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这一基本概念，并对此给出了特定的回答。该书译者在接受这一概念的前提下，对于孔飞力的问题意识进行了修正，主张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是将“大一统”议题带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思考。沿循此思路，大一统的维系与政治制度的选择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就历史经验而言，与大一统匹配的政治制度是集权性的，而不是西式自由民主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则从现实维度给出了经验证成。据此，应根据中国现代化的经验，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并讨论这一重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笔者的研究旨趣而言，“大一统”一词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它不是直接讨论的对象，而是研究展开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个不言自明或毋需多言的前提，而是一个需要梳理和确立的研究预设。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这一前提或预设之所以需要讨论，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从逻辑上说，大一统与政治共同体紧密相关，在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序列中，居于皇冠之位（参见图1）。在这一序列中，高阶政治对低阶政治具有框架性的和制度层面的制约力。
2.就历史而言，近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对大一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框定了政治制度的选择空间；这种框定既是经验的——体现为历史路径依赖之强大力量；也是规范的——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大一统不只是一种历史经验，同时也是一笔珍贵的传统遗产，凝聚着深厚的情感，体现为一种重要的价值。
3.从现实境况来看，虽然晚清边疆被帝国主义瓜分那样的危险不复存在，但来自内部的分离势力依然存在，当下国家实施的中华民族“筑牢工程”并非无的放矢。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值得认真对待，宜警钟长鸣。在阻止国家分裂方面，大一统观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将大一统观念作为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
考虑到“大一统”是一个历经风霜的复杂观念，又是一种不断演化的治理实践——这两点注定其是一个容易引发学术争论的术语，因此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定是必要的。在本文脉络内，“大一统”的意涵是简单而明晰的：专指作为现代中国构成基本要素的广袤领土（国家领土）以及居住其上的中华民族，它的反向限定是认同分裂、领土分裂、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中国近/现代国家建设是从晚清开始的，面临着从传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任务。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维持历史上（清朝时期）形成的大一统格局——将传统帝国的统治疆域转化为现代国家的管辖领土，如何避免领土瓜分和国土分裂，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已有不少政治学研究者强调大一统对于理解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将这一命题与当代中国政制的正当性联系起来；不过更多的学者似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大一统”悬置为一个带括号的前提，而将注意力转向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通常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作为参照，并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存有分歧，但严肃的学理讨论似乎不多。总体而言，大一统遗产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尚有较大的讨论空间。鉴于此，以及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恢复的特定背景），笔者以为花一点笔墨来讨论这一问题是值得的。
如文章标题所示，我们的讨论将从孔飞力的著作开始。为什么“大一统”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这个问题要从孔飞力说起？简约地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小册子（以下简称《起源》），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和“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question）的重要概念，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国内学界具有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广泛影响力。二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堪称最具学术水准的长篇“导言”，对孔飞力的观点做了补正，将“大一统”带入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议题之中。作者和译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关问题的论述为本文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一种学术反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从孔飞力的著作入手是恰当的，也是最为便捷的。
一、《起源》一书的核心观点及学术价值
（一）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与基本命题
孔飞力（Philip Kuhn）是哈佛大学教授，位承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职业身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但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虽然不能用“著述等身”描述他的学术成果，但他的作品可谓本本有反响，件件有着落，尤其是《叫魂：1768年的中国巫术恐慌》一书，在国内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与其他作品不同，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具体的经验案例，而是涉及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该书译者之一，也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者陈兼认为，这些讨论是孔飞力二十多年来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思考的一个小结。
大约而言，《起源》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大核心概念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在孔飞力看来，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借此批评流行的“刺激—反应”说，在中国内部寻找发展动源），类似一根红线贯穿中国的长程历史，直到20世纪乃至当今。
为方便讨论，笔者将孔飞力的相关研究和思考归纳为一个清单。仿照流行的“×××之问”的说法，不妨称之为“孔飞力之单”：
（二）如何评价《起源》一书的学术价值？
