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在全球的逐渐展开，特别是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列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以来，区域国别日益成为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门研究领域，这一建设之中的学科亦有一跃而跻身当世显学的煊赫声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都不乏敏锐的重要学者，热切地力图将本学科的知识传统、研究范式、实践关切、理论主张及学术资源等接引灌注到这个新的交叉一级学科之中，建立本学科在新兴交叉学科中的影响力、话语权，这为区域国别学中催生出的不同流派或研究路径之间群芳齐放、争奇斗妍式的繁荣提供了条件。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以此为指导，区域国别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阶段
与成熟的传统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具备较高共识和相对稳定的规范相比，区域国别学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来自不同传统学科背景的意见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关于研究对象，有的学者将区域国别学视为广义上的地区研究，所研究的即是某一特定的地区，只不过在一些情况下所研究的地区的疆域恰为某一国家；也有学者明确将其区分为国际区域和国别两个部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下的两个层次，由此可分别研究其发展演变及相互联系的规律；还有学者提出，除了“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具有诸多相似特征的民族国家”之外，“部分区域或次国家级别单元”也可以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
再如，关于研究方法，有的学者呼吁以国际关系学或世界史引领或介入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及学科建设，有的学者指出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是区域国别学的三大支撑学科，有的学者则认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等学科都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学科性知识和框架，可以根据所擅长的学科视角和熟悉的研究方法自行选择，有的学者强调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人文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不可偏废，还有学者认为研究方法应当兼顾对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及应用性知识等三类知识的生产。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几个学科在形式上拼组到一起，进入实际研究却仍然是各说各话”，希望能通过多学科合作形成跨学科融合的新范式，认为“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学科交叉中明确学科边界”，要实现在“交叉”之下的“归一”，突出“融”和“一”，从“合多为一”到“化多为一”“形多实一”，建立起本学科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对新兴交叉学科而言，存在不同主张并非坏事，反倒展示出不同学科的异质性理论在同一场域通过密集交流碰撞遒劲创新、开辟学术新天地的勃勃生机。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现阶段仍然是推动区域国别等学科发展发挥重大作用的时间窗口期。一个新兴学科走向成熟的过程，一般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是对交叉学科来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得到公认的学科范式。可能构成其来源的亲代学科，往往是“借出”其已有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理论范式来帮助理解新兴交叉学科面临或需要处理的对象和问题。这就好比一部三国故事，由袁阔成先生来讲，讲出的是袍带书的大气堂皇和历史感；由单田芳先生来讲，则能讲出短打书的市井游侠互殴的诙谐感；而马伯庸先生来讲，就成了《风起陇西》式的古装谍战剧；如果让柯南道尔或者写《大唐狄公案》的高罗佩来讲，可能悬疑刑侦色彩还会更浓。总之，投身交叉学科的学者可能会运用自己熟悉范式和工具来分析新兴交叉学科的对象和问题，并在此过程中给新兴交叉学科打下原有学科及学科范式的烙印。
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换言之，就是杂取种种，去粗取精，折冲中和，合成一个。交叉学科建设最终不能搞成多学科“会诊”，而是要形成相对完整独立的学科范式。不能是物理式的混合，而应是化学式的化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两个结合”时深刻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阶段的区域国别学也应该是相关学科通过“化学反应”造就有机统一的学科范式。
第三个阶段是“万法归宗，收了神通”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新的学科方法或者分析范式已经被广泛接受。后面的工作就是按照相对成熟定型的分析框架，利用不同领域、区域或层次的数据及案例来验证已经形成的各个理论命题，探寻各类现象背后具体的规律。但长期来看，慢慢会陷入一种“精巧的沉闷”甚至“精致的平庸”之中。此时学者们所做的大都是比较规范的、精细的研究，不像前两个阶段容易产生大的理论见解和应用对策创获。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的区域国别学总体来看处于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的时期，理论和应用研究创获的自由度和空间仍然非常大。
二、区域国别学的价值取向
尽管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作为一门在新时代中国成长起来的新兴学问，区域国别学并非野蛮生长，关于其价值取向等基本特征，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达成了若干重要共识。区域国别学并不虚假地宣称遵循所谓“价值中立”，而是具有独特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一，区域国别学摒弃了“东方学”“非洲学”等欧美兴起的地区研究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类研究源自英国、法国、荷兰等为更好巩固对殖民地原住民的控制和统治而开展的对当地知识的专门而系统的掌握。二战后美国军事力量向全球扩张，衍生出的为履行对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控制区、占领区管理职能而产生的对当地语言、制度、习俗等知识的需求，产生的知识成果相当程度也属于这一范畴。萨义德曾将这类研究定义为西方建构东方文化的偏见性思维体系，揭露了其作为西方确立自身优越性的“他者化”工具的本质。实际上，这类研究的影响不仅在于对自身“优越性”的强调，更在于其“往往把西方的知识以及西方的经验普遍化，把西方的制度和价值标准化，并将其运用到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扩张性意识形态。
第二，区域国别学更非直接服务于殖民侵略的“满蒙学”“满鲜学”。近代以来，日本为侵略亚洲大陆，雇佣大批学人从事所谓“满蒙学”“满鲜学”研究，实则为武力侵夺中国、朝鲜等土地和资源开展国情调查和情报收集。区域国别学倡导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显然绝非这类以霸凌侵略为目的的“学问”可比。
