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战，男，博士，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才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学。李宇婧，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学。
【摘 要】区域国别学被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后，推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学界核心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并不断丰富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发展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观察当代南南合作与国际关系演进的典型样本，也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实践提供了重要抓手。论文立足区域国别学交叉研究视角，结合学科发展语境与时代背景，探析该理念的核心内涵与实践逻辑，研究表明，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区域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示范，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与“真实亲诚”对非政策在新时代的集中彰显。其当代价值兼具理论建构、世界意义与学科价值，不仅为理解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关系提供新分析视角，更可为区域国别学在实践中提炼原创概念、推动理论创新提供重要支撑，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与学理启示。
【关 键 词】 中非关系；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南南合作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共同困境中愈发凸显其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世界格局演变的战略回应，也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贡献。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以来，这一理念不断深化与拓展，并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被进一步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也为世界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供了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正在迎来以区域国别学为代表的学科建设新契机。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等部门相继出台政策，将区域国别学确立为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对外工作的重要学科方向，要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区域国别学强调在全球动荡与区域差异化发展的背景下，以具体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对象，整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视角，为国家外交战略和国际治理参与提供系统性学术支撑。在这一意义上，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仅是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大议题，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时代课题的双重价值。
因此，本文将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其理论意义进行系统梳理。文章首先结合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语境，讨论该理念提出的现实基础与学科问题；随后分析其在中非合作实践中的具体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对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示。通过这一分析，本文旨在说明，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对非关系的重要理念表达，也为区域国别学在实践经验中推进理论更新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01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在当前全球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进，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人类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主席敏锐地捕捉并高度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新变化，进而深入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面对当下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史无前例的风险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成为新时期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时代背景。
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视域看，这一时代语境本身也为学科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区域国别学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型交叉学科，强调从具体区域与国家的历史背景、现实问题与发展路径出发，分析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全球之变”的宏大叙事下，区域国别学通过区域性和国别性的细致研究，能够为摆脱全球化困境和推动国际治理变革提供基础性知识支撑。中非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典型案例：它不仅涉及宏观的战略设计，也依赖于对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多维度的细致研究。这种“从区域入手、回应全球问题”的学术路径，正是区域国别学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非关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时代特征。自建交以来，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理念之后，中非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携手同行，共同捍卫各自国家的正当权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非洲国家始终相互支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外部干涉，彰显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定决心。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国别学能够通过制度性研究与实证性观察，为中非关系的演进提供学理解读，并为国家对非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智力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中非合作的成就尤为突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还是科技创新方面，中国都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助力非洲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这种合作不仅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也为中非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国别学研究通过关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制度适应、文化认同与社会反馈，能够揭示合作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为学界和政策界提供更加全面的解释框架。
此外，面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中非双方始终相互扶持，共克时艰，进一步凸显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从区域国别学角度看，疫情防控中的中非合作不仅是公共卫生治理的案例，更是跨区域、跨制度经验交流的生动体现。学科建设在这里不仅回应了现实问题，也推动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拓展。
经过近70年的共同努力，中非关系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这种关系既是中非传统友谊的延续，更是在新时代全球格局深刻变化中的制度性创新。中非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不仅符合双方人民的利益诉求，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典范。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这一案例既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2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非洲方向的集中体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示范。从区域国别学研究视角看，中非命运共同体并非单一外交理念的延伸，而是集战略目标、价值框架、实践路径与政策原则于一体的系统性建构，其科学内涵可从四个相互支撑的维度予以系统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目标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其奠定逻辑框架，“一带一路”倡议为其搭建实践平台，“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为其确立原则导向。四大维度彼此衔接、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核与实践逻辑，也为区域国别学视野下解读中非关系、提炼自主知识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这一外交策略不仅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战略部署，更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也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引。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中国具备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中非关系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实现中国梦和构建有利外部条件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拥有相同目标的“中国梦”和“非洲梦”，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层面，我们需着重关注“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核心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曾经历殖民主义和独立后的艰难岁月，目前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有着共同的渴望。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关。中国人民愿意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非洲各国人民也怀抱着实现非洲发展的美好愿望，积极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朝着2063年议程的目标前进。中非双方的奋斗目标高度相似，战略发展高度契合，合作互有需要、互有优势，合作共赢的前景广阔，“中国梦”与“非洲梦”互补共进，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想追求。
第二，创建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目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国际大局，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为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上，更在于积极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坚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这一观点与非洲国家的普遍诉求相契合。非洲大陆面临经济发展滞后、区域冲突频发等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前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非双方拥有相似的历史境遇、相似的发展阶段、共同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同的政治诉求，中非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中非双方携手并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共同塑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既是中非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目的。