评价《起源》，对话孔飞力，首先要理解孔飞力。陈兼教授认为，孔飞力关于中国政治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的思考与其关于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孔飞力看来，“现代”“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国家”特质及功能的形成，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但凡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定会在涉及的经验个案中，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任一特定现代国家特质的形成根植于本土环境及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外部世界的影响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发挥作用。基于这一思路，孔飞力认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换言之，现代性所要表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以及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所要表达的三重矛盾，不是两个分离的问题，后者是前者的展现方式。具体而言，这三种矛盾在空间上是普遍性的——虽然发现和形成于西方，但在中国可以找到它的存在；在时间上是贯穿的——不但存在于孔飞力所考察的晚清到当代中国乃至当下，而且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典时期。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孔飞力才能提出“根本性问题/议程”的概念，并归纳/提炼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重基本关系。其逻辑关系是：现代性/现代化—根本性议程/问题—三重关系/矛盾。这一逻辑关系可以视为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思考的深层结构。
即使依今天的眼光看，孔飞力的思考仍然富有生命力。在“译者导言”中，陈兼和陈之宏写道：“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建构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举双手赞同译者的观点，显然，孔飞力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具有理论素养和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就篇幅而言，《起源》谈不上皇皇巨著，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全书由四章（四讲）构成，相对独立，逻辑结构也不能说非常严谨。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它非常重要？笔者能想到的一个即时理由是，孔飞力为我们留下了两个重要的概念：（1）根本性问题（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2）根本性议程（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量的意愿）。笔者以为，它们的出场提升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水平和思考的层次。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功能：（1）为人们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驾驭性概念，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复杂的经验现象，并从长时段角度理解中国政治的丰富性/曲折性，超越短时段历史的局限（此处的“人们”不但包括观察/研究者，也包括从事政治实务的不同行动者）；（2）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的概念符码，或反过来说，提供了纲领性概念。有了这样的提纲挈领的符号，学者们就能够逻辑地建构不同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以将它们有机组合在一起；（3）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同质而统一的知识平台，有助于合理处置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与各国特殊性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提升抽象层次而获得普遍性，最大程度地包容特殊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关内容的界定进行认真而严格的“勘察”，这是一项艰巨而繁复的学术工程，也是自主知识生产必须翻越的高山。本文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个基因片段：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的理解和诊断是否准确？如果答案存疑，那么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究竟是什么？
（三）对“孔飞力之单”的反思：来自译者的声音
如译者所言，《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中国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
对孔氏的这一处置方式，两位译者提出了质疑：“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中国’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为了避免术语不同而引起不必要的概念混淆，本文将译者的两个重要术语“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转化为“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国家”，但术语所指的基本内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即“现代中国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高度相关的两个面向。
在笔者看来，这一质疑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当初读到这段文字，不禁为之拍案叫绝。具体而言，译者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第一，指出了孔飞力思考的两个相关的疏漏：
（1）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时，忽视了“现代中国之形成”这一重要的维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在清朝版图上进行的，如何看待清朝遂成为如何认知“现代中国”的重要前提，“新清史”的出场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为突显，身居海外的译者对于这一点具有高度的敏锐性。
（2）由于忽视了“现代中国之形成”这个重要维度，因此“现代中国之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在孔飞力的研究视野之内。而对于晚清至今的数代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具有先天的重要性。用政治学术语来表达，保有清朝版图，将其转化为现代中国的领土与晚清时期的变革方式以及政治制度的选择之间存在内在且复杂的关联。这种“关联”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不同的人们卷涉进来。
第二，在指出孔飞力思考缺陷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译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建设现代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等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一命题正式将“大一统”带进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话语中。
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来说，这两点贡献可谓其功甚伟（译者陈兼从事的是国际关系史研究！）。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时，将“现代中国之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在逻辑上区分开来，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其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在笔者看来，将“大一统”带入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思考，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具有议题设置的革命性意义。这一突破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开阔思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进入真实的问题领域。就本文讨论的议题而言，这篇译者导言与《起源》一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
不无遗憾的是，陈兼/陈之宏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孔飞力的失误——忽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两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单向度/片面地分析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的关系；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将大一统带进来，但是他们没有将学术逻辑贯彻到底，在打了一个漂亮的水花之后，又转了回去，继续沿着孔飞力的路径漫步下去。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行的内驱动力。
