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夫之的陆机批评互见于其诗论与史论之中。面对明末以来竟陵派风雅道丧的诗学背景，王夫之通过以雅评诗重建六朝诗史，塑造了陆机“务从雅正”的文学典范形象。面对明清之际士人阵营急遽分化的社会现实，王夫之通过《春秋》笔法寄寓历史褒贬，从人品与文品的转变中追溯陆机的成败得失。在严格的伦理道德规范下，王夫之揭示了潘岳“寡廉鲜耻”、陆机“愍不畏死”的迥异品质，并将潘陆诗风分别视作腐俗与本色的典型代表，呈现出明显的抑潘扬陆倾向。从王夫之的陆机批评中，可以看出陆机诗文的经典化历程以及易代之际诗学思想与士人心态的变化。
关键词：王夫之；陆机；雅正；《春秋》笔法；潘岳
在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的诗学批评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相较于清初诗坛折中七子与竟陵的主张，王夫之严厉抨击竟陵派灭裂风雅、败坏世道的种种流弊。他从政治与道德规范反思明代诗学，总结诗道与世道的交互影响关系，并以此作为其文学批评的重要准则。他批评建安风骨和唐代精神，诋讥曹植和杜甫的为人，并在古诗选本和历史评论中重构了三曹、七子、两潘、二陆的品第。尤可注意的是，王夫之称曹植：“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公宴》《侍坐》拖沓如肥人度暑，一令旁观者眉重。而识趣卑下，往往以流俗语入吟咏，几为方干、杜荀鹤一流人作俑。”[1]178-179又谓陆云：“句句序事，乃令人不知其序事。杜陵如此，亦何至为白乐天作俑?若然，则谓唐无诗人亦非苛矣。”[1]104在这种“别开生面”的论诗宗旨下，王夫之《古诗评选》收录陆云四言和五言古诗共35首，而“建安之杰”曹植仅7首，“太康之英”陆机仅15首。
王夫之的陆机批评也显示出文学经典地位的抑扬波动状态。文学经典的形成根源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也受到读者接受、文学思潮、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陆机在六朝文人的诗学话语中位居上品，在唐初的官修史书中被塑造为“百代文宗”,到宋以后却陡然降为“诸公之下”。同时，“士无特操”影响了后人对晋世群才的人品评价，也左右了文学史家对太康诗人的文品判断。比如，王夫之就将潘陆的道德修养和政治识见当作判定他们诗歌品格高下的内在依据。从王夫之的陆机批评出发，可以看到陆机文学接受的历史递衍以及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与士人心态的转变。
一、“务从雅正”:王夫之诗论中的陆机典范塑造
王夫之的诗歌研究是以《诗经》为基础的。“他的诗论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倡把《诗经》当作文学看待。”[2]33这在经学昌明和八股取士的时代无疑是不同流俗的做法。在中国学术范畴中，经学与文学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二者于情感表达则殊途同归。在王夫之看来，对于《诗经》的阐释不能拘泥于传注之书，而要通达地借鉴汉魏以来诗歌的艺术手法及情志内蕴。
故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3]1
这原是针对王通读经“见废于先儒”而发的。王夫之认为王通《续诗》仍可以彰显世道兴衰之由，无损于风人之旨。读诗的根本在于领会古人喜怒哀乐的种种情志，而真情实感人皆有之，并不像华词丽藻一样变化无端。既然诗学精神古今相承，那么人们就可以从汉、魏、唐、宋之诗中窥探风旨。故此，王夫之论诗尤重风雅传统，主张用兴、观、群、怨来评鉴汉、魏、唐、宋之诗的雅俗得失。诚如蒋寅所说：“他评先唐古诗往往以《诗经》《楚辞》为参照系，评唐诗再以古诗为参照系，而评明诗则又以唐诗为参照系。”[4]465
