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发展态势，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至今，从缔结反苏争霸阵营的轮辐式双边联盟，到构建遏华维霸体系的多边网络式联盟，以美日同盟为代表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一直是其塑造与主导亚太秩序的关键支柱。但随着两任“特朗普冲击”及“印太战略”3.0或将出台，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在实质遏华的不变目标下，一个以再平衡“美日+”亚太“小多边”架构为代表的“特式异化联盟”正在兴起。该联盟的标志特征是美国通过抬升日本的“亚轴心”地位，利用其遏华急先锋和主攻手的杠杆作用，为美国搭建多节点、更灵活、重实操、易管控的“印太”盟伴体系，并以更低的战略成本、利益代价和有效功用来实现美国维霸独霸的核心战略目标。与此相应，在得到联盟价值的同时，也会付出联盟代价，这就是美日同盟的形成发展始终都处于来自同盟内部担忧“越顶危机”，以及“同盟漂流”的“被抛弃”与“被牵连”的双重同盟困境，还有外部彼此对冲的中美日大三角战略安全困境。特朗普2.0时代中美的关税较量，也使特朗普认识到在大国竞争中避免直接对抗是红线，将中国锁定周边、推回周边，是转移战略压力、降低战略成本的最优选项。在未来“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国世纪到了”的两种体系竞合中，如何突破美国的周边战略封印、解构“美日+”异化联盟，在合作中积累胜势，在竞争中避免对撞，塑造与我有利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环境与发展态势，将是今后我们面临的世纪命题。
一、从特朗普1.0到2.0：美国“印太”联盟转型异化与美日同盟建构异动
（一）从“双边轮辐”到“小多边”架构：美“印太”联盟结构性演变
1. 美“印太”异化联盟结构性演变的时代逻辑和基本动因
从冷战时期直至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战略格局剧烈演变，曾经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被美中两大体系的竞合所替代，彼此的战略博弈与折冲态势，也由单一封闭式军事集团对垒，演变为立体网络式大国综合竞争。值得关注的是，与对阵方主体的变换、借重依存的对象范围与建构模式的重塑不同，美国联盟体系始终是其维护全球及地区霸权的关键工具，也是彰显美国霸主实力地位的最大优势所在。
从联盟形式上而言，美国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建构联盟体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区别于美欧一体式集体安全模式的不同路径，即通过与以日本为首的多个国家分别签订双边安全条约的形式，打造了一种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轮辐式”双边同盟架构，并谋求以此作为长期维系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地缘安全秩序的基石。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发生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及其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成为美国亚太维霸的关键障碍。从2011年11月奥巴马2.0时代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既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以遏华维霸为目标的大国综合竞争遂升为美国在全球及地区战略重点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构建的原有亚太双边“轮辐式”同盟架构，已无法有效对应遏华争霸竞赢战略需求,进一步整合与重塑亚太联盟体系成为美国当务之急。
从奥巴马1.0到2.0时代，美国最初选择的联盟重构方向是“以双边促多边”，旨在进一步借重传统双边“轮辐式”条约同盟架构，逐步向扩展和吸纳新伙伴关系国，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力量及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等）方向发展。美国以此谋求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多边化新盟伴复合联盟体系”，以补足实力下滑、国力式微的现状，寻求持续维护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绝对霸主地位。2012年11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明确阐述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五大战略要点，其中特别表明，要强化美国在全球及亚洲地区的机制与制度建设，致力于将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打造成亚洲安全和外交讨论的首要机制等；强调美国要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谋求在亚太地区打造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高质量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广泛经济合作框架。同时，在军事层面，美国更是大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和部署。美军不仅制定了“空海一体”战略，还与亚洲盟友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内容涉及情报侦察、作战指挥、装备运用、后勤补给、盟军协同等多个领域，重点是提高两栖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旨在应对所谓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威胁。
