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12期
摘 要：1943年起，中国留美学生数量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南方局等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指示，精心选派一批既有革命经验又有专业学识的党员及进步分子前往美国留学，开展人才统战工作。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整顿在美党组织，组建党领导下的学生团体，发行面向留学生的报刊，积极宣传动员并协助学人回国。他们的统战工作强化了学人的回国意愿，有效纠正学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最终在中共中央和新中国的统一谋划下帮助留美学人冲破各种阻碍，促成两波留美学人归国潮。关键词：海外统一战线 留美学人 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海外统一战线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华人华侨和海外知识分子、吸引人才的一大利器。抗战后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转折，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从组织动员海外华人华侨支持革命和抗战，逐步拓展到争取海外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归国参与国家建设。在报效祖国的决心与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工作的引领下，一批赴美求学知识分子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毅然归国，成为国家科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被尊称为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群体。
关于20世纪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的研究，已积累相当成果。近年来，留美学人组织的建立与运作、中国共产党争取留美学人的具体行动，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动员留美学人回国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工作的极成功案例，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精心规划组织，也离不开留学生中学生党员与进步分子的一线工作。目前学界对中共中央的规划领导以及从事海外统战工作的党员与进步分子的具体组成、任务、工作开展等，仍缺乏深入研究。学界已经认识到，学人朴素的爱国情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美学人归国的重要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决非只有一定影响的次要因素。
当中国共产党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指向对党相对陌生的留美学人，国民党试图对留学学人实施思想统制，而美国政府又对留美学人归国设置重重障碍，中国共产党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如何调适创新，如何形成一套独特的策略与话语？国共两党争取留美学人的不同结果，又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根本属性？本文力图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留美学人统战工作的规划部署与组织领导，提炼此时期留美学人统战工作的原则、方法与特点，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海外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充实关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一、留美学人统战工作的原则与队伍准备
作为“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1939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组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其后，在周恩来指导下，重庆部分自然科学界人士建立不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同年末，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下文简称“青科技”）在重庆筹建，目的是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广泛团结青年科技人员，形成规模较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号召的群众团体；安置一批地下党员和积极群众，必要时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培养和物色一批思想进步的科技人员，根据需要送去解放区或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指导“青科技”将公开与隐蔽、外围与内核、团结与引导相结合，成为日后海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要原则与方式方法。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明确广泛吸纳和团结知识分子到党的旗帜下、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政策。最初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和任用集中于国内。除“青科技”外，1945年7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随着留学政策变动，留学条件放宽，中国共产党决定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所需人才，同时从中精选兼具革命经验与专业学识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将统战工作拓展到海外。
由于本土远离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美国得以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的流亡科学家，并加大对国防与科技研究的支持力度。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资金，进一步推动美国高等院校规模扩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演进，美国出于拉拢中国，特别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亲美倾向之目的，热衷于通过组织中美文化交流活动、设置奖学金等，吸引招收中国留学生。
