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和求学
周先生祖籍安徽省东至县(清代称建德，民国后改秋浦、至德，近年与东流合并，称东至)，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周家是安徽建德周氏家族的后裔，堪称名门望族，书香门第。远祖周繇为唐代大历年间的十才人之一。曾祖父周馥由李鸿章幕下的文案员而一路升迁，由津海关道而山东巡抚而两江总督，复调任两广总督，是清季著名的外交家。祖父周学海科举中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其父周叔弢先生为著名爱国实业家、古籍收藏家和文物鉴藏家，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先生自8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至18岁，未入小学、初中和高中等“洋学堂”学习。其时虽然已是民国初期，但周氏家塾依然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在幼年、少年时代，饱读《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学作古文，研读清儒朴学；又学习日文和英文，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和外语基础。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一年。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大读本科期间，受到邓之诚(文如)先生启迪，对魏晋南北朝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接受洪业(煨莲)先生关于考据和史料处理的严格训练，奠定了治学的基础。本科毕业后，就读燕大研究院。其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一亮，由衷佩服”，遂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倾心听从指教。陈先生对“富而好学”的周先生印象颇佳，特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作助理员。周先生对史语所的一年流连难忘，说：“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来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外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文中提及的文章，即《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周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读博期间，师事“东方日本学之父”叶理绥教授和梵文名学者柯拉克教授，学业大有长进。读博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先生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1944年，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教授日文两年。
二、回国与来北大
周先生在晚年的回忆中，总结了1936年以来几个与“6”字相关的重要年份：“回首几十年，逢6年份都有对我重要的事情发生。36年结婚，46年从美国回国，56年人党，66年文革，76年因梁效而受到审查，86年退休。”以下，就1946年之后的几个“6”，略作说明。
1946回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日语和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来历史系任教授，担任清华、北大和燕大三个学校的日本史课程的讲授。这一期间，文思如泉涌，先后撰写了《乞活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译》、《能仁与能祠》、《杂抄考》等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和敦煌学等领域有分量的论文，足以展现学术水平。1949年解放前夕，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清华大学的邵循正以及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著名学者，共同组建了学术沙龙东方学会，相互启迪，同求学术真谛。1951—1952年，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周先生调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先后担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窒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至2001年谢世，周先生在燕园度过了49个春秋。
在“文革”爆发前的14年间，周先生正值青壮年，精力充沛，教学科研诸业开局顺利。他先后开设《亚洲史》、《日本史》、《日本近代史》等课程，培养人才，也为历史系亚洲史的教学科研，提倡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开拓的学风，树立了奖掖后学的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1954年出版《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1955年出版《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亚洲各国古代史》、《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等专著，撰写有关日本明治维新的学术论文多篇，学术业绩显著。
这一期间，虽经历过“三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等多种政治运动，但周先生均得以顺利过关。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备受党组织的信任和倚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1953年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剖析其历史观，并完成了尹达所出的题目，撰写批判文章《胡适与西洋汉学》。1958年“史学革命“期间，积极参加学术大批判，按照历史系党总支的布置，在会议上批判业师陈寅恪先生的“帝王将相中心论”、“民族虚无主义”、“不注重种族区别”等史观错误，并指陈先生“讲善战民族”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自谓“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种看似“驯服工具”的表现，源自“负罪”的心理。建国后的思想教育学习，使周先生“负罪感特别沉重，总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又到美国留学，因而悔恨交加，恨自己出身不好，恨自己未走革命道路。”“原罪”意识加上“要革命”的追求，使他认准了一条路：一心一意跟党走。直到“四人帮”倾覆，才看到党内也有江青之类的野心家、阴谋家，也有令人失语、失忆、失去自我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而幡然醒悟。当然，此为后话。50年代的周先生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自1955年与翦伯赞先生同行，出席在荷兰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以来，访问荷兰两次、法国四次，以及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各一次，开展学术交流。这在出国机会不多的当时，周先生能多次出访，是因为政治上党组织信任，业务扎实，外语熟练。在“文革”骤发之前，周先生是历史系乃至整个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标杆，青年学生仰慕和学习的榜样。