王夫之以雅评诗，特别推重六朝诗人。他认为诗文创作当以雅正为审美规范。一方面，文学情感应当真挚，“是以取天下之精、而宅天下之正”[5]10。在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中，言情被节制在从容不迫、平和有序的范围内。王夫之在评张协《杂诗》时解释说：“雅无逾此，惟不迫故无不雅。”[1]214从《杂诗》十首的语意看，张协通常先景后情，借苦雨彰显君子离群索居、遁世避险的不悔之心。王夫之在评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四首》中又说：“含怨微甚，方可许之曰雅。”[1]210诗贵含蓄，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为至言。善于言情的《古诗十九首》,往往以委婉之笔写出其中的言不尽，情亦不尽。同理，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认为，二陆的赠答体现了两种迥异的情感表达方式：“士衡尚有含蕴，而士龙太露矣。”[6]269王夫之不满钟嵘《诗品》扬子建抑子桓的做法，反将曹丕树立为风雅之道的典型，其《古诗评选》论曹丕《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作》曰：“无穷，其无穷故动人不已；有度，其有度故含怨何终!”[1]178又称晋乐府辞《拂舞歌白鸠篇》“纾徐近雅，大似魏文乐府”[1]39。即这些魏制晋作均有言情而不尽、讥刺而不露的特点。
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应当典雅。王夫之强调诗文书面用语的规范性，反对将口语、俗语带入诗文系统。他批评明代俚调横行：“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3]216实际上，此种情形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泛滥成灾了。王夫之指责曹植为用语流俗之祖，并激烈批评沾染此习气的六朝、唐代诸人。
而潘尼、沈约、骆宾王、李颀皆其嫡系，如“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璠玙美，积久德弥宣”,以腐重之辞写鄙秽之情，风雅至此扫地尽矣。又如“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居然一乡约老叟壁上语。至云“看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则馋涎喷人，止堪为悲田院作谱耳。古今人瞳眬双眼，生为此儿埋没。其父篡祚，其子篡名，无将之诛，当不下于阿瞒。[1]179
王夫之主张在诗歌中以合适的方式抒发情感，反对刻峭警切的明示，提倡文外隐而文内显的迂回。他对曹植的评论，与其说是一种诗学主张，不如说是有感于身世遭际的道德评判。这种双重标准使得他对太康文人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王夫之认可陆诗的缀辞与言情之功，却对陆机入洛以后“词翰之美为累也”感到无限惋惜。
首先，王夫之推崇陆机在曹氏父子之外别构乐府的雅正一体。曹操致力于乐府诗的写作，史称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7]54。王夫之认为曹操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具有动人心魄的强大感染力。比如，其评《短歌行》曰：“以雄快感者，雅士自当不谋，今雅士亦为之心尽，知非雄快也。”[1]16而感人最深者，莫过于情真悲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夫之指出了曹操乐府诗的独到之处：“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孟德于乐府殆欲踞第一位，惟此不易步耳。”[1]19曹丕则一改其父慷慨悲壮的习气，形成了便娟婉约的风貌。王夫之曰：“读子桓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1]20曹魏以后，乐府民歌逐步向文人五言诗转变。到了西晋，受儒家诗教影响较大的傅玄、陆机等人在模拟乐府古题时，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新事和个人情志的乐府诗。因此，王夫之认为陆机在乐府文学史上可与魏武、魏文鼎足而三。
乐府之长，大端有二：一则悲壮奰发，一则旖旎柔人。曹氏父子各至其一，遂以狎主齐盟。平原别构一体，务从雅正，使被之管弦，恐益魏文之卧耳。顾其回翔不迫，优余不俭，于以涵泳志气，亦可为功承。[1]33-34
陆诗的新变在于修辞雅适、音节劲促，譬如《悲哉行》“音响节族全为谢客开先”[1]37。陆机利用修辞和说理等手法，进一步将乐府诗雅化，使其更多地体现出文人诗的特点。