2. 美国“印太”异化联盟结构性演变的核心要义和实施路径
随着特朗普1.0到2.0时代到来，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建构再次转向，不仅打断了前任厘定的多边主义进程，也并未直接推动其向着更集约一体化的北约模式发展，而是选择了混合单边、双边与多边主义特定内涵的“小多边”异化联盟方式。其中，由美日双边同盟升级转化而成的“美日+”双轴驱动的“小多边”模式，又是推动这一联盟体系实质转型的核心支柱。2019年特朗普1.0时代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在强调“建立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目标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通过“小多边”手段加强与“志同道合”伙伴间的合作以应对“中国威胁”。
相对于奥巴马及之后的拜登民主党政府更强调利用和整合美国一体化多边联盟优势，来达到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华维霸的战略目标，在特朗普主义冲击下所构建与加固“美日+”的“小多边”联盟架构，是一种去主流化、非限定性的异化联盟，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这一联盟性质具有特朗普主义的鲜明特征，偏离了原有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理念与实践。其强调坚持以结果为导向，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将“美国优先”作为政策制定和联盟厘定的考量基点。其在维护美国自身安全、竭力提升国家实力的同时，更注重精细算计美国的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降低战略投入与忽视低效同盟；更谋求采用去制度化的单边主义、选择交易性的双边主义、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建构和重塑一个以美国原则代替普世标准的、真正体现美国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由美国实质主导的美式联盟体系。
另一方面，特朗普建构的另类联盟，强调的是构筑更具对抗性、竞争性、针对性、排他性特征的“遏华小多边联盟”；旨在全球战略收缩、不多线出击的前提下，更快速聚焦亚太、更精准对标遏华维霸主线。为此，其在强调付出最低的联盟成本，哪怕是采取掠夺式的榨取盟友方式，来维系美国核心战略资源的同时，推动构建以“美日+”双轴驱动、多节点织网、借力打力的另类“小圈子”；凸显日本在构筑“联美遏华”联盟网络中的“亚轴心”作用，试图利用对美国最经济、最稳固的杠杆支点，来撬动与中国长期进行军事、经贸和关键技术等领域的核心竞争。
从另一个视角、另一种思维逻辑来看，特朗普或被视为一个异化于传统认知、但更契合美国霸权回落现状的“有限美式联盟”的另类建设者。有观点认为特朗普1.0时代真正找到了“美国病”的病根，但又在错误的时间，抓错了治病的药方。特朗普2.0时代，又是逆向摒弃多边主义及“民主价值观”联盟，正在寻找一条大国竞争下能精准打击中国的、美国霸权主宰的“小多边”异化联盟之路，谋求以此有效对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迟滞或企图逆转“东升西降”未来之势。
（二）双轴驱动：美国续推日本有效发挥“特殊核心”作用
1. 从“美主日从”到“美日+”双轴驱动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同盟。当今的美日同盟是20世纪50年代为“反苏抗中争霸”的冷战需要、以美日安保“旧金山体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一“美主日从”特殊合作关系延续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美日同盟虽经历曲折，但仍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因应“太平洋世纪”中国的迅速崛起及中美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特别是两任民主党政府持续强化美日同盟在构建亚太多边安全秩序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其中，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将强化美日同盟作为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轴，不断提升日本在同盟中的“对等地位”和“共同责任”，旨在将日本倾力打造成亚太战略前沿遏制中国的主攻手。以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为标志，美日同盟不仅延伸了安全合作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领域拓展的全事态、全域协作维度，同时也开始为以“美日+”双轮驱动架构为雏形的亚太“小多边”合作打开了一个窗口；尤为主张美日协同拓展与美国盟伴战略安全合作，包括积极与印度、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盟等发展关系。
