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响应中央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由中国社科院农发所魏后凯所长发起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得到了全国农发学界的积极响应。改革开放不久秦晖教授等便试图构建中国农民学，由于实践时间尚短而难以实现。现在实践案例与经验海量，总结构建正当其时。作为有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意义重大，农发学界义不容辞。

与此同时，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与乡村振兴学院等也牵头发起中国乡村学的研究构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张合成研究员在《2025中国国际乡村学术大会》上发布《中国乡村学研究进展报告2025》，就系统阐述了乡村学知识体系建设进展。

大家看到，中国社科院构建的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中国农科院构建的是“中国乡村学”，略有差异。我倒是倾向于“中国农村发展学”，以便和国际接轨。当然，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科学的唯一途径，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也不例外，有好多个研究版本，以便各展所长、互相补充，最终使学科趋于完善。

本文的分析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主线只能是研究农民，即让农民吃饱饭到有钱花再到幸福的过程、成果与经验（教训），并从中概括出规律。

一、从让农民吃饱饭到有钱花再到幸福

目前，学者们对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主线尚未达成共识。如有的强调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巩固脱贫致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民居改善、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发展、文明提升、素质提高等等。这些作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对象的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主线及目标，都是对的。但是都不能作为能够统领全局、贯穿一线的研究主线。能够统领全局、贯穿一线的研究主线，只能是研究农民，即让农民吃饱饭到有钱花再到幸福的三阶段或“三级跳”。

大家公认，在我国目前，让农民吃饱饭，经新中国成立起的30多年探索，到1980年代初的家庭承包制推广，已经顺利实现；让农民有钱花，还在继续努力；让农民幸福，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初心、奋斗目标与鲜艳大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高钢领就是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首先要解放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就中国实际情况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位工作，就是在百废萧条的基础上恢复国民经济，千万件工作的目的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老百姓吃饱饭到有钱花再到幸福。

（一）中国农民吃饱饭的“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科技+社会服务”模式。

回顾我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漫长历程，用一句惊心动魄毫不为过。而真正的彻底解决只是包产到户的家庭责任制，其经验可以概括为“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科技+社会服务”。

1950年代初，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下，先是搞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农民是拥护的，后来批判“小脚女人”，大搞土地、大型农具和牲畜的入社的高级社“穷过度”，集体化“大呼隆”生产，一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的牢笼，“一平二调”，土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够让全国人民都吃饱饭，而不得不实施凭票供应、定量供应，特别是要首先保证城里人凭票供应、定量供应，不少年份都是向农民征过头粮，农民能不能吃饱饭，只能由农民自己管。改革开放后，借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纠正极左的形势，农民自己私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粮食普遍增产，农民们不但自己吃饱了肚子，城里人也开始讲究吃的好、吃的有营养。

如果把吃饱饭这件事放到世界范围考察，现代化国家早就顺利实现，其中的规律在于“农户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我国人多地少，照搬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没有条件。而总结我国使老百姓吃饱饭的过程中蕴藏着的秘密或规律，则是“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科技+社会服务”，其中“农户小规模家庭经营”是中国特色，即政府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将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在籍农户，这里一是实现了公平，二是给每一个农户通过承包施加了无法推卸的务农责任，三是小农户由此实现了精心精细耕作，亦称“精细农业”。当然，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大规模扶贫攻坚中的“精准扶贫”、“温饱工程”、“基本农田建设工程”、“高产水稻玉米推广工程”等，则为农民吃饱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经营或规律，应该适合世界上诸如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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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自2011年起，深入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开展中非“小技术，大丰收”项目，示范玉米密植增产技术。该项目自2018年起，陆续推广到莫罗戈罗省全省范围，项目技术方案也成为省政府主推的玉米种植技术。从只有一村一户加入，到推广至十余个村庄、超过千户，参与者的玉米收成平均翻了一番以上，当地农户们增加了收入，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情况都有所改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还曾入选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

自2021年开始，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间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提升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居民营养水平。随着项目推进，大豆种植在当地推广，豆浆也成为了颇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新一期项目将在前期玉米大豆套种、豆浆制作技术分享的基础上在当地小学试点提供免费豆浆，推动形成以小农户为中心的农业种植加工与营养健康相连接的综合技术系统，并加强小农户与市场的链接。

2025年3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北京举行《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发布会。中国农业大学“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在推动非洲项目地农业增产、营养改善和减贫增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列入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小而美”项目篇。

（摘自：从一粒种子到“小而美”硕果！中国农业大学网2025年3月25日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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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农民有钱花的“多方扶持”模式