三、“文革”中的起落沉浮
自1966—1978年“文革”和“两个凡是”的12年间，周先生经历了两起三落人生坎坷。1966年5月，康生授意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市委的大字报。6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份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群众性的“文革”狂潮。北大师生不管理解与否，全都身不由己地卷人其中，宁“左”勿右成了时尚。一夜之间，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等老教授们从颇受尊敬的师长，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历史系总支正副书记则成了北大“黑帮党委”的“黑爪牙”，受到不由分说的口诛笔伐。担任副系主任和系总支委员的周先生，自然是在劫难逃。在工作组进系的全系师生动员大会上，被勒令站到前台“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毫无思想准备，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虽然站在那里，却高昂着头，以冷峻和沉默面对一片“打倒”、“老实交代”的口号声。从业绩有成的“红色教授”，突然沦为批判对象“反动权威”，“文革”前14年的光环烟消云散，师道尊严不复存在。每天上午到三院历史系参加学习，或者抄录大字报，却被剥夺了张贴大字报的权力，即使是表示“要革命”的大字报。周先生被迫“靠边站”，精神郁闷且神经高度紧张。这是“文革”之初，周先生第一次大约为期一年短暂的“跌倒”。
1967年春夏，北大成为在“文革”核心层人事剧烈变动的晴雨表。陈伯达跑到北大来发表了一通讲话，北大顿时乱了营。聂元梓革委会大一统之下的“新北大公社”分裂成两大派和若干小分派组织，各种“战斗队”满天飞。反聂的最大组织称“井冈山兵团”，头头们邀请周培源、周一良等名教授“上山”，以壮声色。在五四操场举行的“兵团”集会上，出于“要革命”的愿望，听信“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最高指示”，周先生登台慷慨陈词，激烈批判聂元梓(外号“老佛爷”)压制不同意见的专断独行。演讲赢得热烈掌声，继而参加了反对“老佛爷”的静坐示威，无意中成了“兵团”的“精神领袖”之一。这是周先生在“文革”初期第一次短暂的“站起来”，前后不过两个月。
聂元梓恼羞成怒，周先生很快成了“新北大公社”讨伐“井冈山兵团”的首选目标。除了“反动权威”之外，又多戴了“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老保翻天的急先锋”等一连串的大帽子，被抄家、扣发工资；接受“喷气式”的揪斗、“罚跪”和“游斗”，饱受人身侮辱；还被解送到历史系在昌平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基地或校内民主楼后身的“牛棚”中，遭受“群众专政”名义下的非法拘押和“劳动改造”。在毫无信义可言的派性争斗中，“兵团”的头头也派人去调查所谓“美国特务”的资料，随即宣布将周先生“除名”，予以“打倒”。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致向关进劳改大院的周先生挥舞“打倒”的拳头，这是周先生在“文革”之初的第二次“跌倒”，真的被“打翻在地”。一年间，周先生所遭受的身心摧残程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1968年7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制止武斗，“占领上层建筑”。10月，周先生离开“牛棚”，转移到历史系所在的三院，“集中学习”、劳动，直到年底才解除“劳改”回家。1969年5月，参加“教育革命小分队”，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1970年1月返回学校，11月，参加“战备拉练”，被工军宣队树为“年过半百”老教授“要革命”的典型，受到表扬和重视。1973年7月，在《北京日报》编辑部的建议下，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正面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抓路线、抓意识形态斗争，学点历史，批孔批儒，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73年9月，由“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出面主持，实际上由江青操纵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立，并在《北京日报》上，以“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大批判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而正式亮相。在此前后，上海市委笔名“罗思鼎”、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文化部笔名“初阑”等几个写作班子纷纷成立。其中，“梁效”最著名。因为它“有来头”，具有“通天”的渠道，作为政治局的写作班子，不时传递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
