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荔枝自秦汉以来逐渐突破了水果属性，被赋予了民族认同媒介物的使命。荔枝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三个维度，其一，南、北人通过“互化”食荔方式促成地理认同；其二，荔枝通过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民俗信仰增加心理认同；其三，汉武帝的“宣汉”贡荔政策催生出“荔枝道”，而宋朝的“荔枝路”在削弱贡荔神圣性的同时衍生了民族自省，以“道统”批判贡荔的行为重塑了民族、国家意识，启发了清朝以荔枝祭祀达成“经权”合理性的诉求，其政治认同呈现出漫长的演变历程。荔枝文化实现地理认同、心理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历史体现了其促进各民族互动以构建共同体的逻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一个典型经验。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荔枝；民族认同
荔枝原产于我国南方，我国古代关于荔枝的称呼，据考证大抵有“离支”“荔支”“荔芰”“欐支”“丽支”“荔枝”六种，古籍中以“荔枝”与“荔支”命名居多。我国学界对荔枝人文历史的观照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对唐代贡荔路线的研究。学人分别持贡荔取自涪州（今涪陵）或戎州（今宜宾）与泸州两说，因运输贡荔而兴盛的“荔枝道”与唐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有密切关系。二是对于荔枝作为一种民生载体的研究。 杜甫《解闷》以荔枝表达愤世忧民的心声；苏轼《荔枝叹》以汉唐荔枝史事批判达官贵族的食色误国，表达对家国之难的忧愤情感；荔枝还成为客居他乡文人抒发乡愁的载体，用以讽喻政治、抒发乡愁、珍视友情，使其内涵更加丰富。 三是对以荔枝为素材的文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戏本荔枝著述承载的文化含义远超作为普通的水果，为荔枝促进文化认同的讨论拉开了序幕。此后，荔枝形成集体认同的元素逐渐被学者挖掘，如张九龄《荔枝赋》“为荔枝正名”传达了对南方地域的认同和南方边缘士人的士族认同，宋代岭南荔枝、荔枝酒传播至北方促进了北人对岭南食俗的吸收，胡宗华《荔子赋》等以荔枝待客、祭祖展现了岭南文人的乡邦意识和自我认同，苏轼在惠州以荔枝自勉实现了自身的地域认同与自我排遣。 文人墨客对荔枝媒介功能的挖掘，展现了以荔枝实现地域认同、饮食认同、自我认同的作用。然而，学界对荔枝认同的认识尚停留在个体、局部的层面，缺乏宏观的、整体的阐释视野。事实上，荔枝认同逻辑在不同朝代不断发生着演变，同时荔枝道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通过食荔交流还促进了我国南北地理认同，以荔枝为媒介的交往甚至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建设。荔枝认同不仅关乎特定地域、特定文化、某些个体，也关乎自成体系的集体、社会、民族、国家记忆且非常具有典型性，在此方面学界尚未深入阐发。
深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对于培育共同民族精神意义重大，作为中华文化媒介物的荔枝理应被重新审视。文章从多个维度考查古代荔枝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揭示荔枝作为媒介物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典型性意义，进而探究荔枝等水果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典型案例和经验参考。
一、地理认同：荔枝与空间互动
