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时代境遇的历史变迁中，马克思从诸多文化成果中寻求思想理据，创造性转化了人类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问题导向、揭示历史规律，开辟并巩固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自主性，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推进“第二个结合”，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方位，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的有机衔接。
【关键词】马克思 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方法论 “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赓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作为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先驱，批判性继承了诸多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思维方式，构建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探析马克思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在整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和辩证方法，进而为“第二个结合”提供科学方法论借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马克思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思想张力
马克思在诸多文化成果、理论资源中寻求思想理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马克思并未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阐释，其相关论述主要存在于对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分析之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特定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主要指的是精神层面上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在众多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深入分析马克思对古希腊文化、法国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转化，有助于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思想内涵和方法原则。
首先，马克思对古希腊文化中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马克思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古希腊文化表现出深厚兴趣，并把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天火的奉献精神转化为自身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思想底色。其博士论文比较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并以传统思想观照现实问题，认为“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抗宗教神学，追求精神自由，将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价值观念转化为反思19世纪普鲁士国家与社会问题的思想原则。他将古希腊的共同体精神作为价值指向，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虚幻的共同体”及其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质，指出“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将古希腊的共同体理念现实化、具体化，将其转化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构想，这一构想是基于社会现实中对私有制的彻底扬弃，旨在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除此之外，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推崇，实现了对人的内在本质、伦理规范等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古希腊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个体发展与精神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表述，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属性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参与和美德实现拓展至具有深刻当代规定性的“社会性”维度，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和物质生产关系之中进行考察，从伦理政治层面推进到物质现实层面。此外，马克思将古希腊文化科学定位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认为它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将这一文化典范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伦理道德作为基本规范，创造性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将由古希腊的文化传统所奠定的自由正义观念转化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理论建构的伦理基底，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真正实现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使古希腊文化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实现了转化和再生产。
其次，马克思深受法国启蒙思想，以及后期的浪漫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的熏陶，并将这些传统文化融入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主题，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法国启蒙思想追求人的理性自由，注重批判精神，崇尚科学、反对蒙昧。马克思吸收了启蒙思想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的批判精神，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物质利益难题后，开始将纯粹的思想批判转变为面向现实实践的批判，并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还对自由、解放等启蒙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不仅厘清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还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理念下掩盖的剥削事实，将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转化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以往的启蒙理性囿于思维领域中的抽象性，而马克思超越了这种抽象理性及其蕴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理性、自由等观念现实化、实践化，并将“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实践作为哲学的目的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途径。
马克思还在对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对抗性关系的超越，以及对抽象人本主义的扬弃中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启蒙主义强调通过理性实现自由，浪漫主义则强调个体生命的情感、想象力和精神追求。马克思创造性转化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潮，他运用启蒙的理性工具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同时吸收浪漫主义对人的生命情感关怀，超越了启蒙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局限。例如，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便融合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与浪漫主义的生命表现，既包含有用性、生理需要等因素，也体现了人的自我实现、生命表现，如“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将劳动看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方式，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此外，马克思还批判、转化了启蒙理性蕴含的“有用性”以及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例如，马克思将工业史和工业生成的对象性存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扬弃了启蒙理性的有用性、工具性思维与抽象的人本主义思想，将工业史和工业生成的对象性存在理解为人类本质力量（实践）的历史性确证，立足于物质现实基础之上，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南。
最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辩证方法，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其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键环节。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中，马克思吸收了康德追求理性的核心思想，并将批判视域从人类的理性思维深化至社会物质现实之中，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限度进行了揭示与批判。康德指出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矛盾界限，其中蕴含的有限性思维具有借鉴价值，马克思肯定了矛盾双方的界限性，认为在理论的纯粹形式与具体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马克思将康德的有限性思维转化为纯粹形式与近似情况的辩证关系，基于纯粹形式的合理抽象，对各种外部经验条件、偶然现象因素进行持续的综合。这种思维方式也为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性、抽象性提供了思想借鉴。
根植于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保留其“合理内核”，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创造性转化为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蕴含的必然性与自由性的统一、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注重辩证法的批判性、革命性，并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概念辩证法颠倒过来。这种颠倒不仅是本体论的转换，也是方法论的重构。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思维在自身的运动过程中生成了现实的客观对象，实际上是混淆了现实具体与理性具体的演进过程，而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将概念的运动解释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现实的人的活动产物，将阐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立足于现实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把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力转化为了科学抽象力，并用以分析经济形式。此外，马克思还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创造性转化为“感性活动”，阐明实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对象性活动”，将以往抽象的实践观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现代实践观。由此，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逻辑场域转向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场域，实现了哲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能够理解时代境遇的深刻质变、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彰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内在张力。