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心理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精神纽带。心理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是“神”与“形”的辩证统一，唯有“神”聚，方能“形”成。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族源认同是族际认同的根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媒介；“大一统”思想是心理共同体的内聚核心；家国情怀是心理共同体生成的价值导向。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守正创新，拓展出新的内涵：“五个认同”是共同体的内聚核心；协同发展是共同体的共愿；包容差异是共同体的心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其一致性行为。当前，消解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因素多元而复杂，必须以利益捆绑促进各民族共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共识，以制度保障增强族际互信机制，以远大目标构筑共同梦想。
关键词：心理共同体 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大一统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共同体”肇始于思想家对“共同体”的探索。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是社会性动物”的主张。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引发了各阶层的对立情绪，社会学家们开始致力于探索一种和谐共存的互动模式，从而催生了“共同体”理论的产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开创了“共同体”研究的先河，认为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有机体，受本质意志支配，通过默认一致和信仰将人们联系起来，遂提出了“精神共同体”的概念，并认为“精神共同体标志着人们在思想和情感上朝着统一方向相互影响和协调一致。”迪尔凯姆从群体心理角度研究共同体，认为人之所以能构建共同体，是因为人有维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在“集体意识”中个人的行为会“去个性化”，表现为情感作用超过理智作用。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从本能角度指出，社会团体能保持组织性和连续性，主要是由于其成员有“自尊情操”。阿德勒虽然是个体心理学的始作俑者，但他并没有否认群体心理的存在，认为共同体需建立在既关注自我又联结他人的互动关系上。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受到滕尼斯精神共同体思想的影响，认为共同体旨在帮助人们应对社会激荡变迁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体验。与鲍曼的观点相似，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能够建构某种共同体的话，只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纯粹观念性的、文化的共同体。”
此后，学者们开始探索心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曼纽尔·卡斯特从群体认同出发，指出“群体压力”催生了精神共同体。黛安娜·布赖登等提出共同体成员在“归属感”和“信任感”双重意识的驱动下，才能一同迈向共同体。拉塔涅提出社会作用力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指出心理共同体的形成是社会作用力的结果，社会作用力的大小是影响者的强度、接近性和人数三者的乘积函数，即倍增效应。托马斯认为心理共同体是社会文化的主观作用的结果， 等等。坦然而论，西方学者过度关注心理共同体的主观性，忽视了其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多少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下探究共同体的形成，认为社会内部必然有一个连接的纽带，虽然共同心理对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以物质为基础，古代是以土地为前提的物质生产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现代社会中“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马克思批判了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其是虚幻的共同体，未来社会的共同体将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显然，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创新。
国内对于心理共同体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为依据，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尤其当“铸牢”理论提出后，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研究成为热点。其中对心理共同体的研究体现在：第一，对“心理共同体”概念的阐释，如孟维杰认为“心理共同体是群体成员基于共同或一致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文化心理等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共同体意识或共性心理。”第二，从民族精神探究心理共同体，如马俊毅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除了具象的共同体的建构外，还要构建抽象的精神共同体，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构建现代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和连接纽带。丁越华以“农民精神”为出发点，论述中国农民“精神共同体”的历史积淀、价值取向和形成的逻辑路径。第三，如何以心理共同体建设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王延中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推进新的文化发展，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目前我国公民主体身份仍然体现着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但相应的中华民族意识、集体意识、共同体意识因为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略显钝化，人们对自我的构建与认知趋于肤浅，同时因为社会发展中存在各种问题消解着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基础，因此迫切需要提振与创新属于心理共同体中成员的共同身份，重塑诚信社会、强塑契约精神、激活家国情怀、培育心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象”，而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则是“抽象”，“抽象”比“具象”建设更复杂，需要从历史发展中审视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形成并提取实践经验，这对“具象”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思考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在其形成中哪些要素起决定性意义？在新时代其内涵是什么？如何培育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意识？