罗时进指出，我国的南方与北方，既是自然地理空间，也是人文地理空间。刘晓注意到唐代南方士人通过荔枝等物达成与中原士族的身份认同，认为荔枝参与到唐朝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塑造过程，从荔枝认同探讨南方士人的身份表达与士族认同。事实上，古代中国还存在从荔枝的饮食认同到地理认同的逻辑。首先，可以客观地以荔枝产地为参照考查不同的食用荔枝（以下简称“食荔”）方式如何促进南北空间的互动。白居易被贬忠州（今重庆忠县）期间，《东坡种花（其一）》载其曾在“东坡”栽荔枝树，可见其对荔枝的喜爱，并以“荔枝配酒”消遣日常：“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盏，西楼无客共谁尝？”白居易以北人身份入渝，肯定并宣扬“荔枝配烧酒”的独特吃法，与其说白居易接受了南方人的食荔方式，不如说南方人固有的食荔方法影响了白居易的饮食习惯，呈现了南北人跨越空间的互动。“荔枝配酒”亦被应用于宴饮宾客的重要娱乐活动中，杜甫曾流落蜀地，体验了东道主“荔枝配酒”的食荔特色：“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在杜甫当时的描述中，显然没有颠沛流离的情感体验，相反，宴饮中展现了蜀人的好客及自身的愉悦，减少了北、南人身份的距离感。由于地理空间分布的差异导致南、北人之分，而地理迁移使二者食荔习惯趋同，“荔枝配酒”的“互动”化解了杜甫等文人士大夫的地理身份差异意识，足见荔枝在联络南人与北人情感、促进南北空间互动方面的作用。 除了“荔枝配酒”呈现空间的“互化”特征，食荔的空间互动还在多方面有所体现，如“金门岁节曰：洛阳人家，正旦造丝鸡、蜡燕、粉荔枝。”洛阳人的“粉荔枝”大抵以面粉研磨后制成荔枝形状，以供节日之用。北人仿照荔枝形状制作糕点庆贺重要节日，完成食荔想象、形成共同意识，说明北人已认可南人食荔的方式并与之达成共识。某种程度而言，“粉荔枝” 促进了北方人对南方区域的认同感。以荔枝产地为参照可见南方之间也存在空间的互动，荔枝作为宴饮的重要一环在南方达成认同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大宝三年（960），陈延寿劝刘鋹杀诸王及其弟桂王璇兴，事成，后主以荔枝设“红云宴”庆贺新政：“刘鋹每年设红云宴，正红荔枝熟时。” 后主举办“红云宴”笼络各方势力以实现南汉区域的统一，此后以“荔枝设宴”成为常例。后主统治下的湖南、广西、广东有多处少数民族聚居地，以荔枝宴请宾客及少数民族首领，促进了彼此的交流。换言之，荔枝客观上成为促进南方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媒介，而各少数民族通过“荔枝宴”积极融入南汉，有效促进地理空间的互动。
其次，以主观的具体方位为参照考查食荔促进南北空间的“互动”。通过食荔认同促进南北空间“互动”的历史人物，最典型的当数苏轼。苏轼流贬广东惠州期间以荔枝作为岭南的符号：“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流贬士大夫还未抵达岭南时，对炎热的南方往往有抵触情绪，而苏轼初贬岭南却心境豁达，从食荔的喜悦不难看出其对岭南的喜爱，不妨说岭南荔枝的甘美减少了苏轼对岭南的“畏惧”。更为重要的是，荔枝削减了苏轼的南、北地理差异意识，换言之，通过食荔，苏轼宁愿作岭南人，以友好姿态融入岭南，促进了南、北空间的互动。苏轼食粤荔的“传说”远播北方，或可换言，粤荔以苏轼为载体，使“荔枝”实现跨越空间的传播。安徽人释德清说：“东坡初被放，至岭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常作岭南人。’余始诵之，将谓其矫。余居此几六年矣，每遇时新一度，不觉诵此什伯过。”被流放至广东、海南的释德清逐渐领会了苏轼以荔枝释然的境遇，揭示其因食荔化身岭南人的新形象，以及食荔远播后丰富了北人的思想观念，使南北在食荔上实现地理空间的交融。
再次，以历史文化传统为参照论食荔促进南北的空间互动。中原融合少数民族食荔习惯能说明民族团结，而少数民族认可中原食荔方式，更能说明荔枝促进民族交融的程度。元朝的白珽赞扬“荔枝配江”风味绝佳：“八珍殽龙凤，此出龙凤外。荔枝配江，徒夸有风味。”八珍，即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麋、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皆宫中珍品，将“荔枝配江”与“八珍”相提，一来表明荔枝珍贵，二来说明元朝时的蒙古族贵族认可中原食荔习惯。清朝的满族贵族亦对中原食荔予以高度认可：“繁生闽粤之乡，著美渝涪之际。肇嘉名曰荔枝，非凡果之可嫓。”唐以后，文人士大夫南下、南方各民族交流频繁、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不断融合，凡此种种，南、北人通过食荔交流减少了彼此的距离感，由食荔促成不同空间的互动，达成了地理的认同。