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要求，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我国对外工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中，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坚定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均应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中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尤其关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声的平台，以确保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与此同时，中国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充分尊重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进行对话协商，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引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携手前行。历史上，是非洲国家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现如今，中国通过无附加条件的援助，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选项。相较于西方国家附带条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更加贴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益，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逻辑框架，而且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深化中非关系、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总体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非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价值导向和行动指南，塑造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原则和长远取向。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行示范。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榜样示范作用下，这一理念将逐步推广至其他地区，最终惠及全人类。在地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如对话协商、持久和平、共建共享、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等。这些原则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逻辑框架。
第一，对话协商与持久和平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建立对话协商的伙伴关系，维护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这也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与国之间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通过结伴而非结盟的方式来构建伙伴关系。各国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大国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对待小国，避免霸权行为，共同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不仅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和零和博弈思想的有力驳斥，也有力引领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和平不仅是中非双方的共同追求，也是双方共同肩负的责任。对于长期受到西方大国影响的中非双方来说，这一新的行动纲领有助于构建更公正、公平、合理的新国际秩序。在这一纲领的指引下，中非双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切实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和非洲均坚定支持提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双方，在国际治理架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立场旨在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和尊重。这为中非双方共同构建一个责任共担、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政治前提。
第二，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实现普遍安全的世界为目标，这构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保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全面、综合的视角，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威胁，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全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他还呼吁，各国应共同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及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的支持和援助，以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非洲的安全问题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对全球的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进而影响着中非合作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中非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非洲的安全与发展是中非共同利益的体现，也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挑战。鉴于此，中非在安全和卫生健康方面进行了大量合作，中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维和任务及军事培训等方式，深化了中非安全合作，并通过向非洲提供医疗队和疫苗，增强了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信心和动力。中非双方始终坚持共建共享、普遍安全的原则，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第三，寻求共赢发展的前景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经济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合作共赢的发展前景，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这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战略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建设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战略指导。习近平主席主张发展是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应该积极促进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且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为全球各国创造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这一倡议旨在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使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全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在面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增长的背景下，实现共赢发展是中非合作的核心目标。中非经贸合作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繁荣的典范。在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理念的指引下，中非经贸合作正迈向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15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的“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双方合作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技术输出大幅增长，为非洲33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零关税待遇，并在非洲设立了超过3500家企业，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通过加强合作与交流，中非不仅能实现共同繁荣，还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第四，文化交流与互信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情感支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是不可或缺的，其目标在于构建一个开放且包容的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深刻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中国与非洲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不仅拉近了人民的心，也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情感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非双方在文化交流、媒体互动、科技创新、智库合作以及青年和妇女交流等多个领域均实现了全面而深入的拓展，截至2020年12月，签署了346个双边文化协定，组织艺术团体互访，并实施了多项民间交流项目，如中非民间友好行动和中非未来领袖对话，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这些深入的人文交流有效地加强了中非双方民众之间的情感纽带，为中非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文明互鉴，不仅增进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还为双方全方位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三）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倡议提出以来，这一平台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还加强了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维度的交流与合作，为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元的实践形式。
“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国家中得到了广泛而积极的响应，非洲地区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参与方之一，展现出极高的合作热情。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已正式签署了关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文件。十几年来，中非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实现了高质量的互联互通，奏响了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的交响乐，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从多个层面促进了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经济合作桥梁。
第一，基础设施“硬联通”为中非经济发展提供硬件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核心，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作为该倡议的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还有效解决了其关键发展瓶颈。通过进行优质、可持续、经济实惠且包容性强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能够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更有效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及价值链网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阿卡铁路、本格拉铁路等一系列重大项目，有力推动了非洲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蒙内铁路为例，这条全长472公里的标准轨距铁路，作为一条重要的交通动脉，将东非地区最大的港口蒙巴萨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紧密相连。该项目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制造和管理，建设期间创造了约4.6万个工作岗位，完成后使肯尼亚物流成本降低了40%。自倡议提出十年多以来，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的合同额显著增长，总额已超7000亿美元，并且成功实现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实际营业额。铁路建设里程已超过1万千米，公路里程接近10万千米，桥梁建设了近千座，港口项目近百个。此外，网络服务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其覆盖范围已接近７亿用户终端，为中非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规模和深远影响，为非洲经济发展与外界联通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有力推动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第二，规则标准的联通对于为中非经济融入全球体系、实现与世界接轨提供至关重要的制度保障。