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成果颇丰。本刊特别策划此次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笔谈汇集该领域7位专家学者，以构建我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心，结合多重视角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诸多议题。期待本次笔谈能够促进学界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22年，国家将区域国别学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核心意义在于构建服务国家战略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标志着相关研究从分散在各传统学科的状态升级为系统整合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甚至文理工农医交叉的综合性“大国之学”。此举旨在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融合为中国的全球交往、参与国际治理提供深度认知和决策支撑。作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领域之一，美国问题研究不仅是“知彼”的重要窗口，而且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百年变局的关键。美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其内政外交的动向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只有通过多学科交叉与综合研究，才能深刻理解美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精准把握其行为的基本逻辑，回应中美关系的现实挑战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
一、发展历程
中国的美国研究，作为一门系统观察与了解美国各方面情况及中美关系的专门学问，其发展历程紧密伴随并深刻反映了国家发展的历程与战略需求的演变，经历了从学习借鉴到战略应对，再到主体性构建的深刻转型。它从早期的零星、策略性分析，逐步成长为一门具有相当规模、体系初显的“显学”，其轨迹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与对外认知不断深化的一个缩影。
（一）初创与奠基（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
我国这一时期的美国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而是高度融入国际形势研判与外交决策支持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保密性。它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情报分析与战略研判。在中美隔绝对峙的背景下，中国的对美了解主要通过情报收集和有限的公开资料分析进行，相关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准确判断美国对华意图与政策动向。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把握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推动中美关系“破冰”，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通过对尼克松言论及美国内政的分析为最高决策层提供了关键研判，直接服务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二是学术研究的萌芽。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美国史研究是早期的主要学术切入点。老一辈美国史学者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开始了美国通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学科发展播下了种子。此时的美国研究整体上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学科建制。
（二）建制化与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正式建交为在国家层面系统、深入研究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条件。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机构化、学科化的快车道。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心研究机构成立。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成立。作为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它下设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室，并创办《美国研究》等专业期刊，迅速成为引领全国的美国研究的重镇。二是高校研究网络的扩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一批重点高校相继成立美国研究中心。这些机构依托各校的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优势学科，形成了各有侧重的特色研究方向，如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复旦大学的美国政治与外交研究等。三是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深化。研究议题从以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为主，逐步扩展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思潮、历史文化等更多层面。学者们开始大量引进和译介美国的学术著作与理论，基础研究显著加强。
（三）拓展与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7年）
随着冷战结束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我国的美国研究进入多元拓展期。研究议题从历史、政治、经济等传统“高政治”领域迅速扩展到社会、文化、族群、宗教等“低政治”领域，试图勾勒一个“全景式的美国”。美国研究在中美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动与21世纪初的“战略机遇期”后，成为持续性热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相继改为研究院并成立专门的美国研究所，高校系统中的美国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除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传统强校，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也纷纷成立相关机构，形成了以国家机构相关院所、高校和社科院系统为主体的研究网络。在研究方法上，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政治学（如权力结构、选举政治、党派极化、司法体系、联邦制）、经济学（如经济增长模式、财政货币政策、产业竞争力、国际经济战略）、社会学（如社会分层、族裔关系、人口变迁、社会运动、价值观冲突）、历史学（如制度演进路径、外交传统、社会思潮变迁）、文化研究（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大众传媒、公共舆论）等成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层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学术规范性显著增强。
（四）转型与创新期（2017年至今）
以美国对华战略明确转向“战略竞争”为分水岭，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了服务大国博弈、亟须创新范式的新阶段。其一，该阶段研究的问题意识空前强化，现实观照和政策导向成为突出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与“脱钩”、拜登政府的“新华盛顿共识”与“去风险”，以及对华科技遏制、供应链重塑、关键矿物与海上通道关键节点掌控等迅速成为学界剖析的焦点。其二，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内部变化的洞悉，深度剖析美国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文化战争、身份政治、本土主义与民粹主义等内在变化，试图从美国内部理解其对外行为的根源。其三，学科自觉性提升。在区域国别学被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反思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积极探索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新范式，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二、主要特色与发展瓶颈
历经7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形成了若干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塑造了其现有面貌，也蕴含着内在的张力与挑战。
第一，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紧密契合。中国的美国研究从其发轫之初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被赋予强烈的现实关怀，始终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展开，这是中国的美国研究最根本的特征。例如，学界对我国台湾问题持续关注，因为该问题是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话题。又如，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发轫于1995年的台海危机，起因是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绕过美国的行政当局，通过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而“访美”。再如，对相关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与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高度关联。还有贸易不平衡、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亚太再平衡、TPP、涉藏、涉疆、涉港问题等，都与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突出议题高度相关。自2017年特朗普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以来，贸易战、科技战、金融制裁、“印太战略”、长臂管辖、出口管制等问题已成为近期学界集中攻关的核心议题，论文、咨政报告、形势分析、对策建议更是大量涌现。