二、心理认同：荔枝与社会“叙事”
（一）从荔枝交往到“社会结构”认同
荔枝认同不止于地理维度更在于社会维度，在精英社会结构中作为认同的媒介物联结了人与人的情感交流，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期间写下这样的诗句：“乡路音信断，山城日月迟。欲知州近远，阶前摘荔枝。”通过荔枝反映忠州远离中原，而荔枝俨然成为忠州甚至“南方”的符号之一，即由水果属性演变为承载南方社会元素的重要载体。 荔枝作为“南方”的地域符号，抚平了白居易的思乡之情，慰藉了类似白居易等流贬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使南下的北人对南方人、南方社会保持相对良好的期待。蔡襄《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支》一诗反映了荔枝成熟时通过寄给友人分享以加深友情的情形。 “厚叶纤枝新绛囊，使君分寄驿人忙。彩毫封处曾留意，筠笼开时不减香。风色甚豪应少损，路程差近得分尝。闽州纵有千千树，未抵家园气味长。”蔡襄离开家乡福建莆田外出做官时，曹殿丞派人送来荔枝，蔡襄一方面表示曹君情深义重，另一方面表达因食用荔枝勾起的思乡情绪。可见荔枝不仅拉近了对福建人的友好情感，同时也促成了莆田当地人的“家园”认同意识。荔枝亦成为蔡襄交友的媒介之一，“霜鳞分不登枯肆，丹实全应胜木奴。欲效野芹羞献去，敢期佳什坠骊珠。”蔡襄向友人表达谢意的同时，将橘树与荔枝树作对比，通过荔枝的美好突出友人的良好品格，以自谦才华不济衬托友人的才华出众，减少二人的陌生感。
范纯仁也曾以荔枝赠友人联络情感：“嘉川荔子著芳名，携从归鞍到锦城。驰驿幸无唐日贡，甘芹聊致野人情。丹砂结颗藏膏露，赭縠为囊贮嫩琼。京洛不须图画去，得公佳句自分明。”以荔枝“珍贵”暗示二人友情深厚。
黄庭坚曾被贬至盛产荔枝的广西宜州，前往宜州时心中颇为失意，而友人以荔枝相赠慰藉了他抑郁的心情，黄庭坚作《谢陈正字送荔枝三首》示谢：
十年梨枣雪中看，想见江城荔子丹。赠我甘酸三百颗，稍知身作近南官。
斋余睡思生汤饼，红颗分甘惬下茶。如梦泊船甘柘雨，芭蕉林里有人家。
橄榄湾南远归客，烦将嘉果送蓬门。红衣襞积蛮烟润，白晒丁香之子孙。
陈氏送荔枝予黄庭坚，使其对岭南的新生活怀抱憧憬，一来化解其对岭南瘴气之地的恐惧，二来加深两人之间的友谊。
陈傅良《朱及之以所种荔枝结实招饮不及赴以诗谢之》等诗中，荔枝亦成为联络友人情感的重要媒介。
一般而言，认同与承认是社会交往的前提，家园共同体因地域、血缘等而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很容易形成坚实的内部认同。而人们的相互承认只有在组织体系运行的协作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通过荔枝促进乡邦关系、加深友谊，是群体之外的个体能够顺利融入社会结构体系的过程，换言之，荔枝促进了白居易、蔡襄、范纯仁、黄庭坚等人顺利融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了对集体的心理认同。
（二）从荔枝“传说”到民俗信仰认同
荔枝还促进了民间社会结构的完善，宋以后荔枝成为民间叙事的重要素材，在民俗信仰上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宋时太学各斋，除夕设祭品，用枣子、荔枝、蓼花，取‘早离了’之谶。”太学生借鉴民间祭祀的办法，以荔枝寄托“功成名就”的美好愿景，说明民间的荔枝祭祀雅俗共赏，适用范围更广。荔枝呈祥的寓意还出现在婚恋仪式上。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 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