其次，王夫之强化了陆机在拟古诗上追步古人的独构之功。陆机首创模拟《古诗十九首》的组诗，并以此见重于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然而拟古往往成为诗人逞才矜博的工具，后学末流仅得古诗之形而失其神。自明代以来，拟古更被诗论家视作类同剽窃的诗之大病。李攀龙所拟之古乐府，只是更换数字而已，因而被陈祚明抨击为“涂窜本词，尤其拙劣，不足观矣”[8]759。在陈祚明看来，陆机亦步亦趋地拟古诗则保持了情辞的和谐统一：“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8]293拟古若能以古人之形传自我之神、以自我之意逆古人之志，便仍然可以独抒高调。陆机《拟庭中有奇树》末句云：“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9]482摘采兰花是一心为了所思所想，既采之后却忘记了欲贻之人。王夫之认为此诗最有妙意，足以掩映古人。
作者意不可问，拟者亦相求于肃之中，可为独至之情绝，可至古人同调。故人患己心不至，不患古道之长也。[1]208
《古诗十九首》大端言情，大端言境，可谓风雅正系。按照王夫之的推论，只要情意与古人相同，今人的拟古诗便可同于古人之诗。陆机所拟能发独至之情，即能与古人异世同调。王夫之借由评点陆机的拟古诗，为自己古今一致、前后相承的文艺观张本。正如他评明人钱宰《拟客从远方来》时所云：“《十九首》旷世独立，固难为和。然以吟者心理，求跻己怀于古志，而以清纯和婉将之，古人亦无相拒之理。”[10]139在明清之际反思王李、钟谭两派之说的思潮中，王夫之既批评了复古派李攀龙的形似模拟，也否定了竟陵派尽废拟古的因噎废食之举。
针对明代诗学的流弊，王夫之坚持取效风雅的正统路径，重构六朝诗史，将陆机等人确立为“务从雅正”的文学典范。王夫之的评选往往与明代的诗歌选本针锋相对，其《古诗评选》对于曹丕、曹植、阮籍、陆云的评语与钟惺《古诗归》截然相反。(1)王夫之以嵇康、陆云为得四言神韵者，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的核心价值观念，以梁陈五言为古诗之末流而近体之元声，以鲍照为七言乐府之祖，以曹操、曹丕、陆机为得古体乐府风雅正体者。王夫之标举“关情是雅俗鸿沟，不关情者貌雅必俗”[10]373,强调“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5]22。在这里，“志”与“意”、“情”与“欲”成为两两对立的诗学概念，已然具有善恶、正邪之分。不仅如此，王夫之在评鲍照《登黄鹤矶》时提出：“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1]260也就是说，言情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属性，其情犹有真假、纯杂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人情投射的诗情，同样存在真伪、高下的价值差异。这种联系在王夫之的论诗话语中屡见不鲜，他说：“言情诗极足觇人品，度必如此者乃得不恶；大端则雅，琐屑则俗也。”[1]311诗情与人情互为表里。诗人品格决定了有的诗歌表达的是利欲熏心的虚情，有的则表达了高尚的真情，只有后者才称得上雅正。故此，王夫之《古诗评选》将陆机入洛后的应酬之作删削殆尽，直斥为“谄腐庞猥之诗”[1]205。这种诗论与其史论相辅相成。
二、“谀颂为荣”:王夫之史论中的陆机形象重构
王夫之对陆机的诗评集中在《古诗评选》中，且以激赏其诗中的雅人深致为主，批评其入洛后的部分酬酢赠答为辅。这既保证了陆机文学批评的基调，又巩固了主流文学史观中陆机“太康之英”的典范地位。这种抑扬态度互见于王夫之的历史评论中。
王夫之将陆机身死归因于“词翰之美为累也”,从文学品格的转变溯源陆机的成败得失。此种历史新论既肯定了陆机作为江东名士的词翰之美，又批评了由此产生的词翰之累。《读通鉴论》曰：
士有词翰之美，而乐以之自见，遂以累其生平而丧之，陆机其左鉴已。[11]832
机之身名两陨，濒死而悔，发为华亭鹤唳之悲，惟其陷身于司马颖，不能自拔，而势不容中止也。其受颖之羁绁而不能自拔，惟受颖辩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负也。机之为司马伦撰禅诏也，无可贳其死。人免之于斧钺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败，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祸，此亦殆无人理矣。故机之死，不死于为颖将兵之日，而死于为伦撰诏之时。其死已晚矣![11]833
