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能科技革命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构世界各国的共处空间和竞争格局。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数智时代国家制度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适配性竞争、基于制度伦理的技术价值观博弈以及数智化风险冲击下制度韧性的较量三重维度上。当前，中国正处于生态位竞争的上升期。把握好数智技术赋能提供的机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与全球发展变局中掌握主动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数智科技 人工智能 制度优势 竞争优势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新一轮智能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调整提出了全新要求。与之相应，各国间的竞争愈加激烈，竞争的维度已不仅局限于经济水平、政治影响或军事力量，也逐渐延伸至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将数智科技发展红利有效转化为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层面。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从世界范围看，数智技术的扩散加深了不同制度影响力之间的博弈，能够将自身的制度优势体现在突破关键技术、主导行业标准以及国际规则的国家，更能在数智化浪潮中赢得先机。从国家内部看，技术飞速进步与制度体系的适应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如何应对潜在的数字安全风险、调节产业结构、处理技术性失业危机，都将考验制度的有效性与韧性。当前，智能科技革命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构世界各国的共处空间和并存关系。深刻认识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决定性作用和意义，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今后更好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智能科技革命背景下制度竞争的三重维度

当前，智能科技作为推动全球变革的重要因素，正在深刻地嵌入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之中。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条件，也是技术发展方向、价值理念以及风险应对机制的内在形塑力量。对制度与技术创新的适配性、制度伦理所承载的技术价值观以及制度体系应对数智化风险的韧性三方面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制度竞争在智能科技革命进程中的复杂面向。

（一）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适配性竞争

技术创新与制度环境的适配性是技术潜力释放的基础，也是国家间制度竞争的关键领域。技术创新能够深刻改变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但其扩散和实际效益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制度环境的支持和优化。制度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影响在数智时代尤为明显。一方面，制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撑，包括政策、资本和法律框架。由于技术创新与制度适配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关系，在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持下，国家技术创新将产生报酬递增效应，使制度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制度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塑造具有引导性。制度不仅是一种外在的、静态的安排，也是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社会实践。自由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优先发展消费领域的技术，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实现快速回报。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倾向于集中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

从制度竞争的角度而言，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并实现其成果公平分配的制度更有可能在技术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和中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高创新能力国家。高创新能力意味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机会和技术红利。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取决于制度的适配性。制度的适配性主要体现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的灵活性、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和政策的公平、稳定性等方面。高适配性的制度框架能够提供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支持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并确保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公平地分配。反之，则会出现高创新能力和低制度适配性的错配，导致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延误、技术滥用或失控，甚至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二）基于制度伦理的技术价值观博弈

在现代社会，伦理与价值观在制度形成过程中起到指引和规范的作用，制度则通过法律、政策和组织将这些伦理和价值观具体化、制度化。这种深度绑定使得任何制度的建构与变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由于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迥异的社会对数智技术的认知与使用方式不同，数智技术竞赛的背后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制度伦理的技术价值观博弈。人工智能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产生了算法歧视、隐私侵犯、虚假内容传播等源自技术应用的伦理争议，带来数字鸿沟、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等后果。制度伦理作为调节技术创新与社会矛盾关系的关键因素，其核心作用是在技术的创新和运用过程中纳入伦理考量，包括对技术影响的反思和对利益平衡的审视，从而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基于制度伦理的技术价值观深深嵌入到各国数智科技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中，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也直接影响技术的研发、应用和监管。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不同的制度伦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技术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优先。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求技术发展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并重视对技术的伦理审查和监管。中国的“共同富裕”、越南的“社会公平”、古巴的“公共服务优先”在数智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上都有鲜明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创新遵循效率导向，以市场需求和利润最大化为主要驱动力。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技术受到监管的必要性，但不会将其放在第一优先级。如202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废除政府对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进行控制的行政命令，以增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全球智能科技竞赛中，技术价值观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其作为生发基础的制度特性，只有在制度设计中更好地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才更有可能在数智时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三）数智化风险冲击下制度韧性的较量