时至拜登政府时期，更是全力打造“史上最紧密的美日同盟”。在安全保障方面，美国以时任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的“一体化威慑”概念为指导，以实质升级同盟“一体化指挥和控制机制”为核心，重点强化同盟的“战力态势”，实现“作战和能力的无缝统合”。此举旨在进一步整合美日针对中国的战略“威慑”与作战协同能力；同时，还采取“集体韧性”战略，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推动日本全方位参与七国集团、美日澳印四边机制、芯片四方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等多边框架构建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全力对冲与应对所谓中国的经济安全“威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上述美国政府着意抛出的一系列“挺日遏华”举措，不仅托举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功能与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促使日本与一系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支点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逐步升级；进而形塑日本在扩展版“轮辐式”盟伴体系的多节点对接中，日益发挥极为重要的网络联结、资源补充和疏通协调的核心枢纽作用。此举进一步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升级打造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的“亚轴心”，美日同盟的内置结构也由“美主日从”的“单轴双边同盟”关系结构，逐渐向“美主日辅”的“‘美日+’小多边联盟”体系演变。
2. 日本“战略自主”与“同盟推手”的双重异化
从特朗普1.0到2.0时代，在霸权回落和战略收缩背景下，特朗普将在亚太地区大国竞争与战略制衡中国的重心，由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向更具对抗性和针对性的“印太战略”转变，将印度洋地区纳入抗衡中国的集体战略，并持续从建构广泛地区多边参与机制，实质转向更有针对性、排他性的“小多边”合作，推动“美日+”双轴驱动的“印太小多边”联盟向战略合作的纵深发展。
相对于美国力推日本在其遏华“印太”联盟中发挥“特殊关键”作用，日本出于谋求提升自身大国地位及地区影响力、获取战略利益等目的，积极配合美国在亚太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联盟。究其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最早提出“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也是极力说服特朗普接受“印太理念”并正式出台“印太战略”的重要推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不仅继承了安倍衣钵，持续将“印太战略”作为对华地缘竞争的关键工具，而且为对冲“特朗普冲击”，更主动担当起“印太战略”的实践驱动者与关键赋能者角色。
具体而言，作为美亚太遏华联盟的先锋，日本“亚轴心”作用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是更积极与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韩国、印尼、越南等展开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特别是加速推动美日菲、美日韩、美日澳印等三边与四边安全关系不断走向机制化、实质化、持久化。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推出所谓“单一战区”构想，极力鼓噪“三海联动”风险，锚定将中国台湾作为美日战略联防的靶心，并在美支撑下伙同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加大对中国大陆军事挑衅力度；谋求借制造非常事端，搅动和影响中国周边的战略安全态势，企图将中国锁定周边、囿于周边、折戟周边，牵制中国与美展开全球战略竞争的潜动力和后坐力。
二、美日同盟的“双边同盟困境”到“大三角战略困境”
在半个多世纪亚太秩序的剧烈变化中，美日同盟因其产生和发展演变逻辑的特殊性，始终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即双方主从结构与关系再定位的内生管理困境，以及有效协同对阵目标的战略困境。特别是在特朗普2.0冲击及后续“印太战略”3.0之下，同盟内部美日之间的对等诉求与持续错位，美日双边与中国的三边战略较量与彼此对冲，都在不断地交织演进与复合变换，如何寻求破解和超越双重同盟困境，始终是美日同盟存续的难题。
（一）从不对等到对等同盟：战略再定位与责任利益再平衡
美日同盟作为一种典型的“不对称的特殊合作关系”，无论是在冷战美苏两极阵营对垒时代，还是延续至今的中美战略博弈时代，始终都面临着主从结构与关系再定位的管理困境，这主要表现在“被抛弃”与“被牵连”的钟摆式结构性矛盾中。一方面，主导国对从属国的战略定位与安全承诺的反复“再确认”，凸显不确定性与不对等地位的脆弱本质；另一方面，主导国背离同盟偏好的冲击，更加剧从属国寻求“战略自主”对等地位与摆脱“同盟依赖”单向附属的选择困境，从而进一步激发同盟内部处置困境的再平衡。
1. 从“被抛弃”到“再定位”：加剧“同盟漂流”的困境
根据新现实主义学派学者斯奈德提出的同盟困境理论，由于同盟国家之间权力地位的差异，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性（现引申为主导强国与从属弱国），导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安全困境。其中，若从属国感知被主导国疏离，同盟保障与承诺减弱，同盟整体威慑力下降，对应安全环境风险上升，从属国就会陷入被主导国抛弃的战略恐惧。而为规避这一风险，从属国一方面会主动强化同盟，以赢得主导国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会寻求主导国对其在同盟中战略定位的“再确认”，以及战略价值的“再保障”，以纾解“被抛弃恐惧”。
依据以上同盟困境理论，美日同盟自缔结的那一刻起，“美主日从”的结构性从属地位，就决定了日本始终囿于“被抛弃恐惧”之中。特别是经历冷战后初期、美国民主党执政时期、特朗普两任政府，美日同盟一直处在从“同盟漂流”“同盟再定义”“同盟迷失”到“同盟再确认”的不断调整和再定位的演化进程之中。其中美国对日本在同盟角色的不断“再定位”，也始终未能彻底消除日本对“被抛弃”的担忧，且随着特朗普异化同盟时代的来临，为对冲更深的“被抛弃恐惧”，日本不得不更实质地促进同盟联结，以进一步拉近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平抑美国对日本的离心力。