陆机一方面受到赵王伦的胁迫，“不能坚拒之而仗节以死”[11]833;另一方面又受其怂恿，从而“谀颂以为荣”[11]833。这种认知不仅肯定陆机才华横溢，并同情其为历史转折承受恶名。王夫之在史论中总结说：“不死则贼，不贼则死，以琐琐之文名，迫之于必死、必贼之地，词翰之美为累也若斯!”[11]834在明清易代之际，传统知识分子遭遇了严峻的政治危机和残酷的人身迫害。尽管王夫之长期处于艰难险阻之中，却毅然拒绝义军的招请，与瞿式耜、方以智等忠贞之士以名节相互砥砺。他斥责陆机“为伦撰诏”,显然是以其本人的心史与行事为参照。文士名节被王夫之视作安身立命之本。陆机为赵王伦撰写禅让诏书，是为名陨；为成都王颖将兵所杀，是为身陨。在王夫之看来，名陨与个人荣辱的关系更深。王夫之与其长兄王介之在张献忠攻陷衡阳的大变局中，挺立道德主体，甚至不惜舍身赴死。《石崖先生传略》曰：
在崇祯末，人士以声誉相高，腾竿牍、征秋课者遍海内。兄一无所酬酢，暗然如岩穴之士。……张献忠陷衡州，索绅士补伪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门无依，……贼购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问黑沙潭之胜，欲往游。夫之不解兄意，曰：“此岂游山时耶?”兄笑曰：“今不游，更何待?子岂能不从我游乎?”已而私语夫之曰：“更何处得一泓清净水，为我两人葬地耶?”[12]19-20
在王朝鼎革之际，王夫之始终秉持民族大义，严厉抨击为夷狄盗贼效忠的“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11]926。这些人所贩卖的先王之教往往缺乏纲领精意，徒具宫室器物的形式而已。依王夫之所见：“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11]925他将道统与治统等量齐观，旨在凸显儒生和文士在王朝正统建构及礼乐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故此，王夫之认为陆机为窃位者撰诏有违先王之教。为了申明文章大义，王夫之《读通鉴论》言辞激切地说：“机之为司马伦撰禅诏也，无可贳其死”[11]833,俨然坐实了陆机媚主求荣的劣迹。然而，唐修《晋书》和《资治通鉴》其实并无陆机撰诏的历史证据。《晋书》陆机列传但曰：
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13]1473
中朝名士大多被时势裹挟，卷入“八王之乱”中。永康元年，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侍中贾谧及其党羽张华、裴、石崇、潘岳、欧阳建等数十人遇害。陆机因豫诛贾谧有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获胜，进而履职中书。《资治通鉴》卷八十四记载此事曰：“初，大司马冏疑中书郎陆机为赵王伦撰禅诏，收，欲杀之。”[14]2663陆机突遭飞来横祸，被齐王囧诬陷与众人共作禅文，幸赖成都王颖、吴王晏为之大力申辩，才得以免罪脱身。他在《与吴王晏表》中自辩说：“禅文本草，今见在中书，一字一迹，自可分别。”[15]1262实际上，为赵王伦作禅诏的另有其人。《资治通鉴》卷八十四对事情的原委记载颇详：“散骑常侍义阳王威，望之孙也，素谄事伦，伦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夺帝玺绶，作禅诏，又使尚书令满奋持节、奉玺绶禅位于伦。”[14]2651不难看出，王夫之称“机之为司马伦撰禅诏”,是用“赵盾弑其君”的《春秋》笔法，为陆机在诸王篡位过程中的不作为定罪。
然在此之前，陆机为人所诟病的主要是其政治识见与军事能力。魏晋以来，随着文人身份的确立和取士标准的改变，文人的才性与事功成为中古文论与史论关注的重要话题。当时的文学鉴赏往往移植人物品评的话语，将文学风格与作家个性结合起来。在文学自觉与文士观念确立的同时，“文人无行”之说甚嚣尘上。传统儒生、史家、政客乃至文学评论家攻击文人多陷轻薄，不矜名节。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说：“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16]751《颜氏家训·文章》亦云：“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17]238文士恃才自夸，往往因言、因文获罪，由此造成的伤害比兵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修《晋书》史臣在编撰陆机传时，选取了《辨亡论》《豪士赋序》《五等论》等有益于政教的文章，舍弃了其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将陆机在儒教治世方面的才能展露无遗。通过编纂，唐初君臣塑造了一个知权衡而不知祸福的陆机形象。唐太宗将个人成功主要寄托于圣王政治，批评二陆冒危履贵的处世之道：
