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改革的空前成就，诸多海外历史社会学学者试图运用“找回国家”范式阐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但这种认知无法诠释中国独有的治理语境、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治理前提以及守护人民的治理宗旨。数十年来，改革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得以推进，通过创新发展得以实现全面深化，并以实现全面小康为里程碑体现出党对改革初心的坚守，使治理完成了面向本土的范式转向。放眼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确立成熟的治理话语，增进群众福祉以永葆话语的人民性属性、引领技术变革以丰富话语的时代内涵、战胜风险挑战以提升话语的实践效能，建构起面向全球、扎根本土的改革叙事。
关键词：改革; 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人民性; 国家
作者简介
徐亚清，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 栏目
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前阶段回顾过去数十年历史，中国的改革已成功完成了从初步开启到全面深化的伟大跨越。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改革实现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改革的持续探索与现实成就，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卓有成效的治国理政实践，即“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及其规律”。放眼全球，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致力于以改革为主题，探讨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治国理政上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历史社会学是最为著名的范式，相关学者的研究成为海外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生长点”。诸多历史社会学学者深受“结构—功能主义”认知模型影响，将中国的改革逻辑概述为所谓国家主导型治理，即凭借“高度训练有素”的组织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相关学者尽管努力阐释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他们不能真正理解不同国家在治理语境上的差异性，亦不能理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更不能阐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治理现代化之时所坚守的人民性立场。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我们需要在掌握全球坐标的同时思考改革的内生性，阐明造福人民的本土治理范式并探讨如何建构并完善以人民性为属性的成熟话语，从而确立起继承历史、立足当下并放眼未来的改革叙事体系。
一 改革的内生性：比较视野下的治理议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历史社会学为代表的学者们以“找回国家”概念作为理论参照，试图探讨所谓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功之间的关系，但相关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并未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
（一）多重叠加的治理语境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党治国理政的角度看，改革之路可以理解为治理现代化之路。既往数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致力于思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如何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从而能够迎难而上在较短时期内取得空前成就。诸多历史社会学学者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国家建构。相关学者表示，中国自古以来拥有的强大“机构”能够使社会各部门、各种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共同服务于改革进程。回溯学术史可知，历史社会学学者试图将国家阐释为“独立的行动主体”。在他们看来，探讨国家力量的自主性正是解锁中国改革成功的密码，但这种观点事实上存在一个逻辑漏洞，即脱离具体语境探讨抽象的理论模型。
从思想史上看，与国家和治理相关的理论模型均与国外社会科学有关。以治理为例，流行于欧美的治理概念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有关。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治理观是为了应对欧美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即通过所谓政府“职能缩小”来解决机构臃肿和财政负担等问题。在这一时期，国家理论同样得到广泛重视，因为相应的研究试图阐明国家自主力量的强与弱同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兴衰之间的关系。然而，植根于欧美社会危机的治理概念和国家理论并不能对应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国的治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党领导的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活动，必须应对中国语境下的各种新旧问题。实质上，中国既需要走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又需要面对由特殊语境导致的异质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国必须努力追赶，但社会主义中国不等同于数百年以前的欧美社会，中国的改革要在短时期内实现跨越，便需要立足当下寻找自己的道路，运用独有的智慧和方式方法去解决自身的诸如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社会安定等问题。此外，时代在不断地改变，20世纪后期的世界环境亦不等同于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世界环境。从互联网变革到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当前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还需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之下的全球范围内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治理而言，独特、复杂和持续不断地变化才是永恒的主题。
（二）统筹各方的治理布局
基于特殊的语境，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很明显不等同于欧美社会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化模式。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在探讨中国问题之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改革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并将这一优势解释为中国社会拥有所谓“中央权威渠道”。然而，这种理论模型在面向中国语境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多方力量汇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果照搬照抄历史社会学的范式，那么会陷入一种误区，即强调某种抽象的国家模型在引领社会变革之时的作用，但社会的变化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基于中国语境，我们的治理能够做到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改革，在根本上得益于党的领导。正是有赖于党中央始终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各级党组织贯彻党中央意志并落实自身领导责任，中国的改革才能展现出历史社会学眼中强大的国家建构力量，并在既往数十年间呈现出令海外学者赞叹不已的治理成就。
海外历史社会学学者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时，或多或少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以欧美语境为前提。他们热衷于探讨数百年来欧美社会传统对欧美国家政权的孕育作用，其中的先驱性学者早在19世纪便曾探讨欧美社会的“品味与习惯”与欧美国家治理举措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过，探讨中国的治理应脱离欧美语境，思考中国人民为何在历史大潮中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领导力量。从治理的内生性角度看，这与中国社会崇尚统一的传统有关，更与近代中国摆脱四分五裂的灾难和现代中国的推动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有着重要联系。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布局能够起到广泛动员、科学决策和统一执行的作用，既能够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进行总体统筹，又能够分门别类、有所区分地对待具体的议题，从而能够成功完成特定历史阶段的任务。
回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并不是得益于某种凭空出现的抽象的国家模型。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优势应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系统和整体的领导，这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赋予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经验财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便指出，为了有效完成革命斗争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必须有效“建立领导的中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这样总结，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强调，“正确地对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在改革的漫长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持续传承过往的经验财富，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动态调整自身战略方针，从而能够做到立足全局、顺应时代。改革的成就，事实上印证了党治国理政的独有智慧。
