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交叉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史上，欧洲东方研究、美国区域研究等在智识与研究路径上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然而，欧美相关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实用性与学理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当前，我国正在探索的区域国别学力图实现学科之间、全球知识与话语之间、全球学理与实践之间的互联互通，指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上，学界应探究知识迭代，发扬自身特色、寻找个性化线索，双轨推进学理研究与实践应用，最终汇聚成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使之真正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凭借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资源投入，区域国别学在中国高校成为方兴未艾的制度建设和学科增长点。自区域国别学设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然而，现有研究对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不足、我国应如何规避研究误区等考量不够全面，对生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具体路径的讨论尚不充分。因此，本文梳理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分裂，阐述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是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并针对欧美既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分裂之处，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解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互联互通属性，继而展望超越既有研究、生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可能路径。
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分裂
近代以来，经过早期的知识沉淀与长期的学科建设，欧美相继发展出欧洲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与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构建起全球主导的研究范式。尽管这两种范式在智识与研究路径上为今日我国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但其“区域”及研究呈现不同程度的分裂，尤为需要辨明。
（一）欧洲东方研究与殖民研究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出现东方研究及相关学科建制。早期的欧洲东方研究主要为神学服务，东方学家大多是神学家。随着欧洲列强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东方研究的服务方向逐渐从神学转向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求。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达到顶峰，东方研究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中得以建制化发展，殖民政府和跨国公司（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随之参与到东方研究的知识生产中。英、法两大殖民帝国成为早期殖民研究的主要供给者。此时，原本相对独立的东方研究正式服务于殖民主义，成为殖民主义的又一锐利武器。
（二）美国区域研究
在美国正式开展区域研究之前，其对域外世界的研究沿袭欧洲东方研究的路径，且绝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重心是欧洲。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参加二战，美国军方在大学大规模启动多项培训项目，对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展开研究。从那时起，大学、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基金会构成美国区域研究的“铁三角”。随着冷战爆发，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Спутник-1），在美国朝野引发巨大震动。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成为美国政府牵头展开大规模区域研究的开端。
冷战对抗、管理世界的巨大需求促使美国区域研究繁荣发展。在欧洲东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在区域概念、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建制等方面做出创举。在区域概念上，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区域命名系统做出区分。例如，美国将“远东”“中东”“近东”等区域逐一命名为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在研究内容上，欧洲东方研究侧重于文化、语言、文明等方面，美国则将研究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在学科建制上，美国将区域研究放在大学中，区别于欧洲常见的学院式布局。在学界、基金会及政府的多方推动下，美国区域研究相继产出苏联学、中国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一系列理论成果。
（三）欧美区域研究中的“分裂”
在本体论上，欧美区域研究缺乏对“区域”的整体感知。现有的区域认知多半基于自然地理的经纬，比如东亚南亚、北美南美、西非中非、北欧东欧等。多数研究者所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对这些板块之上的政治体系、军事集团、经济贸易区块或文化圈展开描述追踪。但是，分区简明的区域/国别观念也可能屏蔽掉一些有研究价值却非自然地理区域，令经验不足的研究者止步于表象的探究，缺乏对“区域”观念的整体感知，进而导致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地区、建构各自范围内的具体知识，并无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之整体学问。研究者对其本体论、核心问题及概念体系缺乏共识，各个领域无法对话成为区域研究在后期发展中难以突破的瓶颈。
在认识论上，欧美区域研究形成“欧洲—非欧洲”“西方—非西方”二分法。这种二分法起源于欧洲殖民时期的东方研究，后经美国区域研究而日益加深。欧洲殖民帝国在认识论上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远远隔离开来，形成欧洲看待世界的二元对立式刻板印象。在这种二分法里，欧洲是知识与认知的主体，“非欧洲”则是知识与认知的客体。20世纪初，美国创造性地用“西方”一词取代“欧洲”，原来的“欧洲—非欧洲/世界其他地区”被替换为“西方—其他地方”。在这种新的二分法中，西方代表着知识的主体，其他地方依然被指定为知识的客体。
在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中，欧美区域研究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近代以来，在殖民主义破坏、征服与掠夺中，“文明使命”“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感”等话语相继出现，将殖民扩张和对土著人民的剥削合理化，殖民地成为所谓“文明国家”的势力范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文明等级论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也渗透在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之中，使其研究中带有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欧美的自我中心主义影响其对所研究区域的话语塑造，使得区域本土话语受到压制，欧美话语成为主导话语。
在实用性与学理性方面，欧美区域研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其学理发展。虽然美国区域研究提供了全球研究范式，但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难以为“学”。“学”之所以称为“学”，不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有专门的数据、对象、样本，而且要形成本学科专属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体系。普遍认为，美国区域研究只做具体事件、问题和人物的解说，尚未形成独立的本体和工具，其学理性发展不足，未能创建和贡献新理论。
概言之，欧美秉持分裂的思维看待区域、研究区域。这种思维源于其以局外人的身份，采用“自我中心主义”视角居高临下地观察外部世界。尽管美国区域研究突破了欧洲东方研究范式，但亦沿袭欧洲东方研究的种种弊端，这限制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也使之易因时势变迁而式微。
弥合分裂：构建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新整合世界。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合，中国致力于构建的区域国别学应是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这意味着，中国学界需要在既有欧美区域研究基础上，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弥合欧美区域研究中的分裂之处，将融通贯通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全球学理与实践互联互通。