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13]1488
《陆机传论》着眼于知易行难，直指陆机未把“文章之诫”外化为现实行动。而在军事理论家看来，陆机政治悲剧的根源在于其不习军旅之事，没有领兵之才。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陆机论》中指出：“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18]30概而言之，何去非将文士才能作为军政斗争的关键因素，遮蔽了文学自身的政治功能。
王夫之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文章功用，寄寓了隐居以全其志的耿介之怀。《读通鉴论》对陆机的历史裁判，隐含着王夫之对社会以及人世的现实批判。那么，文章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王夫之如是说：
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违，下以尽己而不失，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乐以之自见，则轻矣。乐以自见，而轻以酬人之求，则人不择而借之以为美。为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玑以饰妇人也；倚门者得借，岂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11]834
文章要有益于政教，于公能够彰显仁义，阐发功德；于私能够陶冶性灵，从容讽谏。有鉴于此，王夫之主张文士在他人求借其文时应当保持正直的人格，否则容易沦为粉饰政治的文化工具，从文学典范变成政治悲剧。
综上所述，通过建构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治统与道统之关系，王夫之有意强调儒生以及文士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将文章之用与天下大道和个人情志勾连起来。王夫之以《春秋》笔法寄寓褒贬，谴责陆机“为司马伦撰禅诏”的失节行为。这种植根于史官实录传统的价值判断，界分了“谀颂以为荣”和“仗节以死”的道德标准，对君主、权贵和普通士人都有一定的现实约束力。王夫之对借文的看重，是对鼎革以后诸如吴三桂之流索求《劝进表》的极度蔑视，对清朝政府开设博学宏词科的无情嘲讽。
三、“两潘腐气”与“平原本色”:王夫之的潘陆异同论
陆机“死于为伦撰诏之时”是王夫之的史家笔法，而潘岳“构愍怀之文”却是历史事实。元康九年，黄门侍郎潘岳受贾后指使，作祷神之文，并因醉而书之。其与贾后的共谋直接导致愍怀太子被废。此等行径为有识之士所鄙，张溥在《潘黄门集》中说：“二陆屠门，戎毒相类，天下哀之，遂腾讨檄。安仁东市，独无怜者，士之贤愚，至死益见。”[19]161时人迥异的反应，正折射出潘陆的不同品格。“尤其到了明清之际，诗文文辞的作用，往往被提升到至高程度，乃至需承担国亡、道丧之责。”[20]65在盗贼操弄权柄的政治环境中，刚直不阿还是助纣为虐，成为文人无法回避的抉择。王夫之在为陆机惋惜的同时，放眼文学史上一系列润色鸿业之作，提醒文士坚守道德底线，警惕文辞带来的风险。
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与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扬雄之《美新》,不幸也；汉明之欲借固，与王莽之欲借扬雄，一也。李白永王东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陆游平原园林之记，韩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于郭有道，苏轼之于司马温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尽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严，待物以正，勿以谀人、勿以悦人，为天下侮，奚足为累，而效不才之樗为?[11]834-835
明帝所借的班固《典引》,与王莽所借的扬雄《美新》,其本质区别在于二者为文之目的是“以承天尽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还是被人利用以粉饰太平、掩饰弊政。王夫之所谓“幸不幸存乎人”,是将文品溯源至人品，认为士人秉性决定了诗文创作的格调。
