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师友信札日记中所见的周一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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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周一良全集》收入了《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这是第一次发表。这个访谈是在1989年夏《毕竟是书生》完稿两年后的1991年秋天开始进行的,比《毕竟是书生》有更多的细节,也更为生动。出版座谈会上,一良先生的公子周启锐先生发言,说他父亲的际遇是一类知识分子中很具有代表性的。近翻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社,2007年)、《夏鼐日记》(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傅斯年遗札》(“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等,发现有不少内容正可印证这一点。


周一良先生出生于1913年,1935年燕大毕业后,入中研院史语所,很快便在1938年刊出的《史语所集刊》7本4分上同时发表了两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和《论宇文周之种族》。数年后的1941年7月26日,金毓黻先生在其《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中记道,读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余以为周氏之断语仍有慎重检讨之必要”。他虽然对周文的结论不尽以为然,但这篇论文显然是引起了他足够的关注。周一良1939年赴美留学,1946年返国。


其时正值抗战胜利,各校复员,都在挖人。傅斯年1945年10月17日致函胡适,为复员后的北大规划各系的教员,说到史学系,“非大充实不可”,“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 (《傅斯年遗札》,1642页);另一处又写道:“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同上,1648页)1947年,夏鼐曾受傅斯年委派,任史语所的代理所长。夏鼐曾提出由周一良代理。夏鼐日记1947年1月3日:“上午向傅所长请假返里,傅又提出代理一事,余仍拒绝。……请其与周一良先生商量,由周先生代理,傅仍不许。”可见周一良学成归国前后,即受到各方的重视。


周一良出国留学是洪业为他争取到的哈佛燕京的资助,他必须回燕京服务,于是他如约于1947年入燕大。因房子和职称(副教授)都不能令他满意,于是次年接受清华外文系之聘,任教授。但胡适仍希望他到北大任教。1948年8月7日,胡适在收到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之后,覆函:“八月五日的信与《理惑论时代考》都读过了。北京终以房荒之故使你们不能早来,真使人十分失望。我甚盼望你能给我们几个星期的宽限,因为,我们正在买成一所新宿舍的过程中!”(《胡适书信集》,1175页)但周一良并没有到北大任教。1960年,胡适改定《从〈牟子理惑篇〉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原稿即1948年致周一良的长函)时,跟胡颂平说,周一良是燕京出身研究文史最有希望的人。他少年就请老师在家(天津)学日文,又懂英、德、法、梵、藏的语文,很有天才的人。那时他在北大教书,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他的没有出来,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社,1984年,3162页)。“在北大教书”,是胡适误记。1949年他最终决定转任清华历史系。不久任系主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大。


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中华书局,2011年),在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周一良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所举论文是《北魏镇戍制度考》《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和《论宇文周之种族》(399页)。1947年年末,顾颉刚在日记中列出了他的五年学术研究计划,其中一项是“当代考证文选拟目”,其中也有周一良。


即使如此,他们这辈四十岁上下的人,还没有到国共双方着力争夺的程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说:“国民党专机‘抢运’知名教授,其中当然没有我。进步同学暗地工作进行挽留的,我也不在内。”(45页)他虽然不在抢运之列,但他出身于华北大资本家,想走,是能走的。他写信问父亲周叔弢;父亲建议他不要考虑离开,并寄来了一笔应变费。于是,他留了下来。解放伊始的1950年,他到四川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土改”,“回来以后学校就开始‘三反运动’,学校思想改造。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我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解放的时候我才37岁的样子,没有作为重点,重点还是冯友兰他们,岁数比较大的人,我还轮不上。所以,也做了检查,检查思想,从家庭出身这些方面来检查的,触动也不是很大,也没有怎么太感觉到震动,就是这么个情形。”(《访谈录》,147页)对国共之争,周一良说:“解决前夕,我的思想状况还是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思想,对国民党是不满,对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种各打五十板的想法。”(同上,145页)因此他作诗称“独裁民主两悠悠”,“就是说国民党人说他独裁,共产党说民主,‘两悠悠”,两个都恐怕是空的。”(同上,167页)这种“各打五十板”的思想,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这也是当时民主党派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大部分人是中间派。即使有能力选择去留的人,去与留,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变。


