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经历了战时观察、宏大叙事、实证研究、多重视野研究等阶段，先后以“大理论”、中国中心观、全球史观、记忆史学等理论或范式为指导，塑造了不同的战时中国形象。中国学界密切跟踪关注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践行中国中心观，提出了区域抗战研究、新革命史等范式，致力于全球史观的本土化、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接受并发展抗战记忆史研究，不过总体上仍未突破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界可探索以“复兴范式”统筹既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自主话语体系。

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抗战形象的认知，取决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全面检视八十多年来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程、内容和立场，系统把握西方话语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嬗变过程，对照分析中国学界的借鉴、回应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自塑”中国抗战的世界形象。

一、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检视

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始于抗战爆发之后，大致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察和记录、四五十年代的起步、六七十年代的推进、八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和21世纪的式微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抛物线状。

（一）前线观察与中国抗战的形象建构

抗战期间，西方国家一些来华记者、传教士、军官和科学家，基于对中国抗战的切身经历和战时中国的近距离观察，发表了大量关于战时中国的战地报道、著作和回忆录，建构了中国的抗战形象。

他们建构起来的中国抗战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揭示日军的残酷暴行和展现中国的受害者形象。美籍记者勃鲁司（G. C. Bruce）的《上海不宣之战》用600多幅图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罪行；在南京的十余位西方传教士如实记录了日军“魔鬼般”的暴行及造成的“恐怖”和“震撼”。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在战争的阴影下》、田伯烈（H. J. Timperley）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也属于这一类，此外，《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也刊发了大量报道。二是展示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英勇惨烈。澳大利亚记者范马尔（Rhodes Farmer）的《上海收获：三年抗战日记》描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英勇抵抗。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ley）的《扬子前线》、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中国为世界而战》、罗宾·海德（Robin Hyde）的《龙之徽章》也都有类似描述。三是盛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的新气象。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认为“延安政府是将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另外，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的《北行漫记》、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耳熟能详的著作都是这一类的代表。

这些观察者身处战时中国，更有些人身处抗战一线，他们近距离、及时、客观、全方位揭示了日本侵华的残酷暴行，呈现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悲壮，对宣扬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描绘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带来的抗战新气象、新力量和中国的新希望，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们持论相对公允，为推动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大大提高。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于战争性质、战况的讨论和介绍，多从战争本身、日军战略等角度展开，代表论著有琼斯（F. C. Jones）的《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衰（1937-1945）》、柯尔比（S. Woodburn Kirby）的5卷本《抗日战争》等。第二类是关于战时中国的记录，包括对战时中国社会、中外关系的记载，多基于亲身经历而形成，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代表论著有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的《中国采访战》、高尔德（Randall Gould）的《引人注目的中国》等。第三类是关于中国革命和战时中共、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记录和研究，代表性作品有费子智（C. P. Fitzgerald）的《中国革命》、林迈可的《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笔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且资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二）宏大叙事下归纳研究的推进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敌人’的动机”，“怀着‘刺探敌情’的心态”，开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他们重视探讨中共的成功之道和美国道路在中国的失败。由于当时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不畅，他们的研究多属宏大叙事的归纳研究。

战时中共的壮大及其成功之道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伯克利大学约翰逊（Chalmers Ashby Johnson）的著作《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之道，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获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战时动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 Harrison）的著作《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起义》旨在“解构”中共建立起来的对农民起义的解释，认为农民起义在中国史学上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西方工人运动，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的《革命中的佃农：传统道德的韧性》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佃农参加华北地区的农村革命程度深入的根源，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全新理论解释。

美国道路在华失败是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美国达拉斯大学教授安东尼·库贝克（Anthony Kubeck）的《远东是如何丢失的》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都是对美国在华政策做出反思的理论著作。美国畅销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分析了史迪威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失败，指出“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影响，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资料获取不便、学术交流不畅，所以出现了很多诠释中共成功之道和分析美国失败之由的大理论研究。这些大理论研究话语中，很少有关于中国抗战的直接成果，由于过于关注“两种道路”或“两种模式”，没有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国家命运问题来思考，更缺乏实证性的抗战专题研究。

（三）“目光向下”实证研究的迅猛发展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开放给西方学者带来了实地考察的机会，面对日益丰富的资料，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逐渐升温，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他们一改此前“大理论”研究方式，转而依靠基础资料，掀起“目光向下”的实证主义“地方研究”热潮。