王夫之的士容论以维护家国与民族利益的正道为本。经过明末亡国之痛，他对历史的思考往往从政治、道德立论，处处借古讽今。在他看来，西晋沦亡源于任用失当：
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11]792
因有贾充、石崇、潘岳等寡廉鲜耻之徒败坏士风，宗室和外戚相互作乱，以致异族趁机夺权篡位。在这段话中，张华、陆机是不畏死的铁骨铮铮之士，与潘岳等贪冒骄奢的宵小之辈形成鲜明对比。明代之亡，何尝不是利欲熏心的俗儒、鄙夫依附权贵所致。王夫之的君子小人之辨实有含沙射影的意味，并渗透进其诗论之中。
王夫之论诗特重关情。他以情之有无作为判断诗歌雅俗的主要标准，反对宣泄个人利欲的市井之情。其评何逊《赠诸游旧》曰：“大端则雅，琐屑则俗也。”[1]311这种倾向与明末文坛排斥竟陵的风气一脉相承。方以智云：“然余恐其类和靖、文潜者，竟陵为之也。余挽此道二十年矣，天下犹有未尽变者，安在天下其不亡乎?治世之音闳以厚，其辞雅，其指远。竟陵反之。”[21]558钱谦益等人直接将诗道与世运联系起来，批评钟惺、谭元春的《诗归》风靡天下，在引领诗坛恶习之时，更肇启亡国灭种之音。(2)朱彝尊借用钱谦益“诗妖”之论，痛斥竟陵诗学流毒不浅：“《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雅祸也。惟诗有然。……《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22]502-503王夫之认为，但凡正经文士，必定不会从涩陋秽恶的青楼哑谜、市井局话、闽夷鸟语、酒肆拇声中取资。
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效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凡民罔不。非竟陵之归，而谁归邪?推本祸原，为之眥裂![1]129
究其原因，在反思明亡的浪潮中，与亡国的罪魁祸首阮大铖、马士英瓜葛颇多的钟惺被遗民群体视作害群之马。王夫之从数千年的政治党争中总结经验，以匡难救国为己志，不时把现实境况与历史故事纠缠在一起。他的这种态度在论潘岳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王夫之分别以陆机和潘岳作为风雅正体和西晋颓风的典型。《古诗评选》所录潘岳之诗仅有《北顾诗》和《哀诗》。王夫之对此两首评价都不高，说《哀诗》“率尔处犹是西晋颓风”[1]204。可见其批评的对象不是潘岳一人，而是整个西晋文坛。在王夫之眼中，这种以理入诗的陋习与宋诗并无二致。
古今文笔之厄，凡有二会，世替风凋，祸亦相等，一为西晋，一为汴宋，虽趣尚不均，而凌杂纷乱以为理，瓜分绳系以为节，促声窭貌以为文，其致一也。二潘、孙、傅、成公之风，大历以后染之而得荒怪；二苏、黄、秦之风，成弘以后染之而得鄙僿。彼两代之覆轨，在前曾莫之恤，不已悲乎?[1]204
王夫之论诗注重“一时一事一意”[3]88,比之书法，则如王献之草书以一笔为妙境。《古诗十九首》等篇无不以高度凝练的语言，集中表达缠绵悱恻的情感。反之，如果语言枝枝蔓蔓，表意不在一情一景，则真情实感荡然无存。“自潘岳以凌杂之心作芜乱之调，而后元声几熄。”[3]88而诗歌一旦关涉议论说理，即如辩士之议论、经生之义疏，容易流于率性粗放，仅有少部分能够以修辞达意。譬如，陆机的《赠潘尼》便全无晋人习气：
诗入理语惟西晋人为剧。理亦非能为西晋人累，彼自累耳。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鱼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广远，会之清至，出之修洁，理顾不在花鸟禽鱼上邪?平原兹制，讵可云有注疏帖括气哉?[1]101
王夫之虽然以情论诗，却不赞成情在而理亡的情理对立观点。无论是诗情还是诗理，都应当源于“自得”,也就是诗人真切感人的体验。情理二者本可兼容互济，言理并非表达至情的天然障碍，比如陆机《豫章行》“尤多曲理”[1]35,陆云《答张士然》“静思密理”[1]209,张协《杂诗八首》“感物言理”[1]215。他们不仅驱除了“潘令《河阳》、子荆《灵雨》一派，翁妪学究”[1]213之气，而且为陶、谢的情至理至之作开先。
总而言之，王夫之呈现出明显的扬陆抑潘倾向。众所周知，陆机是与潘岳齐名的太康文坛的代表诗人，被人以“潘陆”并称。潘陆优劣之争肇端于西晋，经过东晋谢混“以潘为胜”与李充“叹陆为深”的象喻批评，发展为明清诗论辨析情辞关系的典型范例。尤其在明末清初之际，对于竟陵派灭裂风雅、丧失真性情的批评蔚然成风，“洞悉‘巧文’的虚伪，捍卫文学作品的真诚性，成了文学批评中突出的问题”[4]367。出于对晚明政治与文学的反思，王夫之、陈祚明等人对判断文辞的真诚性极为敏锐。陈祚明主张潘岳诗情过于陆机，《采菽堂古诗选》曰：