在韩琦看来姻席上的荔枝是水果，可“食”，而白席等将荔枝视作呈祥之物，不可轻易“食”，在食或不食、如何食等观念上产生分歧。韩琦由对白席者施行的食荔风俗不满，到“为之一笑”的态度转变，说明其对当地风俗、民众予以认同。而白席者通过举行食荔风俗仪式与“资政”保持同步的饮食习惯，传达出接纳、认可士人阶层的心声。还有不同地域男女在此场景中喜结连理，闽地有男方以荔枝提亲的习俗以示对女方的尊重，“闽俗，将嫁前一年，男家送荔枝，名荔枝红，可谓善用其地之美。”倘若男方不送荔枝，则姻缘不佳：“娇羞十五闭房栊，风雨无端妒守宫。 玉镜台前倚惆怅，郞家不送荔支红。”荔枝在民俗中被赋予呈祥的寓意后，明清出现了以荔枝命名的戏剧文学表达，“荔枝传说”由口述形态升级为文学叙事，促进了社会叙事系统的建构。如嘉靖本《荔镜记》、万历本《荔枝记》、明刊本《荔枝记》，以及顺治、道光、光绪泉本《荔枝记》，此类戏本同出闽南地区的“陈三五娘”故事。 如《荔镜记》中，五娘将手帕包裹荔枝抛向陈三以示爱意，荔枝成为二人相爱的信物，《西江月》赞：“襟怀慷慨陈公子，体态清奇黄五娘。 荔枝为记成夫妇，一世风流万古扬。”荔枝作为闽、粤两地的特色水果，其呈祥功能被巧妙运用到男女婚恋仪式、方言融合中，并通过浪漫的传说促成系统性的文学、社会叙事建构，加深了闽粤两地的民族交流与认同。此外，荔枝的呈祥寓意还出现在重大的民俗节日场景中，如“颁历”俗：“年节则大吉葫芦，万年吉庆。元宵则灯笼。 端午则天师。 中秋则月兔。颁历则宝历万年，其制则八宝荔枝、卍字鲇鱼也。”再如“贺新年”俗：“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儿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共装盛之。”荔枝寓意生活美好、吉祥如意，成为民俗节庆的美好祝福，参与到人们建构美好生活的行为中。
以荔枝为纽带加深感情、建构信仰认同，是社会叙事的重要方面，而通过荔枝进行社会叙事建设，又促成了共同社会体系的心理认同，使荔枝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追求和信仰。
三、政治认同：荔枝与朝贡、批判及祭祀
（一）“宣汉”与“荔枝道”的生成
汉武帝喜爱荔枝尤甚，曾将荔枝树从交趾移植至长安，并以荔枝命名宫殿：“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荔枝”命名“扶荔宫”，可见荔枝被赋予王朝正统的寓意纳入了汉朝的权力中心，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大汉政治的威严。而荔枝作为朝贡之物，被汉朝视作与少数民族联结的纽带，一方面沟通了汉朝与南越的联系，“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南越王赵佗将荔枝作为与汉朝交好的礼物，博得汉高祖的友好回应。另一方面沟通汉朝与匈奴的联系，“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 建武中，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橘、龙眼、荔支。”中原受地理环境、种植技术所限，荔枝树无法生长，物以稀为贵，外加君王好尚，导致荔枝成为朝中珍品，故荔枝作为南越上贡朝廷的贡品，可以在汉朝与匈奴的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荔枝多产于“南蛮”之地，南方少数民族以荔枝上贡朝廷，缓解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巩固了与汉朝的良好关系。而荔枝抵达中原后，又被汉武帝作为与匈奴交好的礼物，促进了汉朝与匈奴的交流。
汉武帝开辟“宣汉”的南通之路，贡荔政策导致荔枝成为维系“宣汉之路”的重要媒介：
（汉制，郡县有蛮曰道，故曰僰道）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 山道广丈余，深三四尺，其凿之迹犹存。 王莽更曰僰治也。
汉武帝根据司马相如《谕巴蜀檄》安抚西南的提议开辟“僰道”，《郡国志》云：“僰在施夷中，最贤者，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岁收百五十斛”，巴蜀盛产荔枝而中原却匮乏，巴蜀通过“僰道”向汉室进贡荔枝维持双方的良好关系，汉武帝时期开辟的僰道即最早的“荔枝道”。僰道是汉武帝为建立与西南的联系所辟，荔枝作为僰道运输的重要物什，自然成为“宣汉”的关键。