那么，传统与现代之间思维融合的思想张力何以可能?原因是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物质生产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思想具有历史连续性、内在相似性，发挥了联结纽带的作用。那些认为马克思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或简单复刻的观点都过于片面，二者并不是作为彼此的注释存在。从古希腊时期的传统文化一直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是接连相续的，在思维运动上也具有历史连续性，蕴含了其内在相似性，形成了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中介纽带。而且，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着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变革。“如果说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够推翻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呢？”面对现代性的客观发展进程，社会形态变迁与现实生产方式的变革越大，贯穿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之中的思想张力就越大。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尤其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随之进行的抽象同一性整合，马克思将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转化为自身的理论内容，在传统与现代思想张力的平衡中实现了哲学革命的变革。在此认识基础上，应深入探析马克思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方法原则，明晰其理论构建的逻辑理路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
二、马克思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依据
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了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创造性转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能够“吸收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综合、扬弃了人类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因为其遵循了特有的方法论依据，蕴含内在的逻辑理路。
（一）“问题导向—时代主题转化”引导创造性转化
“问题导向—时代主题转化”注重立足社会现实、把握历史方位，引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根据所处时代背景下的迫切问题，马克思秉持“改变世界”的根本问题域与实践立场，根据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适用于时代主题的理论思想。起初，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构建起现实的问题意识，理性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使其重思人类解放的道路，他根据时代主题将问题意识立足于当时德国的现实矛盾之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主张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构成了唯物史观科学发现的认知前提，扬弃了德国传统观念论的抽象思维。这体现出马克思确立了在物质社会现实中追思人类自由解放的总问题域，并根据问题导向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适用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理论。
马克思“问题导向—时代主题转化”的思维方式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之中，破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超自然”的阐释模式。马克思在探寻人类自由解放何以可能的总问题域下，根植于客观社会的具体实践阐释时代主题、引导理论创新。例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基于公开说明观点、制定党的宣言的问题导向，马克思将时代主题转化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使思想冲突深化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力革命。马克思基于问题导向和时代主题转化，引导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具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创造性转化为基于现实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使无产阶级从神秘的“幽灵”变为历史的主体，也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历史性。
（二）哲学革命与思想解放引领创造性转化
相对于传统哲学，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与思想解放，引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重塑传统文化的出场形态。“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以往传统哲学将获得普遍性真理作为最终目的。与之相比，马克思创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彻底宣告完全沉浸于精神活动领域的思辨哲学成为过去式，实现了哲学革命与思想解放。新唯物主义也以新的理论原则对传统文化的转化起引领作用。在新的理论形态的引领下，马克思将传统文化中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创造性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实现了内在平衡，凸显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是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理论视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思想引领。
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与思辨哲学的革命性超越，破除了概念辩证法的抽象性、绝对性，在哲学思想解放中引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相较于黑格尔、鲍威尔等人，马克思并非停留在纯粹思想领域，而是在物质实践、社会关系中探究历史的运动发展，并将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实践哲学的新形态。此外，马克思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语境中实现了哲学革命与思想解放，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实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解蔽，还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法引领，促使传统理论资源经过哲学革命转化为文化新形态。由此，传统文化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思想解放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发挥思维引领作用，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进一步促进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思想解放，二者循环互动，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注入精神动力。
（三）历史规律与历史科学的揭示奠基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将传统文化置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条件中进行考察，对客观经验事实进行辩证分析，在阐明历史规律的过程中指明社会发展趋势。马克思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应用于特定社会现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深入至具体的社会形态。例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奠基下，“文化”被创造性转化为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辨识。“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文化具有类似于文明的思想内涵，蕴含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判断尺度，用于对人类社会阶段的历史分期的理解。此外，马克思所分析的历史规律蕴含了“纯粹形式”与“近似情况”的辩证关系，体现出唯物辩证法并不是追求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而是始终蕴含历史性和具体性，凸显出现实与理论、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张力。
除此之外，马克思赋予传统的思想范畴、社会规律以历史的特性，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运行规律，奠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辩证统一的“一门科学”。马克思将其作为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强调思想理论的具体性、科学性，拒斥容纳一切的绝对真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当作“永恒规律”，赋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的一系列经济范畴以天然的特性。与之相比，马克思坚持思想范畴与社会规律的历史性，奠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科学性质，同时防止了自身科学理论体系的僵化、教条化，始终保持思想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这也有助于同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转化为适用于社会现实的思想精华。
（四）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自主推动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注重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作用，在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观点、意识形态，开辟并巩固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文化形态。马克思的传统文化观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意蕴，认为精神文化是特定社会阶段下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要求在观念上的表现。资产阶级社会标榜的自由、平等这些被“神圣化”的理念，实质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思想工具。马克思在坚持无产阶级应树立文化自主精神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立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尤其是关于阐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作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革命性超越，指明了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现实方向。这也是马克思对诸多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成果，蕴含着具有全新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形态、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此外，马克思立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维度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尤其是转化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目标、社会建设、社会分配等思想内容，并为无产阶级制定了革命目标、斗争策略，明确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等任务，强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文化自主性的发扬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鼓舞了无产阶级在社会力量的组织与结合中实现物质与精神的自由解放。