二、对《起源》及“译者导言”的再思考
前节已分别肯定《起源》一书的作者和译者所做出的学术贡献，本节标题中的“再思考”三个字将重点放在两位学者论述的局限性之分析，我们先从孔飞力说起。
（一）《起源》一书的局限
与一般的西化论者不同，孔飞力试图超越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寻找现代性的内部因素和内源动力。这一探索值得肯定，但笔者以为三个因素可能阻碍了这一探索的有效性。
第一，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孔氏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概念工具和基本理论来源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一个隐而不言的事实是，基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被当作普遍知识在全球传播时，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缝隙被人为地抹平了。西方现代化的先发性及相当时段内的唯一性，给人们造成一种虚假的印象：西方的就是现代的。借此，许多学者将西方问题视为普遍问题，将西方概念视为通用概念，将西方理论看成普遍真理，将西方模式当作全球模式。当这些问题、概念、理论、模式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时，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区分就更为艰难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孔飞力的“遭遇”。《起源》一书中的三个关键概念（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前两个直接来自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多头制》。达尔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两大指标（维度）来测量民主化程度和划分类型，其中政治竞争（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多党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前的熊彼得已将政治竞争（基于多党制的竞争性选举）视为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试金石。用这样的概念分析中国政治，并将其作为根本性议程的构成要素，虽然能够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但对于把握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走向则会遇到麻烦。
第二，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及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孔飞力以自己的方式期待中国政治的“体制转型”。《起源》书稿源于20世纪90年代孔飞力在法国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彼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正处于高潮，国内外许多人都抱有一种期待：中国社会内部会生长出有利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社会自治的因素，从而根据中国的条件或以中国的方式来落实西方的政治现代性。对此，孔飞力表达得非常委婉：“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第三，之所以出现上述的认知问题，与孔飞力的思考方式有关。就现代性的构成和理解而言，孔飞力主张的是一种统一版本的建构路径——在全世界不同文明中找出或辨析普遍的政治现代性之根。一如陈兼所言，孔飞力想论述的是任何在西方环境下产生的具有普世性意义的知识，都不能简单地冠以“西学”或“西方知识”之名；若追溯到构成其本源的“根本性问题”或“根本性关怀”，或者说，就促成这些知识产生的初始“问题意识”而言，都是既可以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也可以在任何非西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以自己的逻辑和方式滋生并体现出来的。换言之，在孔氏看来，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中，本来就有“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基因。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也是中国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早已存在于中国原典和历史文化的积累之中，绝不只是一种起源于域外的“舶来品”（据说此乃孔飞力在《起源》一书中使用constitutional一词的本意）。
前文曾用“深层结构”描述孔飞力的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孔飞力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失误之根源。从逻辑上说，对现代化/现代性有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是“固态”式理解，其基本假设是现代性在西方已经完成，这种现代性若要取得支配地位或具有普遍属性，必须通过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来实现，“西化说”或“外铄说”可以归入这一类型；第二种理解稍有不同，可命名为“内源说”：它假设非西方文明中也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源的过程。表面上看，“西化说”和“内源说”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暗通款曲，它们共享了两个假定：一是现代性事业已经完成（固化），二是西方现代性是普遍的；区别在于一硬一软，前者说非西方社会缺乏现代性，因此需要从外部施加予之；后者说现代性是普遍的，在西方社会中也有，只不过被遮蔽或压抑了，需要被开发出来。这两种理解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主张“一元现代性”。
与上述两种方式不同，第三种理解将现代性/现代化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人们需要根据全球现代化的最新实践对现代性概念和内涵进行及时的修正和必要的重构。不少学者用“多元现代性”来表达这一观念，与前面的“一元现代性”相区别。显然，孔飞力主张的是一元现代性，准确地说，是一元现代性的精致版本——他将西方文明中形成的一些要素提炼和抽象为所有文明社会的普遍属性。对于这一做法，我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究竟是在追根溯源，还是在刻舟求剑？
在笔者看来，文明多样性是一种必须尊重的历史事实，而基于文明多样性的多元现代性则构成了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确实存在一个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和行为规范（制度），与此同时，各国又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与适应现代化的多种制度形式。从长时段角度看，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先行者，但肯定不是终结者。换言之，西方现代化的完成不是人类现代化的终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修正依据。秉持这种开放的心态，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并主张基于中国案例重新阐释现代性，重新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二）将译者封闭的可能性解放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孔飞力的局限也是译者的局限。何以此说？不妨回到译者对根本性议程的再表述——“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等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
这段引文字数不多，但包含的信息量极大。在译者的观念中，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涉及三个维度的内涵：作为历史遗产的统一（大一统）、强大和有效率（本文用“绩效”来表示）、特定的政制（自由民主制）。为方便讨论，我们将译者的观点用图2表示：