农民吃饱了肚子，接着想的就是有钱花，农民增收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最早的办法，就是允许农民可以多养几只鸡猪和做小生意，而不再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搞长途贩运，不再说是投机倒把；可以搞小型农副产品加工即社队企业（后改为乡镇企业），不再说是抢公有企业资源；可以进城打工，不再说是盲流，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农民自发的行为，成为农民增收的第一次尝试。自1986年国家开始的大规模扶持贫困，至今安排了扶贫、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边境幸福村建设、民族地区开发、江河治理、商品粮基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投资工程，在取得明显经济和社会成效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创收。这些举措，可以归结为以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方扶持”。

不能忘记的是，期间，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政府、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各组织、著名基金会、港澳台爱国人士与组织等，相继捐赠巨款，援助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发展项目，包括扶贫、妇女儿童健康、社会林业、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艾滋病性病防治等，有效地促进了项目区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随着这些国际项目的进行，国际上先进的农村发展理论与方法也随之引入，并加以本土化，使我国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践与国际接轨，也宣传了中国，更培养出一大批国内农村发展的学者专家。

（三）有待创造的中国农民奔向幸福的模式

1、中国农民奔向幸福的必然与意义

农民有钱花了，生活的安排就越来越考虑与追求幸福。为此，决策层适时提出了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的要求。这里说的“获得感、安全感”比较好理解，而“幸福感”相对抽象，需要深入研究，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标准，在此基础上拟定出可操作性行动方案。

幸福是一种主观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体验，包括愉快情绪、舒适感、满足感与成就感等主观情绪情感体验，是一种综合的积极心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在一些语境中也可以作为对生活价值的评价，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幸福感通常可以用幸福指数来度量。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共产党人的追求目标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其次，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再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所以，研究与编制农村幸福指数，意义重大。再四，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

2、幸福感一般可以量化为“幸福感指数”。

“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代世界公认用五个指标来评估居民幸福指数，包括社会活动、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交际能力和身体状况。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那个金句：“经济增长不是目的，而是幸福的手段。”这句话提示人们，人们追求应该关注更多的是幸福，而非仅仅是物质的积累。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国民幸福报告2014》，在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个方面对构成幸福的密码进行解读，揭示当前中国百姓的幸福现状。但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这一幸福感指数并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推广。

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曾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按照马斯洛的划分，它从下至上分为五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基本生理需求满足后，需要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

3，借鉴并试用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

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测试工具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每一项均有两至三项指标。每人可在经合组织网站上线测试，在11项内容中选取若干项，再根据个人关注度构建属于个人的参考指标，所得指数可体现出他本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再对经合组织成员国民众“幸福指数”进行排名。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名义，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现代化幸福村建设借鉴并试用亚太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这将体现出中国实践与国际接轨，创造良好国际形象，反过来有利于现代化幸福村建设。

4，当前，在实施农民幸福的活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众的幸福指数主要与收入、生存成本两个因素相关，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当前，要特别注意农民子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生存成本提高而可能使幸福感降低的问题。

第二，幸福感还来自于农户本人与周围人的比较：个人收入高于周围人时，幸福感就强；收入不及周围人幸福感就差。这种周围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邻居、同事或所在城市城镇居民，主要是自己见闻所能及，且比较关注的范围。当然，还要关注周边邻国邻村的收入比较，要保持始终高于他们的状况。

第三，幸福感还与未来预期有关，如果收入很高，而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那幸福感就会变差，如果未来有稳定的预期，那幸福感也会变强。为此，要落实农村社保（低保）、医保、灾害保险，以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养老预期、安全预期。

二、以农民为主线的前提是尊重农民意愿

（一）尊重农民意愿是以农民为主线的前提

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重大难题是让农民吃饱饭，而农民们都知道吃饱饭的唯一出路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且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百试百灵。由于当时被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自发的好机制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屡起屡落。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农民在国人第二次解放浪潮中，首先想到的吃饱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遭到了极左势力的又一次打压，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有万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的支持。其中万里和邓小平的支持，大家已经熟知，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的支持也不应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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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对万里及安徽的改革给与了的坚定支持，一是拍板每年一号中央文件都是谈农村改革，一年比一年有深入的新突破。二是协调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的改革进程；三是在理论概括上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提供根据。