举例而言，在冷战后美日同盟经历的六次重大调整之中，世纪交汇之初美日深陷“同盟漂流”旋涡尤其发人深省。当时克林顿政府上任即突入“同盟困境”，因反苏共同目标的消失，催生同盟内部长期积累和掩盖的政经摩擦和互信不足等深层矛盾。一时间“日本威胁论”“敲打日本”之声在美甚嚣尘上，政经各界纷纷对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车”深表不满，对美日同盟的质疑之声也达到高峰。鉴此，平息美内部的质疑，美日高层借台海危机以及朝鲜导弹危机的爆发，试图通过对美日同盟进行重新定义，强化对新的战略目标中俄的战略威慑。1996年和1997年，美日借共同签署《美日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重申新时代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价值，对美日同盟进行了“再定位”。其中，在《美日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中，克林顿政府强调了防卫日本的承诺；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更是导致美日安保体制产生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专守防卫”的界限，提出了所谓“周边有事”的新概念，也为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威慑铺路；同时也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同盟度过了第一阶段信任危机和战略徘徊期。
经历了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四任政府，时至特朗普1.0至2.0两任政府，美日进一步加剧“同盟漂流”困境。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理念，不仅重塑以美为主导的“小多边”联盟，甚而不惜对同盟采取牺牲与掠夺的异化同盟战略。因“特朗普冲击”的不确定性，从安倍政府到石破茂政府，都竭力通过高层首脑会晤机制化、强化安保体制一体化、促进经济体系联动化等系列措施，强化和宣示美日同盟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坚如磐石的坚定承诺”。石破茂执政时期，继承安倍政府的“尊美联美”衣钵，抢抓作为“亚太地区首位”与特朗普首脑会晤机遇，凸显美日同盟“特殊关系”，宣示开启美日同盟“新黄金时代”，谋求实现美日同盟代际交接，筑牢美日陷入“同盟漂流”的防波堤。
2. 从“被牵连”到“搭便车”：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再平衡
根据斯奈德同盟困境理论，在不对称的同盟结构中，从属国在面临“被抛弃风险”的同时，也同样面临“被牵连风险”的安全困境。通常情况下，主导国更担心因履行保护盟友利益的安全承诺，而陷入被裹挟卷入安全冲突的“被牵连风险”；但在主导国相对实力衰落的情况下，从属国反而更担心被主导国拖入“反向被牵连风险”。同样，为规避这一“反向被牵连风险”，从属国一方面会因主导国的联盟承诺减少、冲突风险集聚与高压索求持续，而选择性采取对主导国减少刚性依赖与适度柔性背离。另一方面，从属国也会选择更多分担责任与让渡利益分配，以更有利置换对等地位；同时，进一步衍生出主导国“利用同盟困境”的杠杆作用，对从属国“反向搭便车”的情形，这使得同盟内部的强弱国地位逐渐出现变异，彼此之间“相互被牵连风险”发生位移乃至有限置换。
依据以上同盟困境理论，美日同盟自形成到发展至今，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左右，已渐从“美主日从”不对等同盟，日趋向寻求“美主日辅”的相对平等同盟架构转型。与此相应，美日因同盟内部地位与责权利的不断调整与异变，为规避和化解“双向被牵连风险”，正在寻求更有效的“第三条纾解方案”。
以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例，日本基于“被抛弃恐惧”，寻求美国对其同盟地位的“再确认”。同时对于战后共同敌人的消失，日本也产生是否继续需要美国保护的反思，甚至一度出现抛弃同盟、找寻在亚洲多极中的定位、谋求独立平等的反美呼声。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一时代风潮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日本在防卫方面开始出现脱离美国的离心倾向，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1993年8月9日，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诞生，这是日本38年以来首个非自民党政权。1994年8月，细川首相成立防护问题恳谈会，该恳谈会发表的最终报告《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统称为“樋口报告”），主张“从冷战防卫战略转向多角度安全保障战略”，认为日本应该摆脱被动角色，作为主动的秩序制定者。该份报告为美日共同出台《美日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奠定了基础，也为双方防范被引入朝鲜半岛和台海危机的“双向被牵连风险”，划定了共同应对准则和实施路径。
从特朗普1.0到2.0时代，美日同盟从不平等到平等同盟转型，日本因在协美主理遏华亚太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本应在与美讨价还价中分得更多权益。但是特朗普却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美日关系不平等，日本占了美国便宜，应该分担更多安保成本”。这就是“反向搭便车”的典型事例。特朗普正是基于其所谓的“对等交易”原则，依仗美国为日本提供安保承诺上的相对优势，以日本对美国非对称的安全依附关系为武器，高压迫使日本分担更大的防务成本，做出更大的利益让渡。2025年3月，美日首脑会谈后的一个月，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抨击《美日安保条约》不公平，表示“美国与日本达成一个有趣的交易，美国必须保护日本，但日本是通过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积累了财富，而日本却不需要保护美国”。日本不得不咽下“被牵连风险”的同盟苦果。
