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建党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建构和创新发展有着明晰的演进逻辑，历经百余年嬗变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延展。延安时期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探索期，中共领导理论界对哲学社会科学在范畴意蕴和逻辑架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构建。本文将通过探寻历史底蕴，挖掘历史资源，展现延安时期中共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探索，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蕴涵，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宝贵镜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 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话语 中国范式
作者简介
王海军（1970- ），井冈山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注释从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经验，立足中国实际而逐渐形成的原创性“中国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在中国社会变革推动下逐步进行的，遵循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叙事或中国话语。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研究主要专注于新时代以来，而对新中国成立前尤其延安时期该问题研究较为薄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延安时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历程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作为中共革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时期初步打造了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层面锻造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本文在搜集整理延安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机理、实践进路和范式架构，以期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镜鉴。
一、延安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机理
延安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建构，源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汇聚及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等多方面因素。
1.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引领
科学术语的产生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密切关联。溯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造中找到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回溯他们在著述中所呈现的“历史科学”这一“术语的革命”话语，是深刻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极具标识性概念理论出场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宏伟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这一科学概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明确阐释“历史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理论昭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轫于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遵循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造经验，在推进革命进程中探索具有原创性和学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赋予其新的理论意涵。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使用“哲学”“社会科学”等概念，来指称“哲学社会科学”，“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倡导用“社会科学”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源头，它涵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具体学科，“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时代产物与理论延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是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整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引领，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先进方法论指导。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
2.组织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科学领导
高度重视并积极领导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共结合抗战实际，出台一系列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有益举措。
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及其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抗战事业的高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方法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1年8月，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朱德指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该时期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朱德发表的《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和毛泽东发表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中，提出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在科学的立场上来批判地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旧来的学术，来认识抗战救国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作为指导全民族斗争的指南针”。当年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倡导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推进学术研究自主创新。在党中央领导下，延安知识分子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中国自主的具有本民族特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
3.人才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汇聚发挥重要智力支持和建构者作用
该时期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了“智囊”智力支持和建构者作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呼吁：“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一大批活跃在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新闻学、法学等领域的人才到达延安，形成了自近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了开拓性努力和开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针政策。1939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论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号召。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颁发《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出台一系列优待知识分子措施。由于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延安成为当时全国进步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据统计，自抗战开始后到1943年年底，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汇集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界专家学者，如文学家有吴伯箫、周立波、刘白羽等，经济学家有王学文、王思华等，哲学家有艾思奇、何思敬等，历史学家有范文澜、吕振羽等，为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人才基础。“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4.现实需求：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高全民族抗战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觉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启迪真理和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近代以来，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来自各种流派的救国思潮，形成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案，但因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最终无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延安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学科学术活动，还是一种革命行为，与当时抗战建国的现实呼唤紧密相连，旨在唤起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革命实践的探索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历史场景，成为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动因。
讲好中国抗战和理论创造的故事，是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迫切任务。时代发展召唤自主的理论形态，“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中国共产党丰富的抗战实践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创造了现实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革命理论的知识性概括和学理性总结，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识，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孕育并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使社会科学真正变成大众所有的精神武器”。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遵循，最终推动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把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作为革命有力武器，为抗战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科学机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出版管理机构、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报刊等有益体制机制同频共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建构的重要依托。伴随对中国革命理论的深入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和自主性特征。
1.创办专门教育机构，构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平台