区域研究大行其道。西方学者用微观研究方法研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呈现出“深描”特点。战时上海是西方关注的重点区域，从80年代起，上海城市史、社会群体、各方力量研究等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讲述了孤岛时期上海血雨腥风的历史。另外，还出现了赫普纳（Ernest G. Heppner）的战时上海犹太人、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的上海秘密战、霍尼格（Emily Honig）的上海纱厂女工等具体专项研究。根据地的区域研究更是受到研究者青睐，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关注、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对陕北的系列研究、保尔森（David Mark Paulson）的山东根据地研究等，都是区域研究的代表。也有学者从更微观的区域入手，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将目光下沉到一个村庄，以1937-1948年的陕西米脂县杨家沟为例观察一个封建堡垒的革命，可谓微观研究的典范。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广泛运用。美国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运用社会生态学原理和人类学概念，以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三大事件为中心，分析了华北地区百年来的农民反抗运动。萧凤霞（Helen F. Sui）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华南乡村代理人的概念，认为由于国家政权下移过程中不断地配置和拉拢乡村精英，造成村庄国家化倾向，乡镇政权在充当国家政权代理人过程中获取了利益。这些研究更多借助社会科学的统计、量化、田野调查等方法，在细节研究上着力更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他们重视实证和精细化研究，重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战时中国区域、战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深耕细作。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周锡瑞、班国瑞、齐锡生等。此外，随着亲身经历过中国抗战的一些西方人士到了回顾总结的年龄，一大批资料集、回忆录随之出现，如费正清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饶世和（M. Rosholt）的《飞翔在中国上空：1910-1950年中国的航空史话》等。

（四）多重视野研究的推进与式微

21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在国际合作研究之下持续推进。中外学者共享资料、合办会议、开展项目合作研究，通过多重视角、多种方法，有效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全球视野下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受到关注。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教授（Rana Mitter）提出不应忽视中国这一“被遗忘的盟友”，并且指出要在二战中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安德鲁·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全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约翰·费里斯（John Ferris）和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编写的《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都以全球视野关注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

“大众史学”思维下以底层视角关注战争下普罗大众的成果众多。李丹柯（Danke Li）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是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的代表性著作。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何稼书（Joshua H. Howard）将研究视角对准了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的工人，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的《苦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戴安娜·拉里（Dianna Lary）的《战争下的中国人：人的苦难和社会的转型（1937-1945）》都关注了战时难民。他们的研究并非关注大人物，而是关注以前被忽视、甚至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关注战时“日常生活史”，如战争下的普通战士、普通妇女、普通工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

抗战记忆研究方兴未艾。拉纳·米特的《中国的正义之战：如何塑造新的民族主义》一书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抗战记忆，强调中国政府正在利用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来创造一套话语体系，并以这套话语体系对内强化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neider）的《中断的记忆：东北亚关于战时记忆的争论》研究了东亚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不同反应。阿尔乔姆·卡赞采夫（Artem Kazantsev）指出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亚洲外交关系。乘松聪子（Satoko Oka Norimatsu）讨论了当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侵华战争记忆特点，指出战争的发动是大多数日本人想逃避的话题，日本人主要希望看到日本是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发起者或实施者。马克·弗罗斯特（Mark R. Frost）等人以“慰安妇”问题为例专门探讨了跨国记忆制造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后现代主义新史学深刻影响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比如新文化史研究，李欧梵（Leo Ou-fan Lee）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对上海作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做了点评。再如环境史研究，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的论文《战时中国的难民、土地开发和军事地貌：陕西黄龙山（1937-1945）》以黄龙山复垦为例研究了难民潮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

总而言之，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开始从全球史观、底层视角、历史记忆等多重视野、多个角度关注中国抗战，后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史、环境史、医疗史等也深刻影响到中国抗战史研究，整体研究呈现出多重视野且不断深化的趋势。此外，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中外频繁交流、全球合作研究的特点，但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所减少。

二、西方话语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嬗变

全面检视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程和内容可以发现，八十多年来，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在不同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呈现出鲜明的话语变迁和理论嬗变过程。

（一）“大理论”与中国抗战的道路研究

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中国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但是这一时期，因为西方获取中国研究资料相对困难，他们无法进行史事的考证，所以其研究大多是基于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或进行宏观理论建构。后来，班国瑞称其为大理论（grand theory）研究。这一理论风靡西方中国学研究近三十年。

