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突破了大国兴衰中战争决定胜败的历史规律，改变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冷战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体系中心与外围的分工，瓦解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世界的物质基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由此展开。在非西方大国崛起、大国与“中等强国”标准游移、世界经济两条主线交织、发达国家贫富分化再度扩大、美国两党政治极端化的形势下，民粹主义势力兴起，强权政治重新成为美国政府的拿手武器，国际秩序遭遇严重冲击，历史似乎正在向19世纪“回归”乃至倒退。乱世之下，大国之中只有中国能够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展现出世界领导国的风采。中美之争不仅是权力之争，而且是人心之争、秩序之争。中国作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守护者，挑战艰巨，任重道远。
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7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世界主导地位的建立，大国的兴衰构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条主线，并且与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和西方大国的衰落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图景。“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二战、冷战结束以来更为严峻的考验。
非西方大国的“异军突起”
近代以来，欧洲大国的兴衰不仅左右着欧洲“均势”的发展变化，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大国兴衰演绎的都是“西方列强”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故事。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从二战结束美苏两国跃居世界主导国开始，“超级大国”就在西方大国兴衰的博弈中胜出。英、法、德等驰骋世界舞台的欧洲大国，在欧洲和世界主导权的角逐中相继落败，逐渐沦落为“中等强国”。第二，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跃居“新兴大国”之列的国家大都是非欧洲、非西方国家，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最为引人注目。第三，大国兴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第四，迄今为止，冷战后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变化，是在二战之后大国之间总体和平的状态下发生的，这与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五，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迅速崛起，“权力转移”论题重回学界视野，但以往的权力转移理论似乎难以涵盖冷战后大国兴衰的复杂内涵了。
“金砖国家”被视为战后新兴大国的代表。金砖四国经济整体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2009—2015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金砖国家经济增速集体下滑，2016年之后，更是进入了分化发展时期。在金砖国家中，被视为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的，依然是中国和印度两个GDP总值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五的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美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深刻影响全球经济。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的比例呈现出快速追赶态势，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美竞争呈现愈加激烈的趋势。就两国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来看，尽管美国依然领先于中国，但中国在每一个领域的竞争力都在稳步增长。同时，印度作为一个宗教氛围浓厚、反物质主义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却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经济腾飞，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和张力，构成印度崛起最鲜明的特征。印度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呈现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结构特征。但其能否绕过传统工业化阶段，依靠服务业实现可持续崛起，学界一直有争论。
冷战后大国兴衰格局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从而为大国兴衰的阐释和大国的定义增加了新的变数。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西方主要大国中，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官方文件中公开声称自己为“中等强国”外，英、法、德、意也经常被媒体和学界称为“中等强国”。而日本则“心有不甘”：回避“中等强国”的明确称谓，避免自我设限；突出其在G7、联合国等机制中的协调与领导角色，而非局限于中等强国的区域影响力。与此同时，一批非西方“中等强国”也在冷战后“崛起”，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中等强国”还兼具“枢纽国家”和“支点国家”特色。
世界历史进程的转折
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上，这种变化表现为欧洲在世界主导地位上的丧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和冷战时代的到来与远去，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新兴国家构成联合国成员国的多数。苏联的解体让一度唱衰美国的观点失去了市场，并让美国迎来了“单极时刻”的美好时光，但随着非西方大国的迅速崛起，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开始崩塌，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不期而至”。经济上，有两条线索交叉运行。一条线可以被称为“主线”，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西方经济陷入“滞胀”阶段；但另一方面，以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更新换代。另一条线我们姑且称之为“辅线”，那就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化。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配角，在“中心—外围”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居于边缘位置，全球范围内南北差距和鸿沟依然很大、很深；但另一方面，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已经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行列。其实，195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就开始了“追赶”的过程，世界经济出现了“大合流”现象。只是这种追赶速度极不均衡，亚洲国家一马当先，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丁美洲国家所占比重基本不变，而非洲国家整体上则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可以说，在全球经济出现“合流”的情势之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流”开始出现了。
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条线索日趋交融在一起，汇成一股“洪流”，加快了经济变化的速度。“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尤其为发展中国家的“弯道超车”创造了新的技术条件。而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换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条件，让它们得以享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竞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促成了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服务业的大量工作被“远程移民”承担，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作岗位的流失，造成了工业“锈带”的出现和“贫穷的白人”阶层的形成。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拉大，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大部分全球化红利被少数金融和科技精英掠走，从而促使民粹主义兴起，政党政治极端化，社会陷入愈加分裂的状态。反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就是大力推进“逆全球化”措施，以邻为壑，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国的利益之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尤其典型。