第二，聚焦动态与战略议题。中国学界对美国的各种重大动态和议题始终保持相当强的敏锐性。首先，中国学界一直关注美国政界、学界和战略界的一些重大议题，如“经济全球化”“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软实力”“巧实力”“战略克制”“大国政治的悲剧”“逆全球化”“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学界通过这些话题洞悉美国的战略动向，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同行展开对话。其次，持续关注美国全球战略的演进。例如，克林顿政府的“扩展与接触战略”、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和“大国竞争战略”、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动美国外交范式的大转变等，均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学界主要分析这些行为对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最后，持续关注美国内政的发展变化，如2008年金融风暴、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种族矛盾、移民问题、文化战争、产业政策、科技创新、选举周期、利益集团、舆论氛围等。相关研究几乎与事态发展同步并及时回应现实关切。
第三，研究视角的双重性与学科方法的复合化探索。中国的美国研究始终存在两个相互交织的视角：一是试图客观理解美国本身，即“美国是什么”；二是探究美国与中国及世界的关系，即“美国对我们、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后者的比重日益增大，研究带有鲜明的“涉我倾向”。无论是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还是分析在“印太战略”下的联盟体系，最终落点都在于其对中国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之策。与此同时，随着认识的深化，学界普遍意识到，任何单一的学科都难以全面把握一个复杂的超级大国。因此，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共识。以区域国别学为框架，整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科技等多维度分析，被视作实现研究突破、产生“复合型大家”的必由之路。例如，要想理解“特朗普现象”，就必须综合全球化的损益、选举政治、新兴媒体的出现等多个维度的分析。
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与构建成熟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相比仍面临一系列发展瓶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多流于表面，精品力作不多。许多研究仍停留在对美国政策变动的即时描述和应对分析上，对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制度和思想根源挖掘不足，缺乏具有穿透力的长周期、结构性解释。二是理论与方法论创新不足。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原创性、有辨识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仍比较稀缺。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和数据分析虽得到加强，但如何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中的整体观、辩证思维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有机结合并形成特色方法论，仍在探索之中。三是学术研究、政策制定与社会认知之间存在脱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向政策语言的转化机制不畅，向公众传播的有效渠道不多，未能充分发挥引导社会理性认知美国、塑造对美公共舆论的作用。四是跨学科整合尚属浅层。虽然区域国别学被确立为一级交叉学科，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仍是“各自为战”居多，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与理论共创成果不多。五是人才短缺，培养机制有待优化。相较美国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美国研究的队伍规模仍显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仍显单一和随机，兼具深厚学养、实地经验、战略眼光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顶尖学者依然匮乏。
三、关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些思考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价值理念、研究方法、学科建设、数据基础、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关键。
第一，突出“中国本位”。要强调“以我为主”的研究议程，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它要求中国的研究者首先明确“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这意味着研究议程的设置应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需求和安全关切出发，而非简单追随美国学界的议题。研究者不能仅满足于介绍、诠释或应用西方的美国研究理论与概念，而是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哲学思维和现实立场，生产具有原创性、能够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关于美国的知识。
第二，推动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其一，强化问题意识，聚焦美国之变，尤其要关注美国内部的分裂、危机和冲突。其中包括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政治制度面临的挑战、人口结构的变化、种族矛盾的新体现、经济增长与财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广泛影响等。如果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更新知识，就很难在构建新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其二，强化比较政治与跨国视角，将美国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演变、大国兴衰比较、不同现代化模式竞争的宏大背景中考察，避免就美国论美国。其三，深化历史、文化、观念研究，加强对美国建国历程、宪法传统、各种思想流派和观念的源流考辨，从其历史脉络中理解其行为的逻辑。其四，鼓励交叉学科与新兴方法的应用，积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法分析美国社会舆情、政治选举，同时融合经济学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文化批判理论等，形成综合的分析工具包。其五，重视田野调查与一手资料。要克服困难，鼓励学者通过实地访学、档案挖掘、精英访谈等方式，获取超越公开报道的深层认知，夯实研究的经验基础。
第三，夯实学科、数据与人才三大支柱。其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以区域国别学为依托，在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真正打破学科壁垒的研究中心与人才培养项目，积极探索加强有组织科研的有效路径，设计跨学科的课程和教材体系。其二，建设自主、权威的数据库与案例库，系统收集、整理、翻译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始资料，并建立由中国学者深度调研的典型案例库，为自主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其三，创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外语能力、专业理论、区域知识、研究方法和跨文化实践的结合。其四，探索建立更灵活的“旋转门”机制，既让学者有机会进入涉美实务部门历练，也让外交一线、经贸一线、对外传播一线有经验的官员和人士将其实战阅历带入课堂和研究。同时，应支持和鼓励来自体制外市场力量、民间有识之士等多渠道的研究主体，形成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
第四，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学术话语的塑造。中国学者应更自信地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用中国概念参与国际讨论，与国外同行进行平等、理性的辩论与合作，主动设置全球美国研究界关注的议题。
总之，构建关于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是锻造一种植根中国、洞察美国、融通中外的新知识范式。这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心态，既深入剖析美国这个“他者”的复杂肌理，又不断反思和界定自身作为研究“主体”的立场与方法，为解码美国变化、塑造中美关系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区域国别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