因为“学者们不能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只能“运用归纳法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事情”，他们的研究“受到演绎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苏联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框架加之于中国”，于是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成了所谓‘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的一个变种：‘北京学’（Pekingology）”。具体到抗战史研究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研究资源主要集中于对共产党”的研究，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制度、领导人和意识形态，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之道，“‘制度地图’式的研究是美国新中国研究重要的第一步”。

“制度地图”式的“大理论”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成为研究主流。1965年，康奈尔大学的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出版了《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建构了关于中共革命成功的新理论，他把革命和抗战置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延安道路”对中国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事业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196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范力沛（Lyman Van Slyke）出版《敌与友：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指出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成功是基于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的成功，为确立中共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这一制度是中共成功的重要途径。

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的“大理论”研究中，很少有关于中国抗战的直接成果，仅有成果集中在探索抗战时期中共成功之道和经验上。这实际上缺失了对中国抗战的主体性研究，导致西方长期忽略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二）中国中心观与跨学科研究范式

西方学界长期持有所谓的“西方中心观”，表现在中国抗战研究上，突出问题有二：一是没有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一个国家问题来考察，二是漠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和意义。自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中国中心观”之后，中国抗战史研究也被重新审视，开始从“西方中心观”走向“中国中心观”。

中国抗战史领域的中国中心观最突出表现为社会史视域下对中国抗战的细致考察。西方学界秉持“从中国内部寻找答案”的态度，到中国调研考察，立足中国研究中国抗战。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价值尤其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中指出，中国战场的抵抗更多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单纯依靠外国援助，并积极肯定中国战场坚持抗战对二战亚太战场的意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苗可秀（Kristin Mulready-Stone）认为，“中日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些认识既是对“西方中心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建，而这种重建正是真实而客观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潮，使得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在社会史视域下“更加多样化和细致化”地考察中国，并且“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即更加侧重于对某个具体地方或部门的精细研究”。

社会史研究取向带来的是跨学科研究范式，如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的理论交叉和启发。这一时期，西方学界更加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柯文提出“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基层和普通民众，借鉴以实地田野考察见长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专门性的和精细化的研究导致了对中国更细致的区域研究，甚至具体到一个县乃至一个村。比如，周锡瑞1994年发表的《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固临县》一文，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调查，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理论指导下而形成的论文。

（三）全球史观的风靡

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在其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提出了“全球史观”（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他主张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世界，提出“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进而揭示世界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这一观点逐渐影响到史学的各个领域，就中国抗战研究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中国抗战与二战结合起来，从全球史的角度讨论中国抗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方德万认为“二战”是英美国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叙述，提出“有一些问题值得重新考虑，首先什么是‘二战’？英美国家的叙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强调“把二战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也不只是抗日战争，还是‘抗日建国战争’。把中国的经验放进二战的概念里，可以重新了解二战”。也就是说，二战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还是民族解放战争。这强调了中国经验对于重新认识二战的重要性。

二是将中国抗战与亚洲的反殖民运动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讨论中国抗战对于亚太各个国家的意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B. Frank）提出学术界需要重视亚太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所有国家的行动并解释冲突的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抗战向外展开了包括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和缅甸在内的战役，以及横跨太平洋到珍珠港的战役，揭示了欧洲和亚洲如何融合成一场紧密交织的全球战争。

三是将中国共产党与亚洲的民族革命联系起来，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周边国家革命的影响。美国学者马克·奥珀（Marc Opper）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全球各地的革命者都采用了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试图复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以此来呈现中共对周边的马来亚、越南等国家的影响。

在全球史观的风靡下，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开展的宏观研究几乎都受到全球史观的影响，尤其是战时外交史研究基本都秉持全球史观。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全球史观的风靡和中国中心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对欧洲中心观的反思和超越，对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抗战记忆史学的兴起

社会记忆史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部分。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指出，历史记忆具有真实性和象征性两种特性，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它的结构，确立它的层次，分辨沉积的部分与流失的部分，剥离出它坚硬的内核，揭露假象和错觉，让它变得清晰起来，道破它的未明之意”。20世纪90年代，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德·阿斯曼（Aleide Assmann）夫妇指出，记忆就是文化，这种文化记忆对个人、集体和社会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将公众记忆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研究取向传播广泛并迅速影响到中国抗战史的研究。