二、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其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统一性离不开心理共同体这一基础。心理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基于共同血脉、共同语言、共同观念与共同价值不断整合与内聚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各族人民在思想、情感、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性，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可以说，心理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精神纽带，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石。
（一）血脉相融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根脉
考古资料和现代DNA技术已经证明，我国境内各民族在族源上是浑然一体的，具有血脉相融的特点。如商人起源于东夷，周人起源于西羌，秦人崛起于西戎，楚人来源于南蛮，吴越来自百越，南北各族都杂糅着彼此血脉。孔子就有东夷血脉，隋唐统治集团更是胡汉混合血脉，这些都确证了各民族在血缘上的相融性。
在各民族书写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共同的祖先记忆始终是其一脉相承的主题，可佐证的资料汗牛充栋。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后宣称：“昔我太祖高皇帝廓开大业，孤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北周太祖宇文泰均以炎黄后裔为荣。《周书》载：“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宇文泰还将《炎黄》藏书献给神庙，表示对炎黄祖先的尊崇。唐代北方游牧的奚人家族，在墓志中将本族归属于黄帝系，体现了唐朝“华夷一家”的民族理念。这些历史叙事不仅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合法性的追求，也从心理层面反映出各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烈意愿。
血脉相融不仅从同祖同根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得以体现，亘古不断的族际通婚更是对这一概念的确证。从夏朝开始，官方对跨族通婚并无明确的限制。春秋时期，中原的华夏民族与南戎、北狄等少数民族的通婚得到广泛认同，如晋国鼓励少数族群到领地结婚定居以扩充本国人口，这一行为被各诸侯国所模仿，如宋、齐、秦、赵等都争取不同族群移居到本国并结婚生子。 到了汉代，跨族通婚不仅成为“以婚促和”的政治方略，而且从社会心态上鼓励对其他民族的接纳与认同，皇室许以“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约为昆弟以和亲。”据统计，仅西汉时期，汉与匈奴的和亲就达10余次，而尤以昭君出塞最负盛誉。南北朝时期，北燕的冯跋政权接纳库莫奚族的三千多移民，并允许他们自由通婚。到了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和亲累计达到40次之多。两宋时期，史料中明确记载的近20起。元代更是多达38起，其中皇女10位、同姓宗室女22位、身份不明6位，下嫁汪古部（突厥）16位、畏兀儿9位、高丽9位、吐蕃4位。清廷将公主、格格嫁给蒙古贵族的人数多达432人，同时蒙古贵族之女也有163人被清朝权贵迎娶。
族际通婚不仅使各民族实现深度交融，还在技术共享、文化融合、族际关系改善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体质人类学研究发现，南北方汉族之间遗传距离大（517.4±49.8），而北方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250.0±18.0）、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距离小（244.7±18.0），即不同民族之间的血缘亲近关系不是以民族为单位，而是以地域为单位。同宗同源成为族际认同的重要纽带，更是心理共同体孕育、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石。血脉相融在生物学上使得各民族具有大致的人种特征，一方面这是同根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使族际间在面貌特征的认知上更容易接受对方。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媒介
“共同语言文字”的形成反映了民族心理趋同化的过程。同时，共同语言文字充当着民族互动的媒介。第一，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互动离不开共同语言文字。人类是群居性物种，必须依赖共同语言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增强认同、启迪智慧。共同语言能促使不同群体在认知、情感、行为上产生同质性和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是从使用共同语言开始的。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历时性地传承文化、吊古寻幽、品鉴文明、教育子嗣，共时性地分享智慧经验、交流情感、协调社会关系，为民族间的心理认同奠定基础。第二，共同语言文字推动共同文化的形成。语言决定着人的思维，借助语言人们对客观事像进行分类、记忆、思维和推理，集体意识与民族心理得以形成。如果缺乏共同语言，便难以在文化体系的构建以及价值内涵的塑造上达成一致，进而无法形成共同文化。第三，共同语言文字助益再生产的扩大化。共同体是一个多维度的面向，心理共同体离不开经济共同体的支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有助于扩大经济再生产。同时经济发展也会对语言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越是经济发达的社会阶段，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越高。例如，现代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看似降低了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但对参与主体的语言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的要求提高了。第四，共同语言文字有助于培养全民族的家国情怀。一个国家的文化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和传递。晚清时，日本人伊泽修二曾经对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构筑精神家园的纽带，更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权威的象征。
在历史的尘埃里，藏着无数先辈的智慧与汗水。中华民族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演绎了从小到大的深沉过往。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雏形完成，其中共同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朝号称拥有“八百诸侯国”，其中不少诸侯国的领地就是今天的民族地区，当时民众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周朝对于诸侯国的长久稳定统治和治理，说明了当时就有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出土大量的殷商和周朝文物上的文字都具有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佐证了这一点。
春秋时期，随着疆域内人口的增多，全社会更重视统一语言文字的推广，如孔子读《诗》《书》等，以及行礼都用国通语。秦朝首次进行了语言建设，采取“车同轨，书同文”措施。秦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到汉唐时期，官方为强化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推广，开始进行字典的编撰，唐代还把经书语言作为国家标准书面语言的依据。