数智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隐蔽性，如算法垄断、数据资源争夺、网络主权冲突以及数字安全威胁等。应对这些复杂而叠加的冲击，需要一个能够在短期内迅速调适、在长期内维护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数智时代的制度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应对风险冲击时所展现的“制度韧性”的较量。从政治生态学与生态韧性理论角度而言，具备韧性的制度除了具有保持稳定的特性之外，还应具有学习与自我修复能力，并能在危机中积累新的生长动能。“制度韧性”不仅在于能否维持制度的日常运转，更关乎在保持制度本质与核心功能的前提下，系统能否“自我调适、吸收内部或外来冲击，并在变化与动荡中依旧稳固运行的能力”。

不同社会制度在韧性方面的较量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整合内部资源与吸纳外部资源的能力。当遭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与专利垄断等“卡脖子”问题，高韧性制度能够迅速动员内部资源，加快实现国产替代，并积极寻求外部替代方案。这种整合与吸纳外部资源的能力可以在危机时确保制度稳定，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第二，合理分配利益与调控内部冲突的能力。当算法权力的失衡致使劳动者沦为“算法剥削”的受害者，高韧性制度能够通过法律、行政手段或发挥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平衡技术安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张力，维持制度的长期稳定。第三，制度自我完善与迭代升级的能力。数智时代的商业模式与社会需求瞬息万变，若制度结构僵化或利益集团阻力过大，则难以快速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或及时进行产业转型。高韧性制度往往能快速做出动态调整，并推动结构性改革。反之，倘若制度结构过于僵化或利益群体过度掣肘，便会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二、中国在全球数智科技竞争格局中的生态位分析

在智能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中西方的竞争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竞争。生态位是“生物体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生态位态势理论认为“‘态’和‘势’是物种在群落中具有的双重属性，‘态’指生物所处的状态，‘势’指生物个体对生态群落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不同制度的国家在数智化浪潮中展现出动态演替的关系，与生物物种在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生态位竞争十分类似，本质上都涉及适应性、资源获取、创新能力的竞争。生态位理论对分析国家如何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推动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以及对全球治理结构重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一）从技术创新的“互补生态位”向“中枢生态位”转变

在全球数智化发展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先发优势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根据比较优势，在早期的产业分工中承接下游环节，作为发达国家的“互补性技术提供者”嵌入在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之中。在此格局下，社会主义国家容易陷入功能分工陷阱，长期固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制度优势是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在发展科技中注重战略性与系统化布局。同时，还积极吸纳海外高端科研人才与全球创新资源，形成“外生借力”的拉动效应。在“内生+外生”双重驱动下，中国的制度优势逐渐转化为集中资源和力量攻坚的国家创新体系优势，向技术创新的“中枢生态位”跃迁。尽管全球科技格局总体上仍然维持“资强社弱”之势，但东西方之间差距正不断缩小，“东升西降”的趋势已日趋明显。

中国在实现对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迭代升级之后，正加速从过去处于配套角色的“互补生态位”向掌握关键技术和生态主导权的“中枢生态位”转变。在最具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国家排名中，美国、中国和英国位列前三。“全球基础算力竞争以美国和中国为第一梯队，美国在全球基础算力排名第一，其份额达 35％，中国以 27％份额排名第二。”美国的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高于中国，但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表现突出。从2014年到2023年，中国发明人申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数量最多，远超美国、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全球人工智能研究论文数量排名前五的机构是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中国机构。此外，中国在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质量研究人才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在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精英中，本科毕业于中国院校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多。

（二）从全球数字治理的“边缘生态位”向“核心生态位”跃升

迄今为止，“在数字治理领域，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美国和欧盟分别主导了当今世界两大数字治理体系。“美国凭借其垄断性的数字技术优势和单边主义的‘长臂管辖’传统、欧盟借助其在监管领域的‘布鲁塞尔效应’，在数字治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欧美国家利用领先的主导地位不断输出有利于其发展的数字治理模式，延伸数字管辖权，并拉拢利益相关者构筑规则壁垒。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正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治理新势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早期数字化进程中相对落后，居于全球数字治理的“边缘生态位”。然而，中国并不固守原位，而是努力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在多边场合积极发声。原有的全球数字秩序壁垒逐渐被打破，中国正在实现从全球数智治理的“边缘生态位”向“核心生态位”的跃迁。

中国一方面通过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弥合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致力于拓展对外数字合作渠道，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例如，中国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构建全球数字合作新格局。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0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数字丝绸之路”相关项目已覆盖超过20个国家。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化，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谈判，在数字标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以及全球平台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和主导权显著增强。面对数智时代的安全问题，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重塑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单向度治理”模式擘画出全新的发展图景。

