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助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于1938年底组建曾生和王作尧两部（东江纵队前身）；另一方面通过东南亚华侨，于1939年初组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以下简称东团）。东团以华侨组织的名义，一度在东江一带十余县市开展民众动员工作，是曾生部重要的人力来源和外围组织。1939年5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认为东团“分子复杂”,“曾生部与华侨回乡服务团原同一气”。1940年，国民党一方面于3月“围剿”曾王两部，另一方面于7月取缔东团。8月，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受挫后，遵照中共中央“五八指示”，返回惠州、东莞、宝安抗日前线，独立自主地在抗战中增强实力。
学界对东团和曾王两部的研究，不仅成果颇多，且佳作迭出。这些代表性作品大量使用一手文献资料，分析视角不仅涵盖国共日三方，还涉及更广的国内外政治军事互动下的东江抗战。尽管如此，东团和曾王两部依然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微观而言，东团和曾王两部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以致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联手取缔东团？宏观上，华侨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且独特的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的互动是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华侨与中国共产党华南抗战有怎样的军事关联？弄清以上问题，既有助于探究曾王两部特别是曾生部的成长特征，更有利于深入了解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华侨、中国共产党创建武装力量的智慧等若干重要问题。
一、抗敌后援会和八办与东团和曾生部的组建
华侨对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东团创建的重要因素。旅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即已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星洲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2月成立，8月更名为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在马共的领导下，新马各地纷纷成立了各阶层、各行业（包括工、农、青、学、妇、文教界等）半公开的‘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抗敌后援会是新马华侨最为积极的抗日救亡组织，旨在联合所有支持抗日的华侨，构建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战线。“救亡运动表面上是由华人资本家领导，因为从‘筹赈总会’到各地的分会，绝大多数由当地的所谓侨领担任筹赈会会长，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是当时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员。对这些人，我们可用他们的名义来‘领’，但他们不能‘导’……‘导’还得由学校教师和那些豪情奔放，兼备才德的年轻学子才能‘导’。”这些教师和年轻学子中，有许多人是马共党员。
在马共成立抗敌后援会的同一月，中共香港党组织也把香港爱国青年发动起来，并把工作着眼点放在“搞武装”上。1937年8月，在中共香港市委的组织领导下，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以下简称救亡工作团）正式成立，团长由中共党员严尚民担任，成员主要是受到中共影响的爱国青年。救亡工作团发动群众，借助统一战线，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武装斗争作准备。救亡工作团自成立之初，便将重点放在发展武装力量上。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来往，一步步催生着东团和曾王两部。为统一领导东南亚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抗日活动，吸纳新党员，筹建华南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1937年底派廖承志和潘汉年到香港，在港英当局同意下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动东南亚华侨和港澳同胞参加抗战，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重要目标之一。不久，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抗敌后援会建立起联系：“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经常听到上级领导传达廖承志同志对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意见”。
国内抗日怒潮与海外华侨的抗日热情相互激荡，成为东团应运而生的重要背景。1938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抗敌后援会代表团，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广大爱国侨胞对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踊跃欢呼：“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地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1938年7月底，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呼吁“抗日高于一切”，“全马同胞根据蒋委员长的指导，以及中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抗战救国大纲，合力统一救国信仰、救国组织和救国行动”。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在抗敌后援会推动下，10月30日，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总会（以下简称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在马来亚吉隆坡成立，黄伯才任主席，黄适安、钟醇生等41人为委员。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的宗旨是募集款项，救济惠州十属受难的同胞，并与香港惠属团体商议组织青年回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准备成立东团。11月21日，黄适安率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代表团抵香港。12月1日，黄适安与廖承志、叶挺相见。叶挺受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的委任，负责管理东江地区的武装力量。