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历史进程依然体现着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惯性”，那么，冷战之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似乎正在与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时代“分道扬镳”。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世界体系构成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但这个基础正在被战后新兴经济体的成长，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所侵蚀和改变，尽管还没有颠覆，但它所支撑的、由美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崩塌。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大国竞争已经演变成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与大国兴衰相伴随的权力转移，也已经变成了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博弈。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无疑，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
近现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一直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紧密相伴，与国际秩序的转变一致。但冷战后的大国兴衰、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却正在呈现不一样的历史图景。首先，冷战后崛起的大国都是非西方大国。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首次面临非西方大国的挑战，两者之间的竞争无疑将更为激烈，“权力转移”能否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都将经历更长时间的博弈才能够显露。其次，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所谓“权力”的内涵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这对参与权力竞争的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物质基础的瓦解，使得西方联盟的纽带也正在发生变化。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可能是秩序之争，而秩序之争与大国身份认同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就使冷战之后大国兴衰、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联更为直接。
美国学者和时事评论家对世界局势的悲观预期，现在更多地来自对美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担忧。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混乱之源。美国的“转身”，或者说其对自己国际身份的重新定义，彻底消解了国际关系“后冷战时代”判断中的纷争和迷离，标志着国际政治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2016年和2024年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的“改弦更张”，特别是第二任期内的“独断专行”，种种超出“底线”的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霸道行径，更是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重新认识美国和这个世界。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6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以“秩序断裂”为核心，强烈呼吁已经沦为“中等强国”的欧洲大国丢掉幻想，认清大国强权政治竞争的残酷现实，摆脱与大国“一体化”中的从属地位，组建“可变几何”联盟应对现实政治的挑战。卡尼的演讲既是西方中等强国“觉醒”的标志，也是加拿大国际身份转型的象征。
冷战之后其他大国的身份也在不断调整和转变。其中，尤以俄罗斯的转向最富戏剧性。冷战结束之初，无论是叶利钦总统还是普京总统，都曾竭力推动俄罗斯融入欧洲，融入西方，甚至明确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但俄罗斯的热情遭遇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冷待，北约几经东扩，已经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2022年，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从此与欧洲国家和美国陷入愈加强烈的对抗之中。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国际身份认同再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西方融入者”转向“秩序挑战者”，一批曾经亲西方的战略精英已经改变立场，开始“转向东方”。
作为新兴的非西方大国，印度在冷战后的世界舞台上越来越自信，通过“战略自主+多元伙伴+文明叙事”重新定义自身角色，追求多极世界中的“领导型大国”地位。印度既是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国，也是经常列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座上宾”，在大国政治卷土重来的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这种美国率先抛弃并践踏战后国际秩序，大国自觉或被动地转换身份，国际格局在纷乱中重新分化组合的形势面前，稳定和秩序依然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大国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是，形势愈是纷乱，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愈显得珍贵，愈加能够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出发点，尽管它正在遭遇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和破坏。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基于战后历史的发展变化，基于冷战之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复杂局面，基于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判断和表述，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举目四望，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大国之中，唯有中国还在坚守这个80年前其参与发起和建设的国际秩序。当然，中国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这一体系的不足，相关举措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和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的创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以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与举措已通过多种渠道被纳入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文件之中，成为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共识。
美国大规模地退出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为中国等其他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特朗普政府“另起炉灶”的种种举措也将继续对联合国体系造成冲击和破坏。在大国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形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不仅是两国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比拼，还是两国之间的秩序之争，更是两国在世界上的人心向背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有做更好的自己，才能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大国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
纵观冷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会发现，这段时间虽短，却开启了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转变过程，塑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首先是非西方大国的迅速崛起，不仅瓦解了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世界主导地位，而且突破了战争决定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规律，让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大国沦为“中等强国”；其次是冷战后新兴经济体的茁壮成长，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行列，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体系中心与外围的分工，而且对战后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塑造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强烈冲击，甚至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使其陷入日趋严重的治理危机中；最后是历史上大国兴衰、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的逻辑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成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强权政治重新成为其拿手武器。其所作所为不仅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而且也使战后以来的西方联盟面临解体危险，历史似乎正在向19世纪“回归”乃至倒退。乱世之中，各大国正在重塑自身的角色定位，但中国依然能够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展现出新的领导风采。中美之争不仅是权力之争，更是人心之争、秩序之争。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守护者，挑战艰巨，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