为巩固统治和为所谓战后“重建”做准备，国民政府放宽留学政策。1943年4月，蒋介石指示：“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出台公、自费留学办法，经济部、交通部等也制定实习派遣计划。留学政策走向宽松，是抗战后期留学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各校院有志深造青年……无不振奋企望，以期有机应（试）及第或自备资斧准备他日学成报国”。由此，留学人数逐渐攀升。据国民政府统计，1943年有358人、1944年有149人、1945年有2人前往美国留学，而1946年，留美人数激增至554人，1947年办理赴美从事学习学术工作手续的更达1362人。梅贻琦等统计，1948年与1949年分别有1274人、1016人留美，1943—1949年至少4715人赴美留学。总体而言，留美学人怀抱爱国热情、文化水平较高，更怀着对战胜侵略者后和平生活、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人民解放的朴素愿望。材料学家李恒德回忆，当时在美学人都关心国内政局，希望有廉洁民主的政府，“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自由”。
国民政府推进留学事务期间，极力加强对留学生的思想统制，要求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为国民党服务。1940年10月，蒋介石指示以国民党和青年团的力量来加强留学生管控：“似应在各地党部内附设青年科管理青年之组训，而留学生之组织与联系，亦可由此科负责也。该科主持者，不妨由青年团推荐之。”欲留学者考试及格后，要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集中受训后方可办理出国手续，公费生必须入党或入团。陈诚在第二届公费留学生讲习会上构陷“共党一再利用和谈，积极斗争”，为发动内战涂脂抹粉。
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的重要窗口，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43年12月，时任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在同意侯祥麟留学时强调，鉴于战后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的需要，党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专家，南方局正考虑选派部分人员出国深造。更重要的是，1944年起，中国共产党对留学人才的策略调整为自主培养与团结争取并重，并将其纳入统战工作。最显著的表现是，不仅鼓励有条件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出国学习，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在国外多团结中国留学生，争取其学成回国，为新中国建设做好智力储备。不同于国民党政权出于维护独裁统治而对留学生施以统制，中国共产党的人才培养与吸纳方略指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体现两党不同的本质属性。
推进人才培养与留学人才统战工作，必须选拔一批长期从事党的工作，且有相应学术水准的知识分子党员与进步分子。1944年初，周恩来对重庆上医附属医院外科医师计苏华阐释知识分子工作原则：一是必须做好团结工作，确保抗战胜利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建设才能；二是着手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党正积极支持进步人士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回国后做上层知识分子工作或在边区发挥才干。因此，周恩来指示计苏华设法出国学医，积极团结留学人才，“水归大海，落叶归根，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他们是会回来的”。同年秋，董必武叮嘱徐鸣（时为中共川康特委青委委员），在美留学时要“主动开展工作，团结进步人士，必要时可以自己发展党员”。同年12月，在重庆北碚从事地下工作的薛葆鼎已经通过由美国“租借法案”支持的留美项目考试，他接到董必武指示，在美既要学习科技知识，更要团结中国留美科技人才，为将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做好准备。1945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进一步指示薛葆鼎，应深入留美科技人才群体，参与建立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开展进步工作。此后，陆续有党员和进步分子在上级领导指示下，接受赴美学习并团结学人的任务。如1946年7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根据周恩来指示，要求上海学委选派有条件出国的同志，在国外开展争取留学生的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要求赴美学习的陈一鸣，“以各种适合环境和留学生要求的方式把留学生团结起来，配合国内革命形势进行教育，使留学生关心祖国的命运，到新中国成立时，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事业”。
计苏华、徐鸣、薛葆鼎、陈一鸣等作为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中华民族并投身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在求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逐渐坚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向解放的信念和永远跟随党的决心。他们入党时年龄多在20岁左右，正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的阶段，踊跃投身救亡事业的经历铸就其坚定的政治立场。部分人员在赴美留学前虽未入党，但以进步分子的身份追随中国共产党。如抗战时期奔赴延安、在通信材料厂任工程师的罗沛霖1940年首次提交入党申请时，被董必武等人指示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接受“积极开展留学生的争取工作”指示，于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修，其间担任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下文简称“留美科协”）加州理工学院分会负责人。被专门指示或支持出国留学的46名赴美党员与进步分子，多毕业于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在专业分布上，文、实科比例约为1﹕3，文科有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实科以化学、机电、物理、医学、冶金为主。