对于译者而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根本性议程）就是如何从传统王朝转化出一种现代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完成三项任务：（1）将传统帝国的疆域转化为现代中国的领土版图；（2）从帝制转向现代政制；（3）保持长期的治理绩效（赶超型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一个理想的图景是三者之间形成一种“铁三角”关系，相互支撑、维持平衡。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对子（关系）：一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二是“大一统与现代政制”。在逻辑上，前者可以归结为治理问题，后者则是制度选择问题。关于“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问题，学界已经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如何避免或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虽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中的位置已相当牢固。相比之下，“大一统与现代政制”的关系问题比较敏锐，既是学术问题，亦是政治问题。从晚清开始已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所触及，在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时沉时浮，时断时续，一直没有成为显题，但不绝如缕。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如何理解和选择“现代政制”？
所谓“孔飞力的局限也是译者的局限”是指译者对现代政制的理解局限于“自由民主制”（一元现代性）。从逻辑上说，这一处置方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忽视了另一种可能的结合方式，亦即由大一统、绩效与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构成的铁三角（参见图3），这一忽视具有重大后果，因为它排除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第二，没有解释或无法回答大一统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潜在张力，这一张力在理论上表现为自由民主制与大一统的不兼容性。
在经验层面（因果机制）上，上述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回答了A也就相当于回答了B。因此下面将采取统一的方式进行叙说。
在讨论之前，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自由民主制与大一统，二是自由民主制与大国。前者是中国面临的特定问题，后者是政治学思考的一般性问题，亦即政制与国家规模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领域，自由民主制与大国是可以兼容的（尽管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人们长期认为民主制适宜于小规模政治共同体，而大国宜实行君主制），美国与印度便是两个典型的案例。但是，自由民主制与大一统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不能简单地以例类推。
近代以还，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虽然曲折，但总的方向趋向于图3，而不是图2。面对内忧外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在各种方案的竞争中，中央集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从17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它不仅版图很大，而且就权力结构而言也很强固。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为什么出现如此结局？原因很多，但有一点特别重要。自晚清开始，国人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式政制对于大一统可能构成的威胁，并做出了各种“保守”的回应。由于担心国家的分裂，梁启超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各省纷纷独立于清王朝，引发新中国建设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国体的问题。对此，梁启超强调无论何种国体，必须考虑‘今者建设伊始，当刻刻以蒙、回、藏、疆为念，务使不自屏于中国之外，而不然者，则对内成功奏凯之时，即对外一败涂地之时也’，借此，梁启超主张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对联邦制的主要疑虑在于‘联邦制所最难处置者，则蒙、回、藏诸藩疆也’。同样，新中国政体是采用虚君共和还是民主共和，各举利病，其中极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驯于本朝之名分，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满蒙回藏边疆领土的保全一直是梁启超考虑建国方略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时期的革命派虽然激进，但最终也没能摆脱大一统的漩涡。对此，葛兆光有着精到的评论：“当帝制中国改为共和国，虽然革命派一开始时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写过仇满排满的论说，孙中山也考虑过放弃满、蒙，但是，这个原本以恢复汉族政权开始的革命，最后却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分割国土的罪名，不得不对现实势力如袁世凯等妥协，不得不接受了保守派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关于国族的主张，不得不接受清帝退位诏书中希冀的五族共和愿景……”
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保守”心迹在中国知识界依然清晰可见：“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保全中国’的内在欲求有三，即：保国家不亡、保民族不散、保天下不弃。这决定了‘保全中国’为轴心的国家转型，不是简单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转型，而是要以保全国家内在整体性与发展现代性有机统一的转型。”何显明进一步将大一统问题提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高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国家生成发展史和独特的国家演进逻辑的巨型国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传统大一统国家整体现代转型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适应现代化变革，推动国家制度结构性变迁，以终结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率的同时，必须有能力防止传统大一统的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分崩离析。这不仅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建构如何延续政治秩序变迁的内生逻辑，而且关系到现代国家能否建构形成与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大一统政治信仰相契合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理论思考，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自由民主制与大一统互不兼容（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自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设的大门迄今，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悬挂在国人头上。历史经验显示，大一统使得“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来建构现代国家”。在保持和维系大一统的情况下，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政制选择实际上是一种霍布森选择——集权制的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图2显示的三维结构（大一统、绩效、自由民主制）称为“不可能三角”。与此同时，大一统本身也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需要超越孔飞力和译者的分析视野，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
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重构
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作为一种探索，我们不得不返回原点进行思考，在全球江河的流变与汇合中，辨析中国支流的历史方位。
（一）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和中国谱系
