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学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最兴旺的极速发展阶段，一级学科定位、一系列研究机构的涌现、人才队伍形成一定规模、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断面世，这些已成为我国区域国别学迅猛发展的标志。在观察我国区域国别学发展态势时，还有一项工作需要开展，即了解其他国家是怎样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它们是怎样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试简要阐述俄罗斯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状况，供我国区域国别学界参考。
一、地理学科下的“区域学”——历史惯性
俄罗斯学术界一直关注自身和外国地理特征对其国家发展的影响，这既是俄罗斯学术界的传统，也是俄罗斯对所处国际环境的本能反应。从古至今，俄罗斯学者特别关注自然地理特征、殖民化进程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这既是俄罗斯学术界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线，也构成了俄罗斯看待国际事务的独特视阈。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它戴着区域地理的历史帽子，沿着综合地理的研究路线行进。
从时间上看，俄国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进入近代，沙皇俄国就开始对欧洲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开创了东方学。西方列强因瓜分世界的战略需要，将地理学纳入支撑殖民扩张战略的重要学术研究序列。在西方殖民者中，军人、外交家、冒险家、传教士、商人等游荡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理学家也在其中。沙皇俄国将区域国别研究置于地理学项下也是出于其殖民扩张的战略需要。沙皇俄国地理学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出了不少力。沙皇俄国的地理学家经常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探险”和“考察”，这除了学术研究需要，还有为沙皇俄国扩张“打前站”的目的。沙皇俄国为了与欧洲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必须强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关注欧洲、亚洲等地的情况。受西方列强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影响，沙皇俄国将国际问题研究纳入地区学，而地区学又从属于地理学科。这体现了沙皇俄国的国家特性。
还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自近代以后，沙皇俄国持续扩张，其疆域从1646年的1410万平方公里扩张至1914年的2180万平方公里，增幅约0.55倍；同期人口从700万激增至1.78亿，增长24.4倍。这使沙皇俄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英帝国的世界第二大疆域帝国。已经“吞入腹中”和准备吞并他国领土的亢奋状态使沙皇俄国的地理学以及地理学项下的区域学成为热门学科。俄国地理学家谢苗诺夫-天山斯基·韦尼阿明·彼得罗维奇(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 Вениамин Петрович)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三种政治权力领土系统形式：第一，环形系统，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等；第二，碎片化系统，如散布在海洋和大洋中的孤立岛屿与大陆碎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的殖民帝国；第三，“从海到海”的系统。他认为，俄国应采取“从海到海”的领土统治系统。由此可见，在沙皇俄国时期，区域学是为其国家殖民扩张服务的，这就使沙皇俄国的区域学具有其国内和国外统筹研究的特征。
苏联时期，区域学进一步发展。在区域学统合下，苏联的区域国别研究为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为苏联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及其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学理支撑。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院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与美国的苏联学成为热门学科相对应，苏联的美国学也盛极一时。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处于陷入巨大困惑的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颠覆性的“热”“冷”转换使俄罗斯的区域学研究也出现了大幅震荡局面，很多非理性甚至极端的观点屡屡出现。俄罗斯对世界，特别是对美西方的认知屡屡出现转折性变化。虽然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现在，俄罗斯区域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的时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俄罗斯的区域学始终为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提供服务和学理支撑。
目前，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局势，俄罗斯学者更加关注区域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区域国别研究。2017年，俄罗斯学者佳平·伊戈尔·尼基福罗维奇(Тяпин Игорь Никифорович)明确提出了俄罗斯的三个地缘政治目标：最低目标是实现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中等目标是建立在东西半球（古巴、委内瑞拉、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控制据点；最高目标（若不解决前两个问题则无法实现）是将欧亚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整合为统一的欧亚大陆文明联盟，以重建文明之间的平衡。这表明，俄罗斯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以帝国的视角看待俄罗斯所处的世界，并主动构建新型俄罗斯帝国需要的理论体系和框架。
二、学科纷争和学科危机
从历史效果看，俄罗斯的区域学在地理学科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马什比茨(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Машбиц)的《综合国别研究》一书对俄罗斯的区域学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作者是地理学家，所以他更关注综合国别研究作为地理学整体性的保障及其核心这一理念。1946年，巴兰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Бара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在《国别地理与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一文中对国别地理进行深入分析，阐明了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即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地理综合。要实现这种综合，不仅需要自然地理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而且需要国别地理专家。巴兰斯基将地区、国家、区域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只有基于这种综合，才能开展区域研究，包括国别地理研究。他有句名言：“地理思维是用和弦演奏，而不是用单个手指。”