少数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接纳与主动学习，客观上加速了心理共同体的形成。如北魏规定官员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魏略》记载鲜卑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唐代西域少数民族同时使用国通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于阗王入唐后把年号汉语化，如天寿三年；纪年法如牛年六月十日。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并“兼用胡书”。元朝选取元大都的方言作为国家通用语，考古出土的元朝官、私印都是汉文和蒙文的组合形式。清朝在早期把满语和汉语作为官方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地位最终超过满语，成为官方唯一的正统语言。1903年，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内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格。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民国时期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国语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把语言建设作为基本国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穿越千年，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她古老的故事，同时她也讲述着每一寸土地上的动人故事。
（三）“大一统”思想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动力
在国际话语体系多元表达的今天，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密钥就是深刻领悟“大一统”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意识，是中国古代思想最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观念之一，蕴含着政治一统、文化一统、心理一统几个维度，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根基与文化核心。
“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对万物源一、万物归一的最早阐述。继老子之后，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着“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应该“尊王”。墨子同样提出“一同天下”的命题。他指出：“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荀子则阐述了天下一统的必要性，指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管子》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这体现了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历朝历代通过教化对整个社会输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王者无外”将“诸夏”与“夷狄”纳入动态演变的框架，国家与社会通过大一统达成默契与合作，形塑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个人追求。何谓“中国”？宋代理学家石介的《中国论》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从社会结构上确定了“华”“夷”关系，明确“华夷一体”才是完整的“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领土单位，更是一个道德和文化的统一体，意味着四海之内天下一家的普世寥廓意境，这为各民族能够形成共同心理、统一思想提供了哲学和道德基础。其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化上，同样体现在中原文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上，如以北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积极践行“脱夷统华”理念。而契丹人不但践行“脱夷统华”，还增添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内容，扩大了“中国”的内涵。随着金朝建立，多民族的中国观被构建出来，“大一统”思想逐渐进入“我本中国”的理论进程。纵观中华民族的漫长演进与熔融，“大一统”思想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得出的共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其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家国情怀是心理共同体形成的价值导向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今天成为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家国情怀经过岁月的磨炼与洗礼，成为民族大义的核心表达，无数英烈践行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之言，表达了对民族与国家的热爱，将个人情感转换为国家情感，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从而使之成为可察可读的实在感，形成了自我发展的内在道德驱动力，也实现了自我价值与自我人格的升华。
家国情怀之所以对心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在于以下含义：第一，“家”是“国”的起点。爱国之情的产生往往从爱家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爱国首先需要爱家。“欲治其国，先齐其家”，只有当人们从爱家出发，将这份情感转化为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才能真正做到爱国。第二，“国”则代表着处事原则。以礼入法，礼法合一，从而形成了家国同构、亲贵合一、礼法一体的特有传统，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法律秩序的构建。“家”在“国”之前，国家利益高于家庭利益，当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应该追求的是国家利益。第三，家国同构整合了社会不同诉求，由此国家意识产生，心理共同体便开始了书写历史之旅。坦然而论，无数小群体没有国家的整合是不会形成共同心理的，甚至因利益冲突而相互敌对。只有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才会产生，并以共同利益型构各民族的价值指向。由此中国人从“家”到“国”的内隐性及稳定性传导机制产生，国家认同成为心理共同体最核心的要素。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内部要素与内聚载体衍生出新的内涵与意义，心理共同体之所以可察、可感、可知、可塑，不仅体现在各民族在心理特点、价值取向、道德情操和目标追求上的高度一致性，而且表现在为实现目标展现出来的行动一致性。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内涵，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方面：
（一）“五个认同”是心理共同体的内聚核心
首先，“五个认同”是新时代对传统 “大一统”思想的守正创新。在传统的文化视角中，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体现为国家整体观，这是古代社会的共识和集体智慧。心理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是“神”与“形”的辩证统一，唯有“神”聚，方能“形”成。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五个认同”继承了传统“大一统”思想蕴含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对整体内各要素的不同面向，既包括执政党，又包含社会制度，既包含行为主体，又包含悠久文化，同时结合了现代社会的特点和需求，更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融入了新的元素，赋予了传统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群体心理具有建构性，记忆与传承并非对过去的保留，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对过去的重新建构。由此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心理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心理的巨大飞跃。