（三）守护人民的治理宗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正是全体中国人民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地位，使党能够以坚守人民立场为前提，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服务于改革事业。如果要探讨中国的治理现代化的宗旨的话，那么此宗旨毫无疑问应是守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治理现代化进程。回顾既往改革实践，党服务人民的方式集中体现为群众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详细阐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同时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回顾海外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可以发现，诸多历史社会学学者意识到正是因为对基层群众的动员，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大众共识”从而获得革命胜利，并在此后取得建设和改革的成就。
尽管历史社会学试图阐明中国共产党动员基层群众的内在机理，但是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的相关学者无法理解群众工作的本质。事实上，群众工作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阶段性的动员机制，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相关战略方针均是基于相应阶段的要求。从根本宗旨上看，党和政府的任何治理目标均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群众工作开展的进程中，动员是一种必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植根于党在革命阶段的实践经验。动员基层群众是为了增进党和群众之间的互通，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基层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并广泛汇聚基层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换言之，动员是途径，守护人民则是宗旨。如果按照海外部分历史社会学学者理解的那样，将群众工作的全部内涵简单解读为动员，那么便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党治国理政的智慧。
基于上述逻辑，群众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坚守人民立场的中国共产党面向中国语境所提出的治理方案。相比历史社会学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固定化思维，群众工作这一现实的实践创造更能阐释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与人民是统一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之时便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类治理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改革如何行进，把握党守护人民福祉的深厚情感，方能透视群众工作的内在逻辑，也唯有始终秉承守护人民的宗旨，中国语境下的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方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 治理的本土范式：改革溯源与时代跨越
党守护人民的伟大情怀，使改革能够在中国的独有语境中形成海外历史社会学所无法理解的治理范式。在改革之初，党和国家必须基于现实的、动态的治理实践加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党的十八大之后，以既往治理成就为基础，改革开始转向全面深化，如何基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诉求，转变粗放增长模式并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新的治理议题。在属于广大人民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切创新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全面小康的实现正是党兑现对人民承诺的里程碑。从开启到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实现了从初步求索到创新飞跃的过程，此转向印证了本土治理范式的日趋成熟。
（一）以解放生产力为任务探求治理之道
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之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这样评价改革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的艰难繁重的治理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必须承认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之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面临现代化起步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严峻现实。基于此现实，20世纪后期以来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困境而谋求发展的实践探索，但改革开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围绕改革主题的探索，亦印证了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以主动的姿态寻求契合自身语境的治理现代化之道。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做主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而艰辛的历史基础之上。改革的开启，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生成属于自己的治理范式。
在部分海外历史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看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纯粹得益于政治整合，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改革持续取得成就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国家建构”的过程，但他们的逻辑诠释无法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之时所具有的经济智慧。追本溯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武器是充分关注物质资料生产并将其作为社会变化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便曾强调，一切认知的基础在于“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同样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数十年的改革成就证明，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具有植根于本土的市场逻辑。实质上，海外学者在研究之时或多或少受到一个原初假设前提的影响，即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成功驾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这一假设前提不攻自破。
改革的既往成就证明，中国完全可以建构起自己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此外，改革进程不等同于纯粹市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多管齐下的治理举措对经济社会发展亦至关重要。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的改革，成功做到了既推动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又系统性维护了社会安定。以互联网为例，20世纪后期以来网络已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互联网给社会造成了多种复杂未知的影响，但社会安定有序的局面在此过程中并未遭到破坏，而是得到了长期保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一切都得益于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即党能够领导全社会妥善规范网络，治理新的社会问题，从而能够迎难而上开创辉煌。