1980年7月，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表示，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胡耀邦高屋建瓴地率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农业生产的集体劳动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奴隶社会也是集体劳动。这一阐述的思想高度，在当时高层领导和理论学界中无人能及。这成为后来起草1号文件、实现政策根本突破的思想理论基础。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一号”文件，胡耀邦亲自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一并改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在这个文件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万里曾激情地说：“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万里还说，“人民公社下的农民就像奴隶，没有自由”。“农民说在人民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当长工，当长工还知道得多少东西，在公社就不知道”。

（参见：赵树凯：“包产到户”需要理论清理，农村改革史话2025年11月1日 15:44。赵俊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的几点感悟，爱思想2025-08-18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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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看，农民要求家庭经营的意愿及其呼应并不是什么难办的问题，而在我国之所以成为难题，原因在于我们长期来把家庭经营当成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万恶的；而把集体化“大呼隆”生产当成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在此的教训很多，需要认真总结，才能避免。一是我们那时批判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有去体验过，也没有人专门去考察过，陷入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泥坑。二是我们把集体化“大呼隆”生产当成了社会主义，是一面倒的从前苏联学来的。三是当时尚未建立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体制与机制。四是那时我们内部理论素养都不高，还没有生产力标准，还不知道前苏联那一套不但不增产，反而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民吃不饱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直到亡党亡国。

有意思的是，前苏联及东欧实行的计划经济、集体农庄“大呼隆生产”的实质与垮台，早已在40多年前就被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预言所证实。哈耶克警告：计划经济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计划人员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对于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计划经济下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随着国家强化中央计划、集体主义，自由市场制度被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

尽管人们对哈耶克仍有争论，但是他关于计划经济、集体化等的良好设计的批判的正确性的观点，早已被前苏联、东欧的实践垮台所证实，也为我们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遭遇的困境、特别是吃不饱饭的难题所证实。我们尊重农民意愿，给予他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经营的自由、并法律保护他们承包权利和经营权利，这才有了农民积极性、创造力，才有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

（二）尊重农民意愿的实质是把本来属于农民的权利“归还于”农民。

一举解决了我们数十年历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解决的吃饱饭问题的农村大包干，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本来属于农民的权利“归还于”农民，即家庭承包制是让农民有其“地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收益权；农村税费改革是让农民有其“利权”，这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牛鼻子”，其核心是明晰产权归属，促进产权流动，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如果我们追索历史，农民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与生活，本来属于农民的权利“归还于”农民。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1950年代集体化的初衷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结果集体化适得其反，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党纠正了集体化把土地的产权“还”给了农民，又由于坚持按户籍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社会公平。

（三）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带有恩赐心态。

在农村发展中，有的地方官员把自己执行中央决策所做的具体工作看成是对农民的“恩赐”、“救济”、“关照”、“指引”、“领导”。其实，恩赐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和行为，错在没有看到我国的农民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看到现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需要；没有看到现代国家必须平等对待农民的惯例；其中也暗藏着试图暗地里利用职权谋私腐败的企图。

三、为农民为主线首先得听到农民的真实声音

为农民为主线首先得听到农民的真实声音，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然而要听到农民声音，特别是贫困农户低收入农户的声音，必须得有人为他们发声。对此，我国曾进行过多方面探索，特别是社科学界的探索值得总结。

（一）听到农民的真实声音不容易。

农民由于居住分散等原因，始终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愿望较难达到决策层。例如，各级党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很少便是证明。为此，中国理论界不少人呼吁为弱势群体说话特别是为农民说话，主要是为农民中的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说话。又因为农民包括基层干部、富裕群体和普通农民两大类，村干部和富裕群体等是相对强势群体，他们为自己说话的机会和场合相对较多，别人为他们说话的也不少，他们利益与诉求比较容易表达并得到重视，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说话的机会和场合都无法与他们相比。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社会中，要听取普通农民意见最直接的途径是下乡调查。但是人们看到，国家级调查组的下乡，大多是到省、最多是到县，省一级调查组也很少到村，一般是到县、乡，即使一部分进村调研的，大多是找村干部和个别大户谈谈，真正听到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户低收入户的声音，很少见。怎么能克服这一缺陷，需要探索，而且需要对调查者进行必要的培训。

我和我的同事就农户的意愿进行过问卷调研，发现村干部、富裕户、农民企业家、贫困农户的要求差异很大。我们将他们的诉求进行排序，发现排在第一位的，贫困农民要求的是有饱饭吃，富裕大户期望的收入再增加，家有病人的希望有钱把病治好，村干部盼望着增加补贴，农村中的年轻人希望进城打工多挣钱，如此等等。有次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进项目村随机访问，其中一个15岁彝族小姑娘的将来理想是当国家主席，我们告诉她当国家主席的难度太大，让她再说一个理想，她说想当新闻记者。我当时非常感慨，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也是有理想的有大志的，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