（一）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密不可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关乎中国与世界经济、与周边乃至与全球的伙伴实现经济、贸易、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依存、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往中国缺乏对这些地区和国家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不同的文明、区域和国家。与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相配合，当下中国应发展出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
当前，缺少共同的学理基础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难点之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以解决问题为要义，需要集合各个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从多个角度力求完整地解决问题。学科间的互联互通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基于自身专业基础，以问题为驱动，融通相关学科共同寻找影响某个区域或国别的核心要素，增进人们对该区域或国别的理解。与解决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后如何超越原有问题、提出一套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三）实现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
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立，不仅具有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塑造域外知识体系的战略意义，且有试图打破西方知识与话语垄断的全球意义，有利于促进全球知识与话语的互联互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历史使命。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意味着形成对域外世界的自身观察，而不是用他者眼光看世界。自主知识体系还意味着充分发掘与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原始知识，尤其是其中被压制的知识或话语，这将可能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垄断，有效增进国际理解，避免国际对抗。在汇聚、比较全球各地的本土知识基础上，建构起相关概念与理论，实现从知识到理论的学理转化，不仅能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理论创新，亦将从根本上赋予区域国别学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四）实现全球学理与实践的互联互通
美国在发展区域研究的过程中，建立起丰富的区域知识体系。然而，美国区域研究过于迎合现实，缺乏学理建构，其实用性与学理性的日益分裂导致区域研究发展后劲不足。目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尚为薄弱，其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并未成型，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仍有差距。学理与实践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实践相结合，最终实现全球文化本土化，以及中国经验理论全球化。
超越中国既有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方向事关国家战略，持续地扎实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为此，学界需要从既有不足出发，群策群力探寻改善现状与解决问题的线索，共同构筑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
（一）既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已积累相当的基础。知识进步的关键在于继承中创新，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更迭和不同观点的对话。依此衡量，现有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自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国别研究专项以来，区域国别学在两个方向上取得长足发展。一是在此前国际问题研究基础上，中国对世界各个区域的研究快速发展，弥补此前存在的短板和空白。二是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受到重视，学界出版了一系列以“区域国别”为名的著作，广泛探讨区域与国别的概念、区域国别研究的谱系，构建出区别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区域概念，建立理论体系框架，从不同视角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
（二）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第一，探究知识迭代，共塑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所谓“知识迭代”是指知识更新与提升，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次迭代，不仅是对旧知识的筛选和对新知识的生发，更是分析范式与方法的不断扬弃式跃升。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仅需要经费投入和机构创设，需要研判时事和跟踪对策，更需要关注研究角度、方法和范式，关注能否在这一领域推动真正的知识迭代和学术生长。
第二，发扬自身特色，共筑中国区域国别学根基。经过长期探索与发展，全国各所高校大多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传统与重点学科发展方向。各高校应明确资源的有限性，把握现有学科与人员特点，结合所在地区特性，根据社会需求和本地情况明确自身特色。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与对外交往极具特色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各个地方高校发挥积极性，激活各自的存量资源、研究潜力，并进行探索尝试。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既要有宏大命题和宏观视角，也应当重视不同的小切口和个性研究，培育丰富多彩的研究类型，从各自特色、周边特色中挖掘、打磨、提升、深化出好的理论范式。对学校而言，有个性才能够站住脚，逐渐产生影响；对整体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而言，各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发展出个性鲜明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其所属的领域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共同筑牢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根基。
第三，兼顾学理研究与实践应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持续发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不仅要为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建言献策，亦要善于思考学科发展的远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学科建设或对策建议，乃至与国外的交流对话，可以从多样化、个性化的线索入手，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活力。中国各地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若下功夫捕捉类似线索，重视那些切口更小、挖掘更深、内涵独特的题目，不仅能使其发展成为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自主性知识，更可打造出适合未来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高价值质料。
结语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欧美相关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实用性与学理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是一种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其以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全球学理与实践互联互通为内涵，以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在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上，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区域国别学尚处于“初级阶段”之现实，挖掘出切合自身的创新特色，将政策研究与学理研究双轨推进，将经验事实进行学理转化，提炼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丰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国别学的面孔。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形成一定是通过一个个扎实的研究、通过各个地方学派的贡献，在发掘与比较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汲取知识、提炼理论、获取方法，从而生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各种角色充分施展之日，方是中国特色形成之时。
王逸舟，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婉潞，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摘自：《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