（二）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实现治理蜕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已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那便是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谋求创新发展，由注重数量、规模和体量转向注重质量、效益和长远。这是创新的内在要求，亦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实践，正是全社会在党的统一领导布局之下谋求创新的全新历史进程，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总结的那样，“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在20世纪，诸多海外学者坚持认为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农业国无法发展出工业文明加速变化需要的“系统性的思维”。全面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实质上再次印证了海外学者在探讨中国语境之时的局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胜利实现创新发展，表明中国的治理现代化能够成功回应时代诉求，实现蜕变，这同时有力地证明了持续动态的开拓创新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专利。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主导下的国外社会科学学者尽管试图诠释多种文明的特点，但他们无法跳出自身的话语，始终认为以基督教为内核的所谓“现代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全部文明的共识基础。在这样的偏见下，他们认为发达的“商业及工业品输出”是欧美社会的专利，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逻辑，那便是与欧美社会治理语境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透视自身语境、掌握科学理论并把握时代机遇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属于自我的创新。面对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所取得的创新突破，国外社会科学无法给出真正有力的解释。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要“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思想传承上看，创新思维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拥有的科学理论武器。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阐释过创新概念，但在马克思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理念，一切人类文明的内在思维方式应随着具体实践的变化而做出改变。“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对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对科学技术变革的有力推进和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创新学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进行，中国社会能够在批判性吸收借鉴他国文明成果的同时推进自主创新并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正是中国的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性体现。
（三）以全面小康为标识兑现治理承诺
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为基础，党和国家日益关注改革民生问题并成功兑现了21世纪之初面向全体中国人民的治理承诺，即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实现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放眼人类文明进程，全面小康的实现具有空前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袤、人口众多且区域、城乡之间具有巨大差异性的东方大国而言，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势必面临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坚持认为社会福祉实现的保障在于所谓“共同的伦理”，即以欧美资本主义主导的话语为前提开展治理活动，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在改革进程中的切实提升和建党百年之际脱贫攻坚任务的胜利完成，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那便是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是契合本土语境、实现创新突破并将全部创新性成果造福广大民众的伟大进程。
从初步开启到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所惠及的是全体人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必须“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诚意，正在于与时俱进，实现经济的深度转型，并使各项惠及人民群众的治理举措能够真正得到落实。毫无疑问，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因素的相互交织使经济的转型充满挑战，亦使解决民生问题的治理实践任重而道远，充满了各种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但党领导改革的初心从未改变。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均认识到，全面小康的实现既有赖于财富的累积，又有赖于治理举措的公平合理与切实可行。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党和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有效弥补了民生问题短板，并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了全面小康，兑现了对广大人民的承诺。
全面小康的实现，不仅体现出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还体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着眼当下现实环境，推动思想文化的与时俱进，同样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质量文化产品的充分涌现、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的普遍形成，表明全体人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丰富，生活质量得以切实提升。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应构建并维护植根于自身语境的文化共识，此共识的逻辑并不在于资本主义话语主导的所谓“加尔文宗教”。相反，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本土治理实践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最终能够面向全球彰显出无可替代的魅力。
三 治理的话语逻辑：价值坚守与改革展望
放眼全球、扎根本土的改革，使中国的治理现代化逐步形成了以解放发展生产力、谋求创新发展从而惠及全体人民为内在逻辑的全新范式。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前阶段，治理现代化应建构并持续完善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即坚守改革的初心并面向动态变革的治理语境持续实现自我创新。从本质上看，治理现代化的话语属性正是改革出发点——人民性——的体现，并通过持续增进群众福祉以永葆此属性。
（一）增进群众福祉以永葆话语的人民性属性
守护人民的治理现代化实践，必然是持续不断增进群众福祉的进程。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依然是未完成的任务。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治理任务必然是长期性、反复性的。基于此，增进群众福祉应成为完善治理话语所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如果环顾全球的话那么不难发现，社会福利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20世纪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一些国外学者试图阐释福利国家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福利的意义在于平衡性功能的发挥，并强调所谓“卓有成效的势力均衡”，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民生问题的化解并不能用此种逻辑去衡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本质上说，保障和改善民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现代化的宗旨。从20世纪末期解决温饱问题到21世纪初期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在建党百年之际实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向人民成功兑现了改革承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改革因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开启。无论改革如何推进如何深化，其治理目标始终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全面小康的实现是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亦是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开始。因此，补齐民生短板的真正意义不是诸多海外学者理解的那样，即为了在功能性层面上解决所谓社会平衡问题，相反，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着眼点。
理解党和国家持续不断增进群众福祉的意义，能够使我们真正阐明中国的改革为何具有强大的内生性。为了守护属于人民的江山，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部署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汇集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使改革得以持续不断地深入进行，进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惠及全体人民的治理范式。坚守人民性的创新性治理举措，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独有的守正创新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既往经验表明，全社会深刻意识到，坚持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守正。在此前提下，一切的创造性突破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之相关的全部成就的取得亦得益于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与智慧成果。
