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实践中生成的文化自主意识，是关涉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的关键范畴。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导致中国深陷生存危机，文化主体性建构由此成为关乎民族存续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首次系统回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开辟出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科学路径。其建构逻辑是把握世界革命大势，坚守中华文明历史根基；依托科学理论指导，激活中华文明传统基因；凝聚人民身份认同，建构中华民族文化新形态。毛泽东关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为新时代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根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提供重要历史镜鉴与理论启示。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德现代化的‘意识—规范’难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22CKS024)。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 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 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陈碧晴，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昆明)2025年第5期 第109-118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明，“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学界围绕文化主体性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态势，如探讨“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互动逻辑[2]、阐释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内涵[3]、探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4]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高度聚焦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理论阐释，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挖掘不足。
回溯历史，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根本体现，其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实践。其中，《新民主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奠基性著作，其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智慧，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石，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思想史价值。与此相应，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理论内涵、话语建构、历史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众多突破性进展。具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维度：其一，探讨《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互动逻辑[5]；其二，阐释《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内涵[6]；其三，考察“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历程[7]；其四，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的阅读史与传播史[8]。在《新民主主义论》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联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9]，也涉及对其新时代价值的阐释[10]。此外，部分研究还触及《新民主主义论》与文艺民族性的互动关系，间接关联到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议题[11]。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既未系统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思想脉络和内在理路，也未充分论证《新民主主义论》与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历史源流关系。
思想观念生发于社会之中，又反过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文化自信的内核支撑，也是推进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故而，本文将《新民主主义论》置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历史语境中，系统考察毛泽东建构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进路，并着力阐发其对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启示，以期为新时代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语境
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外局势随之发生激烈震荡。英美等国“远东政策”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新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还试图通过重新阐释传统儒家伦理来改造“三民主义”，以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国内的影响力。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使得“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破解的历史命题。
(一)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镜鉴
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首次遭遇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12]。中国由此被卷入资本全球现代性浪潮之中，开启了近代史篇章。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近代中国面临文化民族性消弭的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国民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质疑与否定，以及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心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引发思想领域的深刻觉醒。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13]。
面对文化生存危机，先进分子积极投身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艰难探索。他们引介西方思想、推行变法实践，促进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思想基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中体西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等话语体系，彰显出不同阶级在文化主体性建构中的自觉能动性。然而，“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4]。正如学者指出，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失落，根源于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冲突，同时受制于传统文化体系难以自主生成现代性价值的历史局限[15]。故而，此前诸多文化方案的失败，症结皆在于严重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古今中西之争”虽未真正重建文化主体性，却为中国共产党破解这一历史难题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化民族主义在民族危局中成为知识界救亡图存的精神自觉。知识界围绕中华文化的发展涌现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试图以文化复古助力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而以张佛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主张彻底摒弃传统以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场文化论战作为“古今中西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其围绕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建设原则与途径的论争，成为《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直接思想来源。受此次论战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开始从中国历史特点出发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到新启蒙运动，复至毛泽东之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可以被视为这一立基于本土意识的文化综合运动的诸逻辑环节”[16]。
(二)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理论诉求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纠正”大革命后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一味排斥与批判的态度，昭示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17]。然而历史实践表明，对教条主义的反思与清算，以及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调适并非一蹴而就，而更接近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深化的螺旋式进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在批判扬弃中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等根本问题，并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意识，完成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政治使命。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根植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并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早期共产党人由于革命经验不足，无法认清中国国情，逐渐形成忽视调查研究、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再加上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一些地方在发展党员过程中片面强调数量而不顾质量，文化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未能同步跟进。这导致党内大部分同志理论水平有限，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进而使小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严重影响党的队伍纯洁性和思想统一性。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调整战争策略，对国民党当局由军事进攻转向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分裂、倒退倾向加剧，对团结抗战局面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未能彻底清除，部分党员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政治立场发生动摇，从根本上阻滞了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文化领导权的薄弱，致使无产阶级无法有效构建自身的文化认同和话语体系，其文化主体性自然难以确立。为此，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8]
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唯有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才能为革命事业提供内在、强大且持久的力量支撑”[19]12-13。系统提升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权、凝聚主体意识，成为关乎革命成败的紧迫课题。“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20]532-533只有掌握其精髓要义，并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策略等根本性问题，才能增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引领力，最终建构以无产阶级为历史主体的文化认同，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凝聚精神力量。
(三)“三民主义”论争的战略考量
