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3期
当今世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全球产业链布局呈现本地化、多元化、数智化、绿色化等新特征，而美欧等国不断推动供应链“脱钩”“去风险化”，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度型开放作为新时代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通过“边境上”的规则标准对接与“边境后”的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发展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演变
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出本地化、多元化、数智化、绿色化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本地化趋势
在地缘政治冲突与逆全球化冲击交织的背景下，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重要准则，这也导致全球产业链布局逐渐从全球化扩张向本土化收缩。主要经济体不断通过引导性甚至强制性政策推动产业链回流，防范潜在的“断链”风险。例如，美国自2025年4月起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保护本国汽车产业并推动产业链回流。类似政策在短期内增强了各国本土产业链的自主性，但从长期看将导致国际分工体系趋于本地化和区域化，不仅降低了全球生产的协同效率，更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碎片化风险。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单一本土化难以满足成本控制、市场适配等多种需求，因此产业链在向本土化收缩的同时，也朝着多区域、多节点的多元化方向延伸。为应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与供应链中断风险，美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与企业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多元化布局。例如，在国家层面，欧盟于2021年启动“全球门户”战略，计划至2027年投入3000亿欧元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意在培育替代性供应链伙伴。在企业层面，苹果公司自2022年起逐步推进产能分散化，先后将部分iPad生产线转移至越南。通过将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供应分散到成本更低、配套更完善的多个区域，既规避了单一供应商的风险，又通过全球分工维持了生产效率，构建起层次更为丰富的全球产业生态。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数智化趋势
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从生产、交易、协同等全流程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跃迁。在生产环节，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实时数据采集、智能算法分析实现生产流程的动态优化，提升了产业链的响应速度；在交易环节，跨境电商平台正在成为推动外贸进一步增长的新动能；在协同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保障了供应链数据的透明可溯源性，使跨国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更高效，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快构建支持数智化发展的战略与规则体系。例如，美国2025年7月发布《赢得AI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标志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向。各国在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夺智能时代的标准制定权与规则主导权，数智化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四）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绿色化趋势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也逐渐成为产业链供应链演变的新特征。各国将低碳要求贯穿于产业链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终端消费等多个环节，在倒逼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不断催生绿色新赛道。例如，欧盟于2025年相继推出《清洁工业新政》《欧洲气候法》，此类政策创新正推动形成以碳足迹管理、绿色标准认证为核心的产业链新型发展范式，使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基础由传统要素的成本优势向环境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
制度型开放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机制路径
制度型开放可从标准对接、要素流动、分工合作、制度构建等方面筑牢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线。
（一）以规则标准衔接促进两链顺畅运行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系统性衔接，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传统的开放措施主要聚焦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边境上”措施，而制度型开放更为关注“边境后”的开放措施，要求企业主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规则导向和价值导向升级。一方面，制度型开放加速规则对接。我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进程，在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国内制度、规则、标准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同步推动国内标准体系建设与国际化进程。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已发布30项，正在制定的有84项，有力支撑了整个产业规范发展。国际方面，Patently公布的《2025年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百强权利人》报告显示，中国掌握40.8%的5G标准专利，居全球第一。制度型开放带来的规则与标准协同，在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高供应链稳定性的同时，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赢得制度性优势，进而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以市场竞争与知识流动提升两链能级
制度型开放催生的高水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要素跨境流动机制，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持续注入动力。这一机制不仅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创新，更通过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是制度型开放推动竞争环境持续完善。我国在持续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共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二是制度型开放打破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构建起全球协同创新网络。科技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中外政府间科技协议达到119个，推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总体上，制度型开放下的知识流动不仅加速了技术扩散，更推动了创新模式从技术引进向协同创新转变，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以深度分工合作拓展两链全球布局空间
制度型开放构建的高水平自贸协定网络，为我国企业创新跨国合作模式、优化全球产业布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机制推动形成“中国+N”的多元化生产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一是制度型开放下的高标准自贸协定网络为企业全球布局奠定了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和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为企业构建多元化生产布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企业形成多元化出海模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呈现稳健发展态势，可根据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打造互补协同的供应链网络。这种基于制度型开放的深度合作，促使我国在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也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以稳定的制度环境巩固两链关键环节优势