教育机构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阵地，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关键平台作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卓有成效的一段历史时期，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30余所政治、军事院校，如马克思列宁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成为革命理论教育和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阵地。学校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政治及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全方位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走向初步成熟。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吴亮平等都担任过学校教员，在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当年中央党校主要学习和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根据地经济建设理论等方面内容，是党培育干部的最高学府，培养了大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理论研究骨干。陕北公学是抗战时期中共创办的一所重在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重视政治和军事教育，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理论课程，在培养党的理论干部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为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38年5月，党中央创办马列学院。马列学院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六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提高党员干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水平，成为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最高学府。
这些教育机构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系统理论教育，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为后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了重要人才储备。
2.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学术阵地
该时期为深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党领导成立了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组、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和中央编译局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学术阵地。
通过专门机构的学术研究，形成多层次、多学科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体系。为加强理论研究，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倡导学会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革命现实问题。中央为推动对中国抗战实际问题及中国历史相关问题研究，同年9月，将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作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设九个研究室，各研究室主任由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界知名人士担任，他们是柯柏年（国际问题研究室）、欧阳山（中国文艺研究室）、王思华（中国经济研究室）、张如心（中国政治研究室）、艾思奇（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范文澜（中国历史研究室）、李维汉（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师哲（俄语研究室），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时政等领域。各研究室制定详细研究规划，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近代中国现实问题取得丰硕成果，如历史研究室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1年出版；中册，1942年出版）、文艺研究室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教育研究室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此外，各研究室还结合抗战实际编辑了敌、友、我三方面教育情况的资料书。学术研究初步支撑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
3.组建多种学术团体，打造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学派
该时期党领导成立了包括各类研究会、研究小组、讲学会和读书会等在内的多种学术团体，主要学习和研究哲学、历史、军事、经济、政治等知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渠道。这些学术团体主要有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新哲学会、抗日战争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及新法学会等。学术团体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抗战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轨道。
1938年秋，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体运用于革命实践。1939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央成立由王明、吴亮平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基本问题、马列主义军事理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等。为提高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1939年春中共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曾对“固定资本与恐慌的关系”等许多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争论。到1940年上半年，“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等成立，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为有效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41年9月，党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也叫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毛泽东担任中央学习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在起草的《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指示信中提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张闻天组织领导了有王思华、王学文、何思敬等参加的《资本论》研究小组，该小组“因为学得好，当时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这些学术团体既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又关注中国革命现实，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研究会出版了诸多理论著作，初步建构了映照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的学科体系。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丛书》、抗日战争研究会编撰的《抗日战争丛书》等，涉及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深入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探索。
4.发行各种学术报刊，拓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该时期党中央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发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中央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编译与出版政策，完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了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哲学等主题的多种报刊。
哲学社会科学报刊是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撑。当时宣传哲学社会科学的红色报刊主要有《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理论与现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解放》《中国文化》等，刊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文章，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阵地。其中，《八路军军政杂志》主要刊登经典作家有关军事理论的译著。《联共党史研究提纲》连载在《解放》周刊上，范文澜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艾思奇的《关于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等文章于《解放》《中国文化》发表。此外，上海、重庆、长沙等地兴办的《财政评论》《政治季刊》《新经济》周刊、《三民主义周刊》《今日评论》等几十种刊物，也为陕甘宁边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争鸣提供了重要理论阵地。这些报刊成为学习、宣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战场，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领袖人物交流指导，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科学引领
该时期党的领导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进行互动交流，共同对哲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等进行深入学理探索，深化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学理底蕴。党的领导人的交流指导，引领了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建构。
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充分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毛泽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服务于抗战建国和教育人民需要。在《实践论》中，他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解释为“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互动，主要通过研读学术著作、互通书信、参加各种学习组和研究会等途径，互动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理论等方面。毛泽东通过书信形式与何干之探讨历史，与范文澜谈经学，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他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确保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学术方向。1939年1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何干之从事民族史研究的方法，“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在党的领导人的示范和指导下，艾思奇、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毛泽东重视阅读学术专著，他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中受益良多，看过十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6.意识形态展开博弈，捍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话语权