（二）一些学者在研究时没有进行真假信息的甄别。

在谈到农民意愿时，许多人容易混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立场、看法与诉求有很大不同的事实，误认为农村干部的看法就是村民的看法。

这里讲的农村干部，一般指的是县、乡级的官员，村委会与村民小组负责人，村经济组织负责人三类。从总体上看，或者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的区别上看，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农村内部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利益上又有很大差异，不能轻易等同。

人们经常看到，有的学者下乡进村，听了几个农村干部的意见，就自以为是农民意见。我曾经在文章中指出过相当多的自然保护区规划人员下乡征求对保护区划界的意见，他们只听取个别县、乡、村干部的意见，并没有一家一户的征求意见，其结果把许多农户的承包地、责任山、自留山划了进去，多数的没有签订协议，更没有给予补偿，从而造成保护区与村民的矛盾冲突。后来进一步了解，这一做法带有普遍性。更进一步了解发现，这些规划人员也有苦衷，规划任务中下乡调研经费预算不多，不能保证听取所有村民意见，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现象在其它农村调研时也经常出现。

那么，为什么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立场、看法与诉求有很大不同？一是村干部及其家庭家族都有自身利益需要维护；二是村干部大都是上级任命的，或者是县、乡级提名才被选举上来的，他们不能不代表上级利益与意志。

至于有的出身县乡干部的三农学者，他们的意见总的看也只能代表县乡干部，较少代表全部农民，更不要说代表农民中的弱势者了。

农村调查时的潜规则是下乡必须由当地政府批准、村干部陪同。这就出现以下情况：包括官员、学者们下乡调查进村后，往往被村干部包围了，有时连见到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户都很困难。再说，村干部家庭的房屋一般较好，会接待，很会理解外来访问者的意图。而多数贫困户，房屋简陋，进家连个坐处也没有，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有的农户连汉语也不会说，交流起来很困难。因此，下乡调查要真正把各类农民的意见都收集起来，必须得有一套科学的方法。

（三）把问卷法和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

前些年曾流行过带着对农民的感情下乡调研，这类道德要求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科学的调研方法。后来，世界银行倡导的问卷法传入，很快被学界接受。但是，这种问卷法与我国传统社会科学调研一样，客观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别人不能重复，二是信息没有甄别，因而真假难辨。

我一直在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个困扰调研中问题，好长时间没有结果。后来，我和我的同事把问卷法和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才获得了满意的答案。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英文缩写PRA），简单来说，就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发展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

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在此，以农村贫困户识别为例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步，在选定的村庄里，由到场的乡村干部和随机抽样的本村庄20%左右的村民，分别请他们列出本村庄最贫困农户的名单，并且让其从最贫困者开始排序，从而得出第一个该选定村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户的矩阵表，分析此表就可以得出该选定村庄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民的名单。

第二步，随机抽样到已经确定的绝对贫困农户家里访贫问穷。在实地观察贫穷农户家庭住房、收获粮食、养殖业、穿着等详情的基础上，召集该家庭成员，经过预先设计的贫穷指标的讨论，让各人对本家庭贫困程度指标排序，即可以了解该农户贫穷的类型与程度。

第三步，让该访贫问穷农户家庭各成员（不仅仅是男主人）对自家脱贫致富的门路，进行讨论，在一一列举出来之后排列顺序，得到第三个矩阵评价表，分析该表就可以得出该农户脱贫致富所需要的扶持项目与条件。

（四）调研者与被调研者一起讨论解决农民需求问题的办法

中国现行的农村调研、评估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更多地侧重于对调研对象或被评估项目的检查、监督，侧重于发现和揭示问题；而国际规范性评估不但注意发现和揭示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强调外来调研者或评估者与当地人员的参与性评估，即外来评估者与项目的当地负责官员、当地老百姓一起，对发现和揭示出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最后寻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

四、让农民自治是以农民为主线的组织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改革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这是我国农村发展及农村发展学学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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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是中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当年就产生于原合寨生产大队的一个自然村——果地屯，合寨因而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1979年，合寨的农民自发地将田地分到农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原来的生产队也成了空架子，社会矛盾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1月，在果地屯（自然村）原老支书蒙宝亮、老党员蒙正昌、蒙正奉、蒙光新等人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屯户主会议，选举蒙光新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同时制定了“村规民约”（至今仍保存有原始记录）。果地村委会是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为依据的村民委员会（后按规定改为村民小组），也是首个利用村规民约进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村委会，蒙光新则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村民自选的“村官”。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其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有其艰巨性与复杂性。