除张钦楠中学毕业赴美，陈一鸣、陈秀霞、傅君诏、浦寿昌、浦山在国内大学肄业或就读期间中途出国完成本科学业外，该群体均至少为大学毕业生，龚普生、侯祥麟、丁瓒、孟繁俊、郭挺章、葛庭燧、金荫昌7人以硕士身份赴美。较高的学历背景为赴美党员与进步分子通过国民政府考试或选拔、获得留学资格奠定基础，也便于利用学缘、专业优势在留美学人中开展工作。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出国的留学生与国内知识分子、海外华侨华人存在显著差异。国内知识分子更有机会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亲身体验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相对国统区的巨大进步和根本区别。留学生远离故土，受国民党或青年团掌控，对中国共产党缺乏准确认识。他们也不同于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结并非简单的乡情，更饱含学成报国的专业理想与事业愿景。争取他们的关键在于使之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并为其提供实现个人价值和报国理想的事业平台。
二、留美学人统战工作与首波归国潮
中国籍共产党人的在美统战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施滉、徐永煐等进步学子加入美国共产党，随后参与成立美共中国局。中国局致力于在美国华侨社会开展活动，其统战工作虽触及留学生群体，但重点是“进行工人和居民运动”，主要特征有：侧重传统华侨社会，尤其重视团结侨领，走上层路线；依赖既有侨团网络，虽有一定外围组织，但尚未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覆盖全美的工作体系；侧重帮助侨社维护合法权益，动员他们支持国内革命和抗战；主要通过报刊开展宣传，较少与侨众进行直接交流。此时海外统战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4年美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局亦被迫解散。为恢复组织运转，1945年4月，董必武在赴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之余，领导整顿在美党组织，使中国局得以恢复，工作也日渐规范。此时中国局在组织和工作关系上已经脱离美共，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董必武还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下文简称“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徐永煐、唐明照、赖亚力、徐鸣、杨刚等人。加之1947年夏中国共产党重建跨越太平洋的交通网，活力重焕的在美党组织成为海外统战工作重要依托。
肩负海外统战使命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赴美后，通过多种渠道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徐鸣在1945年经董必武与陈善祥介绍，与徐永煐取得联系。薛葆鼎1946年春通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关系找到赖亚力，又经侯外庐介绍，与徐永煐会面。随着薛葆鼎、龚普生、浦寿昌等人加入，“领导小组”成为学人统战工作的领导中心。1947年，薛葆鼎嘱托涂光炽要“成为促进美国中西部进步事业的骨干力量”，表示其他党员“将通过进步组织的渠道支持你的工作”。1948年秋，因薛葆鼎、赖亚力、杨刚等回国，“领导小组”重新分工，成立“留学生委员会”，浦寿昌任书记并与徐鸣一起负责科技人员工作。这一时期，由廖承志单线领导的蔡福就根据党的指示，在美国西部开展学人统战工作。1947年2月，蔡氏协助冯玉祥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旧金山支盟”，接触到旧金山湾区的留美学人圈子，还吸收金荫昌等学人入党，在旧金山成立党支部，工作重点即团结引导留美学者和学生。在美党组织逐渐扩大，与部分未直接身负统战任务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取得联系，展现出高度组织凝聚力，为统战工作开展创造必要条件。
中国学生遍布全美，难以一对一地开展工作，借助既有学生平台尽快打开局面成为必然选择。彼时美国存在较多规模不一的中国学生组织，但多受国民党控制，直接激化矛盾并不稳妥，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下文简称C.S.C.A.）由此进入海外统战工作者视野。C.S.C.A.是北美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巨大、成员众多的中国学生组织，本身坚持政治中立。1945年起，中共党员陆续加入其中并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的变动，使不少留美学人对国民党大失所望，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提供契机。1945年C.S.C.A.北林夏令会上，浦寿昌等人引导参会者讨论国民党施政方针，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的“劫收”行为，介绍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很多学人沮丧于国内和平再次被破坏，不愿意为国民政府服务。当年C.S.C.A.集会深入讨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民主等学人关注的问题。1947年，该会东岸夏令会主题为“中美关系在中国重建中之角色”，邀请曾赴延安采访、对中国共产党持友好态度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等，分享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的真实消息和认识。1948年，C.S.C.A.东部集会邀请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史学家陈翰笙讲座，阐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四大家族的统治及其与人民大众的根本矛盾。两位演讲人思想进步且熟悉美国社会，内容又紧扣国内局势展开，获得留美学人的信任。进步力量逐渐在C.S.C.A.中占据主导地位。1948年，C.S.C.A.全国委员会9名委员中4名是中共党员，1949年改选后增至8人，工艺美术家常沙娜回忆，C.S.C.A.中的中共党员“做了许多工作，把周围的留学生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随着工作推进，在美党员发现依托非党领导的组织开展工作存在诸多制约。尤其是1947年3月杜鲁门第9835号总统令启动“忠诚调查”，引发全美恐共反共浪潮，C.S.C.A.中的工作面临极大风险。美国国务院接到举报，指控C.S.C.A.