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印太视域下日德两国的战略性接近日益深化，鉴于两国敏感的历史身份，其互动备受关注。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看，两国趋同的"地缘政治想象"是驱动其战略合作的根本动力。第一，两国均视印太地区为实现各自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空间；第二，两国对俄乌冲突等共同外部风险形成趋同认知；第三，两国致力于面向新兴领域构建相似的"印太秩序"愿景；第四，双方通过强调"共同价值观"与"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塑造共同的地缘政治身份。在此共有想象的驱动下，日德在安全防务、多层次伙伴关系、经济安保与前沿领域、规范性塑造领域加速了合作进程。此态势对战后和平体制构成了适应性考验，催化了"北约亚太化"趋势，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战略压力等复杂外溢影响。尽管在美国同盟体系变动背景下，日德战略接近的趋势可能持续，但其深化合作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关键词：批判地缘政治学；日德关系；"印太战略"；战略接近
作者简介：高梓菁，女，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与外交、亚太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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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幕府时期。二战期间，日德共同签署了《日德防共协定》，强化了"轴心国"阵营的关系。战后，基于经济发展需求，日本与西德构建了密切的联系。21世纪初期，日欧关系的升级为日德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双方均强调在各自所在地区（亚洲和欧洲）应担负起的"特殊责任"。日德的历史性互动为印太视域下的两国战略性接近提供了前期条件。当前，基于新的国际形势，日本和德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呈现出由"谨慎克制"向"积极进取"转变的趋势特征。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重要的历史节点下，日德两国逐渐打破战后诸多"政治禁忌"，突破种种军事合作限制，为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变量，也给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带来适应性考验。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多聚焦在日欧关系或日本与北约关系的变化，而对日德战略接近的探讨尚且不足。不可否认，日德关系与日欧关系、日本与北约关系的探讨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都是在全球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各方独立谋求自身利益的表现。其中，日欧战略互动更强调在"泛安全化"背景下，双方去除经济安全风险、提升经济韧性、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在全球科技及数字经济等尖端领域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战略目标。日本与北约的关系互动则是对美国推动"亚太北约化"与"北约亚太化"趋势的动态回应。相比之下，日德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身份的"敏感性"与战略自主的"试探性"并存。日德作为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彼此间复杂的历史情结使得任何军事安全合作都尤为敏感。因此，两国在寻求战略自主、共同介入印太地区的过程中，其行动必然带有规避历史风险的考量，呈现出相互试探、循序渐进的灵活性特征；二是日本对德战略的"工具性"考量。日本对发展日德关系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它高度看重德国在北约和欧盟中的核心地位，试图以德国为支点，撬动并深化日本与欧洲、日本与北约的整体关系。同时，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话语权，引导并维持欧洲在对华贸易、技术竞争及地缘政治等关键议题上形成更为统一和强硬的立场，从而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布局；三是"共同价值观"叙事的双重功能。尽管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但日德在所谓"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法治"等价值观上拥有高度共识，并同样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在新形势下，这一"价值观纽带"被赋予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成为两国在乌克兰危机后渲染外部威胁、加速战略捆绑的"催化剂"；另一方面，鉴于两国敏感的历史身份，反复强调"共同价值观"也成为一种有效的话语工具，用以缓解外界对其战略接近的疑虑，并为其合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供支撑。
印太视域下的日德战略性接近，源于两国对该地区形成的相似地缘政治想象。批判地缘政治学擅长反思传统地缘政治学对客观地理环境与条件的单一依赖，强调要从一个区域概念诞生、发展和演变的主观性因素着手，找到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外交理念等内在诉求。该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日德战略互动的内在动因。基于此，深入把握当前日德战略性接近的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外溢影响，为我国及时做好应对提供参考。
一、日德共有的"印太地缘政治想象"
传统地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地理与政治的关系。然而，随着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在20世纪末的兴起，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为重新界定地缘政治提供了相应的研究范围。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特定区域的诞生并非是单纯的、真实的地理边界，而是由各种实践和想象催生出的想象边界。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放在发掘政治行为体的"地缘政治想象"，揭示行为体背后的文化属性、政治认同、价值体系、思想主张等观念层次的特质。当前，在印太视域下，日德就政策与行为展现出明显的战略性接近。这一趋势发轫于日德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空间构想上的对接、交织与趋同。