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根本上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主导地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伊始，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进程中就贯穿着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较量。为争夺话语权，国民政府成立意识形态监管机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全面查禁。为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激烈论战和交锋，捍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延安时期国共两党的话语交锋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进行。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战及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设。1939年，国民党反动文人叶青发表《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等系列反动文章，挑起三民主义论战。为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布《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王稼祥）等文章，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三民主义的歪曲。“中国之命运”论战主要围绕以中共真三民主义还是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来作为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通过论战最终确立了对三民主义内涵的科学建构，驳斥了国民党的险恶用心。同时又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一系列反映抗战实际的新概念和新论断，创新了革命话语体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嵇文甫、潘梓年、何干之等人的理论著述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论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唯物辩证法出发，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建国事业创造性提出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最终确立了革命话语权，强化了对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政治引领。
三、延安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范式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依托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研究中，初步建立了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对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有效探索。
1.初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
第一，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布抗战教育政策，科学指导学科体系建设。该时期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必须以推进抗战为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所负责“翻译及编著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及其他外国的著作，编著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著作及课本”。同时，中央要求重新开设“民族统一战线及新阶段、中国革命史及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党建、政工”等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新课程。1940年1月，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的初级课程有“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级课程有“联共党史”，高级课程有“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要求干部学校除了专业课应占50%之外，文化课必须占30%，这就高于政治课所占的20%。在中央教育政策指引下，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学科门类，推进了学科体系初步建构。
此外，中央倡导编译出版经典著作，为学科体系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传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战争条件下还翻译了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经典著作，以便用来指导抗日战争”。知识分子编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等，为学科体系建构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第二，选编各种社会科学类专题丛书和文集，使学科体系初步定型。该时期根据革命形势需要，编辑出版了多种哲学社会科学类丛书，如“抗战的中国丛刊”“整风运动参考资料”“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时事问题丛刊”“抗大政治文化教育丛书”“学习丛书”“抗战中的世界丛书”等，中央编写《六大以前》上下册、《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编选的“革命历史丛书”包括两部《中国问题指南》，“抗日战争丛书”主要有《论持久战》（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等。“时事问题丛刊”包括《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在沦陷区》两本。这些丛书、文集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丰富了干部教育的课程体系。
第三，自编讲义、教材和讲授提纲，形成初步课程雏形与学科门类。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年各类学校开设课程，形成初步课程雏形与学科门类。为配合所开设的课程，学校编写了《哲学概论》《世界近代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教材。解放社出版了整风教材《整顿三风文献》，陕北公学编写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油印教材，中央干部教育部编写了《政治读本》，吴亮平与艾思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唯物史观》，还有党内文献、毛泽东著作、党史著作、时事报告及马恩列斯原著等，都是当时干部教育采用的教材。对于没有教材的课程，由教员结合革命经验和现有理论成果编写讲授提纲和讲义。
学科体系建设促进了教材建设的系统化与专业化。该时期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建设，出现了系统化和专业化趋势。例如，在历史学方面，毛泽东强调分工合作，“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史学家编写了经济史、政治史、史学理论、思想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历史学各分支教材。在政治学方面，编写了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等教材。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有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经济史、国防经济学等教材。在法学方面，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法制史、经济法、刑法理论等教材，为其后来系统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2.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风格学术体系
一方面，学术研究范式创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基本范式。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推进了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们结合革命运动积极进行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等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初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历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以吕振羽、范文澜、何干之、尹达、金灿然、吴玉章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建构起对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体系。他们对近代文学史（周扬）、近代哲学史（艾思奇）等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外交政策、国家学说等，初步建立起包括政治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和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学术共同体。
另一方面，形成一批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他们积极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学术研究，在新闻学、教育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促进了学术体系建构。
譬如，在哲学领域，艾思奇的《哲学研究提纲》、邓初民的《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艾思奇与吴亮平的《唯物史观》、沈志远的《社会科学基础讲座》、侯外庐与罗克汀的《新哲学教程》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转变，推动了哲学理论深入研究。
在史学领域，翦伯赞的《历史学教程》、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初步成熟。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被史学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影响颇大”。
在政治学领域，陈昌浩的《政党论》、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政治学底基本问题》、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指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体系。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在经济学领域，许涤新、王亚南、沈志远、王思华、王学文、郭大力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出版一批经济学著述，如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钱俊瑞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等方面提出许多原创性观点，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学研究体系，推动了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建立。
在社会学领域，姜君辰的《社会学入门》、潘光旦的《优生原理》、童润之的《乡村社会学纲要》等，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唯物史观社会学”。此外，在新闻学、法学、教育学等领域，也初步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体系。
3.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化”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话语内容，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崭新思维范式。该时期知识分子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担当，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汲取有益理论元素，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素材。他们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话语创造，将原典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系统完整的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理论话语，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毛泽东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作的典范，在该时期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经典名篇，领导建构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话语，深入推进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立足于中国、发展于中国，同马克思主义话语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独特中国阐释和表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蕴含着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思想内容，知识分子正是在吸收这些话语内容基础上发展“中国化”哲学社会科学。