此处有必要对“僰人”是否为少数民族加以考证，事实上，“僰人”并非如《夷裔考》所认为的“僰人有罪贬南方而先世本汉人”，刘复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有“僰”无“濮”的记载，并在顾颉刚辨“僰”即“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表明，一方面历史上并无僰人大规模南迁的记载，另一方面“僰”即“濮”（或“卜”），而“僰人”或“卜漏”南迁只是一种“南迁想象”。如若“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少数民族观点成立，那么，极有可能《叙州府》载“（僰人）其俗每岁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竞举火把盈野，居傍城郭，与汉人无异。”便是“僰道”运输荔枝促进民族融合的例证，至少说明汉朝通过僰道进行的“宣汉”思想是有效果的。汉代主要从蜀地、岭南进贡荔枝并成惯例，贡生路“五里一堠，十里一置”，按照汉代人以“三百步为一里”，大致每两千米左右设置一个堠台，每四千米左右设置一个驿站，如此频繁地设置堠台和驿站，不仅便于运送荔枝，同时亦为汉人与蜀地少数民族交流提供重要平台，打破民族隔阂，加深各民族友好关系，不妨说荔枝道即民族道。唐以后交通发达、荔枝需求量多，此时主要从蜀、粤、闽一带进荔枝，一度形成荔枝的贡道、商道。 “荔枝路”命名首次出现于唐：
马前铜笛转山频，树底行沿汉水滨。 又喜晚炊来子午，曾经春雨忆庚申。 采茶调苦穿林女，放獭声高荡桨人。却恨妖容几丧国，拂衣犹有荔枝尘。（王注：水边人放獭取鱼子谷，唐取荔枝路。）
王云凤认为“鱼子谷”即“子午谷”，可见，通过“子午谷”运送荔枝的道路至唐被正式称为“荔枝路”，而晚清吴焘《川中杂识》所谓“荔枝道”大抵与此同。郭声波等按今人的习惯命名“荔枝道”，认为包括子午道、洋巴道、达涪道，并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一再重申“荔枝道”不止于专为杨贵妃贡荔而开，指明“荔枝道”的复杂性，而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而言，“荔枝道”的内涵更为丰富。
以荔枝朝贡的传统自汉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魏文帝曹丕曾认为荔枝虽甘美，却比不上新疆的葡萄、蜜枣，李德裕则说“荔枝来自远卢橘赐仍叨”“先朝初临御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自后以道远罢献也。”受贡物愈加丰富、交通路远的影响，荔枝“宣汉”属性逐渐被淡化。唐朝天宝年间杨贵妃钟爱荔枝，唐玄宗设法从南方大量运输，荔枝受诟病后，其“神圣性”逐渐衰退。从唐诗关于荔枝的书写可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皆能食荔，此时荔枝由政治“外交”的符号演变为满足唐人味蕾的特需水果，“荔枝道”削弱“宣汉”“天下一统”神圣性的同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强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二）“道统”视域下荔枝对民族意识的重塑
蔡襄曾说荔枝“生于海滨岩险之远，而能名彻上京，外被夷狄，重于当世。”指出荔枝声名远扬的事实，相对于唐，宋人认为荔枝的影响力极大，因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发生了转变，故对汉唐的贡荔事件加以反思。宋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表现为民族国家意识趋于上升，面对强悍的辽、金等政权，宋朝产生严重的危机意识，导致其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设显得十分小心。而荔枝与前朝政治紧密相关引发了宋人的“提防”。荔枝作为“中国”的符号之一远播各方，“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饫食者盖鲜，以其断林鬻之也。”此时荔枝多与经济相关，然在宋廷看来，闻名遐迩的荔枝更易激发紧张感。这与荔枝作为宋朝民族自省的象征，以及“道统”建设的反面案例息息相关。葛兆光指出，宋代士人面对强悍的四邻政权，以及唐朝中期变乱的历史记忆，表现出对道统失坠的担忧，所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确立“正统”。赵蕃指出，荔枝因害民而受宋文人讥讽“天生尤物为民瘵，荔枝奔腾自南海。后来始说闽部茶，亦有风人刺丁蔡”，被推上政治批判的风口浪尖。宋朝对汉唐贡荔的危害予以批判，表现出自觉的民族反思及“正统”建设的意识。