周叔弢在迎接解放、稳定天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久即参加了刘少奇与天津工商业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发言时说“剥削有罪”。1950年当选天津副市长,不久又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上海书评》2016年5月22日第381期有孟繁之整理的周叔弢函。1952年5月19号致周一良函:“我九号赴唐山,十三号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澈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整理者引其日记,“有人告诉我,我过关是中央指示”。在捐出善本书后,又在随后的公私合营中,主动放弃定息不取。 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新政权中,周叔弢是统战对象,是红色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夏鼐日记1951年7月28日:“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北大有向达、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徴等人亦皆除外。” 夏鼐特别括注的这些人,在他心目中,是应有而没有的。但院系调整后,周一良渐被倚重,直到“文革”爆发。


院系调整后,周一良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分立,他是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4年学习苏联,实行专门化,他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入党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是翦伯赞),管研究生、进修教师、研究工作。


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内部印刷品),“文革”前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周一良参加了1955年于荷兰莱登举行的第八届、1956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1964年赴加纳讲中国历史,1965年参加坦桑尼亚史学会等。在夏鼐日记中,也多处见到周一良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身影。如1956年5月17日:“晚间赴翦伯赞教授家,以其宴请费克理教授,邀余作陪,在座者有周一良、齐思和、杨人楩、邵循正、宿白、王逊等诸位,十时许始散。”1956年的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夏鼐也参加。途经苏联,在莫斯科遇周一良。


在8月22日“周一良同志赴东方学研究所”后,有一个很长的注,“这是我第一次与周一良一起工作。他是民族资本家周叔弢的儿子,安徽旌德人,胡适的同乡”,云云,又引用了《胡适年谱长编初稿》,显然是他去世前不久整理日记时补加的。以下几日详细记录了汉学家会议事(返国后,周一良于《文汇报》发表《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收入《郊叟曝言》,但远不如夏鼐日记详尽和有趣)。9月3日,由荷兰何四维谈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任主席。9月4日,罗香林作报告,谈历史分期,周一良发言,“特别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谈得颇久。贺光中起来拟加中止,以为讨论发言应限于对报告人论文的批评,并责周一良同志发言过长。翦老即跟起来应战”,云云。阻止未果,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退席。下午,周一良报告中国史学界一般情况。9月7日,各国代表报告本国关于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由周一良介绍中国情况,并分发汉字改革方案等小册子。“香港方面,由贺光中报告,总述汉学研究情况,包括台湾,称之为‘in China’,欲争正统,我们置之不理。”1957年7月19日:“中午偕秀君赴中埃友好协会为埃米尔教授饯别,周一良同志夫妇及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夫妇在座。”1957年7月26日:“晨间赴车站送埃米尔教授离京返国,周一良、宿白诸同志都来送行。”1958年6月6日:“周一良同志来,为北大约邀科学院历史科学四所座谈跃进。”1959年8月12日:“安志敏同志来谈赴英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事,谓今日上午已开会谈过一次,决定由侯外庐同志任团长,周一良、冯至、傅懋勣、安志敏四人为团员。”9月30日:“中午参加对外文协主持的招待外宾酒会,……又遇及周一良同志。”1961年9月29日:“上午偕尹达、侯外庐二同志赴新侨饭店,参加史学座谈会。以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三岛一及高桥磌一,皆系历史教学者,故经过教育工会邀约座谈。到席者尚有翦伯赞、周一良、刘大年三同志。”1962年11月16日:“下午赴历史所,参加拟译国外重要史学著作目录的会议,由周一良同志主持。”1964年8月21日,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8月27日,“本来历史组是刘大年、周一良二位,因为周一良同志送古巴团长历史学家胡利奥·勒·里维兰上飞机,所以由我来代替”;8月28日,“上午继续讨论‘哲学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下午继续讨论这题目,发言者有朝鲜(金木乙)、中国(刘大年)、印尼(阿威)、中国(周一良)等发言……散会后,与刘大年、周一良同志同车赴北京饭店,参加越南大使馆的招待会”。8月29日,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史学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主持,到会者有范文澜、刘大年、周一良、白寿彝、吴晗、严中平、何干之、刘桂五等史学界人物。9月3日,“午后,开哲学社会科学组论文编辑委员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至五时半始散。周一良同志陪伴越南代表团长陈辉燎同志赴西安,匆匆返京,闻明日又将伴之南下”。1964年10月13日,“上午陪小野胜年赴北大参观,苏秉琦同志同行。抵临湖轩,由周一良、俞伟超及校长办公室一同志招待,周一良同志介绍学校及历史系情况,苏秉琦同志介绍考古专业情况,然后参观考古专业标本室”。1965年2月15日:“上午赴历史所开会,由侯外庐所长召集,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三同志参加,讨论东北史地问题。下午翦伯赞、周一良、侯外庐、姚家积同志来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7月1日:“傍晚赴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周扬同志接见韩顿夫妇,并共进晚餐,在座者有张友渔、刘思慕、周一良、侯外庐、陈丹南、吴学谦、傅懋勣等。”7月3日:“张友渔为韩顿夫妇饯行也。在座者有张铁生、陈丹南、周一良、刘思慕夫妇、宋守礼及翻译。”12月16日:“上午赴历史所开会讨论东北民族史诸问题稿,由侯外庐同志主持,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同志参加。对于审阅结果提了一些意见,高句丽及渤海部分只有一些小的修改。”