巴兰斯基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他将国别研究视为地理学之上的“穹顶”。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传统上被视为经济地理学，而经济地理学也在不断变化，现在俄罗斯学界将之称为社会经济地理学，或经济、社会与政治地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将之称为“人文地理学”更准确。在俄罗斯地理学术史上，杰出的俄罗斯经济地理学家都认为区域研究是俄罗斯地理学的主要方向之一。俄罗斯经济地理学家坚定主张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对象应是周围环境，而区域研究对象则涵盖广泛，既可以是“国家群”——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也可以是“国家”——以“国家”为研究单元，还可以研究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管辖的区域。俄罗斯经济地理学家强调在这些区域紧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研究区域内的自然、人文现象的空间维度。这表明俄罗斯的区域学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受地理学特别是经济地理学的制约，这与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围是不同的。
但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区域学研究受到挑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兹涅佐夫·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Кузнецов 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指出，在对外国与区域知识需求增长的背景下，俄罗斯面临国情（国别）研究危机。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对外国的综合研究）虽然植根于地理学，但是应被视为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科学，因其能够全面研究现代国家。在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东方学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贡献十分显著。然而在过去100年间，俄罗斯的区域研究发生了深刻转型。由于主观原因和俄罗斯国内基础科学的整体危机，曾为比较研究提供丰富资料的多卷本著作已成为历史。俄罗斯在20世纪下半叶积累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成果几乎未被利用，多个方向的语言学培养体系也已萎缩。在当代俄罗斯，因地理学者研究主题碎片化、政治经济学家热衷于全球议题以及后苏联空间和某些宏观区域专业人才的普遍短缺，俄罗斯科学界产出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而本应创造持续需求的俄罗斯国家机构和大型企业也未履行其职责。如此发展下去，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将陷入严重危机，必须趁俄罗斯国别研究与东方学传统尚未消亡时尽快寻求出路，否则俄罗斯未来将只能发展旅游指南编撰式的休闲国别研究以及针对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研究。当前，俄罗斯区域国别科学研究缺乏实践导向的问题正严重制约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发展。在库兹涅佐夫看来，区域国别研究在俄罗斯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尚未明确，在俄罗斯没有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学科分类体系，也几乎不存在整合的国别研究学术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国别研究不仅没有适应解决新任务的需要，而且高校缩减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俄罗斯，深入的国别研究越来越多地被编写外国指南、发布低质量的新闻报道等取代。库兹涅佐夫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最失败的案例之一是未能及时客观系统地研究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国家。他对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提出建议，认为应并行强化发展两个分支——西方国别研究和东方国别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俄罗斯学界正在逐步摆脱区域国别研究隶属于地理学的传统现象。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区域学是一门社会经济科学；一些政治学家则提出“政治区域学”的概念，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政治学范畴；而俄罗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也在“抢地盘”，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业。目前，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区域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尚未明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戈尔巴尼奥夫·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Горбанев Владими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发出明确警告，俄罗斯的地理学正面临某种危机，因为各个地理学分支日益“脱离”地理学，融入相关科学领域。他强调，为了防止地理学的瓦解，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区域国别研究是俄罗斯地理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俄罗斯地理学家近期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有所减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一科学领域的空白将被同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占据。“这给了我们的同行填补这一空缺的机会。他们不仅填补了空缺，而且杜撰了一个新名称，宣称区域研究是一门与地理学无关的全新独立学科。例如，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设有各种区域研究部门、区域研究项目，培养区域研究专家，但在这里根本闻不到地理学的气息。”在他看来，地理学既不能归类为自然科学，也不能归类为社会科学，这正是地理学的力量与独特之处。他批评俄罗斯教育部在过去20~30年间始终无法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多次变更地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时而将其归为自然科学，时而将其归为社会科学。
三、区域学新的现实路径