其次，坚持“五个认同”是各民族基本的道德情操与日常行为规范。情感是生理主体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求的价值判断和情绪体验，同时也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在动力。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世界，除了会使用语言和工具外，具有丰富的情感体验也是其重要方面。各民族拥有“共同家园”“共同身份”“共同名字”“共同梦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一体化的社会情感。心理共同体是基于天然情感与共同责任而融为一体的社会心理结构，其形成源于对共同家园的相互呵护、共同道德的相互浸润、共同理想的相互激励。在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推动和维护“五个认同”已成为一种文化规范、民族心性、集体意识和政治形塑，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自觉与社会义务。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大家庭成员自然而然地将这一集体意识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春节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家庭的团聚，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更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功能的文化符号，它在传承文化、凝聚社会、促进经济、慰藉心灵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具象化的行动体现了民族心性，而且通过其在社会中的嵌入和反馈作用，建构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体系。
最后，“五个认同”有利于心理共同体整合资源并维护和谐的民族关系。坦然而论，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在认知、情感上具有很大差异性。民族因文化具有“天然”的边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先赋性因素如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经济领域内综合表现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均衡，导致了不同民族成员对国家政策、利益分配、资源使用、潜在机会等方面的认知和态度上的差异。但社会发展是以整体性、秩序性、目标性作为内驱力，如何整合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根本在于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以“五个认同”提振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发挥互助与协作精神，实现其整体发展，因此“五个认同”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感召力。
（二）协同发展是心理共同体的共愿
当前国际环境风云动荡，各民族只有自觉融入中华民族整体中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这是各民族共同的夙愿。
首先，协同发展意味着相互支持与协作。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优势，而这些特点和优势的充分发挥，需要其他民族的配合与支持，协同发展是对相对差异性的最优整合。只有当各民族在发展上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整体上的共同进步。这种协同发展的理念，符合各族人民对于和谐、稳定和繁荣的共同心理期待。
其次，协同发展体现了相互认同与尊重。其一，协同发展强调的是合作与共赢理念。在合作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会进行深入地交流与沟通，了解彼此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其二，协同发展强调的是平等与尊重。在协同发展中，各民族无论人口多寡、发展快慢，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其三，协同发展注重的是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只有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才能因目标一致达成协同。
最后，协同发展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在协同发展中，各民族共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共同面对挑战与困境，不仅增强、也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三）包容差异是心理共同体的心向
首先，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是各民族的共感。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常态。先民很早就深刻认识到“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自身就蕴含着承认与肯定差异性，“心理共同体”不是“心理一致体”，所谓“共同性”指在不同差异中寻求交集，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成为各民族的共感与基本常识。
任何文化都深深植根于其特定的地域、民族与时空之中。从历时性看，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表现出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特点，今天的“民族”概念与古代的“民族”概念相距甚远。文化变迁综合反映了民族群体历时性的变化，随着科技赋能，生活便利化、时空压缩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信息交织化，每个民族的发展史都深刻彰显了文化自信、文明进步、人心归一的时代特点。同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还表现为共时性的特点。“南米北面”“南甜北咸”，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淮南子》载：“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夭，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这种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比非洲土著人有更大而坚硬的牙齿（cheek teeth），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咀嚼更多坚硬食物的生存环境所致。”