宋代的陈经认为贡荔等同民害，“橘柚常贡，则劳民害物，如汉永平、唐天宝荔枝之害矣，故皆锡命而后贡。”张镃认为：“中国甘珍亦自不少，远方之物，一有供奉，便成劳弊，如汉、唐荔枝是也。”汉唐贡物极丰富，张镃惟以荔枝举隅，说明贡荔之害更典型。周必大也认为：“州岁赋荔枝扰民”。荔枝“劳民害物”“劳弊”“扰民”皆为民害，以贡荔折射汉唐帝王“锡命”之荒唐，为宋统治者敲响警钟。杜甫曾写《病橘》诗：“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黄鹤注曰：“公借汉南海献荔枝事，以讥杨贵妃嗜荔枝，亦所以警嗣君也。昔明皇于荔枝熟时，与贵妃幸骊山宫，荔枝之使驿骑传送至宫，色尚未变，马乏热，皆为之喘死。到今父老言之，不能无悲也。”黄鹤又批汉贡荔“劳民伤财”：“驿马昼夜传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 “以讥杨贵妃嗜荔枝，亦所以警嗣君”显然是以贡荔警示帝王。“贵妃食荔”从重庆、四川一带取得可能性极大，但并不排除贡荔自南海（今广东）进，至于贵妃能否食到又是另一回事，正如高辅平《杜甫“戎州诗”小议》所言，泸州、戎州、涪州、南海先后进贡荔为事实。但南海与唐都长安阻隔重重，在运输过程中“民弊”层出不穷，为宋人批判贵妃贡荔提供了更多依据。而唐玄宗不惜代价从南方进荔枝实与汉贡有别，前者出于帝王的荒淫好色、杨贵妃的恃宠而骄，后者多从民族融合、“大一统”的格局出发，故宋人对唐贡荔的批判更犀利。如陈景沂说：“贵妃嗜生荔枝，每岁飞骑驰进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宋人批判唐贡荔比批判汉贡荔更多，而宋人批判贡荔又比唐人批判贡荔更多，范纯仁针对贵妃贡荔误国直接劝诫统治者：“不学荔枝遗国恨，曾烦驿使到长安。”其中点明荔枝不仅害民，甚至误国。
可见，宋朝对贡荔的批判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反思，呈现明显的“道统”建设意识，宋人汲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经验教训，辽、西夏等屡次挑衅并漠视宋朝正统的合理性，此时获得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显得极为重要。“贡荔害民”违背儒家“仁政”传统，不符合“天道”，而历史上“正统合理性”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如“帝纣淫乱，武王伐之”“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揭示帝王因“好”美色而失去民心，并与儒家“戒之在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品格相背驰而遭讨伐。以贵妃贡荔为矛头批判唐玄宗好妇人之色、违背正统，表达宋朝以正统自居的心理。批判贡荔的反思利于宋人树立新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正统合理性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荔枝祭祀促进满汉融合
基于宋朝以荔枝重塑民族观念的成功经验，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奉行“华夷一家” 的策略，并通过物什等载体论证其统治中原的合理性。中原地区以儒家为正统，物什祭祀在儒家礼制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清朝统治者意识到通过崇尚儒家祭祀叙事树立合法形象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方式。祭祀是清朝统治核心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一，而祭品自然承载重要的“认同”使命，荔枝成为祭祀、节庆活动的重要物什，故荔枝成为清朝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逢年节庆典，尤其万寿节之际，清廷以荔枝祭祀祖宗的流程大抵参照儒家的祭祀体系，而荔枝祭祀表现了融合中原礼仪的诉求。