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曾生、王作尧两部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广东抗战爆发前的1938年7月，救亡工作团争取到惠阳驻军的支持，利用部队营地和军官举办惠阳沿海青年武装干部训练班，动员150多名爱国青年参加训练。叶锋等在训练班成立了中共临时党支部，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培养军事干部。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仅10余天，东江下游各县和广州地区相继沦陷。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叶挺老家惠阳淡水周田村成立，有澳洲、南洋华侨身份的曾生、郑天保分任正副总队长，此即曾生部。12月下旬，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及宝安党组织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此即王作尧部。曾王两支武装当时共200余人。曾生、王作尧自受组织派遣执行军事任务起，便依托鲜明的本土特色，“在当前不可能公开亮出党的旗帜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番号，取得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县委独立领导游击战争”。
广东抗战爆发时，全省除海南岛外没有中共武装，党组织力量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党员、建立武装力量，除了与国民党广东地方势力保持良好关系外，不重点依靠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别无他途。1938年秋，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海外侨胞参加抗日救国，决定从延安抗大、鲁艺和陕北公学抽人组成海外工作团，派往东南亚工作。在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华侨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12月1日，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代表团与同是惠州籍贯的廖承志、叶挺见面后，廖即把香港青年回乡服务团开展救亡宣传组织工作、开办武装干部训练班、组织武装自卫队、与曾王部配合行动之事，告诉代表团。双方商谈内容涉及如何在香港成立南洋惠侨救乡总会驻香港施赈办事处，如何发展游击队，如何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如何发动华侨青年回乡服务团协助游击队开展宣传工作，如何鼓舞华侨捐款接济新四军及曾王部等问题。
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推动与支持下，1939年1月中旬，黄伯才与戴子良等到香港同廖承志和叶挺商议，为更好地发动和统一指挥南洋和香港爱国青年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正式决定以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组织的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淡水成立东团。东团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统一指挥，宗旨是“动员东江民众协助正规军及游击队向日寇作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均为惠阳籍中共党员。东团人员最多时达500余名，在东江14个县市开展救济难民和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2月，南洋各埠惠州同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发起募捐活动。募捐款项分配如下：40%拨付新四军，40%支援曾生、王作尧部，剩余20%用于惠属难民救济；同时，动员爱国青年加入东团，回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39年4—5月，曾生、王作尧两支武装分别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至6月，仅半年多时间，东团陆续建立7个分团、5个队。东团成员既有马共党员，如惠阳籍华侨、东团队长黄志强，也有中共党人。流亡东南亚的中共党人根据广东地区党组织的部署，以华侨身份返回香港和广东，在服务团中担任要职，如在东团任秘书长的林务农等。正是得益于这些强大的支持力量，曾生和王作尧两部才得以发展、壮大。
二、国民党对东团和曾王两部转变态度
中国国民党发源于海外，其海外组织一向具有华侨基础。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专门的侨务管理机构侨务委员会管理域外侨民。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另设有海外部处理海外华侨事务。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国民党在东南亚日渐活跃，鼓励中国移民和马来亚出生的华人都要自认是他们祖先国家的后裔，而不是他们居住国家的后裔。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国家动员能力的比拼。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华侨参与抗战，自然是国家动员、全民抗战的题中自有之意。1937年8月31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函电《为全国抗战告同胞书》，此后又数次通告，国民党中央海外部派要员赴海外进行抗日宣传，争取援助。在香港，国民党出版了《祖国与华侨》《战时华侨》《华侨生活》等侨运刊物，对海外华侨进行抗战动员。1938年初，华侨抗敌动员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蒋介石、宋庆龄等知名人士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出任会长。在全民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各方面均积极支持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出面组织的东团，并期望该团能为己方所用。