1.1印太地区作为转型空间：日德内生性战略的重塑
印太地区被日德视为实现各自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批判地缘政治学关注特定区域概念的诞生，其背后隐含着战略倾向与理念转变。印太视域下，日德在地缘政治空间想象中的思想对接，表现在两国均将该地区视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区域。
鉴于"战败国"身份，日本长期以来对国家民族主义、军事实力发展等均采取谨慎而低调的姿态。但伴随着日本政坛右倾化的趋势，其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谋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意图日益凸显。而这一转变在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安倍上台后多次高调宣扬日本"不做二流国家"，并明确指出，"亚太和印太地区日益繁荣，日本必须在这些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废除了与和平宪法紧密相关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于2014年通过了更为灵活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日本的武器出口和国际安保合作打开了大门。这一进程在岸田文雄政府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2022年，岸田政府出台了"新安保三文件"，彻底打破了"专守防卫"原则，是二战后日本安全理念以及国防方针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其中，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特别指出，在"印太构想"下，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事关日本安全保障"生死"的重要事项。
战后德国的国防政策历来都坚持"克制主义"（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原则，特别是对军事危机的干预等，都是谨慎而克制的。然而，随着全球形势与欧洲内部的剧烈变化，该文化理念正受到冲击，这源于德国国内早已酝酿的深刻反思与政治变迁。首先，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政界与学界已开始公开反思默克尔时代"以贸易促变革"（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的局限性。例如，2016年，德国学者克劳斯·拉雷斯（Klaus Larres）撰文指出，"德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从视其为经济伙伴，转变为一个严肃的全球竞争对手。"其次，经济界的"去风险"意识甚至早于政府。2019年，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其报告中就已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合作伙伴"与"制度性竞争者"，并公开警告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风险"。最后，随着默克尔时代的结束，新政府开始大幅改变德国在安全领域的克制政策，在军备规模、军事架构和安全战略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为德国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政策转变奠定了内在基础。
1.2印太地区作为风险场域：共同外部威胁下的认知趋同
除内部转型驱动之外，日德两国地缘政治想象的趋同，还源于对当前国际环境中关键外部风险的相似感知。尽管"俄罗斯的侵略风险""中国的系统性挑战"与"特朗普同盟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全球性现象，但它们对日德战略接近的"催化"作用，主要通过两国担心风险会外溢到印太地区而实现。
首先是对欧洲战事可能在印太地区引发"战区联动"风险的担忧。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多次强调其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传导感。2022年，日本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同样严峻的事态在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在印太地区"。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则不断提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断，集中体现了日本对欧洲风险外溢到印太地区的担忧。德国朔尔茨政府同样将俄乌冲突视为"时代的转折点"（Zeitenwende），该论调打破德国安全与防务政策上的诸多"政治禁忌"。同时，德国也意识到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全防务密不可分。2022年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学者马尼莎·路透（Manisha Reuter）等人撰文指出，"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会深刻影响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格局。"2025年5月，德国总理默茨发表上任后首份政府声明指出，"一个稳定的、自由和安全的印太地区对德国和欧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次是中国的"系统性挑战"被日德认为是印太地区的"共同风险源"。日本官方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种认知是复合性的：一方面，日本警惕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地区正常的军事活动视为"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也深刻认识到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领域过度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同样，德国近年来强调中国作为"对手和竞争者"的色彩在增加。例如，2023年，德国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新版《中国战略》等官方文件，明确将"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航行自由的挑战，以及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视为关键风险。