（二）从“双边同盟困境”到“大三角战略困境”
1. 日本的世纪困境与战略选择
日本是亚太地区综合国力仅次于中国与美国的第三大国，既是美国的亚太核心盟友，也是中美在亚太地缘战略博弈中均不可忽视的“第三方关键力量”。与此相对，美日同盟自缔结之日起，“制衡中国”就成为双方基于威胁共识与利益共契之上的战略选择。同时，美日基于对冲同盟困境以及有效管控对华关系的战略需要，彼此又以重视并警惕对方发展对华关系，作为重要考量和同盟关系试金石。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视域下，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既是美对日提供安全承诺的后盾，也是日对美让渡部分主权和利益的“卖身契约”。最为困扰日本的，就是美国的“背刺”，即美国是否会再次祭出类似1972年“尼克松危机”的“越顶外交”，再次为了更关乎全局的中美关系的转圜，而不惜彻底牺牲“最紧密伙伴”日本的根本利益。在当前大国竞争白热化、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全球战略局势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堪比“第二个尼克松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交易外交”、释放巨大不确定性与“同盟信任赤字”的情况下，日本的这一担忧尤为强烈。为此，时任石破茂政府在上台之初，在竭力维系和加固美日同盟的同时，也一直试图开启对华建设性接触与沟通、寻求对华关系的适时改善，谋求日本在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关键枢纽”，而非“挤压末端”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出于“成为正常大国”抱负、运筹与中美关系折冲空间的诉求，存在平衡对美关系、寻求中日关系转圜的战略需求，这也曾成为战后多个日本政府尝试打破“旧金山体制”、摆脱“美主日从”同盟捆绑的一种政策选项。但是，日本真正“超越同盟困境”、走出“联美遏华”的桎梏，同样存在更巨大的战略屏障，囿于历史纠葛、体制辨识与认知障碍等多重复杂因素，这也尚未成为当今日本政坛和社会一致共识和现实选择。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于同盟中“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不会轻易转化为“背美向中”战略回旋镖。而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新任高市早苗政府为消除和规避美国对石破茂政府欲拉近对华关系而“离美近中”的疑惧，反而更上演“亲美疏中”的操作；更加紧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更主动替代美国盟主在中国周边挑衅生事，带头炒作“三海联动”“带路威慑”等涉华议题，积极充当“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联结枢纽，为进一步打造“面向下一个世纪的美日同盟新黄金时代”献上一份大礼。
2. 美日对华的“竞争错位”与“战略对冲”
在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建构及大国竞争视域下，纵观冷战后至今的中美日大三角关系的主要特征，其中一方的相关战略考量和决策，会引起其他两方的高度关注，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关系的亲疏嬗变，引发更进一步的溢出效应和升级反应；美国因素仍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始终是其争霸的主战场。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无论是冷战后对日本的“先抑后扬”，还是在新世纪将日本视为“同盟支柱”，都是旨在利用美日同盟这一杠杆，借重日本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的战略要冲和大国地位，联手遏制中国。但同时，美国也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担心中日这两个具有后发潜力的亚太大国，有朝一日联手共同对美。这样美不仅会失去对中日“离岸平衡手”的地位，而且更将陷入“被2∶1”窘境，失去维霸必需的亚太主导地位。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美国借“拉日抑中、胁日抗中”，谋求长期处于中日关系的“枢纽”和“决定”地位。
美国在不断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对华“两面下注”。当下的特朗普政府不仅会更加以大国竞争、美国主宰、强权掠食、等价置换为准则，来衡量盟友助力维霸的利用价值，也更不会为维护日本的利益而贸然牺牲中美关系。随着特朗普冲击和中国世纪到来，今后美日在进一步对华防范和遏制的同时，其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与战略猜疑将同步上升，美日同盟作为彼此的正资产与负资产的“双生效应”，也将逐渐发生新的位移及异变。
三、特朗普2.0版“美日+”遏华“印太”异化联盟对中国的影响
纵观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格局发展态势，美日同盟是影响中国战略安全与发展环境的直接、重大外部因素。其同盟的升级强化与转向异化，持续牵动地区秩序及中国周边安全发展形势，给中国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及战略压力。特别是从特朗普1.0到2.0时代，美国续推日本挑头在亚太地区加快“遏华维霸”步伐，通过构建排华“小圈子”，搅动涉华敏感议题，强化制华军事联动，织密遏华经济网络，破坏地区战略互信，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持久维霸铺路。