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尽管存在诸多差别，但均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一如“民族国家”的构词所示，它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二是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民族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不能混淆，理论上可以分开讨论；但在实践中两者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何界定民族涉及包容谁/排斥谁的问题，直接关系国家的领土范围。逻辑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应多个国家；一个国家包含不同民族（多民族国家）。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族对应一个国家是例外而非常态，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包含着多个民族。若以法国为民族国家的原型，我们可以勾勒出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框架（参见图4）。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带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这一逻辑框架带入中国语境，可以得到一个具型（参见图5）：图5显示，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一个基点和两个维度，所谓一个基点是指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是清朝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版图上，清朝为我们留下了最为广袤的疆域，这也是“大一统”在本文的基本含义。这份遗产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区分“中国的存在”与“中国如何存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关于前者，葛兆光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在《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一书中，他说道：“历代王朝之疆域，会随着战争与移民而变化，但无论帝国疆域如何变化，这一‘中国’始终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统一帝国，但‘中国’却始终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论断也可以用于晚清时期，不管受到来自西方的何种冲击，包括治外法权、割地赔款、固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成为半殖民地），“中国”始终存在（中国不可能消亡）。因此，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以何种形式存在”，亦即“以何种版图而呈现”？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中国的存在”与“中国如何存在”在逻辑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中国的存在”不成问题，因此“中国如何存在”便具有更加突显的意义，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它涉及国家的领土范围（土地）和人口数量/人民范围（中华民族的构成）。
所谓两个基本维度是指外部维度与内部维度。外部维度涉及的问题先是反对/打到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独立，保持领土完整，恢复主权；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又多了新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内部维度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中华）民族建构”，二是“国家政权建构”，各自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前者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汉民族到中华民族，或从小中华民族到大中华民族的转变历程，从指向清朝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到指向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则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国的转变过程，其中充满了反复——历史的脚板不走直线，还经常走一步退两步。只有在长时段的考察中，人们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认识。
由此可见，中国迈向现代国家建设的起点（历史背景与遗产）与西方不同，这种历史起点的差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它不但涉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外环境、基本任务、发展阶段、具体路径，也涉及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和制度选择。换言之，外部维度和内部维度、民族建构与国家政权建设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考察这些联系以及因果机制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本文的写作而言，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大一统遗产对中国的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具有何种影响？笔者想引述林尚立的两段话，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揭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性：
一是关于“民族建设”的叙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出现过王朝更替、其他民族统治中原、国家四分五裂，但中华民族的内在大一统性始终维持，并不断得到巩固，成为“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这决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使命与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即：不是以不同民族成为独立单位体为前提，而是以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来建构现代国家……
一是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叙说：
中国现代政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次试错性的探索和实践而慢慢摸索出来的。其中，有两大历史大势起决定作用：其一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人民民主；其二是保持国家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千年文明古国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型。长期以来，人们都从前一个历史大势的作用来理解现代中国政治，于是，中国现代政治就不得不与革命、与民主运动紧密挂钩。实际上，这个历史大势构成的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价值选择，而中国现代政治的具体制度选择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则是由另一个历史大势所决定的。这就是统一性。……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
质言之，在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探索中，中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了适合自身条件的现代化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中国的实践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识，有可能开辟出一种新的现代性（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二）如何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
如果说孔飞力是依据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来审视中国问题，并据此设置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那么在对中国国情有自我认知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将中国特殊性纳入相关理论考量？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未来是开放的，那么关于图3（大一统、绩效与民主集中制）的可能性思考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历史是重要的，那么图5显示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谱系为根本性议程的重构提供了经验依据。
