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主体性的统一，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谁做主”“为了谁”“谁来评判”“依靠谁”等根本性问题。立足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更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要义、尺度、培植等问题。文化主体性包括文化自主性、文化自为性、文化效益性、文化创新性等内容。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性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是文化自主性的科学“定盘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确保文化自为性的价值“落脚点”；人民作为阅卷人，是文化效益性的最终“评判者”；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文化创新性的根本“动力源”。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人民主体性与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的统一。
关键词：人民至上 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主性 文化自为性 文化效益性
作者简介
寇东亮（1965-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19）。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建构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首要原则。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民至上所蕴含的本质规定和基本要义，包括人民根本立场、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等原则。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导向的重要论述，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涵，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谁做主”“为了谁”“谁来评判”“依靠谁”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坚持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主体性的高度统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立足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更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容、核心要义、内在尺度和实践培植等问题，更好夯实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人民根基和群众基础。
一、人民的理论是文化自主性的科学“定盘星”
文化主体性首先意味着文化的自主性，即文化的自觉、自立和自信。新时代，如何破解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侵蚀、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消解、祛除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遮蔽，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针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反攻”，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以此作为“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认为中国将迎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也必然会随之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华民族“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75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穆赫塔尔·恩布时谈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独立”问题。邓小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真正完全的独立，“光政治独立不够，还要经济独立、文化独立”。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已开始起步并不断推进，但仍需要数十年时间，而文化独立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时隔40年，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思想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时，深刻总结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挨骂”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失语”问题，具体而言，是指我国文化发展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等思想文化发展在国际上遭遇“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置于党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文化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高度文化自省、自识和自觉而产生的文化信仰、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表现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生命力和价值的理性认同、情感皈依、实践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到底是文化自信。“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不断突破各种思想桎梏，破除各种教条主义，锚定“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实现中国人的精神独立和精神主动。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主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发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了中华民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觉醒。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理解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大众的”即“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可以说，文化主体性蕴含着高度的文化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
在文化主体性的框架下，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是内在关联、高度统一的。一方面，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统一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民族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刻把握所运用地域的民族特征和实际情况，才能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身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另一方面，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统一实现于“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人民至上、人民中心、为人民服务等思想，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富民厚生、安民乐民等民本理念，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和融会，从而锻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近现代历史充分证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不断达到新高度和新境界，中国人民的精神实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历史性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谱系和理论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亦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和最集中的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种坚定的文化自我，能够使我们摒弃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错误思潮，破除“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等文化迷思。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盘星”。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建构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主性的根本保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党性不是外在于人民性的，而是人民性的升华和精华。党性是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最集中、最深刻和最充分的表现，是更明确、更自觉的人民性，是人民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只有坚持党性、站在党的立场上，才能更好、更全面地反映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确保中华文化自主性的“定盘星”的守护者和操盘手。
二、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文化自为性的价值“落脚点”
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主体、核心和目的，文化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现实化的过程。在文化发展的目的论意义上，文化主体性意味着文化以人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体现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以文植德、以文传情、以文惠民等价值目标指向。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教化、完善化和文明化，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目的性、为我性和自为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既是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和创造者，更是文化发展的价值主体和成果享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表现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等等。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人民的幸福生活不仅指向物质生活，更指向精神生活，凸显了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生活的本质规定。围绕“物质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等概念，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满足“物质文化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人民生活需要从“有没有”的“量”的追求向“好不好”的“质”的追求的跃迁。“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关注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更加指向人的生活的高品质境界。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物质需求是人民的基础性、首要性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进以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不断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但是，“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象化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17年7月，人民期盼“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被明确纳入人民美好生活图景。精神文化生活是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的内核。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人的心灵、直觉、感性、理性、认知、情感、意志、理想、信仰、信念等诸要素及其有机统一，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主体的内在本质属性。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人从自然、自在走向自觉、自为，体现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上的统一。实现人民精神富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逻辑来看，“强起来”的时代更加凸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民“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指向。