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夫诗以道情，天真既优，而以古法绳之，曰未尽善，可也。……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8]332-333
陈祚明认为潘诗多情警语切，而陆机往往忧谗畏讥而性情不出。不过，在士人阵营急遽分化的情况下，王夫之将礼义廉耻作为评价真情的道德底线，以此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出自无耻下流之徒的虚情假意，非但无补于检讨亡国的教训，反而有害于诗道。故王夫之视潘岳为“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借评张华《情诗》讽刺潘岳本人“蠢愚烦乱”[1]200。而潘诗之庸俗卑陋，在与陆诗的比较中不辨自明。
陆以不秀而秀，是云夕秀，乃其不为繁声，不为切句，如此作者，风骨自拔，固不许两潘腐气所染。[1]206
面对士人普遍文行背离的情形，王夫之以气节衡量诗情的真伪，批评像潘岳那样望尘而拜却自抒高情的伪诗，倡导陆机《赴洛二首》那种“风骨自拔”之作。《赴洛二首》以微言寄托去吴赴洛之悲苦，如“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靖端肃有命，假楫越江潭”“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1]206等句，用南与北、舟船与车马寥寥数语表明不愿入洛的沉郁心志。陆机赠弟诸诗情景浑然天成，王夫之以为“平原本色故然”[1]205。至于陆机入洛后迫不得已而作的应制赠答之诗，王夫之则极力为之回护：
入洛后，思浅韵杂，下同二潘竞江海之誉，则有《赠顾交趾》《祖道毕刘》一派谄腐庞猥之诗，几令风雅道丧矣。[1]205
在严格的道德底线思维中，王夫之甚至将《赠顾交趾公真》和《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当成陆机在北方与两潘争胜的结果，言语中透露出无限的橘生淮北之憾。
王夫之的潘陆异同论是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底色的诗学审美。通过揭示诗品与人品、文运与国运交互影响的关系，王夫之以士操来衡量文用价值，审视诗情的真伪。在其诗学体系中，潘岳“寡廉鲜耻”导致的腐朽之气，与陆机“愍不畏死”的“平原本色”对比鲜明，从而使潘陆优劣高下立判。
结 语
在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之下，王夫之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并将诗人的器识与诗歌的真情作为衡量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要指标。与清初诗坛“提倡诗中有人，有真性情和真面目”[4]121一致，王夫之注重“度必如此者”的真情实感，试图重建正风正雅的六朝文学史。他推崇陆机在乐府诗悲壮、旖旎之外“别构一体”的雅正之风，塑造了陆机的文学典范形象。针对晚明以来世相变迁、士节不振的社会现实，王夫之将诗人的道德品质纳入其论诗体系，批评竟陵流毒导致人心败坏、国家灭亡。他用《春秋》笔法归罪陆机“死于为伦撰诏之时”,颇有愤世嫉俗的味道。实际上，王夫之对陆机抱有极大的理解之同情。他以比较潘陆异同为契机，严厉谴责谄媚猥琐的“两潘腐气”,崇尚气节铮铮的“平原本色”,甚至将陆机入洛后的部分谗腐诗作当作与潘岳等人争誉的结果。王夫之的陆机批评，反映出明清之际学者建构与完善诗歌批评理论的努力，以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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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涂波:《论王夫之选本批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53页。
(2)参见张欢欢:《亡国悔书:王夫之批评竟陵派的社会语境及思想析论》,《台大文史哲学报》2023年第100期,第64页。
黎思文，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5年第5期35至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