不过，在从事具体的重构工作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三个理论问题：（1）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谱系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是什么关系？（2）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的思考与基于行动者视角而生成的“任务—重点”工作框架有什么区别？（3）研究者所处的特定环境或发展阶段，是否影响人们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认知和界定？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从理论上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是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谱系”中生成的，离开了后者，前者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根本性议程又不是直接显示的，需要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从“逻辑谱系”中抽象出来。最后，对根本性议程的理论抽象可以是多元的，换言之，基于不同价值立场可以从事不同的抽象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上文所示的图2（大一统、绩效与自由民主制）和图3（大一统、绩效与民主集中制）便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抽象。
第二个问题需要花点笔墨。对于官方理论和实践者来说，“任务—重点”工作框架是行动的操作指南。所谓“任务”是指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完成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图5（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谱系）也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一览表。所谓“重点”是指在资源有限及外部条件制约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当下工作安排，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任务—重点”工作框架的功能是，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形成一种内生的自我增强机制，上一阶段所做的工作为下一阶段的展开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时间序列中，陆续解决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借此，对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一项跨度百年、涉及数辈人的代际工程。
在“任务—重点”的工作框架下，一个重要的中介概念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行动者而言，主要矛盾的分析是确定工作重点的基本依据。从历史来看，主要矛盾是不断演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演变是内生的——基于主要矛盾的分析而采取的战略和策略行动，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一旦主要矛盾得以解决，新的战略分析和主要矛盾便随之而来，由此形成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据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是历史变化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议程，并不存在一个稳定不变的、贯彻始终的根本性议程。显然，这种观点把主要矛盾等值于根本性议程。本文以为，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将主要矛盾和根本性议程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如果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那么学术分析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也失去了相应的自主性。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应第三个问题。虽然学理分析区别于“任务—重点”的工作框架，但依然没有摆脱发展阶段的影响。从晚清开始算起，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程已经超越一个半世纪，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人们对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思考自然是不同的，深受身处的时代、面临的特殊问题（主要矛盾）以及关于未来之想象的影响和制约。我们今天的反思以及主张重构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是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进行的，自然会打上新时代的烙印。在这方面，任何学术研究都没有“背景无涉”和“价值中立”的豁免权，也不可能有。
上述三点说明不仅为特定的学理分析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同时也为自身设置了限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的重构而言，这种自我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消极的，也是能动的。一旦披上了这身袈裟，我们就可以从事具体的解经实践了。
与孔飞力和译者不同，本文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重构围绕着图3，亦即大一统、绩效与民主集中制这一铁三角进行。这一做法意味着我们确立了一个有别于图2的新的逻辑起点。不同的起点型构了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视野生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在不同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索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并得到不同的解答。具体而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陈述在政治维度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集权体制能否成为一种现代政制？如果它能够成为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现代政制，那么它必须回答或解决哪些特有的问题？
沿循这一逻辑脉络层层推演，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新单子，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1）政治哲学维度：一元政制与多元社会如何兼容？
（2）国家治理维度：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如何实现？
（3）政治发展维度：公民权利与强大政府如何共存？政治能动与权力制约如何平衡？德治与法治如何协调？自我革命能否避免周期率？等等。
这份新单子的特征可以通过对照的方式来理解：
两份单子之间的差异从头到尾可谓一目了然，这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别，也可以表述为结构性差异。从新单的视野观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如何找到一种与大一统相匹配的、能够提供现代政治价值和效能的政制形式，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解决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份新单既是特定（特殊）的，专门针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而言；也是现代（普遍性）的，因为它回答的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是以特殊的方式回应普遍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孔飞力之单中的诸多结构性要素（如政治参与、公共利益、社会自治、地方活力等）可以通过转化的方式加以吸纳，并将其整合进新的结构之中。
四、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意义