顾颉刚日记中也有周一良的学术活动,如1955年1月11日,“到科学院,开考据在历史学及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会”;1955年2月17日,“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1956年2月27日,“到三所,参加一二三所联合之学术会议,讨论历史科学长远规划草案”,等,同会者都有周一良。


“文革”爆发,周一良参加“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被批斗抄家。顾颉刚1967年10月26日日记:“昨洪儿到北大看大字报,知侯仁之被斗。今日与厚宣言之,乃知陆平当校长时,以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四人为既红且专之人物。去年运动,四人皆加入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且继陆平为校长。此四人者遂皆为人揭底,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屏于井冈山,周之校长亦不存在矣。”周一良的回忆中,他与周培源并称为“两个周白毛”。也忆及被批斗者有侯、季等人,甚至有陆平陪斗。可见,“文革”前,此四人被学校当作既红且专的人物,是有依据的。


1969年,混乱的形势渐趋稳定。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北大在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和陕西汉中分别建立分校,历史系教员绝大部分被分发至鲤鱼洲分校。周一良被认为是被改造好的教授,没有去江西,而是去门头沟开门办学。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1972年9月,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直到1976年。1972年上半年,“批林批孔”。1973年初,正式成立“梁效”。


夏鼐的人生轨迹与周一良多有相似之处。夏鼐出生于1910年,长周三岁。1934年清华毕业后留学英国,1941年抵昆明,入中研院史语所,1946年任史语所研究员。国民党败退大陆,他也选择了留下。1950年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1959年入党,1962年任所长。“文革”中,夏鼐也被冲击,也被批斗、关牛棚。1966年1月,所中成立东方红公社,抄走其工作日记及笔记本;8月25日,所中派人来抄家,日记等被抄,次日封查家中图书、文件、存折、存单等,直到1970年2月启封。5月21日,赴河南息县参加“五七干校”。10月因其妻生病返京。1970年底、1972年3月,干校老弱病残曾分两次,被准许返京。这与北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这期间,我们从夏鼐日记中又看到了周一良参加学术活动的身影。


1973年4月15日,“上午赴飞机场,送廖承志同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晤及华罗庚、周一良等同志,送行者有周培源、王冶秋等熟人”。7月1日,“上午赴故宫,9时半,参加接待伊朗议会代表团,由吴仲超院长主持,周一良同志和我分别介绍中伊古代交通简史,我主要介绍考古发现”。1974年1月25日那次著名的首都体育馆的“批孔”运动报告,在夏鼐日记中倒也没有特别之处。


改革开放以后,夏鼐日记中又有多处涉及周一良,如1980年11月30日,“阅新出《文史》第9辑张政烺、周一良等文章”;12月3日,“阅文史第9辑《汉代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及周一良《三国志札记》”;1981年5月4日,“下午在家,阅《哲学研究》今年第一期的一些文章(周一良、张岱年)”。此后,还有若干条与周一良的交往事,如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编写事,一同参加纪念吴晗会议等。但对“梁效”事,均无一言及之。我想这不是回避,而是在夏看来,“文革”中参加两校批判组,不过奉命行事,与连续不断的种种批判、表态并无不同。他的日记中,这类活动屡见不鲜。


顾颉刚日记中有“文革”结束后批判“梁效”事。1977年7月10日,“(侯)仁之言,北大中批判依附“四人帮”之大批判组,声势甚大。周一良一天批三次,魏建功则两次,至冯友兰,领导上以其年高,不欲其参加,而群众不许,以江青曾数次到其家也。如此大热天,八十二岁之人日日受批判,其何堪受。则以平日好高攀有以使之也。”11月24日,“德融来谈批判“四人帮”事,知周一良作再论孔丘其人文,讥讽周总理,特罪最重。又谓杨宽与罗思鼎关系多,在沪亦大受批判”。当事人及其家属虽然仍旧受到了牵连和影响,但大都可以处之泰然了。1977年8月5日周叔弢致周一良邓懿函:“一良近日眠食何如?宜注意身体。《十大关系》第九章可再仔细一读,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非自然可以搞清楚。”周一良的回忆和访谈,也说自己已并不紧张,不等“搞清楚”,他已坠欢重拾,读二史八书,开始撰写甚有学术份量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了。