第三，区域国别学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一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睦邻友好理念。对待周边地区，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惠及周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携手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二是天下一家、厚往薄来的大国担当情怀。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扩大单边开放，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推动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三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合作精神。面对武装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中国的立场和作为始终光明磊落，就是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坚持穿梭斡旋、劝和促谈，为和平而奔走，为推动局势降温而努力，为促进全球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四，区域国别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学，而非霸权主义之学。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明确、长期、制度化宣示永不称霸的国家。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毛泽东同志也对此表示“赞同”。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郑重宣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方倡导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区域国别学的价值取向，正是通过对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加深彼此沟通与理解，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五，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相适应，区域国别学具有明确的使命任务，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人类共同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道路选择”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全人类共同现代化指出了可行途径。区域国别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立足世界各国各区域实际情况，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典范作用和带动效应，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迈上全人类共同现代化的坦途。
三、区域国别学的周边范式
目前关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往往将周边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特定内容，例如，将周边地区研究作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优先方向”。本文倡导将周边作为研究区域国别的一种方法或范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由国别界定区域，在区域中研究国别。摒弃各类特定的“中心主义”视角，工具性地选取中心或视点国家（point of view），研究这一国家的内部特征及其周边关系构成区域的特征。实际研究中，摒弃“中心主义”视角不太容易。例如，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刻意摒弃了西欧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伊斯兰中心主义，但从某种角度看还是带有粟特中心主义的色彩。
第二，距离是重要的（distance matters）。将距离作为区域国别学周边范式的核心概念。距离分为地理距离和权力距离。前者为无方向的标量；后者为矢量，其方向的起止点分别刻画权力的行使方和承受方。地理距离分为空间距离和时空距离。前者一般为常量，例如，北京到重庆的直线距离大约1500公里，古今不变。后者是技术（以及制度）的函数，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放松）通常可以缩短时空距离，例如，列车提速之前北京到重庆的车程最短大约24个小时，提速之后可以缩短到7个小时。地理距离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反映交往密度及威慑可及性的潜力。地理距离较近的周边地区，发展得好未必对视点国家有利，发展失败则很可能殃及视点国家。根据这一逻辑，中国完全有理由将“绝不允许家门口生战生乱”作为外交与安全领域的核心红线之一。
权力距离可分为硬权力影响下的生理距离以及软权力影响下的心理距离。将国家所处的权力网络视作有机体构成的系统，则视点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通过公共产品提供形成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根据其不对称依赖的程度可测度其生理距离。其中，通过提供军事威慑等公害产品（public bads）产生的强制效应形成的不对称依赖，测度的是强制性生理距离；通过提供产品、市场、投资、援助等公益产品（public goods）产生的吸引效应形成的不对称依赖，测度的是诱致性生理距离。
软权力影响下的心理距离则由权力承受方向权力行使方进行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相对规模来确定，规模越大心理距离越近，规模越小心理距离越远。所谓关系专用性投资，指权力关系存续时有价值，权力关系消失或转移到权力关系之外价值会发生极大贬值的投资。例如，古代朝鲜、古代琉球等周边国家在官方文书、历史典籍中长期使用汉字及中原王朝年号，在宗藩关系存续时，这些关系专用性投资具有支撑各国政府国内合法性等重大价值，一旦宗藩关系不存在，这些在汉字、年号等政治文化领域的投资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再如，当前许多国家会将本国外汇储备投资于某一特定国家国债市场，国家间关系正常时，这类投资产生正常收益，国家关系异常时，这些资产可能被特定国家冻结甚至没收。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一国还愿意将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特定国家，愿意将重大乃至生死攸关利益置于对方背信弃义的风险之中，这意味着对特定国家存在巨大的信任，与特定国家之间具有较近的心理距离。
当前，对特定国别或区域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开展田野调查形成的描述性知识，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可以转化为前述公共产品及关系专用性投资规模所测度的国家间心理距离、生理距离，进而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其他国家与视点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生理距离，采取哪些政策举措可以缩短心理距离、生理距离。这样就实现了由描述性知识到学理性知识及应用性知识的转化或再生产，从而让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能够在一个相对规范的框架内不断去伪存真、积累真知。
第三，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准。产生于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还应该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准。注重测度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国际公益产品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及其他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领域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进而识别和找准影响国际公益产品效果、关系专用性投资规模的关键因素和政策抓手。只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帮助国际社会更好理解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效缩短其他国家与我国的生理距离、心理距离，不断将我国地理周边建设成为生理周边，将生理周边建设成为心理周边，就能够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脚注和参考文献略）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