对纪念仪式的考察和分析是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的抗战记忆史研究中这一特征尤其鲜明。马克·弗罗斯特等人的《铭记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过去四十年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纪念抗战的遗址和纪念活动激增，公众对抗战的纪念活动已开始从具有独特地方意义的民族冲突转变为将冲突作为泛亚甚至全球的共同经历来纪念。邹怡（Zou Yi）通过对1972年至2017年出版的117本日本历史教科书和37个战争主题博物馆的分析，指出日本的国内环境决定了日本的战争叙事与记忆，中国对日外交也在重塑日本的历史意识和战争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布赫海姆（Eveline Buchheim）重点关注了南京利济巷原慰安所陈列馆，分析了该博物馆如何在具有政治争议的舞台上活动以及如何在展览中表现激进主义和苦难。

历史记忆比较研究受到学者重视。加拿大约克大学若林正（Tadashi Wakabayashi）的《“南京大屠杀”的出炉：在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历史和记忆》一书分析了日本、中国、美国教科书和民众心中的南京大屠杀是怎样形成的，认为1970年以来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之所以愈演愈烈，原因在于日本有些人对历史的篡改和中国的民族情绪加强。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东北亚的历史记忆和国际关系》关注东北亚地区对战争记忆认知构成的比较，主要研究战争对国家间关系及亚洲民族主义的持续性影响。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艾芙琳（Evelyn Goh）的《中日异化再思考：历史问题与历史机遇》指出当代中日政治和社会关系受到历史记忆分歧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国对历史的负面记忆以及日本意图逃避战争责任。

历史记忆研究属于新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同时也是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逐渐兴起的。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出多种理论相互交织、多重视野共同作用的特点，历史记忆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中国学界的关注与理论借鉴

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是一种中国抗战形象的“他塑”。中国学界一直密切关注西方的中国抗战研究，在坚持和继承国内既有研究传统、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和范式的同时，立足国内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塑造抗战史研究的中国话语。

（一）跟踪关注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研究

中国学界对西方话语下中国抗战研究的跟踪主要集中在研究动态关注、成果译介评析、专门学术研究等方面。

研究动态关注较为及时。战时中国便关注西方的前线观察和报道，比如1938年白水编辑出版了《密勒氏评论报》的日本侵华报道，西方记者关于中共根据地的报道和著作也很快得到翻译出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国内学者尤其是党史研究者，持续关注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其中涉及大量的抗战史著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了《外国研究中国》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出版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资料。《国外理论动态》等期刊持续刊发海外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新信息新动态。

相关成果译介和评析及时有力。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和便捷，国内学界翻译出版了西方大部分最新的抗战研究论著。《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也及时刊发国外抗战史研究的最新论文或书评。大量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也收录了参会外国学者的文章。总体而言，近年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抗战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基本都能得到及时关注，并且重视对未见中译本的外文著作进行评论，但评析内容也多局限于著作本身，缺乏对其在相关领域地位的整体把握。

对西方话语下中国抗战史的专门研究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大学的张注洪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美国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析》等论文，并出版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程与评析》一书。此外，马军等出版《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蒋杰持续关注法国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梁怡持续关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二）践行中国中心观，提出研究新范式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中心观的引入、接受和践行是自然而然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中心观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自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研究基本居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叙事体系框架之内。学界从两种范式之争，逐渐认识到两者并不相斥，完全可以互补共存，并提出要超越范式之争，展现历史多重面相。

中国中心观的传入，提供了超越这两种范式的契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除了坚持以中国内部为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之外，特别强调把中国“横向”分解“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纵向”分解“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显然，这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其进入中国后迅猛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战史研究。其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史范式的区域抗战研究大行其道。

汪效泗将区域抗战史的社会史取向视为题中应有之义。吴敏超强调区域抗战史要着重开展“对人的心理、情感与思想变化的研究”，“克服宏大空疏的叙事方式”，同时要注意“国际视野”。近年来，以区域抗战史为主题的探讨很多，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连续召开，但是对于区域抗战的理论、视角乃至研究方法，并没有新的突破。

第二，“新革命史”范式的提出与实践。

李金铮是新革命史的较早提出者和主要提倡者。新革命史提倡“回归历史学轨道”，“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具体而言，“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等”。近年来，这一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第三，对旧范式的超越与新范式的呈现。

张太原指出，“不难发现‘新革命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显然，新革命史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传入中国的社会史潮流的影响，是以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进行革命史研究的。他提出了“两个中心”范式，即“中国革命史研究重新成为中国近代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中共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研究则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中心”。同时，以新的研究范式统筹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主题“革命”与“现代化”的提法已经出现。