（二）引领技术变革以丰富话语的时代内涵
持续增进群众福祉的改革之路，乃是基于动态变迁的治理语境不断开拓创新的进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中国社会应进一步完成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历史跨越，即引领技术变革应成为治理现代化的话语共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变革实质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遵循预先设定的结构或功能逻辑。数字智能变革和由此造成的多维立体影响再次证明，任何试图运用预设的理论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阐释各种治理类型的研究思路都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尽管历史社会学试图运用比较方法与历史叙事，探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治理举措，并试图阐明所谓“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然而一旦遵循预设而非实践逻辑，那么任何的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皆会受制于先验性的规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克服预设逻辑，把握多元、复杂和变化中的现实动向从而合理定位和驾驭技术成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现代化所具备的话语优势。回顾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开启于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能够及时赶上并适应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变革潮流，并运用此潮流推动自身经济的腾飞从而造福广大人民。从这一角度看，数十年的改革亦是技术赋能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放眼未来，全社会应始终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名言。在当前阶段，新兴技术成果应更全面、高效且深入地赋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治理实践。因此，推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推动高质量经济转型，将成为长期的治理议题，亦将成为推动治理话语与时俱进的契机。
在完善治理话语的过程中，全社会应深刻意识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改革的赋能，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转型变革，还体现在文化领域的传承与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反观国外，部分保守主义学者曾试图借鉴中国道家思想而后强调所谓自发性“文化演化”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自身语境和固有的预设性逻辑，他们的做法只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话语，却无法真正领悟中华文明的内核。面对数字智能变革下各种文化思潮的横流激荡，正确的治理路径在于筑牢文化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文化创新。与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一样，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同样应在文化领域定位和驾驭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并运用相关成果进一步推动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并进一步使全社会接受中华文化的宝贵滋养，甚至使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各国人民的新的文化消费选择。
（三）战胜风险挑战以提升话语的实践效能
探讨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是为改革总结出传承历史、立足当下和着眼未来的思想财富。科学话语的形成源自实践，亦将不断接受实践的考验，从而指引全社会战胜风险挑战，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话语的实践效能。在当下，随着经济转型的日趋深入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进行，全社会将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防范和抵御风险将成为常态化的治理议程。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回顾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是在稳定的内部环境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以安定的环境为基础，中国的改革得以持续取得辉煌成就，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并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最终获益者，但安定的环境本身不是先天的、固有的和恒定的，而是全社会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同心协力、共同维护的结果。
放眼全球，抵御风险事实上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数百年间欧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加速拓展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亦在全球范围内酝酿了诸多不确定因素。20世纪后期，有学者曾阐释风险社会这一概念，表示风险社会将成为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之后的全新社会形态。他们认为由于风险因素的激增，“碎片化样态”将取代全部的整体性规范。实质上，风险并非独立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抽象概念，而是内生于这一进程中的具体化现象。此外，中国改革的既往实践经验表明，在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碎片化的各行其是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统一部署与灵活调整相结合才是正确的治理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历史社会学学者同样关注中国何以实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理论模型使他们无法把握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脉联系，进而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在党的领导下全域联动、共御风险进而系统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多年以来，虽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遇到新的社会问题，然而改革能够直面风险挑战、披荆斩棘并取得空前辉煌的成就，这证明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风险防范智慧。风险的长期存在和持续演化，既意味着具体的政策举措应随着治理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改变，又意味着全社会确立起通力合作的治理共识。在党领导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各部门之间是有机统一、迈向共同目标的共同协作关系。各级党组织领导责任的贯彻与全社会的立体高效联动，应成为风险防范的经验所在。基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将是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借助科技赋能的更为立体高效、多维联动和即时动态的风险防范实践，这一实践将推进治理话语的进一步成熟，也将见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新辉煌。
四 结 语
从开启到全面深化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孕育出中国独有的治理现代化之路。面对改革至今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海外以历史社会学学者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始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视为重要的诠释对象，相关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已逐步成为显学。海外历史社会学学者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认为中国的强大国家政权力量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奥秘，但是他们没有理解中国独有的治理语境、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与人民至上的思想意蕴，从而无法透视中国的治理逻辑。立足改革成就，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思考改革的治理范式与科学话语，事实上是要在同全球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批判性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真正内生于本土、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叙事。如何领悟“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领导的多维逻辑”，建构起中国的改革叙事，为全球治理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范式的新视角，这可以成为未来研究深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