最后是特朗普2.0时期，美国同盟政策的不确定性给"印太安全架构"带来潜在的"真空"风险。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让日本认识到不能再完全单方面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例如，2024年，石破茂在其著作中曾公开批评《日美安保条约》的"不对称性"。2025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曾指出，"各国具有适当的战略自主权是维持稳定防务关系的重要基础"，"欧洲——大西洋安全与印太安全密不可分"。同样，特朗普同盟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加剧了德国的"同盟焦虑"。2025年2月，德国领导人默茨曾在赢得大选时宣称，"德国将直面一个新现实：特朗普试图推翻约80年的政策，并提出放弃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可能性。"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GAP）和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发布系列评估报告，则强调了增强德国自身常规防御能力的紧迫性。
面对三重风险在印太地区的投射，日德两国均深刻认识到传统安全框架的局限性，将推行伙伴关系多元化作为核心应对举措，其根本逻辑为通过建立一个多层次和有韧性的"价值观伙伴"网络，来对冲共同面临的安全、制度性和经济风险，以确保自身的战略自主。
1.3"印太秩序"的共同构想：经济安全、科技与气候议程的建构
地缘政治想象是行为体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对他国或重要地缘政治空间做出的"系列战略假设"，即一国对各类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总体看法。正是基于对上述共有风险的深刻认知，日德两国不再仅停留在被动防御层面，而开始主动构想一个以多元议题为内涵的，更具韧性和复合型的"印太地缘政治愿景"。
在经济安全层面，日德均认识到印太地区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本国的经济韧性。日本在2022年5月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旨在强化半导体、稀土等战略物资的自给能力，并积极倡导通过与印度、澳大利亚等伙伴合作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德国则在202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通过多元市场布局与关键技术伙伴关系来增强其经济抵抗力和竞争力。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性在于，都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延伸，并通过印太地区合作来降低结构性脆弱性。
在前沿领域，日德致力于构建"技术民主"。在前沿领域治理方面，日德两国均试图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国际规范制定中发挥主动性。日本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提出"可信赖的自由数据流动"（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强调数字经济需要在开放的同时保障隐私与信任，以此在印太地区推广高标准的数字治理框架。德国则基于欧盟框架，即侧重于"数字主权"与伦理规范，通过输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与所谓"志同道合、共享价值观和高标准"的伙伴国构建"可信赖的数字联盟"（Trustworthy Data Alliance），其推广范围并不只局限在欧洲。对此，日德的共通点在于，都希望在印太地区确立一种高标准的前沿治理秩序，以对冲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在美欧合作与战略自主之间保持平衡。
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上，日德均将绿色转型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0月，菅义伟政府正式提出"2050碳中和目标"，重点关注太阳能、风能、地热、氢能、核能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碳循环技术（Carbon Recycling）的研发等领域。德国则更侧重于通过气候外交与绿色金融推动印太地区的能源转型，例如在德国对印太地区政策方针文件《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中明确提出"通过能源与气候合作提升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2023年，德国发布的《气候外交战略》将气候危机视为核心议题。在印太地区，该战略旨在通过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来差异化地落实其气候目标。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识在于，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非安全化的合作入口，通过技术与资金的投入在印太地区塑造新的制度性话语权。
日本与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并非空洞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具体地体现为在经济安全、前沿领域治理与气候变化三大议题上的趋同，以提升各自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感。
1.4印太地区国家身份的规范性塑造："价值观"与"规则"的双重粘合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区域并非是地理上的真实边界，而是由主观性实践或想象带来的概念性边界，并由此催生带有主观能动性和建构性的"臆想产物"。而概念性边界带来的结果是区域内外群体的"自我与他者"的身份界限。在"印太地缘政治构想"中，日德两国的精神纽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价值观与"基于规则的秩序"。
在价值观层面，两国均强调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西方核心理念，并将其视为"印太秩序"的正当性来源。日本早在"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地缘政治构想中，就突出"自由"与"法治"的重要性。岸田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更明确提出，要推动"开放与包容性外交"，并与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德国亦在相关政府报告中多次强调所谓"人权"与"法治"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繁荣。默茨政府则将中国视为"战略风险"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制度对手"，凸显两国的"制度性对立"因素。这一层面上，价值观不仅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日德两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在"基于规则的秩序"层面，日德均强调应通过制度化安排来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日本利用G7等多个国际平台不断重申"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秩序"，并以此强调"国际法、航行自由和多边主义"在塑造印太地区秩序中的重要性。德国则在其对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中明确提出，要"在印太帮助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并强调反对通过"强者的法则"来维系。这里的"规则"不仅仅是抽象的价值观延伸，而是落实在国际法、多边机制和海洋治理等具体框架之中，成为日德强化战略存在、提升话语权的重要支撑。