“梁效”由写作组和研究组(后改称注释组)构成，人员的选定既要看对“文革”的态度，也要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并由校党委审议决定。换言之，写作组和注释组的人员均由两校的党组织选拔，进入“梁效”的责任在组织而非个人。注释组的成员均为著名学者，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和林庚、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汤一介等。“梁效”设有党支部，周先生担任支部委员。1974年1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汤一介教授担任《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主讲，周先生解释资料中的历史典故。同时，在《历史研究》1974年第一期上发表《诸葛亮与法家路线》，评法批儒。8月，《读柳宗元〈封建论>》出版(人民出版社，1974)。此前在1973年8月，曾经作为中共“十大”代表，进入主席团。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名列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这是周先生在“文革”后期的第二次“站起来”，而且是站到“革命路线”一边，站到不胜寒的高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随即，北京卫戍区部队包围并查抄“梁效”驻地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前来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将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周先生，喝令交出那把传说中的藏有周总理“黑材料”保险柜的钥匙。其实，周先生在北招待所的宿舍里没有保险柜，钥匙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谣言来自历史系一份信口开河的大字报。从查抄之日起，周先生和其他“梁效”成员一起，全都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成了疑似“现行反革命”。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大师生声讨“梁效”罪行的大会上，周先生作为“陪斗”者之一，与其他“梁效”的主要成员一起，成为万人瞩目的“阶下囚”。随后，每天早中晚三段时间前往审查地报到，随时接受查问并交代问题，间杂着到历史系接受师生的批判。“文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告结束，但周先生依旧享受“文革”式的待遇。“文革”收场，周先生第三次“跌倒”，倒得突然，摔得很重，蹉跎岁月将近3年。其子女的考试入学、安排工作等也因受到周先生的牵连而难以如愿。
四、重拾旧业后的精神烦恼
1979年，周先生重新回到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古研究中心承担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室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此时，他已年逾花甲，本欲重拾旧业，埋头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但依旧不大顺利。1981年恢复博士生招生制度，周先生是否有资格担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因“梁效”问题散而一度受阻。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据理力争，才解决了问题。
在周先生接受审查期、有生之年或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其人格道德的议论，包括不负责任的传言，未曾停止。这些七嘴八舌，生前，使周先生难以心平气静；去世，也难以身后清净。在“梁效”审查期间，一首讽刺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的《四皓新咏》，引来多首唱和的嬉笑怒骂；一位自称是“老朋友”的人，寄来内附“无耻之尤”字条匿名信；还有周先生在北招待所的保险柜里藏着整周总理的“黑材料”、想当教育部长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一些好赶时髦的报刊杂志刊载文章，指名道姓地挖苦抨击。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做“墙倒众人推”。尽管周先生再次检讨自己受骗上当，还把那张纸条压在书案的玻璃板下，以自省自警，感受精神的煎熬。
据陈氏同门师弟王永兴教授的回忆：“1978年，北京大学调劫后余生的我到历史系任教，我住在当时的29楼。报到后的次日，早饭后，一良先生到29楼来看我，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之事。一良先生坐下来，流下了眼泪，接着就失声长恸，我也潸然泪下。之后，他问我，关于他的未来的种种传说，我是否听到过，是否相信，如谋求当时的教育部长之类。我告诉他，我以及在太原的北大清华友人，都听到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但我们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坚信一良先生是个学者。”当着老友的面，周先生之大恸，的确是因为到了伤心处。“文革”、“梁效”大起大落的个人际遇、同门学友多年重逢，特别是对业师陈寅恪先生的愧疚，恐怕都是泪如泉涌的原因吧。
出版界学者李经国先生则回忆了另一件往事：“1999年底的某个星期一的上午，去看望一良先生，先生送了我他的新著《毕竟是书生》。我见先生情绪很好，就鼓足勇气直言书中所提到‘无耻之尤’字条乃启功所写(书中虽名之为“一位书法大师”，但圈内人大多知道即指启功)的说法似乎有失武断，那封匿名信应该不是启先生写的。”李经国触动了周先生心中的隐痛，他“沉默了几分钟，逐渐显现出了激动的神情”。当得知李经国要去拜访启功先生时，周先生“转动轮椅从身后拿过一本自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因为患有帕金森病，右手已经严重变形，无法执笔，就用左手费力地写上‘元白先生正一良呈’，对我说：‘请你帮我转给启先生。'此时先生好像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李经国去探望启功先生，将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遍。启功先生也“异常激动，拱手作揖地连连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在我将书递给启功先生时，他更是无法平静，表示对一良先生当时的做法能够理解，说‘周家与我家乃世交’，取出《启功丛稿》的《诗词卷》，同样认真地写上了‘太初先生指正启功'”，请李经国转送周先生(字太初)。在签完字的一瞬间，因眼疾而书写困难的启先生“双目的神采如同他的微笑一样灿烂”。当得到“启先生回赠的著作时，一良先生也笑得像个孩子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厌倦了“斗争哲学”，能够理性而平静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时候，事情的真伪也就容易尘埃落定了。
《四皓新咏》的作者舒芜先生后来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所据传闻与事实不尽符合，也就不再将《四皓新咏》这首当年的激愤之作收入其文集。所幸，在周先生的有生之年，审查“梁效”期间的多数不实之词水落石出。得到某种精神解脱的周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治学、培养研究生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之中。
（节选自《周一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原载《南开日本研究》，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