其次，增强共同性是各民族的共知。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民族、国家发展的力量来自于以“多”滋养“一”的团结力量，而非对差异性的凸显。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冲突的根源，反而是文化交流、互鉴、融合的始点。实践已证明，具有相同利益、相同目标、相同价值观的群体，即使文化有差异，但并不影响整合成团结的群体。社会团结的实质是通过国家力量进行资源调配，促进各要素充分整合以达成整体性发展规划，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利益最大化。马克思在探讨共同体的本质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阐明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渗透、彼此融合。个体自发地“去私利”“促公利”的实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念支撑和价值保障，这成为各民族的共知。
最后，相互理解是各民族的共情。肯定与认同差异性的合法性才能相互理解。宽容是一种美德，友善是一种力量。当前，各民族从共情、共感、共知、共享中不断增强族际认同，摒弃以自我标准评判或改变他者的倾向，充分尊重其他民族饮食服饰、建筑风格、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各民族文化都能在中华文化百花园里绽放光彩。缺乏包容与理解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族际关系。
（四）一致性行为取向是心理共同体的外在表征
人常常以自己的方式认知、解释世界，是意义化的心理中介过程，是信息我化、心理意义产生、作用并反馈的过程，即人的心理图式决定了人希望什么、期待什么，从而影响到人的外在行为。态度是人们内心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要素，中华民族行动一致是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现实需求的考量。
从认知维度上看，各民族共创了认知体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自我认知、自我定位、自我理解、自我目标，由此涵养了心理共同体的认知体系。
从情感维度看，各民族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奋斗经历、共同的理想追求，孕育了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成为推动各民族走向更加团结统一的能量动力。鲍曼认为，共同体能让人体会到“温馨”的“集体温暖”和“家庭感觉”，人们在共同体中以“兄弟般的责任”相互帮助、相互依靠、相互信任。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作为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五个“支点”，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创共有共享并且持续认同的心理共同体。
从行为维度上看，行动一致是基于实现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动机系统。由于在认知层面、情感层面的高度一致，最终会转化为一致性的行为。例如，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关键时刻，中华儿女始终能够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奋斗。这种一致性的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心理共同体作用下的共同行为能力。
四、培育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路径
当前，消解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因素多元而复杂。在政治建设领域内，个别党内蛀虫动辄涉案资金上千万，严重玷污了我党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政治建设的信心。在经济领域内，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均衡外溢到民众的心态上。尤其在经济下滑的国际大环境下，个别人面临着就业难、挣钱难、创业难，迷茫、无助、焦虑心态弥散，滋生了负面情绪。在社会领域内，贫富差距外溢效应明显，社会失衡心态引发了部分个体的“仇官”“仇富”“仇社会”心态，同时社会戾气加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达的传播媒介导致价值体系多元而嘈杂，冲击了权威媒体发声的力度。在短视频中大众成为自己“代言人”，人人都是“演员”，同时也是“观众”。这种新的传播空间以开放性、沉浸性、交互性加速了各种思潮与观念的碰撞，若管理不到位会表现为极端化、封闭化、情绪化、畸形化的心态和处事方法，以及滋事对立、借机发泄、聚众攻击为主要特征的心态倾向和行为方式等。同时，随着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他们以荒谬的话语体系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社会价值领域内，工具理性占据了价值理性，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等被“合理化”，获得“成功”的手段远离了道德约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诚信、博爱、友善等观念式微。总之，心理现象的生成是在外部环境刺激下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外界的反应，心理共同体是人的感性自然存在和理性实践存在相互交织的心理态势。如何以群体良性心理激荡消弭部分个体消极的社会心态，培育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以共同利益凝聚共同夙愿
首先，以实现共同利益增进共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缺乏利益捆绑的集体难以产生心理共融。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更倾向于与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或与自己利益相一致的人合作或建立关系。共同利益不仅限于物质，还包括精神等多个方面。当个人之间的利益呈现正相关时，合作和建立心理共同体的倾向就会增强。
其次，以共同利益促进社会团结。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愿望、动机千差万别，但最根本的是利益。个体心态在群体环境中有被快速“膨胀”“放大”的可能，即以个体方式存在的利益诉求和心态方式，在群体环境下经过相互碰撞和激荡，能够快速上升和发展。只有当各民族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之下，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利益，也才能达成一致性行动。通过利益捆绑，各民族可以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以实现共同富裕提振心理共同体意识。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目标，更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它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和谐稳定，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通过多次分配利益等协调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弥合社会因贫富不均产生的裂痕，避免社会撕裂，在本质上肯定了社会中的人在资源占有的差异性。当各民族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与感受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时，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然会得到增强。同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又能提升共同富裕的力度。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的核心内涵。雍容大雅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与肯定，就在于几千年来积淀的这二十四个字滋养的民族心性。当前，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