俄罗斯学术界在“争抢”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盘”的同时，也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不断提出质疑。俄罗斯学术界在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时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包括区域地理学(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区域学(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国情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区域主义(регионалитика)、国别学(зарубеж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комплекс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政治区域主义(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国外区域学(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俄罗斯国内区域学(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и)等表述，概念界定不够清晰。俄罗斯学者特雷维什·安德烈·伊里奇(Трейвиш АндрейИльич)对国别学研究提出六个“挑衅性”问题，旨在引起俄罗斯学界对国别学的关注：它是一门没有准确名称、研究对象和学科构成的学科吗？它仅是科学，抑或不止于此？它是没有理论的科学吗？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还是政治体制意义上的国家？它的学科演进性质是衰退还是复兴？该学科为谁服务，目的何在？他的结论是，国别学的这些问题数量众多且十分严重。这确实是一门由从地质学到意识形态等不同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该交叉学科的团队既没有主教练，也没有所有者，甚至连国际公认的名称都不存在。作为一门学科，国别学研究既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清晰认知和自身理论体系，又充斥着过度简化的理论还原，更难摆脱学术标签频繁更迭的怪象。它不应被简单定义为文字考据者或国家信息收集者，而应成为探索和验证当代发展新趋势的实验室。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开始解决上述问题。俄罗斯教育部将我国惯称的“区域国别学”定义为“区域学”。从俄罗斯教育部2000年3月发布的培养学士、硕士的学科专业和方向目录中可以看到，俄罗斯教育部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五大学科门类，并在上述五大学科门类下设95个学科专业。区域学一级学科就设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下，培养区域学专业的学士、硕士。该专业名称为区域学，主要包括6个方向：东方学、俄罗斯区域研究、非洲国家研究、欧洲国家和地区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研究、北美洲国家研究。这表明，区域学研究既包括域外区域国别研究，也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区域”研究。随后，区域学学科不断变化，俄罗斯教育部发布《关于决定在国家高等教育中设置“国外区域学”专业人才学士学位培养方案》（2009年12月22日），通过《“国外区域学”培养标准》（2011年5月31日）。2017年，俄罗斯教育部颁布《俄罗斯联邦“域外区域性研究”课程国家标准》。目前，“国外区域学”就是俄罗斯教育部正式认定的培养俄罗斯区域国别人才的学科。
俄罗斯学界非常关注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趋势，并对西方有意无意忽略俄罗斯甚为反感。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依然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研究者对非西方国家现实的忽视上，而且体现在信息分析的鸿沟依然巨大上。俄罗斯的科研与教学成果面临国际现实与“西方中心论”学术话语的双重挑战。俄罗斯的国外区域学试图冲破“西方中心论”，构建非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话语体系。沃斯克列先斯基·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区域化(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区域子系统(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одсистем)、区域综合体(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区域秩序(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和区域转型(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等概念，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区域层面的新理论应成为原创性本土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原型。他在论述世界综合区域理论时提出，在两极关系结构瓦解后，出现了许多目前尚无定论的问题：若两极体系消失，进入多极世界，世界是否会分裂为相对紧凑的地域经济区域和次区域，而这些区域能否成为国际体系的某个中心？这是否意味着将不再存在共同的、全球性的规律，只有大区域与次区域互动？是否可以探讨区域进程对全球关系产生根本性新影响的可能性？在这些新条件下，划分世界空间的准则可能是什么，是否需要这种划分？由此引出更具体的问题：如何在方法论上准确界定区域（及区域子系统）与次区域（及次区域子系统）之间的界限？宏观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亚太地区与东亚、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或者泛美关系子系统内拉美与北美区域综合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排除地理因素，仅从形成区域与次区域子系统性联系与对抗的角度看，世界是怎样的？宏观区域、欧盟或“大东亚”“大中东”“大中亚”等的扩张原则与限度又是什么？宏观区域的边界与区域子系统是否一致？从概念和地理上看，区域子系统与文明世界之间有何关联？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区域化过程是否反映了全球国际体系已分裂为宏观区域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并且每个子系统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体系？或它们仅是子系统，即仅存在与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和文化文明特征相关的普遍规律的变体？沃斯克列先斯基提出的这些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在研究区域国别学时应予以关注。
沃斯克列先斯基依据国际关系对世界的空间划分以及各国内部的文明地理与文化政治发展逻辑，将国际政治宏观区域定义为与特定地域经济和民族文化综合体相联系的区域现象总体，将区域定义为世界综合/全球综合区域研究(Так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 как базового понятия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зару-беж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global/world comprehensive regional studies>）的基本概念，同时是国际关系的辅助概念，以便在特定的空间坐标系中准确定位。根据自然地理特征，沃斯克列先斯基划分出地理大区、中区（中等区域），以及单独的区域和次区域。例如，世界各大洲包括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非洲、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南极洲等。他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次大陆（欧洲、亚洲）和更小的分类单元（地理区域和次区域），包括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非、中非、西非、东非和南非，北欧、中欧、西欧、东欧和南欧，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西亚。国际政治区域（与地域经济和民族文化综合体是相联系的区域现象集合）基于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政治、民族文化条件的特定同质性，通过共同的结构和逻辑联系在一起，使这种逻辑及其所在的历史地理坐标相互依存。根据历史文化参数可以划分具体的历史文化区域，这也通常被归为文化宗教宏观区域。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区域国别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