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不仅活跃着中共和马共的身影，同时有国民党人的参与。在东团成立之际，留守马来亚致力于民族抗战的国民党人士黄萃微，被任命为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的政治顾问。1938年11月救乡总会成立时，黄担任司仪。能够佐证国民党对救乡总会产生影响的证据之一是，“服务团”这一名称正是由国民党所拟定：“‘服务团’的名词，是军事委员会定出来的。你们这次训练后，回乡去负责宣传，这是很好的事。在从前干这工作的，只是口头去宣传，现在是用服务来表现一切。我觉得军委会提出了这个口号是很对的，因为只用嘴去说是不够的。”
因惠州和广州迅速沦陷，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备受各界谴责，亟待争取各方支持，尤其是惠州籍人士的援助，以收复失地，挽回颜面。东团成立之初，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及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池中宽，为争取华侨支持并掌控东团，多方表达对东团工作的欢迎与支持。1939年4月，东团迅猛发展，团部从惠阳淡水迁至惠州城。香翰屏等人意图获得华侨的进一步支持，遂表示欢迎东团在东江地区开展活动，并将惠州西湖畔的煜庐划拨为东团办公场所。
然而，惠州地方力量的支持并未持续太久，便遭遇国内时政的剧烈变动。东团成立之际，恰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3月，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系列文件，导致国共关系日益紧张。这一紧张态势在东团方面迅速显现。东团组建不久，其人员构成便引起国民党广东地方政府的警觉，尤其是其领导层的政治身份备受关注。例如，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第三分团长梁永思、第四分团长黎孟持、第六分团长徐希哲等人均为中共党员。东团虽为东南亚惠籍华侨发起，实际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团里有中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人在团中担任要职，各分团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东团各队于1939年4月至6月间陆续回国。回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直接加入曾生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而小部分则以东团的名义前往东江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安南、暹罗等地的华侨爱国青年也纷纷回国投身抗战，其中一部分也加入了东团。1939年5月，因“感分子复杂”及“曾生部与华侨回乡服务团原同一气”，国民党惠阳县党部下达指令，要求第一团前往惠州进行集训。借此集训之机，国民党向团员们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理念，并要求团员加入国民党，意在从思想和组织层面全面掌控东团。
拉拢无效之后，东团的活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与限制。1939年6月初，广东省国民党党部下达密令，要求各县市党部高度警惕并防范东团的活动。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在接到该命令后，迅速指示所属各县秘密调查东团的具体活动情况。与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不甚明了”的判断相比，国民党中央对东团的真实立场了如指掌。6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公函，明确指出：“共产党主持下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近增加五、六、七团，并派徐希哲、刘融（共产党员）为特派员，其分布情形略有变更，计第一团迁惠州、二团设海丰、三团设博罗、四团设紫金、五团设河源、六团设龙川、七团设和平。”6月14日，国民党香港党组织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团的详尽报告，该报告涵盖东团组织概况、驻留地情况以及东团计划书等内容：“共产党利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开展民运工作……诘查该团，原海陆丰回乡服务团是上年1月成立。团长周浩、副团长吴牛特均共产党分子。经费是由南洋富商卢梅仪、南洋华侨救乡会、海陆丰同乡会资助，虽向政府备案，但是进行的是共产党的工作。”
综合6月9日和14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香港党部的报告，可以得知：自东团建立直至各队基本抵达东江期间，国民党已基本掌握了东团中中共党组织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东团毕竟打着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的旗号，国民党一时还找不到取缔它的正当理由。东团虽然大量补充曾生部，但该部悬挂的是国民党旗号。无论东团还是曾生部，表面都遵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指令。国民党方面不能不等待时机，以便找到打击理由。而在行动之前，表面上对东团还要有足够的关照。在公开场合，国民党依然采取表面支持的对策。6月15日，东团各团队干部联席会议在惠州召开。在干部联席会议上，国民党东江党政军负责人夸奖东团为东江抗日救亡大业作出贡献。但是，表面上的支持掩饰不了其对东团的深深戒备。惠阳县长刘秉纲惊慌地指出：“服务团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一下就发展了7个团，还有好几个队，遍布整个东江地区，又有几十部单车，这是一只机械化部队。我这个县长才有一个连，两部单车。弄不好我们无法控制。”