（一）从暗喻到明示，“小多边外交”凸显遏华指向
近年来日本主导及参与的“小多边外交”牵制中国的指向日趋强烈。 最初自日本前首相菅义伟执政时期起，在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以及美日韩、美日菲三边领导人会谈等多种场合，日本就开始炒作“人权”“供应链”“领土争端”等涉华敏感议题，越来越露骨地提及“三海”问题。2022年5月在日本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峰会，领导人联合声明中首次加入对东海以及南海的表述，蓄意指责所谓“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2024年11月举行的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明确染指台湾问题。时至特朗普2.0时代，相关涉台问题的表述更加激进，2025年2月15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在慕尼黑举行的三边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强迫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
2025年2月前任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时，在与特朗普发表联合声明的联合记者会上，首次挑明“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同时“强烈反对在东海和南海进行此类企图”，并重申“维持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10月28日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见访日的特朗普时，明确表示“日美同盟旨在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南海的扩张行为”，重申并严重关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二）从后台走上前台，凸显“以台制华”
在“小多边”合作框架下，美国蓄意借台湾问题，助推日本挑头实施“以台制华”战略。日本借模糊“一中政策”，为介入台湾问题寻求所谓“合理性”。2025年3月11日，日本政府针对“地方自治体等是否有充分理解并尊重《日中联合声明》的法律义务”质询时，竟公然宣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会对日本地方议员赴台活动构成限制”，此举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2025年以来，高市早苗在4月27日至29日，以日本前政要和众议员身份率领一众亲台议员访台，不仅与赖清德、蔡英文等人会面，还参与全球首个“安倍晋三之友会”举办的亲台活动。其间高市早苗公然提议所谓“日台澳印欧”等建立“准军事同盟”，高调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10月31日，高市早苗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亦发表不当涉台言论。11月7日，高市当选首相后在国会发表涉台错误言论。
日台借所谓“党际”交流机制化，特别是通过双方执政党的所谓非官方或半官方常态化沟通渠道，介入涉台议题的协商运作。2025年9月3日，在中国隆重举办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的期间，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民进党蓄意在台湾举行第六届“执政党外交防务2+2”会议，并在此次会谈后，首度进行了扩大至“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成员与会的“4+4”政策协商。
日本近年来借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断渲染“台海危机”风险，以此捆绑盟伴对华实施“集体威慑”。2024年9月27日石破茂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后，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网站刊发对石破茂的访谈文章中，石破茂主张在“印太”建立“亚洲版北约”，并引用前任首相岸田文雄“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说法，修改成“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亚洲”，并称：“如果把俄罗斯换成中国，乌克兰换成台湾，那么亚洲很可能爆发战争，因为亚洲没有像北约那样的集体自卫体系，因此也就没有共同防御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盟国要想威慑中国，就必须建立亚洲版北约”。
（三）从锚定“单一战区”到“一体化威慑”，恶化地区安全环境
谋求积极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是“美日+”遏华“小多边”联盟的政策议题与实施路径。在“小多边”合作框架下，美日等国不仅带头强化一体化协同作战指挥与控制机制，也通过军演、援助、制裁等实施路径予以推进，导致包括南海、台海及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冲突风险加大。
