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民族共同抗战过程中，不管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抑或是在大后方，中华各民族都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体，在共御日寇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升华，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增强了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关键词：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自觉；真正自觉

作者简介：孟凡东,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华民族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杨兴猛，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为本文通信作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中华各民族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汇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共同抗日。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得到极大增强，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全面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升华，这些都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展，而这一自觉存在究竟呈现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 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关于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林家有认为，中华民族自觉的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因为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传统“夷夏之辨”的民族旧观念，开辟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马敏也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近代转型迈向“自觉”状态的重要一环。郑大华认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俞祖华认为，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传统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转型的结果，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身份认同，也实现了共御外侮、共有疆域、共为中华民族、共同缔造并体认中华文明等“四个共同”意识。瞿林东则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完成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伟大转变。郑师渠从概念史的角度入手，研究概念生成的历史实践，认为民族自觉“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深化的过程”，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揭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共同体坚定的民族信念，这是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不断走向深化的过程。郑大华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其基础是各族人民开始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中华民族团结重要性的共识和新型的“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民族关系等三个方面。洪盛智认为，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彻底觉醒，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有着其独特的思想、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因素。总的来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华民族自觉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呈现了整体自觉，但究竟“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自觉”？由哪些结构要素共同推动实现了整体自觉？又是如何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实现整体自觉？等等重要基础性、核心性问题尚未阐释清楚。笔者着力从纵向时间维度论证真正自觉的历史生成，从内在系统结构论证整体自觉的要素构成，尝试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自觉”的真正内在逻辑与外部表征，进而全面明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内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民族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抗日武装斗争，各族爱国人士在认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前提下竭尽全力地参与全民族共同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共同的、全面的独立与解放。因此，平等、团结、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同解放”“共同救国”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本质内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意识、共同性意识得以全面觉醒，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得以真正形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实现的“救国自觉”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到了真正自觉，呈现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的内在统一，形塑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救国自觉”“文化自觉”“历史自觉”和“整体自觉”的内在统一，“四种意识”与“四种自觉”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容和结构要素，具体表现为革命意识、家国意识、人民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 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最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保证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中流砥柱，更是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忠实代表，是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最自觉的领导者”。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在此过程中，各族人民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革命意识”。因此，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救国意识与先锋队意识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救国自觉的本质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进行共同抗日斗争并谋求共同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战场上的各族人民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共同革命、共同抗日、共同解放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东北各族人民高举抗日救国的义旗。从1936年1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各游击队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军。在抗日联军各军中，涌现出许多少数民族军、师级指挥员，如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为白族，抗联总参谋长李红光、第一军一师师长韩浩、第二军一师师长安凤学、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等均为朝鲜族，第二军二师师长陈翰章、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等均为满族。连人口仅1 000~2 000人的鄂伦春族,人口不足1 000人的赫哲族，也有人参加了抗联。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中回民支队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敌约3.67万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成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面英雄旗帜。

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中，各民族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浴血奋战，使各族人民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敌后战场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责任，收复广大国土，保卫共同家园，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光辉历史。

（二） 革命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救国自觉的核心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与发展。这一自觉恰恰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华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共同觉醒与实践自觉的表现，有效激发了中华各族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五四运动”时期，中华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主动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并在共同革命与共同救国的斗争实践中自觉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力激活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属性。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做出迅速反应：“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即“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并将“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彰显着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作为“共同救国”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构建命运共同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由此可见，正是这种先锋队意识唤醒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而这一自觉的真正基础来自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其先进性和先锋队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中国各族人民坚定地信任党的领导，深刻认同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抗战方针及一系列抗日政策，衷心拥护党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和抗日民族纲领政策。依托这种坚实的政治共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为取得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这种团结一致的行动既源于党的先锋队意识对民众的感召，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形成的共同革命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展全民族抗战，并通过“救国自觉”及其革命实践，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独立，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觉醒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以‘革命自觉’的‘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近代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真正自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共同抗日斗争中塑造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思想的历史结果”。这一历史结果既根源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解放意识”的“救国自觉”，又在实践中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的发展，推动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

三、 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人民在历史实践中对自身文化价值、历史使命的理性认知、批判继承与主动建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的形成，正是中华各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文化主体性觉醒的集中体现。这种觉醒不仅是对民族危机的被动回应，更是对“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民族”的主动思考，对“何以救中国”“何以救中华民族”的主动回答。呼唤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其核心就在于将分散的族群意识升华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通过爱国主义精神实现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度融合。

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位居最高层次。真挚的国家认同、国家意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断战胜外敌入侵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其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但抗战时期的文化自觉却展现出特殊的历史能动性，即在外敌入侵的压迫下，中华民族通过革命救国的实践，重构了超越阶级与地域的文化认同，为政治共同体的存续提供了精神支柱。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爱国情怀得到了极大激发，各民族奋起反抗，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国、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和民族分离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关乎中华各族人民至高无上的根本利益。