可知，价值观提供了日德精神纽带的正当性，而规则秩序则作为实践框架，进一步巩固了日德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中的身份共鸣与战略联结。
二、基于印太地区共有地缘政治想象的日德战略性接近
日德两国形成对印太地区相似的地缘政治想象，在共同利益诉求的驱动下，双方加快战略实践与互动的步伐。
2.1战略转型的实践路径：突破"战后克制"的安全防务合作
日德国家战略的"范式转换"，最直观地体现在两国突破"战后克制"、在印太地区加速安全防务合作的实践路径上。这不仅是姿态性的，更通过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制度化安排和军事互动得以固化。
在制度建设上，日德两国通过签署系列协议，形成日益紧密的防务合作体系。早在2017年7月，日德便签署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为两国的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提供确切的法律框架。2021年3月，日德签署《情报保护协定》，基于该协定，两国可交换军事、网络安全等机密及反恐情报，还将推动日本的防务装备出口。2024年1月，日本与德国政府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该协定提升了日本自卫队与德国国防军在食物、燃料和弹药的相互补给等方面的便捷性，以深化防务领域合作。相关防卫协定为日德加强军事接触、划设利益交集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军事互动上，日德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推动多种军事交流活动。2021年8月，德国向印太地区派遣了"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并于11月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之后停靠日本东京港。日本防卫省称，这是德国军舰约20年来首次停靠日本港口。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联合记者会上称，"此次停靠港口体现了德国积极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的决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举"象征着日德关系的加强，将成为两国防务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德国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艾伯哈德·佐恩（Eberhard Zorn）强调，"印太地区是当前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日德将继续提升部队间的协同作战能力。2022年9月，德国战斗机首次抵达日本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2024年7月，日德再次举行战斗机联合训练，加强空军合作。2024年8月下旬，德国护卫舰和补给舰对日本进行港口访问，并于9月份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这是自2021年后德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又一次军事部署。2024年4月，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Boris Pistorius）透露，"德国陆军或将于2025年与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举行联合演习"。他还指出，"柏林对中国可能在中国南海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东海钓鱼岛周边局势感到担忧"。但截至2025年10月，德方此计划还未有进展。
这些日益频繁且深入的军事互动，标志着日德均视印太地区为检验其新作战理念、提升力量投射能力和实现战略自主的'军事试验场'，是其内部战略转型不可或缺的外部实践环节。
2.2风险对冲的机制构建：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的拓展
为应对在"印太战略"背景下趋同的外部风险感知，即"俄罗斯的侵略风险""中国的系统性挑战"与"美国同盟政策的不确定性"，日德共同选择了以拓展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作为核心的风险对冲策略，为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战略互动提供条件。
日德密集举行双边高层对话。2021年6月，日德首次举行外长与防长"2+2"会谈，德国成为继英法后第三个与日本建立该会谈机制的欧洲国家。2022年11月，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会见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双方就双边议题交换了意见，例如各自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工作，以及在武器和国防政策方面的合作问题。2023年3月，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日本，双方就应对乌克兰危机及东亚局势等防卫安全议题达成共识。2024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再次明确，"德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防卫领域的参与，并将通过联合训练等方式深化两国军事合作"。2025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举行会谈，双方对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动向感到担忧，并强调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应进一步强化合作。德国总统指出，"正是因为在不稳定的时代，日本作为合作伙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年8月，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在东京与来访德国外长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举行首次外长战略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涉及网络安全、防务装备技术合作、经济安全合作等内容。此外，日德两国还会定期召开"1.5轨安全对话"，该活动发起于2014年，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牵头创办，就日德安全环境、欧洲安全形势等安全议题，开展官方、学界与战略界的多层次对话。