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中共不宜直接以共产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因此，在1937年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承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表明“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1]。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试图以儒学化的“三民主义”统摄文化话语权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合法性。于是，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展开激烈的话语权角逐。可以说，“三民主义”论争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摆脱国民党的文化话语框架、构建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进而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构独立文化话语体系的直接动因。
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思想。中间派试图调和国共矛盾，但实质上默许国民党的“溶共”意图，如张君劢声言“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2]。“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符号和话语表征[23]，其解释权的归属直接等同于革命话语权的掌握。国民党依据中共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的宣言，试图通过混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否认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合法性。因而，中国共产党亟须阐明何为“中国今日之必需”的“三民主义”，以及为何在接纳“三民主义”部分内容的同时仍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从而正面回应国民党借“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发起的质疑。与此同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过度依赖“三民主义”的话语框架不仅难以准确传达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固有的阶级特性，还有可能导致对自身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的认知模糊，为反共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超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框架，建构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主体性话语体系。
正如学者指出，通过这场论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区分了真假“三民主义”与新旧“三民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并逐步掌握中国民主革命的话语权[24]。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不仅是对“三民主义”论争的直接回应，还是为系统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决心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二、《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为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张，《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发表。毛泽东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锻造出以无产阶级领导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树民族文化自信心筑牢了理论根基。
(一)在世界革命浪潮中定位文化的发展方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深陷于西方现代性冲击的被动境地，无法实现文化主体性的自主建构。有学者曾提出，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文化主权的权力主体，其文化主权的行使始终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如若脱离利益主体而抽象地谈论文化主权问题，势必会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2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有从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夺回文化主权、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故而，毛泽东将中国文化的发展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格局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赋予中国革命以世界意义，着力建构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新形态。
第一，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必须将文化置于整个社会的有机体中加以辩证考察。新旧文化斗争不只是观念冲突，更折射出社会制度矛盾与阶级利益对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作出经典阐释，“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且“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0]694这意味着，考察文化问题，必须紧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历史关联，并在这种历史关联中揭示文化形态随经济基础与政治革命变迁的内在规律。新民主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现代性转型的文化形态。它对于中华民族尊严与独立的主张，深植于中华民族反侵略、求独立的文化传统，并且在抗日战争背景下被赋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涵，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精神旗帜。
第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必须注重民族文化的继承性。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民族精神内核，还构成文化创新的历史基因。基于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20]708，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历史根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格外注重对国史党史的研究。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还是把握现实的向导，必须将“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与“研究民族的历史”深度结合，使历史研究成为文化策略制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他特别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不是颂古非今，而是要引导群众和青年学生树立“向前看”的科学态度，使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革命需求，在批判继承中推动文化革新。由此孕育而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精神结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产物，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的文化建构思维，既明确了中国文化在世界革命中的历史坐标，又揭示出中华文化在裂变中坚守、在包容中演进的独特品格，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同时也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探索文化的发展路径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多种理论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它之所以能破解近代中国的发展困局，是因为其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土壤，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实现创造性融合。毛泽东的关键性贡献在于，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又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赋予新民主主义文化超越旧文化的科学品格。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与“三民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20]686，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选择。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系统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历史必然性，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旧文化的激烈冲突。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旧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承继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反帝反封建的未竟使命，更依托无产阶级领导及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发展远景，同时构建起与之相适配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20]674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20]705。基于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20]698，才能赢得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第二，坚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辩证对待古今中西文化。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文化生命的自我更新，以新的文化形态再生”[27]。在对待传统文化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20]707，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既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又要坚守“以我为主”的基本原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互融互鉴。自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已站在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高度来看待传统文化”[28]。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以鲁迅为精神典范，将文化主体意识升华为民族精神脊梁，为“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29]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20]663毛泽东将批判性继承传统与创造性借鉴外来文化统一于中国革命实践，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建构道路。这一道路既破除了“全盘西化”的自卑心态，又打破了“文化复古”的封闭思维。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还深刻启示着中国共产党在文明互鉴中坚守文化立场的实践路径。
(三)在人民群众创造中彰显文化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0]320人民性之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核心意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0]708-709。