（一） 抗日武装在正面战场上发起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国运动

文化自觉的实践性特征在正面战场的救国动员中得到充分体现。七七事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尽管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但在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历史关头，其参与抗战的实践客观上推动了文化自觉的形成——军事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促使“保家卫国”从口号转化为全民共识。

在抗日战争中，各民族战士为了抵抗侵略者不畏牺牲、奋勇向前。如骑一师各族官兵转战千里，血洒疆场，伤亡近万人，为驱逐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再比如著名的滇军六十军，该军中上至军长，下至普通士兵，有许多少数民族战士。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进台儿庄战场。在前后27天的喋血恶战中，日军被我六十军官兵杀得伤亡累累，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没能攻克我军阵地。连日本报纸也载称：“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这些壮举表明：文化自觉并非抽象的观念运动，而是通过“血肉筑长城”的集体实践，将多民族的身份差异熔铸为“中华民族”的一体认同。

还有由土家族、苗族子弟构成的陆军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二营，各族官兵“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全营官兵600多人，最后除一人因伤离队而幸存外，其余全部战死”。这种“向死而生”的选择，本质上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形态——个体通过自我牺牲，将生命价值融入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从而在精神层面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意识的变化。国民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悲壮的对日血战中，国民党军队中的各族爱国官兵始终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表现出共赴国难、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理应受到全民族的崇敬和怀念。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增强了以家国一体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深化，离不开先进政党的理论引领与实践整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国共两党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而共同奋斗的局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发挥了凝聚全民族抗战的主体力量的作用。全民族在共同抗战信念、全民族必胜信念的影响下自觉地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则为救国时代的爱国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共同解放的革命目标而同甘共苦。国共两党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鼓舞着抗战前线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不惧生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促进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现代转型和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自觉的不断提升。

文化自觉的演进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规律。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文化自觉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把真挚的国家认同、爱国之心转化为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肩负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发扬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牺牲、尽瘁终生的爱国情怀，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生死与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华各民族对心系之、情系之、命运系之的伟大祖国的归属感和自觉认同得到极大增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极大升华；以大局为重、整体为重，为国家勇于舍弃小家、牺牲个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弘扬。这种升华的本质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将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因此，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强化了国家意识与爱国意识相结合的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全面觉醒。

这一文化自觉的结果实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民族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的孕育塑造着新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促使其同时完成了“双重超越”：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打破了封建文化的桎梏；另一方面，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抵制了殖民文化的侵蚀，最终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化体系，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不同，中国的“现代”是社会主义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新意识更为凸显，“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这一近代文化主体性自觉发展的历史结果，推动并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自觉发展转向现代自为发展。

四、 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

历史自觉是指历史主体（如政党、民族等）对历史发展规律、进程及自身使命的深刻认知和主动把握，体现为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引领发展方向的能力。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满蒙政策”，蓄意制造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在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较量中，我国各族人民在内心深处感悟到了中华民族的分裂必然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悲剧，从而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定决心，形成了人民意识,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自觉。这一自觉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唤醒共同历史记忆、整合阶级力量、规划民族复兴路径，将分散的族群意识升华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认同。

（一） 大后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抗日救国

毛泽东指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自七七事变以来，大后方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空前局面。这一实践表明：历史自觉的生成不仅依赖思想觉醒，更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将“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全民族爱国行动的共识。

大后方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共同救国的事例有很多，比如新疆各地不仅开展各种“献金购机”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多次组织为延安捐献皮衣等活动，仅1937年新疆边务处就派人护送一批有8万件皮衣、1万件马鞍和800斤西药等共80辆汽车的物资运送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了护送人员。这一行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通过物质支援与政治动员的双向互动，边疆民族的爱国热情被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中，实现了历史自觉从个体到集体的升华。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也发起了“献金购机”运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飞机25架，组成3支空军大队，支援抗战。甘肃拉卜楞藏区人民捐献的财物可购买30架飞机，受到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此匾至今尚存于拉卜楞寺中。“输财卫国”不仅是经济贡献的象征，更是通过文化符号的重构，将传统的地域忠诚转化为现代的国家认同，彰显了历史自觉的文化整合功能。

保障国际运输线，抢修国防工程，是大后方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又一群众性实际行动。1939年后，粤汉铁路、滇越铁路先后被日军切断，为了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运输线，20万云南各族劳工硬是靠双手挖出了长达95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浸透着各族人民血汗的滇缅公路起到了“国际大动脉”的作用。1939年到1942年的3年间，通过这条公路从国外抢运回国的物资中仅汽车就达1.3万辆。滇缅公路的修筑，不仅是一项工程奇迹，更是中国各族人民以“人民战争”思想动员群众的典范。这一行动通过将个体劳动升华为民族救亡的集体实践，使历史自觉从口号落地为“血肉筑长城”的生命经验。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将士们在抗战前线战场上英勇奋战，后方人员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局面，大后方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遥相呼应，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凸显了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的历史自觉。