（三）在高能耗赛道中塑造绿色发展新生态位优势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研究发现与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互动会比标准的谷歌搜索多消耗十倍的电力。完成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的大量训练和学习需要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当前，数据中心是许多地区电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有8000多个这样的数据中心，其中33%在美国，16%在欧洲，近10%在中国。”“到2026年，人工智能行业预计将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量至少是2023年需求量的十倍。”正因为如此，美国业界巨头甚至抛出“AI的尽头是能源”的观点。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即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他提出将加快人工智能发电厂的建设，以应对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并且表示这些电厂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燃料，政府不会对人工智能行业设定任何气候相关限制目标。由此可见，西方试图通过高耗能和高排放模式占据数智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然而，这种模式潜藏着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以及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挤压等风险。

生态位理论强调竞争主体通过资源及技术优势构筑壁垒，从而获得影响力与主导权。社会主义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与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中国在数智化发展路径上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模仿式竞争，而是践行绿色发展模式，构建新的生态位优势。国家通过动员地方政府、国企与社会资本共同构建大规模新能源产业链，并以系统性政策保障新能源项目、绿色金融服务以及碳减排技术的有效落地。在生态位竞争层面，中国相当于搭建起一条“绿色护城河”，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效仿和追赶。如今，中国绿色算力水平不断提高，5G基站能耗持续下降。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累计建成246家绿色数据中心，涵盖通信、互联网、公共机构、能源、金融、智算等领域。”中国凭借自身在新赛道中积累的产业规模、技术经验和治理优势，将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与市场份额，实现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部分领域的弯道超车或结构性超越。

三、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在数智科技深刻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变革中，制度不仅是发展的约束条件，更日益成为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系统性优势正在智能科技革命背景下展现出巨大的结构性潜力。如何将这些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竞争优势，需要揭示制度设计与科技发展深度耦合的过程机制，明晰制度优势转化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一）政治维度：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数智科技发展的科学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党领导科技事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党的领导是国家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从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向科学进军”，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强国”，以及新时代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无不体现出党驾驭复杂局面、统筹科技工作的领导能力。同西方利用资本逻辑推动科技发展的模式相比，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更能确保科技的创新方向与公共利益深度契合，既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与资源整合所带来的效率，又兼顾国家战略安全和社会公平。

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延伸和拓展至数智科技发展领域的逻辑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数智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和政治保障。由于数智时代技术迭代加速、竞争形势复杂，更需要党在政治层面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聚焦关键瓶颈，保障在自主创新的方向上持续突破。二是把党管人才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科技人才集群，使中国在全球数智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三是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数智科技的群众基础。“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通过探索基层孕育的创新智慧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新力量，释放群众的创新潜力与参与意愿，形成“人人皆可创新”的时代氛围。

（二）价值维度：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转化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追求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根基所在。人民至上的精髓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与“人民至上”相呼应，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正在快速催生一种“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追求。尤其是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及国内外对通用人工智能前景的热烈讨论，皆指向了一个核心命题，即“人工智能向何处去、又能为谁而用？”习近平在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致辞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习近平始终强调技术发展不能偏离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针对科技创新的目标，他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追求提供了价值根基和行动指引。走“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道路，坚持科技惠民、安全可控和公平普惠的理念，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利益驱动下衍生出的技术垄断、数据滥用和数字鸿沟等问题，保障技术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内在一致性。

人民至上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离不开对智能向善方向的把握。二者之间的转换与融合既有逻辑上的统一性，也有制度与实践的支撑。首先是以制度与法律保障数据安全与算法公正，守护人民主体地位。将技术发展牢牢置于公共利益考量之下，克服过度依赖盈利导向的算法逻辑。中国陆续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多项涉及人工智能的制度与法规，实质上就是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转化为技术应用原则的刚性边界。其次，以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落实人民利益最大化。运用数智技术实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精准化供给，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城市大脑、一网统管等实践，让治理模式从管理驱动转向服务需求驱动，本质上是将人民至上的理念通过具体技术手段来实现。再者，以数字包容推进普惠发展，让全民共享技术红利。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数字助老”“智慧助残”等专项工程，确保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让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红利成为社会公平与普惠的根基，体现人民至上与智能向善的统一。