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既在内容上紧密结合抗战建国实际，又在形式上打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发展了旧的话语体系，摆脱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视角，彻底告别以前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简单照搬，通过立足抗战实践打造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特征，呈现出“中国化”话语风格和鲜明的本土趋向与民族气派。他们以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的理论替代过去哲学社会科学存在单纯的抽象说教，“立足于民族的现实主义上，来运用和发扬社会科学的真理成果”，初步形成真正反映中国发展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为推动学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增强话语表达的创新力，让哲学社会科学说“中国话”，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作出宝贵探索。他们密切结合中国抗战实际，运用本土话语发表出版了丰富著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贯彻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使哲学社会科学彰显中国文化特质和语言风格。例如，在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通俗史学在话语创新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语言表达呈现通俗化和趣味化特点。叶蠖生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在选取史料时借用形象话语呈现历史发展的轮廓。在政治学领域，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对政治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涉及政党的一系列核心理论话语，如阶级论、政党论、国家论等，丰富和深化了政治学的学术话语。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过程中，深入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提出并打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他们强调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总之，该时期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表达中，坚持固本培元与守正创新相统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中国式表达，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增强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的创新力和战斗力，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此，“中国化”成为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核心话语要素，形成了鲜明体现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实际的话语体系，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
四、延安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意蕴
延安时期在建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绩，为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学理基础。
1.摆脱“西方中心”的学术藩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凭借自身的话语优势和理论优势，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类别、学术逻辑和话语表达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曾一度在西方的评价体系下开展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对我国传统学术体系产生较大冲击，曾出现主张用“新学”反对“旧学”、用“西学”反对“中学”的现象。哲学社会科学不能简单移植和嫁接，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源自西方，是在“西学东渐”语境下发展与建构的，理论根基上有浓厚的西方政治文化特色，造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严重失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它无法破解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时代呼唤摆脱“西方中心”立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遵循。延安时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知识分子突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霸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学术，推进“学术中国化”。知识分子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基于我国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再生产，摆脱照搬和模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学徒思维”，扬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在吸收西方理论时保持批判性思维,对过去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中国化发展，在概括“中国经验”过程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打造中国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改变过去“把中国西方化”的错误做法，“把中国中国化”，形成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变化，是国内首部以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思想的著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体系的初步建构作出了重要理论探索。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李达的《法理学大纲》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法理学体系，是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开拓性著作。
2.注重“与传统接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该时期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动力，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注重“与传统接轨”，使得学术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之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高度凝练，将传统文化精华融入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终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特质，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文化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文化根基，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价值养分和软实力基础。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特质，如德法兼治的治国理政思想、惠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等等。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原则，将其纳入现代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使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进行学术创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学理化发展。延安知识分子中的重要“领军人物”如艾思奇、何干之、吴亮平、范文澜和柯柏年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等哲学社会科学著述，坚持对传统文化继承与批判相统一，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
3.积极推动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示范
引领中国革命成功发展的本土化革命理论是中国自主的原创理论，它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场域和学术典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倡导“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推动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该时期知识分子聚焦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阐释对象，积极撰写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述，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中国革命运动进行系列学理化阐释，初步建构起具有高度统一性和标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创造性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重要学理性探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视域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分子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对凝聚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念创新和方法运用，这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重要示范。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正义性，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扬翻译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系统整理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 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自战争年代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探索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解释范式和未来发展样态。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时空上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辩证关系。所谓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是要真正厘清“本土化”含义。“中国本土化”不等于文化复古主义，也不等于排外主义，它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环节。所谓处理好“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就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要汲取世界先进思想，学会“拿来主义”。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建立以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未来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努力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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