马克思吸收和改造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思想价值的传统文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由此，应注重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自主，在实践中继续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推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三、马克思的创造性转化对“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互契合的思想前提，二者有相似的问题视域、价值观念，使马克思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方法对推进“第二个结合”更加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创造性转化也体现了对待传统文化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应深入发掘马克思的创造性转化对“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启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发展适用于本国国情的文化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一）在实践辩证方法基础上推进“第二个结合”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方位上，应注重传统文化思想与客观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互释，在社会实践的变化中调整传统思想资源的具体运用，在坚持实践辩证方法的过程中赓续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第二个结合”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为当代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创新基础，不断变化的实践也生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现实成果及相应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显著例证，这是在现实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思想指导。
如今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速演进的时期，更应坚持实践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地推进“第二个结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理论、客观现实的有机结合，要将结合的思想成果持续运用于解决时代问题的具体实践之中，不断探索和发掘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结合过程中，不但要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也要遵循“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思维方法，促进传统文化与时代问题的结合，破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单一论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文化图景，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发展方向。
（二）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推进“第二个结合”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不是各种历史现象在逻辑思维中的简单堆积，而是将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作为逻辑基础和理论范畴的起点，通过逻辑的方法再现历史发展进程。“第二个结合”应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当代中国具体现实的特定性逻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观点、思维方式，与时俱进地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思辨主义的桎梏。此外，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注意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形态中的具体运用，应始终立足于时代问题探寻适用于本国国情的文化逻辑、理论逻辑。不能将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文化观念抽象化，变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要将结合而成的文化观念在实践过程中持续深化，发展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是以逻辑为主导统摄历史发展，不是将思想文化孤悬于或独立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之外，而是通过思想文化反映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反作用于当代社会的客观实践之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坚持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深刻总结百余年实践经验，探析为何结合、如何结合的深层机理，深化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同时，也要在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的互动中加强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化，顺应时代潮流，使二者结合而成的文化有机体能够彰显文化基因和时代精华。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应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为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由此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不断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
（三）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推进“第二个结合”
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应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持续推进、深入发展“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指导下展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方向，在时代发展中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超越。同时，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融入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脉络，凸显出中华文明的思想底蕴，赋予世界历史文明发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推进“第二个结合”也要遵循一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现实发展具体逻辑的辩证统一，以期继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持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此外，“第二个结合”应逐步从思维抽象通达“理性具体”，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化发展，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第二个结合”建构而成的综合对象总体再现出来。“第二个结合”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围绕现实国情的具体实践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向度，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和超越。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要在持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构建融合中华文明精神脉络的现代文化形态，呈现出中华文明优秀的思想底蕴。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方法由普遍性、抽象性转化为科学性、具体性，将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弘扬至世界历史的文化发展之中，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文化借鉴。
（四）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魂脉”与“根脉”互相激活
推进“第二个结合”，应在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魂脉”与“根脉”的互相激活。“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西方现代化模式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构建起将自身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文化霸权。这要求我们必须巩固文化主体性，用大历史观探究时代发展规律、分析历史演变机理，加强发掘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由此，要持续强化“第二个结合”的融合度，凸显中国独有的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创造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明基因的优秀文化成果。
除此之外，处理好“魂脉”与“根脉”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激活”，以时代问题熔铸古今、汇通中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魂”与“根”，在时代发展中具有辩证统一的理论关系，二者都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推动“第二个结合”应以解决时代问题为核心，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思潮，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继续互相交融、互相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应注重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部分，使其获得时代价值与思想活力，融入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脉络。与之相应，要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思想文化的滋养土壤，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具体性运用，为其在中国的融通发展提供契合的价值观念。二者作为辩证统一的“魂脉”与“根脉”关系，应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铸魂、守根的重大作用，不断发展、完善立足于现实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克思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借鉴，推进“第二个结合”应遵循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中提升理论自觉性与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立足于当代，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凝练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使其成为兴党兴国的时代根基；也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滋养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由此，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应继续深入探究“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与方法要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的有机衔接，在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实现问题与理论的互生互释。
陆君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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