纵观周一良先生在解放后的自处,受到冲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文革”初期1967—1969年,另一次是“文革”后对“梁效”的审查。后一次的冲击和影响都很小,却促使了他进行彻底反省,认为自己是书生上了当。九十年代,他的反省更为深刻。他在日后回忆“文革”初的举动,说自己的负罪感占了主导——一是全民抗战时,他在美国;二是他出身于资本家——因此,积极投身革命。其实,即使他不参加派系,被批斗、关牛棚,大概也在所难免,只是被批被斗被抄家的程度也许会不那么严重而已。总起来说,他在解放后大致还是顺遂的,是被倚重的。他的选择、他的遭遇、他的自处,都与他的家庭不无关系。他既有出身资本家的负罪感,也多少有一些红色民族资本家的光环。他在新政权下,总的来说是积极上进的。周叔弢1974年12月6日致周一良函:“昨得杲良信,据云美报对于‘批林批孔’,很少报道。最近他从香港英文《大公报》上看见你的文章(未说何题目),始能了解大概。如果可以允许,你可否选择‘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史’和法家著作解释小册子寄去几本,何如?”12月19日函:“对于‘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史有关文件,能寄杲良几种,俾渠有所认识,甚好。”12月25日函:“得信知启乾申请入党,已蒙批准,闻之欢喜无量。”我想,这是可以代表周氏父子的政治取向的。


读日记,常有些意外的收获。周先生在《钻石婚杂忆》中说:“1935年秋,我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院,主要目的就是再呆一年,等她(邓懿)毕业之后,再一起离开燕京。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宣布订婚。”其实他们订婚是在1937年。顾颉刚日记1937年3月21日:“今晚又同席,煨莲……共约七十人。周一良邓懿(订婚人)。”当事人都记不大清了。夏鼐日记1951年1月25日:“赴向觉民家中闲谈……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诗一首,……此诗盖吊新逝世之傅公(斯年)也。”大概《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寄给周一良,请周再转交在京诸人的。这封信,陈寅恪《书信集》失收。


在编辑方面,编者将周先生手定《郊叟曝言》中的《梅维恒〈唐代变文〉中译本序》移入第三编第6册《佛教史与“敦煌学”》,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序》移入第二编第4册《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尚无不可;但将《学术自述》《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史语所一年》,移入第一编第2册《魏晋南北朝史论》,则略嫌不妥。《向陈先生请罪》发表于2000年,次年周先生编定《郊叟曝言》,未收。我想这不是为回避,而是其中内容与他发表过的几篇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字多有重复;或可附入第四编第9册所收关于陈寅恪的两篇文字之后,至少不应窜入老人手定的《郊叟曝言》。


1995年,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课请周一良先生作一次学术讲座,题目似乎是“清人日记漫谈”。当时周先生已开始了他晚年以自己家世为背景的研究,这次讲演主要是谈晚清人的日记和笔记中所记载的有关他曾祖周馥的史事。这让我想起周作人《饭后随笔》中谈周馥的一则“周玉山印象记”,于是在课后将此文复印寄给老人。周先生给我回了信,除表示感谢外,还特别送了我一部北师大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周叔弢传》。不久,《读书》刊发了周先生谈周馥的文章,引用了这条很不起眼的材料,并再次提出感谢。之后,他在给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论著作序时,谈及其家世,再次引用此条,又表示感谢。后来,《周叔弢藏书年谱》和他的《郊叟曝言》出版后,也同样托人赐赠我一部。直到2000年7月,他致信郭熹微和胡宝国二先生,又说到“孟彦弘同志惠我周馥史料,始终未谋面也,乞代问候”。他过米寿,他晚年的学生宝国先生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寿。当宝国把我介绍给他时,他连说:“知道,知道。谢谢,谢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早有交道。”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有什么材料,再告诉我。”我所提供的只是那么一条极不重要的史料,在我不过是顺手而已,但老人却总是念念不忘。这就是老辈学者的风范。谨以此文纪念周一良先生,并恭贺《周一良全集》的出版。


2016年7月,谨志于溽暑中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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