（三）全球史观“本土化”与合作研究

“全球史观”一词是随着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出版而在中国首次出现的。因为全球史观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相契合，加上其立足于对西方中心观的突破乃至批判，所以中国学界“欢迎‘全球史观’，几乎是一个自然过程”。不过，全球史观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概念本土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所秉持的全球史观要有“中国特点”，即“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将全球史观改造成一种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观。

就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而言，国内学者早就秉持全球史观的态度，从革命史的视角关注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全球史观传入中国后，学界的研究一方面继续聚焦于此，如胡德坤和韩永利认为，中国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前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荣维木指出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开始关注新的领域，比如梁占军从全球视阈关注中国的抗战纪念活动，王建朗则关注了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和角色转变问题。

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促进了抗战全球史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抗战史研究重镇，组织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共同研究，主要包括：一是共同开展项目合作，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牵头组织的“重写抗战史（1931-1945）”联合研究项目；二是联合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如2018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英国牛津联合主办了主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记忆与阐释”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三是开展学术互访交流，比如方德万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访问和授课等等。

总体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学界对于全球史观的运用，既有成绩和发展，更有空间和潜力。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讲得还不够，比如，中国具体战役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问题，都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记忆史学接受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20世纪末，国内一些史学研究者开始进行历史记忆研究，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一股清新风气。

中国抗战研究的记忆史学是从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开始的，世纪之初，逄增玉的《九十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王富仁的《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引领抗战记忆史研究风气之先。历史学者汪朝光的《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属于史学与传媒学的交叉研究，黄月琴、王文岳讨论了抗日战争历史的媒介记忆偏向。史学与传播学、文学的交叉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抗战记忆史研究的特点之一。

国内史学界对历史记忆的较早运用集中于南京大屠杀研究。2009年，刘燕军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可以视为拓荒之作。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论文不时出现，2020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了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战争书写和记忆。另外，重庆大轰炸也是国内抗战记忆史研究焦点之一，潘洵、黄正光等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

国内学者较早展开抗战记忆专门研究的是北华大学郑毅教授。2015年，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问题比较研究”，发表系列论文，比较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指出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是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郭辉持续关注记忆史研究，并在抗战记忆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发表了《抗战记忆的建构及其价值》《“抗战记忆史”的回顾与前瞻》等梳理国内抗战记忆史研究的若干篇论文，还关注湖南的抗战记忆史。

就记忆研究而言，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剖析历史记忆的深层含义，挖掘记忆蕴藏的内涵。抗战记忆史的研究，不仅要突破传统的官方书写模式，更重要的是关注社会层面的抗战记忆，比如回忆经历、乡土故事、遗迹遗址等，不仅要介入“亲者”记忆，更要跳出“记忆”进行诠释。但是在国内，抗战口述实践多由党史部门和各地文史委组织，史学界的介入并不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面历史记忆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受限。

余论：构建中国抗战史研究自主话语“复兴范式”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国际上，中国抗战的形象是由西方话语主导的，是一种形象“他塑”。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从战时的观察和塑造中国的受害者与英勇抵抗形象，到战后强调美苏援助忽略中国的国家抗战形象，强调“两条道路”研究中共的成功之道，到深入中国关注战时基层社会，再到全球史观下发现中国抗战价值，利用记忆史学等新史学拓展新领域，体现出研究旨趣的转移，也塑造了不同的战时中国形象。西方学界在塑造中国抗战形象时，先后采用或建构了“大理论”“两条道路”、中国中心观、全球史观、记忆史学等史观和范式，引领了全球的中国抗战史和二战史研究。

这些理论传入中国后，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很多中国学者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放弃了原有的革命史叙事，接受了西方理论的指导。正如裴宜理所说的：“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研究处于‘理论输入阶段’，尚未进入‘理论输出阶段’。”无论是中国原有的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史观和研究范式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的区域研究、新革命史，也不自觉地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植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借鉴中西方既有研究范式，立足近代中国史，尤其是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复兴范式。这一范式应该采取长程的历史观、全球视野、中国中心、多元方法，既注重宏大叙事，又尊重微观实证，坚持对既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新革命史范式等研究范式的整合和统筹，实现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全球史叙事的三大话语体系的融合和辩证统一。以“复兴范式”全方位构建中国抗战话语体系，需要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线，牢牢把握中国抗战抵御外侮、建设国家的主线，牢牢把握中国抗战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性质的主线。复兴范式，不妨可以作为一个把握抗战史研究话语权、建构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自主话语体系、“自塑”中国形象的尝试。

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原载《文史哲》2025年第6期，第10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