在多边层面，日德积极在欧盟、北约、七国集团（G7）、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开展交流与合作。2024年，日本学者森井裕一指出，"对日本而言，与德国合作有诸多好处。德国在北约和欧盟占据核心地位，强化与德国的关系有利于与北约和欧盟加强紧密联系"。他强调，"今后，不能像二战后那样一直依赖美国，日德必须在各自地区提升独立性"，"德国有强化与欧盟、北约等多边机制的选择，日本没有这样强大的地区机制。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强化虽距离遥远但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尤其重要"。德国外交部指出，"德日双边关系以密切的政治对话和国际合作为特征"。两国除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外，其合作的主要多边平台是联合国、欧安组织和北约（日本是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伙伴）。作为四国集团（G4），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2.3规范性议程的实践深化：经济安全、科技与气候领域的治理
日德在"印太秩序"愿景上的趋同，具体通过在经济安全、前沿科技和气候应对等关键领域设置和深化规范性议程来实现。双方的合作已超越传统外交，进入了深度塑造地区治理标准的阶段。
日德两国将经济安全作为双边合作的优先关切。双方不仅就合作方向达成共识，还致力于推动相关磋商的机制化。一是确立合作共识与方向。2022年4月，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日本，双方在降低对中俄的原材料与能源依赖上达成共识，并谋求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深化合作。2023年3月，日德两国首脑在东京举行了第一轮政府磋商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济和安全联系，具体涉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贸易路线和确保未来可持续能源供应的方法"。同时，两国寻求"在关键矿产、半导体、清洁能源、氢和电池等战略性领域加强联合"。二是推动磋商机制化。2024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德国，两国领导人认为，"两国应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相关的磋商框架"。2024年11月，首次日德经济安全对话在柏林举行，双方就"增强供应链韧性、应对非市场化政策及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应对经济胁迫、保护和培育关键和新兴技术等事关经济安全的重要议题交换了意见"。
在前沿科技领域，日德两国通过建立多元对话框架并把握具体领域的治理规则深化合作。一是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例如，2022年3月，第六次德日信息通信技术政策对话（Germany-Japan ICT Policy Dialogue）召开，双方就"数字政策与监管、全球数字治理，以及'超越5G'战略的合作进展"等领域展开讨论。2023年2月，第24届日德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重点关注了"两国在信息通信技术、氢能技术、自动驾驶技术、海洋和极地研究等领域"的科技合作。此外，在青年人才交流领域，双方特别设立了"日德青年专家交流项目"，为来自日德两国的青年学者提供跨学科交流的平台。二是塑造关键领域治理规则。在数据治理方面，德国在担任2022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成员国通过了《促进可信数据自由流动的行动计划》，承诺构建可互操作的数据治理框架。其中，日本是概念的创新者，德国则在关键多边平台中扮演了制度化的"放大器"角色。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2017年签署的《汉诺威宣言》是两国数字合作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规划了网络安全、国际标准化和监管改革等领域的合作，并确认了数据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在工业4.0和物联网领域，两国合作已深入到具体的研发层面，如日本信息通信研究机构（NICT）与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的合作。在人工智能（AI）领域，2019年4月，日本、德国和法国建立了"三边人工智能联合研究"框架，重点涵盖机器学习、人机交互，以及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与伦理合规性等关键领域。三是推动技术合作向军事防卫领域渗透。2024年5月，日法德当局签署了《电磁炮技术合作实施指南》，推动三国向先进武器系统的国际合作发展。2025年9月，日德举行"防卫安全产业论坛"，有超过25家企业及相关机构、国防采办部门参与，涵盖陆、海、空、航天、网络等领域。这些合作旨在刺激两国军工企业发展，并通过武器联合开发来提升各自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在气候应对方面，日德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呈现出由双边机制到第三国实践的多层次延伸逻辑。首先，构建能源转型伙伴关系。2023年的政府间磋商确认，两国将加强在氢能、氨能与循环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其次，在印太地区第三国能源转型中开展合作是两国气候应对合作的重点。例如，"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伙伴集团"（IPG）向新兴经济体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的框架，以加速后者的脱碳进程。在针对印度尼西亚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项目中，2025年，在特朗普政府退出的背景下，日德主动扮演联合领导者角色，以填补美国在印尼"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框架中200亿美元的空缺，并支持印尼逐步淘汰煤电并发展可再生能源。可知，通过在第三国的联合行动，日德得以提升各自能源外交的外部影响力，并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形成合力。
日德在经济安全、前沿科技与气候应对领域的深度合作，是双方基于对印太地区共有地缘政治想象下的具体实践，旨在将战略愿景转化为塑造地区秩序的实际行动，以共同致力于构建并维护一个符合彼此利益的区域秩序。
2.4秩序话语的共同塑造：以"价值观"与"规则"构建地缘政治身份
日德"印太战略"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两国均强调西方共有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以此为政治工具，在印太地区进行阵营划分，为谋求各自利益营造利己的舆论空间。