总干事林达光是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称中国学生多半为共产党员或其支持者。另外，很大一部分爱国学人倾向于在学有所成后回到中国大陆，但因不熟悉中国共产党而产生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赶快回国”，另一方面打算“等一等，看一看再说”。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消息混乱且多为扭曲之词。如《纽约时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士兵和党员比人民吃得饱”，对农民的税收不断增加，数百万人苦苦挣扎，总体生活水平下降，污蔑中国共产党“控制你的思想”；中情局宣称中国共产党对国内青年进行“灌输和‘洗脑’”，不服从者遭到所谓“迫害”，从而加剧部分学人的犹豫心态，甚至使他们暂时推迟回国计划。因此，海外统战工作必须加强针对性，准确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使学人了解和相信“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在领导中国人民翻身”。
海外统战工作面临相当大的外部压力，“领导小组”政治色彩较重，不适合公开活动，必须成立自己领导的学人组织，将隐蔽与公开相结合。因此，“领导小组”中负责科技人员工作的薛葆鼎贯彻“在上千名同批留美的科技人员中进行群众工作”，“把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党内同志和爱国者组织起来”的指示，倡议创立不公开的留美科技界人士核心组织——建社，进而寻求以适宜形式成立全美性质的科技团体，推动针对留美科技人员的进步活动和统战工作。在此倡议下，各地党员纷纷成立相关团体。如葛春霖等在明尼苏达大学成立明社，计苏华等在芝加哥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美中科协、美东科协等地区性团体也先后成立。1949年夏，周恩来着眼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人才需求，指示回国汇报工作的徐鸣，“在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参加建设”。徐鸣返美后立即推动成立在美科技学人全国性组织。“留美科协”由此于1949年6月诞生，宗旨之一为“联络在美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技术之集体学习以作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之准备”，至1950年年会召开时已有32个区会、718名会员，是当时覆盖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中国留学生组织。
“留美科协”的成立，标志在美党员成功构建“城市—区域—全美”三级科技学人统战网络，为后续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鉴于部分学人因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而摇摆不定，“留美科协”总会及各分会组织“何以要讨论新民主主义”等主题活动，指出“科学工作与政治机构，社会形态等因素之关系致为密切”，学人须深入了解新中国之政策。材料学家严东生回忆，他所在的“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分会，时常组织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并阅读《新华日报》等，促使他决定回祖国大陆参加建设。
“留美科协”还创办刊物，传递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准确信息，1949年7月创刊的《留美科协通讯》最具代表性。该刊基本每期都介绍国内政治、经济、科教等最新状况，增进学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理性认知。刊物特别刊登归国学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信件，驳斥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面对《华盛顿邮报》制造“中共对中国数百万人的困境漠不关心”，“一直试图否认饥荒存在”的谣言，刊物特刊登已回国的留美化学学者葛春霖来信：“共产党以身作则的领导及艰苦作风，使生产救灾工作深入群众”，“毛主席‘不得饿死一人’这一号召竟像奇迹一样地兑现了”，灾民“谁都有饭吃，面色都很好，衣服都干干净净”，同时重点解读被歪曲的捐税政策，指出此举旨在“稳定币值、克服灾荒”。葛春霖以亲历者身份讲述祖国建设状况，具有学者的严谨客观，提供在美学人渴求了解的细节，对远离祖国的同窗而言，可信度远高于预设立场、千篇一律的美方报道。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国民党节节败退归因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而不是美国政府的过失，既是一份“自我辩护”，更是一份“自我供认”，证明国民党政权丧失人心和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干涉，大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留美学人统战工作。加之“留美科协”的宣传，部分学人所谓“中国没有了希望”的悲观看法得到极大扭转，如医学专家劳远琇所言，“留美科协”中“常常有人把解放后新中国的情况转告给同学们，大家都非常激动，积极争取回国”。
除C.S.C.A.与“留美科协”两大全美性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分子还活跃于各校学生会或在各地建立小型团体，具体开展学人统战工作。一方面，在他们带动下，很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重新焕发活力，打破以往由国民党分子把持的僵化局面。如曾被国民党控制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以哥大中国学生名义组织“拥蒋崇美”的慈善舞会，遭到进步学生强烈反对，反响惨淡。其后进步学生同美共中国局书记唐明照协调后，成立哥大中国同学会，由唐敖庆任主席，两位副主席和秘书长实均为中共党员。此后，该同学会开展系列活动，如请司徒慧敏介绍中国电影现状，还定期开会报告国内局势，尤其重视讨论回国问题，商议关于学术研究的新态度、回国前对新中国的认识与准备，达成“配合国家的需要，有计划地学习科学与技术，而持为人群谋福利的新人生观”共识。1950年6月，该同学会举办回国学生欢送会，“强调留学生今后在新中国对于学术研究应持之新态度，务求中国学术在最短期内得以独立”。相互鼓励的归国氛围吸引更多中国学生加入，共商归国问题。
