导权上的博弈已触及同盟关系根本。

综上，美欧同盟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政治存在，其时效性与利益依附性在当代国际格局中愈发清晰。约瑟夫·奈在《世界秩序的未来》中指出，国际秩序的动荡更多源于美国内政因素，“MAGA”理念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对二战后自身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支撑的现实反应。

美国优先政策在经济、价值观、外交等领域与欧洲利益的冲突不断加剧，尽管当前“美主欧从”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但欧洲的同盟幻想已然破灭，要么聚合欧盟的整体实力（目前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美对抗，要么“绥靖换时间”，其风险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导致欧洲进一步分裂，倒退回二战前的状态。欧洲的选择不仅关乎欧洲自身的未来，也关乎世界格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