通过高层互动将"共同价值观"制度化。在实践中，这一精神纽带通过制度化安排与持续互动被具体化。2023年3月签署的首个《日德政府协议》是价值观实践的集中体现。协议开篇即强调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于"自由、尊重人权、民主、法治、开放、自由和公平贸易以及多边体系等共同价值观"。这一文本化确认，使宏观愿景的"精神纽带"正式上升为双边合作的法理基础。此外，双方还致力于设定高层访问目标。例如，2022年4月，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访日的目标之一为，"与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2024年10月，两国外长举行电话会晤，再次强调日德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基本原则的重要伙伴"。这种持续话语强化确保了价值观框架在合作实践中的稳定延续性。
通过一致行动目标推动印太地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愿景，这一抽象理念被进一步转化为可执行的行动纲领。一是明确的共同行动目标。无论是高层会晤还是战略文件，日德都反复强调"合作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这不仅是愿景的重复，更是两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二是对"强权政治"的制度性反对。德国在其对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方针中明确提出反对"强权即规则"，而日本则在多个场合强调"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意味着两国在国际法、航行自由、多边机制等议题上采取协调立场，从而为其秩序叙事注入制度与行动支撑。
三、印太视域下日德两国战略性接近的外溢影响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印太视域下日德两国的战略性接近，为本已复杂的地区局势带来了新的变量。此举不仅反映了两国寻求更大作为的共同愿望，也与地区内大国博弈、联盟体系调整等宏观趋势交织在一起。
3.1对战后和平体制的适应性考验与国际体系风险
日德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其和平主义原则与军事上的自我克制，长期以来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两国在印太地区深化安全与防务合作，是对战后体制的一种适应性考验。
首先是对战后军事限制框架的"松动"。日本通过战后"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并将军事防御能力限制在"自卫"范围内。德国同样也在冷战后期和两德统一后的和平承诺中，保持对军事干预的克制与谨慎。而当前，双方军事合作和防务实操性正逐步打破这一限制，不仅突破了"自我设限"的传统框架，而且暴露了试图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野心。日德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互动，一方面确实在实践层面逐步突破了传统的"专守防卫"或"克制主义"框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未来走向的关切；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两国在美国同盟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寻求提升自身战略自主性、降低对单一安全依赖的必然选择。
其次是增加了战后全球安全秩序的复杂性。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德国和日本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全球"竞赢"战略目标。拜登政府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将其总体战略目标确定为"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塑造外部战略环境"，"最大限度地形成有利于美国及其盟伴的实力平衡"。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日德关系的"印太化"是美国当前对外战略架构的重要支撑，即通过"印太战略"整合其在亚太地区的盟伴力量，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此外，日本作为核心次级节点拉拢德国参与，增强了美国全球战略架构的多边性和国际"合法性"，恐将会促使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更为积极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这一趋势可能为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增添新的变数，并对原有的力量对比动态带来一定的扰动，增大了地区军备发展和事态升级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有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连锁反应的潜在风险。正如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会前报告《"双输"？》中指出，印太地区或将出现的风险升级令人担忧。
最后，或冲击战后秩序中的价值观体系，加剧不同叙事之间的对立与分裂。战后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主导的，特别是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日德两国在印太地区反复强调"共有价值观"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两国关系深化中的"粘合剂"作用，否定和排斥其他异质文化体系和国家治理模式，易挑起不同文明与国家体制间的矛盾与冲突，以此为边界区分印太地区国家与非印太地区国家的身份差异，恐会进一步加深与非西方国家间的价值观冲突，加剧战后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裂与对立，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3.2对北约"亚太化"趋势的催化与地区阵营化风险
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着力推动盟伴体系向网络化形态发展，在亚太地区打造战略指向明确的复合围堵盟伴体系。北约作为西方国家安全合作的核心平台，开始试图扩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德战略接近与北约近年来寻求"亚太化"或"全球化"的趋势相互呼应，但两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催化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推动。