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要始终围绕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展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1]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础，其建设必须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基于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路径。毛泽东强调，作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应服务于工农劳苦大众，并逐步转化为他们自身的文化。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摒弃为少数精英阶层服务的立场，创造以人民大众生活为核心内容、反映其生产生活与情感表达的革命新文化。同时，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关乎个体思想觉悟的层级与认知能力的边界。因此，培育无产阶级文化必然要求打破知识垄断，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文化素养。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20]708的重要原则，主张通过兴办夜校、开设识字班等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文化的广泛性助力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32]，使之成为引领社会变革、推动民族独立的强大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指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0]320与国民党压制民众个人自由的战时文化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定位为文化创造的本源力量，始终尊重其主体地位。毛泽东以“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33]生动阐明，文化建设必须深刻观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处境，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0]708。为此，他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之中，观察他们的语言、体验他们的生活，努力“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34]。同时，必须注重文化传播载体与形式的革新，“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20]708，从而激发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的认同与共鸣，使文化创造上升为无产阶级的自觉实践。
发展“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0]706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既有利于强化国家与民族的精神联结，也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最终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重塑。毛泽东始终坚守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价值立场，秉持依靠人民创造文化的实践逻辑。其思想深刻启示我们，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民族伟业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沃土。
三、《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重塑文化自信、重建文化主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35]的文化发展原则，在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本土与外来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36]，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既要扎根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也要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进程。
(一)多元文化博弈中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典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擎民族精神火炬，锻造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20]697，成功破解西方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外文化“围剿”，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话语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也是多元文化博弈中建构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典范。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最根本的政治保障。随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思想交锋也愈加频繁。相比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更具隐蔽性和颠覆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7]23意识形态领域是文化领导权争夺的核心地带，必须保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方位领导。
有学者曾提出，“中国不可避免地需借用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标准和框架，同时也无法回避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由西方先发优势带来的结构性挑战”[38]。西方现代性本是“一种欧洲的地方经验”，却最终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精神供给”[39]。这使得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突破西方现代性垄断这一深层难题。对此，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方案，以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突破。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主体性的思考，更是“超越西方现代文明霸权基础上确立的新文明叙事”[40]。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同时，开放包容地吸纳人类文明成果，成功构建了兼具中国特质与世界意义的文明话语体系。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全人类更加深沉的文化关怀，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成功超越“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的错误逻辑，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主张“美美与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文化引领力的集中体现。
(二)“两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路径创新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理论成果。一方面，它深入挖掘并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基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它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深度融合提供了成功典范。由此，中华文化主体性能够“串联起中华文明所孵化的古代瑰宝并使其能够实现现代转型”[41]。
诚如钱穆所言：“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模仿；文化则须自本自根，从自己内部生命中培植生长。”[42]“任何文化都不具有与生俱来的通约性”[4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是文化主体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内生性根基。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从自身文化基因中汲取力量，方能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普遍确证。同时，强调文化发展的内生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魂脉”，其根本指导地位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待历史与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时刻关注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互动，在“根脉”与“魂脉”的辩证统一中筑牢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底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统一，对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6。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互相成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其文明基因，使其在现代转型中不断推陈出新。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才得以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二者的结合塑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风貌，进一步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可以说，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的自我更新，更是“两个结合”在新时代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彰显。
(三)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智慧
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自我封闭中的自我欣赏，而是对外交往中的对象化彰显[4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瞻性思考与实践，为新时代筑牢文化自信基石、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开拓性基础。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向何处去”成为新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9]101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37]401。文化差异绝非引发冲突的根源，相反，它正是多元文化共生共处的最好例证。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与借鉴，能够为人类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劲的精神支撑。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中既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从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积极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又要保证不迷失自我，实现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唯有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互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阶，进而为世界贡献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历史视野和思维范式。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1]10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它的提出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普遍原则的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其时代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推动中华文化在坚守民族根基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并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在新时代背景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通过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础，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智慧。
四、结语
《新民主主义论》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路，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变革。面对近代以来文化主体性的陷落，毛泽东科学地突破了近代文化困境：一是立足世界革命浪潮定位民族文化发展方向；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探索文化建设路径；三是依靠群众力量构建文化新形态。由此形成以历史根基为底蕴、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以主体觉醒为内核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范式。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新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尖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以文化主体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在开放包容中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中持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以系统回答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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