另一方面，在美党员与进步分子还成立主要辐射所在城市的进步团体，包括涂光炽等在明尼苏达大学进步学生中发起的明社与中国学生时事座谈会，1949年1月成立的芝加哥中国同学座谈会，1949年9月蔡福就在旧金山成立的新中国研究会等。上述小型团体时常组织理论学习与国情交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芝加哥中国同学座谈会每月公开举行一次座谈，探讨“中国的出路”、“中共所依据的政策及其实施”、“中国工业化问题”等关涉国内真实情况和学人所学的议题。中国学生时事座谈会每两周集会一次，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相关著作，传阅已归国学者讲述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作风艰苦朴素的家书。何兹全自述，他最初自认留在美国或赴台湾均有机会，但一边目睹国民党政权走向覆灭，一边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中国新文化学会”，思想发生转变，认识到旧知识分子的局限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同大型学生组织的活动相比，“座谈会的学习、讨论深入、系统，也切合实际”，成员们同校同城也方便活动开展，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层平台。
上述组织为党员联络各地学人、学人联合发声提供渠道，形成传递信息、坚定信念、扩大感召的正向循环。学人团体多次就反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联合发声，在中美人民中产生重要影响。1949年7月，“留美科协”、C.S.C.A.、留美学生通讯社等19个学人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要求制止国民党飞机轰炸暴行，揭露批判胡适、甘介侯等人的叛国行径。新中国成立后，“留美科协”等团体再次发表联合声明，拥护人民政府和共同纲领，表示绝大多数同学将尽力争取早日回国，从事建设事业。
面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和污蔑，在美党员除利用实体组织开展思想交流与理论学习外，还积极开拓新的宣传阵地。“领导小组”领导的《美洲华侨日报》（下文简称“日报”）颇具代表性，其发刊词表示将以“国内之重要事件，尽量介绍于侨胞之前，以便侨胞人人熟悉国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前后，该报着重报道国内局势、宣传党的政策理论、揭穿美国与国民党的内战合谋。理论宣传方面，日报不仅坚持刊载毛泽东等人的著述，如《论联合政府》，为学人了解党的理论政策提供便捷渠道，还公开鲜明地反驳美媒谣言。针对《纽约时报》1949年1月2日刊登的“中共嘲笑和谈”等假新闻，在中国共产党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后，日报于27日发表社论，赞扬“中共是代表我们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共当然要努力为我们人民争取真正的和平”。介绍祖国局势方面，日报坚持反内战、争取和平的立场，一再指出“美国当局干涉内政”，以“使中国海内外同胞提高警惕”。在魏德迈访华之际，该报揭露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美国“走狗”。为使留美学人看清国共差别，日报白描国统区现状，指出为“维持那卖国独裁内战的残民政权”，国民党滥发货币，致使“平沪两地在四五天之间，蒋币连跌了两次”，“物价却飞腾”；“为争取民主，代表大众说话的报纸”已不复存在，大批国统区人民不堪蹂躏，纷纷参加解放军。解放区“各地物价均告下跌”，东北解放区各地民主政府“大力领导沿河地区群众治渠修堤，以增加水田面积及产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归国问题方面，日报时常与学人谈心，呼吁大家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关心国家大局、认清何去何从。
此外，还有几份由在美党员与进步分子创办的中文报纸，为促进留美学人归国发挥重要作用。如进步人士汪衡、钱保功与在美党员彭瑞复等人于1949年3月创办《留美学生通讯》，“以实事求是，不夸张，不‘八股’的态度报道和分析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稿件多源于归国学人来信与港沪报刊，设“祖国大小事”、“祖国来鸿”、“生活·留学·斗争”等专栏，介绍国内现状，破除美媒营造的中国共产党“洗脑与灌输”形象，将大量可信度高的归国同学亲历亲闻传递给在美学人，在一个充满噪音与敌意的舆论空间中，建立起一条基于同窗情谊的可靠信息渠道。唐敖庆认为，“那时留学生中传播最广，办得最精彩，最吸引读者的刊物就是《留美学生通讯》……它对激发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传递国内信息，鼓励留学生回国，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1950年新年社论中，该报赞美新中国的发展、赞颂归国学人：“看吧！伟大的祖国的现状是那样蓬蓬勃勃……再看我们留美同学。一年来多少人奔返祖国，参加了革命建国的行列，他们不断传来的乐观的音息，使我们鼓舞，使我们欢欣。”朱光亚等人离美前在该报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早日回国。
1949年5月，蔡福就于旧金山创办《金门侨报》，报道国内最新动态，传播进步思想，如创刊号头条刊登《解放军集结大军准备向上海发动总攻》，社论《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努力》，还在专栏中详细介绍解放后天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情况，极大激发华侨和学人的爱国热情。该报的进步倾向甚至招来国民党分子的破坏，他们不但恐吓印刷厂停印该报，还派人干扰销售。蔡福就寻求当地爱国华商的帮助支持，邀请华埠的萃胜工商总会主持公道，挫败对方的图谋。
在美党员还注重以学术交流为纽带，积极回应学人的职业关切。根据1948年C.S.C.A.的调查，留美学人的就职意向集中在教育（35.2%）、工业（24%）、专业人员（24%）三个领域。统战工作必须将学人专业与祖国建设需求相衔接，通过介绍国内科教事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使学人清楚认识到归国是实现个人职业理想和学成报国理想的有利选择，有效增强统战工作的说服力。“留美科协”旧金山区会举办“学习与研究——配合祖国建设”座谈会，强调“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先学“国内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应用技术”，“注意如何适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反对“个人主义”、“少组织”、“不切实”的倾向。《留美学生通讯》多次专篇介绍国内各大学的情况，转载国内知名学者对国家科教发展的看法。强调科学救国与专业报国的宣传话语，区别于面向华侨社群常用的乡土情感动员，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群体时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在美党员的统战工作不全以组织形式展开，以个人方式对周围学人的感召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化学工程学家杨光华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期间，深受身边一位留学生党员的影响。这位党员将《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借给杨光华，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形成正确认识，随后加入“留美科协”，担任威斯康星大学分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常沙娜认为陈一鸣是其进步思想的重要启蒙者，在读书会上学习《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时，陈一鸣“从中一点点启发我们”，使常沙娜“渐渐有了进步的意识，立志要回到新中国，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她在陈一鸣鼓励下决定提前回国。针对留美学人的统战工作由组织和个人两个渠道相互配合，深入留学生社群，充分发挥了个体间共同学术背景与感情信任的作用。