满族人传统祭祀活动出现牛、羊、鹿等动物类祭品居多，水果类祭品较少，而将荔枝作为皇祀祭品则是入关后的现象。清代江蘩的《太常纪要》记载，祭祀祖宗的“三陵祭祀”（即清代关外的永陵、福陵、昭陵），其中“陈设祭品”规定“荔枝十六盘”“荔枝三盘”“荔枝三斤”等。抛开“物以稀为贵”不论，严格荔枝祭祀数量一方面呈现阶级划分的意识，即满族人参照儒家的祭祀传统，将荔枝作为实物象征以维系等级制度。儒家祭祀系统在每个朝代皆发展变化，然清代满族祭宗庙的逻辑与《礼记》“祭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三陵祭祀”中扮演“至孝”的角色，荔枝祭祀的阶级象征实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逻辑几乎相类。清代满族统治者通过荔枝祭祀礼仪，严格等级制度稳固了满汉的民族关系，巩固了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满族人崇尚儒家提倡的“节俭”理念，包括《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皆重视“国俭”“家俭”思想。而荔枝祭祀逻辑，确与《礼记》等儒家典籍“节俭”理念趋同。 再者，顺治时期万寿节上贡礼品中荔枝必不可少，“顺治八年定：每年恭遇万寿圣节，遣官祀北极佑圣真君，用白色礼神制帛一，核桃、荔枝、龙眼、枣、栗各一盘。”作为稀有之物的荔枝颇显珍贵，而与皇权捆绑又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还记载荔枝作为清代宫廷节庆的重要物什，而《大清会典》关于荔枝成为官方祭祀之物的记载更多，如卷四十载“三陵祭品前期”，“衙门祭”用荔枝各二百三十二斤、“山川城隍祭”用荔枝二斤，卷九十二载“元旦大祭”每位用荔枝各一盘。显而易见 ，《大清会典》记载皇祀荔枝的数目远超其他，以此衬托皇权的神圣，荔枝自然与皇权挂钩了。诸如此类，荔枝成为满族人祭祀、节庆的重要仪式，尤与皇权联系紧密，大抵被赋予神圣性，在沟通满汉饮食融合的同时，亦通过荔枝的“神圣象征”达成政治认同。可见至清代，荔枝不仅成为地理空间划分的标志，也有代表汉族符号的内涵。荔枝成为清廷祭祀仪式的重要环节，是满族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换言之，满族统治者通过荔枝“儒化”的行为可理解为，满汉通过荔枝达成了政治认同。通过荔枝表达崇尚儒家礼制系统，呈现出合乎时宜的“经权”愿望，表达满汉“互化”的诉求。
四、结语
从地理认同到心理认同，再到政治认同，荔枝呈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荔枝认同逻辑”的逻辑演变。食荔方式的传播打破了地域的隔阂进而形成了地理认同，荔枝帮助文人士大夫顺利融入不同的社会群体结构促成了人们的心理认同，与此同时，荔枝催生了“宣汉”的荔枝道，促进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通过作为祭祀用品参与实现了王朝正统建设的历程。食荔文化促进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独有的空间认同、社会记忆以及民族记忆。以荔枝文化促进各民族身份认同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荔枝文化促进民族互动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了一个经验参考。
张震英，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宁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韦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岭走廊各民族创世神话中交往交流交融元素的挖掘、整理与阐释”（24BMZ100）。
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