首先，加大全面育人的力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使各民族成员深刻理解并认同这些价值观，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诚信、友善、爱国的社会情感，让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一种深层的“情感律动”。其次，科技赋能，拓展多媒体传播方式，确保主流声音在嘈杂的舆论环境中有力度、有地位、有影响，让正能量的声音覆盖每一寸土地，沁润每一颗心田，涤荡每一个灵魂，形成人人积极、人人奋进、人人向上的社会心态。最后，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增进民族认同中的长效性，激发各民族成员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个别人懒散、放松、躺平、佛系、愤青、仇视等消极心态，构建阳光、活力、和谐、创新、奋进的社会氛围。
（三）以制度保障互信机制
民族信任是民族合作的基本前提。信任作为对他人行为或行为倾向的积极预期，能够促使个体做出利他行为。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低信任关系会加剧双方的戒备心并提高交易成本，对合作产生阻碍作用；反之，民族成员间没有猜忌、真诚对待、和谐相处的高信任关系可以通过降低警戒心、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互惠，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民族互信机制建设属于系统工程，涉及民族交往的工具、环境、情感、动机等多重因素。从工具性而言，必须加大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相通才能心相映，以语言促交流、以语言促和谐、以语言促信任。从社会环境建设而言，积极推进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打造民族互动的和谐社区、团结街道、和睦邻居、亲密朋友。在经济建设上，构建各民族相互合作与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区域性平衡发展策略推动经济共同发展，让各民族在经济互动中得实惠、增收入、厚钱包，进而增强互信。在文化领域内，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技术，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如在线展览、虚拟博物馆等，让各民族能够便捷地了解和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特色。在社会生活领域内，通过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优化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民族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在法治领域内，民族信任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信任主体的平等，要以法治建设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和合法权益。同时，树立民众的法治理念，以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滋养共同体意识，使遵纪守法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并建立健全矛盾调解机制，确保矛盾得到及时、公正、有效地解决。
（四）以远大目标构筑共同梦想
当提起“中国梦”，不仅会使人们想起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更会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待。
首先，以梦想促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有历史积淀与事实依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然而，当前部分民众对我国制度、文化、道路的自信仍显不足，“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心态依然存在。例如，一些明星或公众人物动辄移民国外，个别青年宁可消费国外价格离谱的商品也不愿购买国内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典型的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部分青年群体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我们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激扬人们的自信与自强意识，并以强大的舆论引导力来激发各民族为国奉献的精神。
其次，以梦想聚力量。社会中的人不仅是“物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信仰、价值观等是人类生存更为根本的思想力量。有信仰的民族必然有力量，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或挑战时，正是信仰与不屈的脊梁撑起民族魂。信仰作为社会心态最为稳定的内在结构要素，既是个体的精神需求，也是社会整体性的秩序需要，既是个人自觉主动的精神建构，又是对社会客观世界的心理反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铁骨铮铮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也是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和目标。只要每一位中国人相信这一梦想必然实现，那么手上就有使不完的劲，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这一共同心理既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夙愿，也是民族有力量的渊薮。
最后，以梦想鼓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消极悲观、扭曲变态、颓废阴暗的心态，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生活、前途和发展，也会影响社会和民族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反之，积极健康、阳光豁达、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则能够为个人和社会事业进步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当前，就要以梦想促精神，最大限度地激活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达目标不罢休的民族精神。
总之，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的形成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现实需求的应然，是可察可感可塑的，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动机驱力、社会理智和精神支柱的总和。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运动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精神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华民族心理共同体综合体现了一个时代和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全体国民心理现状和发展态势，是整个社会的情感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从其生成过程看，是“个体—群体”“历史—现实”“存在—意识”三重维度同频共振的结果，其既是民族心性的集中呈现，也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不仅体现在情感与归属感层面，更是民族责任伦理的倾注。心理共同体滋养了民族共同体，同时民族共同体又升华了心理共同体，长效深化各民族对心理共同体的认同与坚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核心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