在美党员与进步分子很清楚，绝大部分学人饱含爱国情怀，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一定的“催化剂”与“稳固剂”对其下定回国决心十分必要。1950年3月4日，《留美学生通讯》刊出“留美学生12问”，涉及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技术政策、知识分子所学之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而该时期留美学人统战工作的突出作用，正是让心怀学成报国之志但因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缺乏正确认识而摇摆不定的学人，从思想情感上认识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在学术志业上看到个人事业和祖国建设的美好前景。由此，1949年8月至1951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周恩来留学人才归国的呼吁，以及在美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海外统战工作促进下，第一波留美学人归国潮出现，约1352人回国，其中，包括华罗庚、邓稼先在内的“留美科协”大部分会员陆续回国。
三、留美学人统战工作的突围
随着冷战加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不仅继续在宏观上领导和指导留美学人统战工作，还在对美外交和回国学人安置等方面，成为学人统战工作突围的坚强后盾。
为配合留学生归国潮，党和国家采取系列保障措施。一是成立帮助海外留学生回国的领导机构。1949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新民主主义文教政策，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下文简称“办委会”），下设调查组、招待组与工作分配组，教育部、文化部、科学院等多个中央部院派代表参与。二是充分调查海外留学生基本情况。办委会通过《留美学生通讯》发放《中国留学生调查表》，统计学人专业、经济来源与现状、拟返国日期等信息。据估计，海外留学生总数在5000人左右，在美约有3500人。三是出台支持海外留学生归国的各项政策，包括《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对接济国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1950年10月）、《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的原则》（1951年3月）等。“留美科协”等具体协助决定回国的学人。蔡福就、金荫昌、夏煦（党员）等人1949年末就开始协助学人联络香港方面订购船票、介绍可靠住所。金荫昌领导的“留美科协”旧金山区会还收集轮船公司航班信息发布于《留美科协通讯》，以便学人及时购买船票。1950年初，旧金山区会为扩大协助范围，同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联合成立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帮助回国学人超过300人。
1951年前，美国政府内部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问题上存在分歧，总体态度是允许中国学人回国。以司法部下属移民局为代表的机构坚决要求中国学人立即回国，否则要“依法”将他们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帮助就业、提供回国旅费等方式（如1949年启动“中国学生紧急援助项目”和通过《外国拨款法》），宣传美式民主和人道主义，培养学人亲美，由学人自行选择回国或居美。然而，限制学人归国的暗流已悄然涌动。1950年下半年起，受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泛滥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蒋介石政权关系缓和等因素影响，美国开始严查被认为受中国共产党“政治蛊惑”的学生，一些学生担心被贴上“‘左倾’或共产主义的标签”，统战工作受到较大影响。1950年9月“留美科协”被迫解散，其麾下期刊被迫停刊。钱学森、赵忠尧等科学家遭到扣留，部分学人被移民局传唤。1951年初，美国政府规定，留学生若要回国，必须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入境许可证。不久，政策进一步收紧，仅允许持有两广与福建省籍贯证明的留学生回国。同年夏初，C.S.C.A.解散。9月下旬，美国司法部明令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不得离境。10月，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令发布。由此，第一波留美学生归国潮被迫中断，至1954年初，约5000名中国学人被迫滞留美国。
美国政府一方面禁止留美学人归国，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所谓放宽就业与移民限制来吸引收买他们。美国先后出台《中国地区援助法》（1950）、《外来移民与国籍法》（1952）、《难民救济法》（1953）等，为留美学人居留美国创造“便利”。以《中国地区援助法》为例，该法案拨款600万美元以支付中国学生的在美学费、生活费等，并规定移民局应批准在美进行相关研究的中国学生的就业申请。扣留加“挽留”之策，使部分学人不得不留在美国，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学硕士杨纪珂，及其妻子马萨诸塞州威尔斯来学院动物学硕士汪安琦，被迫申请美国国籍。在美国民党人利用美国移民局与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整理出一份30余人的留美学生左翼人员名单，试图监控其活动。
对此，中共中央和在美党员迅速采取相应行动。一方面，帮助学人层层化解美方阻挠。美国国务院联合英国驻美领事馆限制过港签证发放，化学家唐有祺回忆，当时美方“怕你回去帮共产党做事”，“英国、法国、德国都接受了美国移民局的关照：你不能让中国得了学位的留学生回去”。“留美科协”骨干特赴英领事馆交涉，维护学人回国的合法权益。唐有祺在英国政府以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为由拒绝给他发放香港签证时，写信求助新中国驻外大使耿飚，耿飚获悉后立即安排为他寄发护照，使他得以回国。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与高等教育部申请由中央人民政府按需补助归国学人旅费，委托印度驻美使馆核发，一则打破美国阻挠，二来鼓励学人归国热情。