（二）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自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历史自觉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在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实践中，对自身历史使命的理性认知与集体行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所有成员深刻认识到“日寇是全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汉族以及蒙回藏及一切少数民族的共同敌人”的这一最高原则和“抗日高于一切”的核心原则，他们深深懂得“国内诸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之目的”，他们在祖国至上、中华民族至上、抗日高于一切的信念下凝聚共识，深刻认识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民族危机。这一共识的形成，并非自上而下式的政治动员，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唤醒人民主体意识，使工农群众、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开明士绅在“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下自觉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华各民族一致响应我们党提出的“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伟大号召，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民族阶级阶层、思想不分主义信仰宗教，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转化为中华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一致参加抗战，增强抗战力量”的共同行动。这一行动的本质，是人民意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飞跃——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通过抗日实践认识到，只有打破封建枷锁与殖民压迫的双重束缚，才能实现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解放。这一行动也是人民意识从“被动承受”向“主动创造”转变的展现。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而抗战正是中国人民通过自我解放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性节点。当云南各族劳工以血肉之躯修筑滇缅公路时，他们开辟的不仅是物资通道，更是通过“血与汗的实践”将个体生命融入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中，使“中华民族”从一个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的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毛泽东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意识的觉醒，使得历史自觉不再停留于思想层面，而是通过“人民战争”的实践完成了从认知到行动的飞跃。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国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坚定维护者，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凝聚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和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的基础上被激发，并完成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在全民族的共同抗战中，我国各族人民通过切身经历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是弥足珍贵、威力无穷的法宝，是战胜日本侵略者最有力的武器，它如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只要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聚成一条心，就能形成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这种历史自觉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通过“批判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的辩证运动，将民族解放斗争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轨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引领人民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共同体”向“自为共同体”的跨越，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文化共识。

五、 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整体自觉”是指人民在历史实践中对共同利益与使命的系统性认知，其本质在于通过阶级联合与社会实践,将分散的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行动的历史合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各民族进行对敌斗争过程中，引导中华各民族逐步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实体性与结构性特征，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家国意识”的全面觉醒，彻底形塑了现代“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并通过工农联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阶级力量与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整合，显著提升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一） 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日益强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中华各族人民认识到只有共赴国难才能救亡图存，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只有共同抗争、共同革命才能共同救国、共同解放。这一意识的形成，根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支配性矛盾，进而迫使不同阶级、族群在“救亡图存”的目标下实现大联合与大团结。在血与火的共同抗争中，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不容分离的“一个大家庭”这一历史结论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形成了高度的认同，这一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唤醒了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和爱国意识，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自觉，也全面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自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认同的升华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必然结果——抗日战争的残酷实践迫使人民超越家族、地域、阶级的局限，形成“中华民族至上”的集体理性。

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全面提升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自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家庭”的意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极大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身份认同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对于各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亲和力得到空前强化。他们牢固地树立了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民族意识，以及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一分子的国家意识。这种意识的转型，本质上是传统“家国同构”伦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向现代“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以阶级联合为核心）的历史性变革。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中华民族大家庭全体成员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激发，各民族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纷纷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不惜一切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于是，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

（二）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自觉

“整体自觉”的实现，依赖于先进阶级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引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在浴血奋战中巩固了同仇敌忾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了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大家庭自觉意识。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意识引导之下，形成了救亡图存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致力于共同抗日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近代真正自觉，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抗战实践正是将这一“结合”从地理概念转化为政治实体的关键环节。

经过全民族抗战的锤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空前升华与巩固，各族人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做到生死与共、共同对外、守望相助，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守卫自己的完整、统一，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全民族共同抗战激发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奋起反抗的共识，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是由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共同凝聚起来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即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觉醒和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

六、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自然之在”“自在之在”的传统共同体向“自觉之在”“自为之在”的现代共同体历史大转型的过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自觉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时期（1840—1901年），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发展转向自觉发展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是清末民初时期（1901—1931年），这一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自觉发展的历史轨迹，因为它们“在近代民族自觉中的标志性意义，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自觉’，更是行动上的‘自觉’，是‘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全民族共同抗日共同救国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正自觉发展；第四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全面自觉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从近代自觉向现代自为发展的转变，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入新民主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通过论证全民族抗战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可以得出“真正自觉”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步自觉、真正自觉和全面自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转型，正是这一规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具体体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驱逐了外敌，更通过阶级力量的重组，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新时代新征程要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拥有凝聚中华民族现代共同体的根本力量。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实现团结统一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它源自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对共同理想目标的追求，以及对共同价值观念的坚守。这种凝聚力不仅体现在国家面临危难时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民族纲领政策得到了全民族同胞的支持，也增强了全民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使其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只有全民族并肩战斗才能真正求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与此同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实现强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要深入研究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和新趋势，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向前，不断提升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