“精神富有”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和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规定，是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本质表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精神富有是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对象化发展的本质规定。青年马克思曾提出和阐发“富有的人”的概念，指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马克思后来用完整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个人等概念，阐发了“精神富有”所包含的人的能力本身的拓展和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自主、自由个性的发展等内涵。“精神富有”集中表现为人的精神需求的丰富、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力量的增强、精神生活的丰盈等。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面对人民生活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转型，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提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奋斗目标，强调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提高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要充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三、人民作为阅卷人是文化效益性的最终“评判者”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以其实践结果和效果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结果和效果，不仅仅是指实践结果和效果对于某一特定主体的意义，更是指实践结果和效果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或间接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必然指向人类解放这一主题。人民构成历史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体，人民使实践在历史运动中不断成为“人民实践”。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根本上是一个人民作为“剧作者—剧中人”和“创造者—见证者”的社会实践过程。所以，毛泽东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提出的实践标准的人民性原则，表明实践标准内蕴着人民标准。人民是实践结果和效果的最高评价主体，人民利益是评价实践结果和效果的根本尺度。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文艺评价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辩证统一的，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谈到政治标准时，毛泽东指出，“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是人民需要、人民愿望、人民利益、人民理想的集中表达和体现，这种政治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党性原则来表现和实现的。因此，政治标准实质上是人民标准，也是社会效益标准。毛泽东认为，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最终要“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毛泽东把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实践评价的最高标准，“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强调，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应当由人民来评定”。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领和评价实践结果和效果，提出“人民至上”的实践评价标准。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强调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障，是检验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准。这三个“是否真正得到”被概括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表达了人民评价标准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实践结果和效果要经过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其中人民评价所代表的社会效益应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援引马克思“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的观点，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等多重观点和尺度，来鉴赏和评判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但判断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把人民作为根本的对象、主体和归宿，看其是否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代言立言、为人民抒情抒怀、为人民增智增力。“专家评价”与毛泽东所说的“艺术标准”是一致的。专家评价体现文化尤其是思想文化、艺术文化的真理性、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观赏性等，具有知识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特点。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之所以成为精品，“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专家评价与人民评价具有一致性，归根结底，专家评价属于人民评价。文化的真理性、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观赏性最终都以人民性为尺度。“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援引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答朱载言书》中“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的论述，来说明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诸多领域，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大多要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因而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必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是，就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此，必须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检验的各种量化指标，不能把市场检验绝对化，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在市场检验中，要“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里所谓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其内核是人民的利益和价值。人民是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效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要把人民评判贯穿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全领域和全过程。
针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所谓“普世价值”等论调，我们要强调文化效益性评价标准的中国特色，即民族性和本土化。如果我们舍弃民族性和本土化的评价标准，转而“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认为“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打造具有民族性的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建构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文化发展评价标准。
四、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文化创新性的根本“动力源”
创新创造是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质，也是文化生命力之所在。提高文化创新力和创造力，是提升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实践是文化创新之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意识”或“思想”（即精神生产）的文化创造力（精神力量或软实力）的提高，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实践创新本质，有赖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里所谓“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首要的和根本的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辛的理论探索和艰苦的实践创新重塑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为文化创新提供不竭动力。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人民的创造性生活实践，回应“人民之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汇集人民经验智慧，凝聚人民巨大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和创新伟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使人民生活日益成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社会存在，人民在其现实性上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实践的真实主体。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反映了唯物史观中作为社会存在本质规定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必然要求，正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使人民生活实践成为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人民的创造性实践集中表现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和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和创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阐发了文化发展，尤其是艺术创作、理论创新与人民生活的本源性和内生性的关系，强调人民生活中储存着文学艺术创作的丰富矿藏，这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深刻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的本质关系。艺术工作者只有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才能拥有艺术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人民是文艺之母”的观点，立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阐发了人民创造性实践的文化创造作用和意义。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社会变革等领域的探索和创新活动，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也体现在精神文化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创作的人民立场和生活基础时，强调“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性质和目标任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指向的深刻概括。“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生活在其现实性上总是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直接关联，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总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汇聚成为人民性的社会生活、历史生活和时代生活；“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社会生产活动，集合为“人民”存在，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过程中，既创造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创造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把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视为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因为“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所以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化创新的源泉。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力量，使得人民力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在文化创新发展中，人民的精神需求构成文化创新的依据和动力。
结 语
人民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人民主体性以文化主体性为依托，文化主体性以人民主体性为根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彰显和强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凸显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引领、价值支撑和实践赋能意义。
文化主体性与人民主体性二者本质契合、义理相通、实践互动，共同塑造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这一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人民主体性与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的人民主体性与人民的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契合性、义理相通性、实践互动性等问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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