这种“软联通”不仅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桥梁与纽带，更是推动双方合作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的关键因素。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不仅加强了中非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还为非洲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非双方致力于加强规则标准的对接与互认。中国坚定支持企业运用尖端装备、领先技术、国际化标准以及优质服务等综合优势，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基础设施的改进与建设，促进规则标准的深度互联互通。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双方自上而下推行政策协调、规则调整和标准对接。双方共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标准的对接、交通行业技术与管理人员职业资格的互认，并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制定中加强协作，以实现互利共赢的“软联通”。此外，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中，中非双方计划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深入研究并促进绿色与可持续性标准的协调与互认。这一策略将着重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效能，增进在环保技术创新、节能型建筑及设施领域的协作，共同推动中非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取得新进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强化“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的软联通，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进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民心相通与人文交流，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情感桥梁。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人文基础，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通过教育、旅游、语言、艺术等领域的互动，人文交流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中非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友好传统，使得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感。这种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相互认同与彼此信赖，构筑了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根基。习近平主席强调：“只有双方人民热情参与，中非友谊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近年来，中非在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使得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中国已在多个非洲国家设立了文化中心，支持当地教育发展，提供奖学金，并设立孔子学院和中文专业，促进语言文化的深入交流。自2011年以来，中非举办多种民间和青年论坛，深化新闻、旅游等领域合作，并建立鲁班工坊，共享职业教育资源，培养“一带一路”实用人才。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归宿，人文交流是中非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了双方的相互理解，巩固了传统友谊，并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情感支持。
（四）真实亲诚理念是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导向
2013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非洲时，提出了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中国对待非洲朋友，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讲一个‘诚’字。”中国以行践言、一诺千金，真实亲诚理念成为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导向。
真实亲诚理念提出十多年间，中国始终坚守这一核心理念，与非洲伙伴携手并进，从中非友好合作的精神中汲取精髓，在团结合作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地前行。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中非坚守道义原则，共同应对挑战，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共同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迈入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全新阶段。真实亲诚理念成为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情感依托，贯穿于中非交往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真”是中国对待非洲可靠朋友和忠诚伙伴的原则。中国对待非洲朋友的真诚态度表现在多个维度。中国始终追求真诚的对话，不隐藏真实意图，确保与非洲国家的所有外交与经济交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避免虚假和欺骗。中国一贯秉持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原则，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立场。中国深信，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非洲的发展道路应由非洲人自己决定，并始终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中国致力于满足当地民众的切实需求，提供实质性帮助以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的援助始终秉承非政治化、平等和尊重的原则，始终从非洲国家的角度出发，确保其在发展道路上享有自主选择权，免受外部干涉。中国的对非援助聚焦于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涵盖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路、桥梁、铁路和电站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不仅切实提高了受援国的生活水平和自主发展能力，还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人权发展的重视和真诚友好的实际行动。这一做法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赞誉。
第二，在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实”彰显了中非合作所取得的切实成果。中国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中非合作，为非洲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中非合作项目显著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不仅为非洲国家产业升级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拓宽了贸易渠道，使非洲国家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承建的铁路、机场、港口、水电站等项目遍布非洲，为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此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已超越基础设施领域，涵盖农业、教育和科技等多元化领域。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非洲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多个合作项目均稳步推进，成果显著。菌草技术项目和杂交水稻减贫示范村项目在非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推动了减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中国积极支持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深化了中非之间的人才培养与科研教学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中国不仅为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在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亲”体现了中非之间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中国始终将民心相亲作为中非交往与合作的核心，积极搭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涵盖文明对话、政党间的深入交流，以及广泛的民间外交活动等多个层面，以推动中非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中国以真情实意的态度，为非洲国家办实事、做好事，急人所急，以心比心，拉近了中非人民之间的距离。
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与中非青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年轻一代打造了一个宽广的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舞台。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针对非洲的“八大行动”计划，其中特别强调了促进青年交流的重要性。这一计划包含了培养青年农业科研精英和农民致富典范、为非洲青年提供多元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建立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以及邀请数千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等多项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青年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中国为非洲青年实现梦想提供了坚实支持，使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中非友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
卫生健康合作也是中非友好的重要体现。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中非医疗合作不断深化。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向17个非洲国家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或短期抗疫医疗队，并指导长期派驻在40多个非洲国家的援外医疗队，共同构筑保护当地民众生命健康的防线，为中非友好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四，在携手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诚”是至关重要的支柱。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深化与拓展，合作过程中出现挑战与问题亦属正常，中国始终以“诚”应对合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中非两国均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需要不断更新对彼此的认识。中国始终以坦诚的态度面对中非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诚信精神对于解决合作难题、推动中非关系健康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面对中非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中国通过实际行动积极净化关系环境，促进非洲国家的联合自强以及和平发展。中国一贯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合作原则，在非洲的存在与发展不排斥任何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中国无意挑战他国在非洲的地位，而是致力于通过合作共促非洲的繁荣稳定。中国期望中非关系及其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均能持续深化。正是中国的诚信态度，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广泛认同。根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高达70%的非洲受访者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有正面评价，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欧洲受访者的41%和世界整体的平均水平55%。这种以“诚”为本的合作原则，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支撑。
03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脱胎于中非长期友好交往的外交实践，源自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非关系，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时代之问的深入思考与解答。它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在区域层面的实践典范，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创新的重要成果。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更为学科建设与知识体系自主建构提供了宝贵资源。