日德合作成为连接欧亚安全板块的"桥梁"。北约的"亚太化"是关键环节，强调北约的跨区域力量投射，而日本是北约"亚太化"的核心地区支点。日本希望强化其与北约等地区性安全组织的关系，进而拉拢北约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干预与介入，以联合牵制中国，而在北约扮演关键角色的德国，是日本重点拉拢的对象。在此，日德战略接近恐进一步加速北约"亚太化"趋势的实质化。2022年，北约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应对中国对北约和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挑战"。同年，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首次参与北约峰会，标志着北约与印太地区非成员国间的安全对话日益密切。同时，近年来，北约成员国相继参与美日"利剑"（Keen Sword）联合演习、美国联合20余国举办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等，逐渐扩大了其在"印太"海域军演的参与程度与范围。
此外，日德战略性接近提升了地区阵营化的潜在风险。美日通过"泛安全化"的外交叙事策略企图凝聚北约的亚太安全关切，作为欧洲方向重要的"意见领袖"，德国对这些外交叙事接纳程度直接影响了北约"亚太化"的进程。德国的参与虽然不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直接具备军事威慑力，但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其政治支持与合作姿态，以及"嵌入式"试探无疑增强了美日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多边性质。从目前来看，日德关系的快速深化将推动北约国家与美国对"亚太同盟关系"中的安全承诺捆绑，从而带来同盟机制互嵌，在地区内形成对立、割裂的阵营对抗局面，刺激部分地区国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高风险的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被日本引入亚太地区，将会给地区安全稳定进一步带来挑战。
3.3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新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在"印太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积极，拉拢域外大国德国介入地区事务是其削弱中国影响力、阻碍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给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复杂因素。
第一，日德战略性接近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新的变数。在中国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对日愈发形成不对称性优势的背景下，日本高度重视通过联盟性外交手段，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捆绑其他美西方同盟与伙伴国家提高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以集成战略力量对中国发展进行战略制衡。安全与军事合作是日本与德国战略接近的重点关切，围绕其逐渐丰富、完善了合作的内容与机制保障，日本有意将德国以及其代表的欧洲力量纳入开展对华战略遏制的阵营之中，并进一步打造日德、日欧的"准同盟"关系，这无疑为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增添了新的安全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来源。具体来看，一方面，日本高度重视引导德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选边站队"，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岸田政府的穿梭外交就反复提及"不允许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表述，以渲染周边安全危机为切入点，企图拉拢更多重要国家否定、驳斥中国在台海、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削弱中国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日本高度重视"泛安全化"的对德外交方略，将经济安保战略嵌入对德关系中，企图对接德国的"去风险"政策构想，从而引导德国在供应链、高新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对华"脱钩"，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施加阻碍。
第二，日德关系的强化间接影响了中欧关系的稳定。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与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延伸，实际上也间接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对华政策与认知。近年来，欧盟对华态度日趋复杂，特别是在经济、安全和人权等领域，欧美的竞争性愈加突出。德国也遵循了欧盟对华的三重定位原则，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在相关国际议题上保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中，日德两国的合作有引导欧洲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战略空间施加压力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了中德、中欧间的战略互信与协调。
四、前景展望
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德战略性接近的前景充满变数，一方面双方基于对印太地区共有的地缘政治想象，在各领域的利益捆绑将进一步加深，但另一方面，两国关系的深化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未来可预见的是，"印太战略"下日德双方的战略性互动与靠拢将加速。日本与德国分别作为美国在亚太与欧洲的核心盟友，一方面将继续配合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以共同应对地区威胁为噱头，推动"印太战略"务实化。日本将逐一拉拢域外国家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搭建双边互动链条，协助美国塑造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安全格局；另一方面，日德也将趁机"借船出海"，依靠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谋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主动寻求战略自主接近，试图深度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提升各自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而日德战略对接的基础在于双方对印太地区的"秩序"、利益与愿景相联动、相协调。基于对印太地区共有的地缘政治想象，日德在战后重新走近，在安全防务、经济安保、科技合作、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深化双边关系，此举可能提升国际体系层面的风险系数，增加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并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挑战。