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重置，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一件大事情。若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察，它未必是一种“决裂”，但肯定是一种“分手”——中国要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实，这一点并非新现象，作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彻底西化倒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全球市场化的汹涌波涛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让许多人形成了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西方政制的预期，本文讨论的“孔飞力之单”便形成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代表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治的运思方式和知识生产的基本范式。而一旦摆脱了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单一/线性想象，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便诞生了。这一变化的意义既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
（一）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一政治符号既是对以往现代化探索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期望。就政治意义而言，有两点特别重要：
首先，它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不会抄搬西方模式，尤其是在根本性/基础性政治制度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其要害是体制的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用学术话语来表达，不是体制转型，而是版本升级。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执政党提出的政治符号，如“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历史表明，中国是在大一统基础上，从事一种“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像尊重和接受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与建构的逻辑一样，尊重和接受中国基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而形成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与建构的逻辑”。对此，汪仕凯有一个很精到的说法：“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维持和巩固，以及在世界历史中完成现代转型来说，以政治集中为本质的政治大一统是不可或缺的，在缺乏政治集中的制度体系支撑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能完成。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创造一种政治大一统的新形态，它必须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支撑，进而论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同时完成大一统国家和政治大一统的双重现代转型。”“要言之，从古代政治大一统向现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政治大一统在世界历史中完成的凤凰涅槃。”
其次，大一统观也有助于理解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条）“‘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八条）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二）学术意义
除了实践意义，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根本性议程的反思与重构，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学术工作。将大一统带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思考中，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议题。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可以用“皮”与“毛”的来形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到底，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生产只能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产生。说得极端一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性议程。这一点如若成立，那么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重构必将对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政治学提出严峻而系统的挑战。
所谓“严峻”是指中国政治学需要改变的程度。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许多概念和理论未经深刻的反思便运用于中国场景，“指导”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基层治理，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出现了诸多东施效颦和刻舟求剑的现象。经验反复显示，将西方政治学知识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是行不通的。
所谓“系统”是指中国政治学需要改变的广度（范围）。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1）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不同层面：从现代性（政治价值）基础层面的讨论，到各种中层理论，再到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指标体系；（2）政治学知识的不同维度：诸如怎样理解现代性（一元现代性VS多元现代化），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如何看待历史遗产与制度选择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的权威部门提出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自有其合理性。如果说西方政治学是对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那么中国政治学必须超越对西方政治学的简单移植，必须面向中国政治实践——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令人欣喜的是，自新世纪/新时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已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具有相当的内生性，既体现了历史趋势，也反映了时代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之普遍性的质疑，既不是否定普遍性，也不是对西方政治学知识的全盘否定；同样，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生产，绝不是自我封闭（自说自话）。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是本文的前提和立论基础，但这种特殊性不是排他性和唯一性，而是在全球视野/比较框架下的特殊性，因此必须纳入统一的知识谱系。孔飞力在全球化视野下思考人类维度的现代性，对他的质疑和反思不能丢弃这个基点，否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就无从说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法，革命时期管用，建设时期管用，改革开放时期管用，新时代同样管用。我们要善于从中国特殊性中去认识和把握普遍性，批判性地辨析西方政治（学）话语中的特殊性——它们通常被乔装打扮成为普遍性。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时，我们的另一个任务，也是同等重要的任务，是在反思和解构的基础上重构比较政治学的普遍性——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吸纳进来。因此，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建构必须在与西方政治学对话的过程中进行，只有在对话中才能重构比较政治学的普遍知识和理论体系，这是经过反思和矫正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诉诸多元现代性、建构穹概念、设置亚类型等理论建构方式，以及概念重构、概念发明和概念发现等逻辑技术，我们有可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五、简要小结