（陈云川：河池合寨村，拉开中国村民自治的大幕，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2019-09-06 21:29）

（一）现有的民委员会尚有完善改进的空间

现有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产生，有相当多的是由乡镇党政机构和官员指定的候选人，并且在选举中通过各种手段使其选上，因而他们就不能不更多地代表乡镇党政机构和官员的意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代表村民的意见、利益。我国现行的选举方式中的候选人，都是上级有关部门指定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选举也不例外。候选人为什么要由上级有关部门指定，而不能由选举者自荐提名、他人提名或联名提名呢？据说有两个理由：一是上级有关部门指定，更好地体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否则体现不了这种领导；而且还会引起社会动乱、不安定；二是上级有关部门指定，都是通过了党政某一位领导同志看中，组织部门考察过、信得过的，比较靠得住，能够听上级的话，而且乡镇党政干部下村检查工作都是在他们提名的、信得过的村干部家里吃饭；在村一级，如果不是乡镇党政组织提名的话，乡镇党政干部下村检查工作，就没有人理睬，甚至连吃饭也找不到人家。

再说，农村中长期来只有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样的一种组织，在为村民服务中实际上形成了垄断，因而也就没有了竞争所带来良好服务。

我非常理解乡镇特别是贫困地区乡镇党政干部的苦衷。他们在最基层工作，级别最低，工资待遇最低，条件最差，但是工作很多，责任不小，“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把抓”，没完没了地应付上级的各项任务。如果没有村一级的干部配合，上级没完没了的各项任务就无法应付。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模式，早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政府把本应属于村民的权力还给村民，自己只作属于政府份内的职能工作。还权于民，就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提名、选举。

（二）国际上社区共管的理念与实践被引入

改革开放后，国际上对自然保护区实行社区共管的理念与实践被引入，第一个社区共管当属云南省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2001年，我和我的团队在云南无量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在项目区尝试以村民为主体的共管自然资源组织、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社区村民共同监测生物多样性和替代能源的模式，形成社区村民、政府保护区和乡镇政府即区内企业共管模式。

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六共同”。一是共同决策。在社区共管中，重大的事情是由社区共管委员会在征求全体村民和各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经民主讨论、表决而做出的。二是共同规划，对于社区内属于公有或共有的自然资源(如未承包的土地与林地、森林、自然保护区、河流、矿藏,以及道路、水渠、电线等公共设施等)应当进行合理利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共同制订具体的规划。三是共同利用，对社区内属于全体村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由全体居民共同开发利用，从而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当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原则，可以采取农户承包、联户承包、“公司+基地+农户”、“农工商一体化”、“贸农加一条龙”等模式。不论采用哪种模式，都必须使广大农户特别是弱势人群广泛参与,并让他们从中受益。这既是生活在该社区所有居民的正当权利，也是社区共管的题中之义。四是共同管理，是对现行的由政府部门单独管理方式的反思，体现了当地村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是社区主人的指导思想，五是共同保护。六是共同分享利益。

当前，一些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国家公园，由于向游客开放一部分，凡是交通便利的大都门票收入可观。由于现有的模式是委托经营，比过去的政府机构单一经营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委托经营都是委托给某个企业，利润也当然全归企业所有。虽然现有的企业也把利润的一部分补偿给当地村民，但却是以“恩赐”的方式和姿态。而社区共管则不同，在理念上认为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是当地自然资源的所有者，理应获得经营的收益。

（三）社区共管组织以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为经济支撑。

社区共管要有可持续性，就要有必要的活动经费支持。我们的YUEP项目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做法是在社区共管组织下面，建立了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基金一方面解决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一部分基金贷款利息用于社区共管组织的日常活动，解决了基层项目组织机构的活动经费的筹措问题，有着长期运作动力与机制保障，使社区共管组织乃至项目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经费保证。

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信贷机制，参照孟加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成功做法，由村民根据自己实际和要求进行设计。它的特点：一是仅在自然村设立，超出自然村则无效；二是村民自己所有，自己管理；三是放贷数额小、见效快、快借快还、滚动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周转利用率；四是较高利率，以排除村内富裕户抢占。

实践还证明，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作为一种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全新尝试，给社区村民带来了发展家庭经济的新的机遇，为一些缺乏生产垫本资金的农户提供了机会、平台与条件。坚持村民大会直接管理，即在村民大会放贷、还款等，实现了完全公开化和透明化，因而尚未发现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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