而2025年特朗普政府坚持的"美国优先"原则和"孤立主义"理念恐将进一步冲击传统的同盟体系，为日德开展自主外交，加快战略接近提供外部条件。特朗普威胁自2025年6月1日起对进口来自欧美额度商品征50%关税，招致欧盟强烈不满。德国有研究显示，此举可能导致德国经济在2025年至2028年之间累计蒙受2000亿欧元损失。美国此举将给德国支柱产业带来巨大冲击。面对特朗普的高压政策，默茨总理尝试重塑美欧关系，他近期表示，"若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冲突升级，欧盟可能会对美国科技企业采取报复措施"。而德国将完全支持欧盟的做法。同样，日本对美战略也在调整，战略自主性有所增强。特别是，在此次日美关税谈判过程中，日本对美态度出现罕见强硬姿态。虽然日美双方已在2025年7月正式达成关税协议，但双方在诸多核心领域仍需进一步交涉。特朗普关税政策给美国同盟关系带来的冲击，促使盟国战略独立性与自主性也随之增强，为探索盟友及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间的互动与协同带来可能性。
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到当前日德战略性接近也面临诸多国内阻力。德国目前政坛动荡，未来局势迷茫。德国经济受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而陷入低迷，正面临着连续两年的GDP萎缩，内政动荡与经济低迷掣肘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自2025年5月初正式上任以来，默茨政府在内政领域面临来自反对党、社会舆论乃至执政联盟内部的强烈质疑。近期民调显示，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显著下滑，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却再创新高，反映出德国选民对默茨政府的不信任感正在加剧。另外，在领导力方面，德国虽然已经抛弃了历史上形成的"逃避领导的反射"（leadership avoidance reflex），但是其"能力和期望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而受自民党"黑金丑闻"等事件的影响，日本政局同样危机四伏。2025年7月，日本举行参议院选举，执政联盟遭遇"历史性惨败"，在国会众参两院同时成为少数派政府。9月，石破茂表示将辞去首相职位，日本政局再次陷入动荡。日本政坛碎片化、右倾化、民粹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不论谁执政，日本今后政权的运转都将遇到较大困难。内政的不稳定势必会影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给未来日德两国战略性接近的走势带来变数。
更重要的是，日德两国对华依赖度较高，两国在"印太战略"背景下联合对抗中国的政策也充满矛盾。虽然在日德对印太地区共有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双方都将应对中国视为重要议题，尝试摆脱对中国的单一依赖，以及将中国视为"威胁"与"挑战"，尝试在关键领域对华"去风险"。但实际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才是德国认为的"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依然被德国认为是需要强化经济合作与往来的伙伴。近期，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发布《2024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较热，项目数量达到199个。有相关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对德国新建投资保持稳定，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在新建投资领域一直位于前列。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依然势头良好。2025年3月，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达成二十项重要共识，涉及众多领域。在中日、中德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日德战略性接近，尝试减少对华依赖，以及在关键领域对华"去风险"等举措，势必也会有损自身实际利益。
五、结 语
长期以来，日德两国作为"战后国家"，在军事上自我束缚，秉持"克制主义"，展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但受制于地理距离，双方的安全合作有限。近年来，"印太战略"的兴起为两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交集点。日本主动拉拢欧洲力量介入地区事务，而德国则借此机会强化其全球政治存在，两国逐渐将彼此视为制衡地区大国、提升自身话语权的重要战略伙伴。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视角看，两国对印太地区共有的地缘政治想象，尤其是在国家战略转型、伙伴关系网络、多元议程构建和价值观身份塑造等方面的理念契合，这是驱动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根本动力。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安全防务合作的深化，更是延伸至经济、科技和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两国尤为突出"价值观"与"规则"的重要性，试图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与理念来塑造区域内外的身份认同。
日德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接近，揭示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这一趋势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地区安全以及中国的周边局势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冲击与挑战，为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带来了新的变量。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国一方面应通过高层次外交对话，加强沟通、减少误判，寻求合作共识；另一方面，也可利用美国同盟体系变动的契机，在推动自由贸易、深化多边合作等领域与日德加强利益捆绑，在妥善应对挑战的同时，稳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