在美党员得知禁归令后，主动联系团结身边学人，共同商讨如何同美国政府抗争，合力寻求新中国的帮助。当时美国政府对学生活动的压制极为严厉，学人之间很难保持联系。1952年7月，在费城开展工作的李恒德邀请张兴钤、师昌绪等11位学人齐聚新泽西州麦德福营地，分析形势处境，达成加强联系、积极斗争、争取权利的共识。1953年初，李恒德联合数名学人，写信向中国政府说明大家被美国政府扣留的事实，信件于5月3日寄出并成功转至中国政府，是已知最早的学人递交中国政府的联名信。12月，李恒德、师昌绪等15名学人再次向中国政府寄出联名信，反映美国扣押中国学人情况，信件通过印度驻美领事馆转交至中国驻印领事馆，次年2月被呈递给周恩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李恒德又与数位学人共同致信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美党员组织学人秘密交流，以各种方式传递信息，使学人归国问题成为中美谈判重要议题。
同时，在美党员勇于发声，发动舆论，争取美国进步群体的同情与支持。1954年8月，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等26名学人公开发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联名信，同时将信寄给若干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报刊，曝光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学生的行径。公开信与日内瓦会议相呼应，将美国政府图谋公之于众。随后，在被媒体问及如何处理中国学生回国问题时，艾森豪威尔表示，结合日内瓦会议的磋商，美国政府已开始向部分学人发放签证、允许其回国。受形势鼓舞，同年9月2日，中西部留美学人发出第二封公开信。11月，又有30余名学人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公开信。学人被扣留问题引起美国社会广泛关注，一些进步人士为其发声。6名曾在中国学习工作过的美国人士给《纽约时报》写信，指出“将未遭任何犯罪指控的外国学生拘留在美国，不符合美国的公正原则”。美国民权协会（ACLU）芝加哥分会成员马克斯（F. Raymond Marks）明确向被扣学人、微波电子学家王祖耆等人表示，他们将为每位争取回国权利的学人聘请律师，提供无偿帮助。
新中国为留美学人归国提供坚强可靠的外交支持。当时在中国大陆从事间谍、颠覆等活动的美籍人员被抓获关押，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也俘获大批美国军事人员，为1954—1955年中美系列谈判争取留美学人回国提供宝贵底气和有效筹码。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果是留美学人顺利回国的最重要保障。1954年6月，美国国务卿指示司法部长逐步向希望回国、“无害于国家安全利益”的中国学人发放许可证。同年9月中美领事级会谈期间，中方代表特地询问，向美总统致信的26名中国学生是否已获得离境许可。在中国政府外交交涉与美国国内舆论双重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撤销对中国学人的出境禁令。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基本解决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美国正式承认在美中国人享有自由归国权利。虽然部分美国媒体继续散布“中国学生被红色教育和技术工作诱惑回国，被迫当劳工”等不实消息，但已信者寥寥。
新中国在科研条件、工作待遇等各方面，为安置留美学人作了尽可能好的安排。1956年，周恩来指出，要保证知识分子将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同年6月，高等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内务部联合发布《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几个问题》，指出归国学生的工作应根据专业、本人志愿并结合国家需要，由政府统一分配，只要妥善解决留学生的生活问题，学人归国一个月后即可投入工作，如南开大学及时为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准备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且向国外订购了专用的科学仪器设备”。工作待遇上，中国政府尽力优待有真才实学的归国人员，其工资收入略高于国内同等学历毕业的科技人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人统战工作与国内各项激励措施，共同促成1954年底至1956年10月第二波留美学人归国潮，包括钱学森、李恒德等科学家在内的约296位学人回国。这次归国潮中，新中国的外交交涉与在美党员的全力争取，共同迫使美方让步，海外统战工作不只发挥“催化剂”、“稳固剂”与“先行官”作用，更是学人归国的直接保障。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命运的选择和较量，对留美学生的团结争取同样是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逐渐稳固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有感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海外学人巨大的感召力，台湾当局的第一步对策是加强对“留美学生之查报”，第二步为强化对新选派的留学人员的思想统制。1951年9月，陈诚对新选派留学生演讲，一面要留学人员感念台湾当局“善意”，“全国就有四千多万青年，台湾也有八十多万青年，而今年能够出国深造的只有70多位，这种机会是如何难得”，一面污蔑大陆青年“在‘共匪’的摧残和欺骗之下，不但没有书可读，没有业可就，而且还要被迫去做侵略者的工具，为‘俄匪’打仗，充当炮灰”，“先后有不少的人被骗回到大陆，他们初时写信给在美的中国朋友，还不免鼓吹‘共匪’的好处，但过了不久，他们的口气就逐渐的转变，最后竟连信也不通了”。尽管他借污蔑抗美援朝战争和战士要求留学人员“感恩”国民党统治，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共产党争取留学人员成绩的艳羡。蒋介石甚至亲自召见新选派的留学生，如1952年7月19日，蒋氏“召见赴美留学者十余员”。其日记提及留学生频率显著增加，对此问题重视程度明显提升。1953年3月19日记载，“对于美、日留学生之领导与组织，特加注重，外交部人事科更应选择与党有关系者负责主持”，翌日又“召见出国留美学员二十余人”。1954年9月11日，蒋氏“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有“留学归员之任用速定”，“听取留学及考察回来报告”。