1939年6月中下旬，在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组织下，东团又有3个队到达东江地区。6月下旬，在博罗活动的东团第三团抽调一部分队员成立增（城）龙（门）队。至此，东团各团队均已就位。7月2日，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接国民政府侨委会函，批准东团在东江一带服务，通令东江各地军政长官对东团“在可能范围内随时指导，并予以便利为荷”。从省政府的训令中能够看出，至1939年7月初，国民党地方政府依然希望能够对东团加以监控、指导。
随着国共摩擦加深，7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对东团从此前的监控转为设法取缔。7月25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密饬各县县长切实与县党部合作，“严密注意该团行动，并设法取缔”。随着东团各队在东江地区快速展开活动，8月，国民党方面认为：“所属各团分子复杂，恐贻误大局”，香翰屏电请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主席黄伯才回国商议整顿东团事宜。9月，黄伯才等回惠，决定将“复杂分子黄适安、钟醇生”等主持的香港办事处撤销，办事处搬回惠州进行重新组织。救乡总会重新确定东团活动范围，压缩团队编制。中共东江党组织因势利导，将团中内地青年编入曾生游击队，东团减编为150人。10月，广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得到密报：“服务团全部，多半为左倾分子，真实华侨者已不存。”这表明，国民党原本对东团有所忌惮，主要是因其有华侨背景。而华侨离开团队，对国民党方面而言，意味着取缔该团的机会到来了。接到密报后，国民党专员再令各县监视东团活动。最早对东团下手的是国民党陆丰县党部，10月26日，该县党部驱逐海陆丰队出境。11月1日，惠阳县扣留东团惠阳队多名队员。12月，因日军进攻广东省政府所在的粤北地区，国民党东江当局发动的东江反共高潮暂缓，没有对东团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
总之，进入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对东团监控之密、限制之严日甚一日，原因是国民党已掌握中国共产党“操控东团”的证据，要限制中国共产党通过东团发展势力。但是，在日军步步紧逼下，国民党广东军政当局一时分身乏术。东团深知国民党态度的转变，采取各种措施，力图缓解国民党的不安与疑虑，但仍很难改变不利的生存环境。特别是1940年1月，国民党军队取得第一次粤北大捷，反共氛围日益浓厚。稍后，广东军政当局制造了“博罗队事件”，并以此作为解散东团，“清剿”曾王两部的前奏。博罗队事件充分体现了1940年国共双方既有摩擦又留有余地的特征。该事件不大，涉及的人也不多，但卷进来的各派政治力量不少。不过，因这一事件规模有限，加之日军一直有南进态势，最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底线下，以国民党方面释放被捕的博罗队员，中国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团解散而告一段落。
博罗队事件只是国民党解散东团、打击曾王两部的前奏。在拘捕博罗队员的同时，1940年3月9日，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纠集所部3000余人围攻曾王两部，曾王两部突围后向海陆丰转移。3月16日，李汉魂致电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东江各县长，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分子复杂，被异党分子操纵，以领导自居，煽惑青年，暗中活动”，饬令“迅查异党有无秘密活动，如有不轨行动，扣留核办”。4月24日，因“服务团现与抗先队、青抗会勾结一气，阴谋暴动，诋毁本党主义，破坏抗战守国工作”，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饬令东江各区党务督察员、各县党部将“该团及各地抗先队、青抗会明令解散”，“拘捕违法活动分子，以遏乱萌”。5月，国民党封闭东团总团部，勒令团员限期离开惠州。6月，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通缉东团团长叶锋等人。为进一步管控回国抗日的华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制订了《非常时期华侨回粤服务指导方法》，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团体需经有关部门核查，颁发证书方能活动。7月，国民党释放全体博罗队队员，东团所属各队的公开行动基本结束。
国民党从欢迎东团到来再到解散东团，从给曾王两部合法番号再到武力“围剿”曾王两部，主要原因在于东团和曾王两部不能为其所用。不仅如此，东团和曾王两部反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借助抗日时局，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发展非常快速。1938年11月，中共东南特委成立，统辖东江等地的各项工作。东南特委要求所属各县委扩大党组织，组织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建立游击部队，开展武装工作。1939年10月，据中共广东省委统计，有党员工作的地区有77个县。1939年夏，东江特委成立时党员只有100多人，到12月10日，东江特委下辖14县，党员总数442人。党员人数的增加，推动了东团在东江地区的发展。东团领导层以中共党员为核心，各分团都有中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以东团作掩护，发展武装力量。东团各团队深入农村，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通过组织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将农村青年组织起来，进而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随军杀敌队等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这些抗日自卫队的队员，后来不少成为曾生部的骨干力量。如果任由东团和曾王两部发展，不仅东江一带，整个广东国统区都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对国民党中央、广东地方势力均构成极大的潜在挑战。这是国民党取缔东团、武力“围剿”曾王两部的根本原因。
三、东团与曾王两部之关系