一方面，日本加速强化与美国军事一体化进程，并为实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迈出关键步伐。2025年3月日本防务省新设“统合作战司令部”，作为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加强美日同盟协同作战。同时，有六万各兵种的驻日美军正在向联合部队司令部转型，以优化与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行动协调。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此举是70年来“同盟军事合作最重大的改进之一”。
2025年7月13日至8月4日，日本参加由美国及澳大利亚主办的“护身军刀2025”多国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增派航空自卫队、电子网络作战部队等参演，参演舰艇和人员为历次参演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同时，日本借助军演不断提升进攻性军事能力，试射“12式”地对舰导弹和“03式”地对空导弹，并首次参加太空作战训练。日本常态化利用海外军演提升进攻性军事能力的意图愈发明显。
2025年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在日本山口县美军岩国基地，美军实施了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堤丰”的部署训练。该系统可搭载拦截导弹“SM-6”及巡航导弹“战斧”，并被指可搭载核武器。2004年4月该系统被部署于菲律宾，在日本国内部署尚属首次，意在强化制衡中国的“杀手锏”。
另一方面，日本进一步谋求联合盟伴加快“三海联动”。2025年3月30日，日本防卫大臣中古元在美日防长东京会晤时，抛出所谓“单一战区”安全战略构想，宣称“日本有一个‘单一战区’的构想，希望将日美澳菲韩等视作一个统一战区，加强彼此协作”。换言之，该构想旨在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及周边地区，统一划归为“一个战场”，联合“印太”区域内国家共同对抗中国。
与此相应，日本持续拉拢英菲澳等国签署所谓《互惠准入协议》。2025年10月26日，高市早苗在出访马来西亚出席第47届东盟峰会期间，在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时表示，日菲在2024年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于9月正式生效的基础上，双方就进一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已达成原则共识。上述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日菲防务安全合作正在实质走向“准同盟”关系，其表面上是为作战演练、灾难应变所需的装备和军队进入等放宽限制，实质上是为联合军事介入“三海冲突”埋下伏笔。
（四）从经济融合到竞争脱钩，撕裂区域经济合作
“美日+”遏华“小多边”联盟标榜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印太地区”，实则利用美日印澳、美日菲、美日韩等“小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安全政策协调机制，借助“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韧性倡议”等，拉拢地区国家对华“协同脱钩”；同时聚焦数字经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发展等议题，以提升规则透明度、劳工与环境标准以及打击腐败等旗号，牵制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此举旨在弱化中国在地区产供链中的影响力，割裂中国与美国盟伴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是对冷战后亚太地区秉承多边融合的原则、构建经济合作与治理秩序的严重背离，进一步阻断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与进程，挤压中国战略发展空间。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自2025年初开始，即频繁开启对多个东南亚支点国家的双边巡访；同时，还借8月20日召开“第九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机，提出“印度洋-非洲经济圈倡议”新经济构想；重点推进“纳卡拉走廊”通道建设，强化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合作，续接与非洲经济圈的经援与发展纽带。8月29日石破茂与来访的印度首相莫迪举行首脑会谈，确认创设旨在加强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制药等重要领域合作的“经济安全倡议”新框架。日本上述的一系列操作，被指意在“以双边促多边”，旨在对冲特朗普关税冲击“报团取暖”，同时寻求拓展经济增长与影响空间，以进一步对冲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持续与升级搭建“美日+”遏华“小多边”联盟经济网络蓄力续航。
四、结语
“美日+”遏华“印太”异化联盟在其形成发展之中，囿于自身内生同盟困境与中美日大三角战略安全困境，美日同盟关系始终处于“同盟摇摆”与“战略抉择”之中。一方面，日本担忧美国带来“越顶危机”或会产生“疏美亲中”的对冲效应，但并不会轻易转化为“背美向中”的战略回旋镖，反而可能成为高市早苗政府向美国献祭的“投名状”。另一方面，随着“特朗普冲击”加深与中国世纪到来，美日谋求进一步遏华的同时，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与战略猜疑或将同步上升，美日同盟作为彼此正资产与负资产的“双生效应”也将逐渐发生新的位移和异变。鉴于美日同盟的升级强化与转向异化，持续牵动亚太地区秩序及中国周边安全发展形势，如何强化整体运筹与战略谋势，有效利用美日同盟嫌隙与矛盾困境，实质解构“美日+”异化联盟的战略威胁，形塑与我有利的战略发展环境，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命题。
作者：钱红（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