制度型开放塑造的稳定、透明、可预期制度环境，为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提供了清晰的规则框架与政策指引。在这一制度保障下，市场主体能够持续加大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投入，强化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不可替代性。一方面，制度型开放以透明、稳定的制度框架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能够高质量吸引全球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先进技术和长期资本，制度环境优化对高端要素具有强劲吸引力。另一方面，在稳定的制度环境的保障下，我国企业得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锻造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能力，并形成难以替代的优势。以“新三样”产品为例，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的70%，锂离子电池产量接近全球产量的80%，光伏组件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80%，并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即便在国际供应链局部受阻时，仍能确保关键产品的稳定生产与供应，从而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韧性。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制度型开放通过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成的。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不仅使我国产业链展现出强大的完备性与快速响应能力，更在制度层面构建起持续巩固产业链关键环节优势的长效机制。
制度型开放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协同发展的着力点
制度型开放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协同发展，需聚焦规则引领、政策协同、布局优化、风险防控等领域。
（一）着力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切实提升主动权与话语权
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中的影响力，需持续推进规则联通与标准对接，增强国际话语权，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制定者转变。第一，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中的规则条款，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率先开展规则创新，打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高地，拓展制度型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重点推动专业服务、跨境数据流动等关键领域的标准对接，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标准体系。通过标准互认机制，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化水平。第二，推动重点领域规则创新与标准突破。例如在跨境物流领域，针对国际物流效率低、成本高的短板，推进 “第五航权” 管理规则改革，通过放宽航权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开通枢纽航线，提升航空物流的国际中转能力，降低跨国企业物流成本。通过重点领域的规则创新，带动整体制度环境的优化升级，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参与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与标准输出。加快推进区域经贸规则谈判及经贸合作，深度参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在智慧物流、绿色供应链等优势领域积极输出中国标准，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政策协同，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
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应以制度型开放为纽带，推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协同，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治理体系。一是完善政策协同机制，促进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规则协调工作机制，重点推进监管标准与流程的统一。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联合制定统一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政策，搭建便捷的跨境流动通道，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分类管理试点。二是健全跨区域要素流动网络。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间建立政策互认与合作机制，率先实现技术市场、要素平台的互联互通，探索建立跨区域的技术交易与结算便利化通道，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共享。三是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与制度“软联通”协同发展。在硬件层面，持续推进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完善面向主要贸易伙伴的海外仓网络布局。推动智慧港口、数字化口岸建设，提升海运、空运、陆运枢纽的智能化水平，推动铁路运单与海运、空运单据的互联互通，构建高效协同的全球物流网络。加强跨境电网、油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合作，构建多元稳定的能源供应链体系。在软件层面，积极推动与共建国家在海关程序、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规则协调，深化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对话，拓展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构建多层次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制度型开放框架下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效能提升。
（三）因地制宜优化国际合作布局，创新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升级
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应基于各区域产业禀赋与区位优势，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构建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国际合作布局，形成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自贸试验区，重点强化制度创新与高端要素集聚功能，推动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监管体系。支持上述区域开展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领域率先突破，打造引领制度型开放的战略高地。在中西部内陆开放枢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欧班列的通道优势，推动其由“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战略转型。依托陆港、航空港等交通枢纽，重点建设一批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产业合作基地，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跨境产业集群，形成陆路开放新格局。此外，通过建立统一的要素配置机制，促进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有序流动。逐步放宽科技领域外商准入，协同国内资本与外资推动科技水平提升，为各区域产业链升级提供要素支撑。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梯度转移体系，推动形成全球资源协同的多层次产业布局。在强化国内产业链纵深布局的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国际合作网络，分散对单一区域的依赖，降低地缘政治、供应链中断等系统性风险，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四）构建全链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不确定性风险因素，需建立与制度型开放相适应的全链条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第一，建立智能化风险预警体系。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平台，整合生产、物流、贸易、金融等多维度数据，建立涵盖供应链稳定性、地缘政治、技术安全等领域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对关键产品、核心供应商和重点项目的动态监测与风险研判，建立重点项目风险档案，实施全生命周期风险预警与追踪。第二，构建跨境协同治理网络。依托制度型开放建立的规则对接优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推动关务协同、物流调度等领域的标准化合作。建立跨国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应急响应协作流程，形成覆盖主要贸易伙伴的跨境风险防控体系。同时加强与主要金融机构的合作，开发供应链金融避险工具，为企业应对断供、禁运等情况提供金融支持。第三，提升市场主体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专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方式增强企业风险防控意识，鼓励行业协会定期发布风险应对指南和最佳实践。建立涉外法律服务支援体系，为企业提供跨境投资、贸易合规、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服务。推动形成政府、行业、企业三方协同的风险治理格局，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在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恢复与适应能力，确保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持续稳定和安全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