本文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大一统”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有什么影响？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大一统的维系和巩固直接影响了国人对政制的选择，进而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成色”——周光辉和彭斌教授称之为“新型现代国家”。就此而言，所谓大一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前置变量这一命题具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消极的，即我们不能将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模式往中国头上套，基于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经验而生成的政治学知识也不能拿来就用；另一方面是积极的，即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来思考和型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以中国的方式走现代化之路，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发生的过程，中国现代化是人类/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认知为我们评价孔飞力《起源》一书提供了一个反思基点。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思考相当深刻，他提出的“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的概念极具启发性，有助于开拓我们的分析视野，提升我们的思维层次，并且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遗憾的是，一如译者所言，大一统这个如此重要的前置变量被孔飞力忽视了。可以说，孔飞力提出了很好的概念和问题，但是其给出的回答未必是恰当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
《起源》一书的译者克服了孔飞力的局限，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现代中国”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双螺旋结构，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界定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根本性问题时，必须将“大一统”带进来。借此，在继承孔飞力关键概念的前提下，译者重构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问题。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进展，本文的写作便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考虑到译者并非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专家，在此要特别感谢他们作出的这一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译者的思维依然受到西方社会科学视野的局限，虽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半途而止，给出了具有局限性的回答，总体而言，作者是在孔飞力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的。这一局限封闭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空间。就此而言，译者与孔飞力可谓“殊途同归”。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界有必要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清除各种认识障碍，保持学术思考的自主性：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孔飞力/译者的学术遗产，区分婴儿和洗澡水，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克服和超越其局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来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因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题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和实践。
在孔飞力和译者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做一点推进，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译者思考的基础上，提炼了大一统、绩效和政制的铁三角。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实践（历史）中，三者关系都不是单一的，而具有多重性。译者所设想的结合图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在笔者看来不具现实性，是一种“不可能三角”。借此，将被译者封闭或忽视的可能性开发出来，建构了大一统、绩效与民主集中制的新三角；（2）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和结果将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是多元现代性在中国场景下的展现，在此预设下，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问题。作为一个“新型现代国家”，它面临一系列全新的结构性问题，分别涉及政治哲学（价值）、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三个维度，孔飞力提出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3）这一重构具有实践与学术的双重意义。两者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差别在于学术意义尚有待开发。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这是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处境。尽管如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目标是清晰的——基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来从事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这一点无论对于主流政治学理论，还是对中国政治学从业者，都带来了重大挑战。说到底，中国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和问题的重构不是简单的“调适”，而是蕴含着一场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4）自主知识生产不是一项封闭的事业，只有在不断的开放式对话中，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平衡好两种关系：一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二是知识本土性与统一性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而且还在前行的路上，它所探索的道路是独特的，其内生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对于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要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和汲取全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保留和光大中华文明的精华。解答这一难题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关键面：一是实践，如何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二是理论，如何对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提炼，并对政治现代性做出新的阐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它们乃一个硬币之不可须臾分离的两面。就此而言，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性议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文至此，笔者有一种感觉，似乎像参加体育运动，完成了一个三级跳；不同的是，学术研究是一场无休止的、跨代际的对话，其中包含了众多的跳远、三级跳或撑杆跳。相对于我们所处置的宏大议题，这篇文章的讨论可谓沧海之一粟。但我希望这一写作至少涉及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任何思考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都必须正面直视的问题。至于本文给出的回应是否恰当，笔者的思考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在孔飞力和译者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问题，问题，真实的问题。
（注释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