东团与曾生部的真实关系，在1945年4月18日李汉魂回复蒋介石的电文中被揭示得尤为清晰：“本省目前共党之最猖獗者，为东江之曾生一股。曾生初以华侨回乡服务团为名，在东江活动。职廿八年就任之始，即拟将其扣办，讵竟被夤缘得充游击大队长，而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复力加维护，无法执行，迨奸谋显露，欲加制裁，竟已不可收拾。”即使在东团被取缔5年后，李汉魂依然坚信东团曾是曾生部的活动掩护。李汉魂的回答实际上揭示了5年前国民党取缔东团的根本原因，即旨在剥夺曾生部的合法性，切断其人力、物力及财力的供给，进而为解决曾王两部铺平道路。国民党的这份档案极为珍贵，借助李汉魂的陈述，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东团与曾生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曾王两部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当地群众自筹的伙食费用外，更主要的是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和慷慨援助。仅在1939年初，海外华侨通过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多笔巨款，单次金额就高达港币20万元。此后，他们还多次进行捐款，并捐赠了大量被服、军鞋及药品等物资。1940年以前，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所需的被服、军鞋、药物等物资，大部分都依赖于华侨及港澳同胞的慷慨捐助。仅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的东团就为曾王两部带回了华侨捐赠的衣物、药品，共计数十担，自行车十余辆，以及照相机、油印机、收音机等一批重要器材。
如果说李汉魂很早就洞察到东团对曾生部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价值，那么曾任东江纵队独立二大队副大队长郑戈的回忆录则以翔实的数据揭示了东团与曾王两部，尤其是与曾生部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回顾曾生部的创建历程，更凸显出东团对曾生部的哺育之功。自曾生部诞生之日起，“香港党员和爱国青年60多人，于10月24日到达坪山”，“后来香港市委再次动员党员和爱国青年68人，由党员刘宣带领到坪山。以这100余香港回来的党员和爱国青年为基础，在坪山地方党和广大群众，以及由香港回到惠阳地区发动组织群众的‘惠青’工作团的大力支持下，叶维儒献出全新7支长短枪，坪山党组织送来8支步枪，国民党温淑海部借给10支步枪，罗坤部借给5支步枪。这样，一支有30多人枪的抗日武装队伍在坪山建立起来”。这段文字充分表明，曾生部的崛起是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地方贤达、国民党正规部队及地方武装力量等多方政治力量，共同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除了曾生曾在澳洲生活多年外，该部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天保（一名郑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长，后辗转至南洋。日军侵占惠州之际，他从南洋归来，参与组建曾生部。郑天保与东江国民党行政专员不仅是同乡，更是同学。1939年2月25日，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在吉隆坡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郑天保应邀出席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决定为曾生部提供经费支持。
1939年5月，曾生部改编为新编大队时，全大队已有200余人枪，大部分成员是从中国香港和南洋回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另有叶挺警卫营的部分人员70余人。“从1939年5月至1940年8月，南洋华侨先后回国参加新编大队的有马来亚的吉隆坡队、文森队、两才队、加影队、星柔队等和安南、暹罗等地的爱国青年约200余人。此时，是新编大队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大队战斗队伍达400余人，加上大队部、政工队（由安南队组成）、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共约600人左右，其中由香港和南洋到坪山直接参加新编大队的男女爱国青年约500人（到‘东团’者未计）。”“这些香港和南洋来的爱国青年，年龄都在15至18岁左右……其中有些同志，在参军前就已是当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同志后来大多成为东江纵队各个时期的军政骨干力量。”这段引文虽然篇幅较长，但对于深入理解曾生部的创建及成长特点，具有画龙点睛之效。
曾王两部渐趋壮大，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华南武装力量的远景谋划，令国民党中央与广东地方实力派均无法坐视不理。同时，东江地区的国共冲突以及曾王两部的命运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广东省委发出指示：“对惠阳曾生部等游击队须加强领导，动员地方党及同情群众对他们给予各种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同时严防汉奸顽固派的袭击和瓦解阴谋。”在中共中央的指引下，曾王两部与东团不断发展，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冲击着原有的地方权势结构。除南洋惠籍华侨外，东团早期成员多数为中国共产党动员返乡抗战的在港惠籍青年。在返回内地工作之前，东团团员都在香港接受中共党组织的专门培训。东团抵达东江流域后，其成员招募工作也得到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积极协助。东团通过转送华侨捐助和动员地方民众等方式帮助曾王两部。东团的民众动员与曾王两部的武装斗争互相配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东江流域的政治影响日渐扩大。