（三）动力维度：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动能

举国体制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其特征是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统筹集中，形成解决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问题的相对优势。传统举国体制曾在“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项目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聚焦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型举国体制运用于数智科技发展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利和短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的创新方向取决于股东利益和投资回报周期，资本对处于前沿的“高风险、长周期”项目的投入往往表现谨慎甚至缺位。再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常常受制于地方利益或企业垄断，涉及重大工程或关键技术的协调成本极高。因此，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所具备的高效组织方式和协调能力体现出明显的制度性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动能，在于它能够产生三重叠加效应。首先是科技强国建设使命和科研攻关的方向精准对接，将国家顶层设计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结合起来，转化为宏观层面的战略动力。在国家意志、科技研发以及产业链协同的推进下，能够迅速完成全球规模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核心技术标准制定和商业化落地上占据主动；其次是将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充分结合，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将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转化为创新要素的配置动力；第三是持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企业、社会各界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充分发挥产业发展、人才集聚、应用场景等方面跨领域协同的比较优势，将协同攻关与跨领域融合转化为组织层面的协同动力。

（四）方法维度：中国特色规划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数字强国建设的战略保障

中国特色的规划制度作为国家宏观战略和治理的独特机制，曾在创造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特色规划制度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以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被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然而，资本主义认为，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号而难以准确判断社会需求，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有效配置资源，难以实现生产效率与社会整体福利的双重提升。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弥补了单一计划经济的不足。如今，人工智能通过实时采集和分析经济数据，动态优化资源分配决策，能够大幅提升中央计划的灵活性和精确性。在数智技术赋能下，中国特色规划制度比过去具备了更显著的优势。

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可以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数智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把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实方案。在五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中，将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作为优先议题，凸显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主动。其次，从多级联动到分层衔接，实现纵横一体的综合协调。国家顶层规划为各地方编制本区域数字化方案提供指导框架。各省、市、县在执行层面将工程与资源进一步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形成全域联动与层层推进的执行格局。再者，围绕数字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将“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有机整合，强化规划的衔接落实机制，为数字强国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五）技术维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优势塑造出开源技术发展路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从所有制角度总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之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决定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源代码、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等已成为关键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高科技跨国企业常常以专利、版权等手段对数字生产资料进行垄断，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采用“闭源”（Closed Source）开发路径。少数西方科技巨头像封建领主一样将新科技革命与数字经济增长的成果限制在“数字领地”之上，而普通用户则像农奴一样被这些平台所束缚。这种“技术封建主义”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困境。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强调资源共享和共同富裕，与技术开源中开放共享和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技术开源（Open Source）是通过对源代码、模型架构等核心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吸纳所有外部参与者进行协同开发，是数智时代“社会化生产”理念的生动实践。2025年1月，基于开源技术的中国公司DeepSeek发布了R1 推理模型，其表现优于OpenAI的各版本，且其运行成本仅为 OpenAI 费用的约 2%，打破了此前西方科技企业主导的专有闭源模型竞争格局。DeepSeek的成功源于开源理念中的资源共享和集体参与成果再分配，直击资本主义依靠技术垄断牟利的软肋，为全球数智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蕴含的所有制优势，把开源作为促进数智技术发展的政策导向，是获得竞争优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首先，构建多元所有制共生互补的开源发展格局。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基础性、前沿性、长周期的开源项目中进行战略性投入与培育的作用。利用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机制灵活与贴近市场需求的特点，实现对开源成果的深度挖掘和快速迭代。其次，构建以开源技术体系和开放产业体系为核心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创建开放的技术平台和协作社区，打造更多开源社区项目，推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再者，深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开源生态优势。一方面制定清晰的开源发展路线图，引入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打造完整的开源技术孵化与产业配套体系。另一方面打破数字壁垒，加快政务数据、科研数据以及重点行业大数据的开放共享，为开源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结语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从农耕文明到数智时代，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都源于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给现代化的内涵、进程和方式带来革命性变革。数智时代国家间的最根本竞争仍然是制度竞争。“中国之治”的优势从本质上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握好数智技术赋能提供的机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有利于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与全球发展变局中掌握主动权，进一步打破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垄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李翔，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省数智党建研究中心研究员；储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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