台湾当局的第三步工作是加强建设留美学人相关管理机构，颁布鼓励留美学人返回台湾系列条规。1954年12月，台湾当局“教育部”成立在美文教事业顾问委员会（下文简称“美顾会”），形成两套互相独立的留学生管控系统：一是由驻美“大使馆”发现、惩治思想和言行“不端”的“亲共”学生；二是由美顾会推进对留学生的调查和联系工作。195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副主任许闻渊向陈诚报告时虽称返回大陆者“不过百分之一”，但又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活跃的美中、美西地区设“青年学生集会之所”，以期“配合使领馆党部侨团及学生学人中热心反共人士，展开工作”，“争取青年学生，归向政府”；加强新闻宣传，通过邮寄《中央日报》、加强广播联系等途径，“俾侨胞学生，于正确了解之中，益增其信心”，可谓对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拙劣模仿，更可见台湾当局争取活动形式之僵化，内容之单薄。1956年8月28日，蒋介石有感于留美学人依然不断返回大陆，进一步指示必须加强对留学生的“监督管理”，使其学成之后回到台湾为国民党服务。“行政院”与“教育部”等还采取诸多协助留学生回台的措施，如编写《留学生回国服务手册》，发给返国（台）服务乘船证、允许“留学生返国服务免费搭乘国轮”。1956年，台湾当局驻西雅图“总领事”陆润成提议“运用个人友谊劝导”学人“对国是看法不可偏于消极”。但实际上，在美国民党分子感召无能，只会搞破坏、下绊子，如闯入侨社、华工联合会与留学生共同举办的新中国庆祝会，殴打参会人员，撕扯五星红旗与“全体侨胞起来建设新中国”的横幅，使多数学人对国民党及其在台政权不抱希望甚至十分反感。1957年1月，台湾当局拟定《奖励留学生回国服务方案草案》，要旨是“争取人才备供国用，打破‘共匪’诱骗学生返回‘匪区’阴谋”，办法是加强“政治宣传”，充实“辅导机构”，“优予任用”回台者，但依然无法扭转颓势。1950—1957年，仅有57名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留美者回台。
在美党员赴美前肩负着提升学识与开展统战的双重使命。46名从事学人统战工作的党员与进步分子中，有8人是目前所知出国前明确接受任务的党员：徐鸣、薛葆鼎、杨刚、计苏华、兰毓钟、陈一鸣、陈秀霞、龚普生；有28名党员无法确定是否在出国前接到从事统战工作任务，但实际积极参与到工作中，如傅君诏、俞沛文、李恒德；参与统战工作的进步分子有罗沛霖、杨锦山、钱保功、葛庭燧；在美加入或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统战工作的党员有6人：金荫昌、涂光炽、夏煦、浦寿昌、浦山、王珏。他们或是“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或是C.S.C.A.、“留美科协”等学人团体的领导者、建立者和参与者，或在美国的相关中文报刊中任职奔走。在推进统战工作的同时，他们勤奋学习，就读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知名学府，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诞生8名院士，分别是侯祥麟、罗沛霖、李恒德、涂光炽、池际尚、张兴钤、钱保功、葛庭燧。
结 语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组织动员留美学人归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针对留学人才的大规模海外统战活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49—1956年，至少有1764名留美学人回国，除两次归国潮外，即便在1952—1954年学人归国受阻的低谷期，也有116人自美回国，如物理学家谢希德等。整体而言，该时期从各国留学归来的人才共计约2386人，其中留美者约占74%。如此之高的比例，与此前赴美求学者人数较多有关（1943—1947年出国留学者共3077人，其中留美者2425人，占比约78.8%），但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限制最为严格，留美归国者比例却仍能与其出国比例相当，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工作成效显著。
归国留美学人是新中国科教事业不可或缺的栋梁。他们带回前沿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牵头建立众多学科与科研院所，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主持设计建造质子静电加速器，化学家何炳林领导建立首个高分子化学教研机构，提炼浓缩核燃料，更有学人在攻克国防军事难题中发挥关键作用。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后的79名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中，1946—1956年自美归国者27人（34.2%）、50年代赴苏进修学习者11人（13.9%）、国内培养者13人（16.5%）。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9人于两次留美学人归国潮中回国。两批归国留美学人在新中国科技从无到有的关键期，承担起开拓者、组织者与教育者三重重任，在为国家科技发展构建知识技术、制度组织和人才队伍三大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因对象和目标不同，在战略侧重、工作方法和具体内容上呈现显著区别。华侨华人群体构成复杂，涵盖工商界、文化界等各领域各阶层人士，中国共产党将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针对他们的统战工作，主要在于激发他们基于乡情血缘和文化认同的民族感情，争取其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对海外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学人，则需要将他们组织成一个以专业报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共同体。在对留美学人的统战工作中，在美党员和进步分子以组织建设、信息传递、思想纠偏、舆论发声为重心，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原则指导、外交谈判、事业平台搭建为基础和后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海外统战工作贯穿始终、统摄全局的核心因素，是这场科学救国壮举的最重要力量，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是学人统战工作的最深厚底气和最可靠支持。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工作必须严密组织、丰富形式、把握关键，而统战工作之关键正在于展现诚意、建立信任、传递真相、确立共识。中国共产党赢得这场人才争夺战的决定性胜利，不仅为国家科技与国防现代化注入核心智力资本，深刻改变国家命运，而且证明一个政党的组织活力、事业感召与战略远见，是吸引和凝聚人才的根本动力；一个蓬勃发展的祖国，永远是在外游子最坚强的后盾和最广阔的舞台。
（作者李翔，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孟欣，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