(一)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中国外交哲学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深度融合的产物，展现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前瞻性思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现实外交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外交哲学的深化发展，并基于此，逐步构建和完善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毛泽东国际主义外交思想的新延续与新发展。毛泽东国际主义外交思想，强调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并坚定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殖民扩张。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 “和平合作、发展共赢” 的国际交往原则与这一思想高度契合，彰显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新时期的历史实践中，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推动构建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广泛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持续推动中非关系的全面深化。这一理念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亚非拉国家广泛援助和支持的优良传统，更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此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特别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理念紧密相通。鉴于此，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传承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更在实践中发展出新的内涵，为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的标杆，展现了中国在中非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邓小平外交思想一脉相承。1982年，邓小平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会晤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大基本要点，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这些原则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几十年互帮互助的友谊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中非双方捍卫公平正义、坚定相互支持、维护共同权益的立场。这不仅是对邓小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理念的新诠释，更是对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的深刻洞察。此外，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国际主义义务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范围内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以及他们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这既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也是我们的坚定立场。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承继了这一立场，而且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对非洲国家及全球事务的深度参与和积极贡献。该理念强调中非双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体现了中国对国际主义义务思想的当代探索，展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用和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深远影响。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发展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深刻体现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理念与战略思考。这一理念不仅凝聚了中国当代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义，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集中展现，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旗帜。在习近平主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下，结合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实践，中非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自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体” 概念，至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进一步提出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在中非合作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指导中非合作稳步前行。当前，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与影响已超越双边与区域范畴，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型示范。它从中非合作的视角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了宝贵经验，树立了榜样。通过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得以进一步细化和实化，实现了理论的落地生根，有力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发展。
(二)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动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范例
在区域国别学被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之后，学界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逐渐由学科合法性的论证，转向对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内在逻辑的反思。不同于依托稳定研究对象与既有理论范式的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以具体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场域，其研究问题往往嵌入特定历史进程与文明结构之中。因此，这一学科的发展不仅涉及研究对象的拓展，也关系到解释框架与理论来源的重构，并最终指向在多样化区域经验基础上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然而，在既有研究实践中，上述目标的实现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张力。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在方法与概念层面较多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大多形成于特定历史经验与制度环境，其解释边界并不具有天然的普遍性。当相关框架被直接移用于不同区域时，复杂多样的社会经验往往被纳入既定概念之中，研究对象更多成为既有理论的材料，而难以反向推动理论本身的修正与发展。随着中国与 “全球南方” 国家交往的持续深化，这一问题逐渐显现，也促使学界重新审视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非洲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这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既有研究多从外部视角理解非洲发展，将其置于国际体系中的被动位置，因此难以解释近年来不断扩展的南南合作实践。与此同时，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合作框架的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互动持续深化，区域国别学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学界逐渐认识到，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整合多学科方法，也需要在具体区域经验与中国对外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概括，使研究能够在学术解释与现实问题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从理论层面看，既有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许多解释框架长期以权力竞争或体系结构为核心。例如，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霸权稳定理论关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等级，而文明冲突论则从文化差异角度解释国际关系。这些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在面对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深化的合作关系时，其分析框架逐渐显现出局限。在中非关系研究中，如果仍主要从资源竞争或地缘政治逻辑出发，往往难以充分呈现合作关系中所包含的发展动力与制度创新。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与理论资源。作为中国对非合作实践的重要概念表达，该理念在长期互动经验基础上形成，其核心强调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与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在概念层面，“真实亲诚”“正确义利观”“共商共建共享” 等原则为理解国家关系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的解释路径，使研究视角从竞争逻辑转向关系结构与合作机制。2024 年提出的 “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概念进一步从政治、经济、人文、安全与发展等多个维度对这一理念进行了系统化表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中非关系的概括，更在于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一种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的可能路径。围绕中非合作机制、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互动展开的研究，使学术讨论能够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与解释框架，从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逐步摆脱单一理论来源的依赖。同时，中非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合作与社会发展等领域形成的广泛互动，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通过对这些实践经验的系统分析，区域国别学得以在理论探索与现实问题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联系，并在持续的经验积累中推动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
04结 语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源于中非双方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需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崭新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中愈加凸显其战略价值。这一理念既是新时代我国对非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的先进典范。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创新，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深化了中非关系，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 “全球南方” 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制度化与战略化发展，也为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案例和理论资源。区域国别学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交叉学科，强调以具体区域和国家为研究对象，整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元视角，以知识生产支撑外交战略与国际治理参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正是这一学科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既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也推动了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
因此，中非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其出场语境、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非关系的学理理解，也能够推动区域国别学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学术创新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不断前行。未来，随着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深化与拓展，区域国别学将在总结实践经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增强全球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