曾王两部依靠东团补充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活动，极易引发与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摩擦。在摩擦形势愈发严峻之际，1940年6月初，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5月8日发出的电报，明确要求曾王两部必须坚定执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策略，不畏摩擦；强调曾王两部绝不可在我方后方停留，也不得放弃对敌人的进攻；指出向我方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绝对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将导致失败。6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南雄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深入讨论曾王两部东移受挫的教训，最终决定将曾王两部交由东江特委领导，并派遣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林平担任政委。1940年8月，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一带。9月，中共东江特委在宝安上下坪村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了在组织上摆脱与国民党的关系，会议还决定放弃曾王两部原国民党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曾生部）和第五大队（王作尧部），由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同时，为避免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决定仍暂不公开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
四、余论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党的侨务工作模式逐步转向有选择地引导华侨直接参与抗战。1938年7月下旬，中央海外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南下开展工作。团队成员铭记毛泽东的深切嘱托：“发展华南游击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发动南洋群岛各国的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东团的组织与运作表明，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突破了以往以吸收捐款、募集资金为主导的模式，转而引导华侨直接投身于国内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这一举措与同样奔赴华南的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的做法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开展战地救护和救济难民”。两者的区别或许在于，琼崖冯白驹部拥有红军的基础班底，初建时人数相对较多，而中共东江抗日游击力量，即曾生、王作尧部，则是从零起步，逐步发展壮大，因此特别依赖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员上的直接支持。
国民党对东团和曾王两部的态度，深刻地折射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戒备。东团的组建、发展及解散，既体现出中华儿女为保家卫国团结一致的组织力量，也生动地折射出国共关系的演变历程。当东团等抗日团体发展壮大，特别是当东团成为中共抗日武装曾生部的外围力量，对国民党的既定统治秩序构成一定威胁，触动国民党政权的根基时，就会被国民党以各种借口加以取缔。在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两相抉择时，国民党宁可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放宽尺度。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名义在华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国民党则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当国民党无法掌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曾王两部时，便会从打击东团等外围力量开始，进而武力打压中共抗日武装。
东团的被迫解散充分说明，此时的华南地区，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民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既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争取南洋华侨力量的支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回国参军投身抗战的海外华侨有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归国青年加入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约2000名左右的华侨则奔赴延安、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
曾王两部在遭受国民党打击后仍能顽强生存，这既说明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曾破裂，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积极调整抗日政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面对时局变迁，中国共产党灵活应对。在带有华侨和惠州地域特色的东团被取缔以及国共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是不再将华侨组织作为抗日武装的外围力量，二是不公开亮出共产党旗帜，三是不再使用国民党的番号。相反，中国共产党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惠州、东莞、宝安等沦陷区，充分动员地方民众，摆脱对国民党的依赖，在抗日前线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南方党组织在华南抗战中迅速成长并走向成熟，他们与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了中共抗战的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来自华南地区的重要支撑力量。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