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分析大众文艺和新大众文艺的特点，描述并总结中共领导下的现代左翼文艺、文艺大众化和革命的大众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突出延安文艺的典范作用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大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述当代文艺的进程，特别是从新时期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飞跃性发展，全社会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激励与保障。尤其是重温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新质生产力和“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开拓认知和阐释新大众文艺的新视野。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大众文艺是对人的主体性、大众主体性的彰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创新形态和崭新生态。
关 键 词：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 文艺大众化 文艺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有关“新大众文艺”的探讨已经成为近年来文艺批评聚焦的新场域。作为文艺创作的新形态且形成明显新动向的新大众文艺，更早就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2024年5月，《延河》杂志推出“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论坛”等栏目，从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对于新大众文艺予以关注和支持。同年7月，《延河》杂志发表“《延河》编辑部”署名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指出互联网新传媒技术造就了“一个文艺的分众化和群像时代”，催生出创造新大众文艺的“一群无名英雄”。该文对新大众文艺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新的时代，巨变的生活，为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题材、内容和可能性。”“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文艺新浪潮！”由此，[1]对于“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探讨，逐渐产生了广泛反响，迄今仍在持续。
从创作现象看，非职业、非专业的普通人因为文艺创作、文学写作而引发关注、形成聚焦现象，此前和近年都有出现，比如打工文学、素人写作等。[2]相比而言，新大众文艺的广泛性、全社会性表现得更充分、更鲜明，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认知和探讨，也更加充分重视新媒介技术支持的重要性，更加深入联系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更加具体针对当代文艺生态和文艺制度的特殊性。概言之，新大众文艺所体现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更具有深入挖掘利用的价值。
新大众文艺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强调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表征了网络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崭新发展特点，突出了以全民文化素质提升为标志的时代进步性，对于其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寄予厚望。显而易见，新大众文艺问题溢出了一般文艺范畴，指向中国文艺的根本性质和内涵问题，既深刻关系到最为基本的文艺观念的核心认知，也直接影响到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实际形态和发展导向。本文在学术界讨论近况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中国语境和历史经验的引导，主要以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及文学生态的宏观新变为中心，尝试探讨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形态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崭新生态。
一 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艺和新大众文艺
相对于特指的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属于左翼文艺、红色文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范畴的大众文艺及其潮流和运动，广义的大众文艺显然拥有自身的特点。这可以在与通俗文艺的比较中凸显出来。这就是大众文艺的现代性特征，与之相对，通俗文艺主要体现的是传统性特征。
现代性和传统性并非文艺高下区分的绝对标准，两者也非截然分离或对立，但却是文艺生产特征、面向及包容度的重要分野。大众文艺的现代性取决于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工业技术获得进步后改变了文艺生产方式、提升了文艺生产效能的市场化商品。一般将大众文艺视为文化工业的产物，在生产关系意义上，大众文艺显然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但并不能因此将大众文艺的属性就视同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文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伴而生，两者的属性必然体现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大众文艺之中。换言之，大众文艺有着内涵或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构成，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矛盾性、对立性以及制约矛盾、对立的协调与平衡的力量。政治性乃至阶级性的歧异、分立与对峙是大众文艺现代性特征构成中的核心存在。因此，大众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常态化地外溢出自身的鲜明张力，包括意识形态的张力。这种张力往往赋予了大众文艺的传播价值取向和市场价值地位，它可以相对自如地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大众文艺生长、发育的土壤条件及市场推广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它的都市化存在形态，由此，普适性的大众消费刚需与时尚化的高端奢侈享受都能成为大众文艺的市场取向及利益所在。它们之间有鸿沟，也有内在的默契和趋同。否则，为什么会有屡禁不绝的盗版或高仿品呢？一线当红艺人的演唱会门票价格高过一个打工人的月薪，但从包厢到后排座总是一票难求。这就是大众文艺的真相，同质性的趋同中隐藏着尖锐的层级距离乃至对立，但又都被消费表象所遮蔽。大众文艺提供了一种群众狂欢的场景，但不能掩盖文化侵蚀、文化对峙乃至文化战争的政治性实质。简言之，大众文艺中深藏着的尖锐政治性总是被日常生活样态所包裹。由此可以说，大众文艺的基石依托于技术手段的支持，大众文艺的试金石就是生活性需求的市场交易。技术手段可以改变或决定大众文艺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进而决定大众文艺的流通方式及市场前景（包括产品身价），由此可见大众文艺在意义阐释上所具有的广阔性。[3]
相比之下，通俗文艺更为易解。通俗文艺生产的基本特点，是主要面向社会普通人群的市场。通俗文艺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审美方式基本趋向于传统社会价值观，且价值判断相对明了和单一。通俗文艺更多适应和满足日常生活的文化娱乐消费，也无碍于寓教于乐的教化宣传，但并不以追求深广度的多元价值拓展为主要目标。从市场定价上看，通俗文艺身价不高，姿态亲民，并不刻意角逐时尚，或可一时流行，但不能持久成为文化市场的前沿引领。这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城市和都市文艺的主流、风向引领者，大多不会是通俗文艺，通俗文艺不可能长期占据前沿要津。大众文艺的审美生产实践可以包容或直接化身为先锋文艺，通俗文艺则很难有此身份功能。两者的主要面向诉求及包容度差距相当明显。
在中国现代文艺的语境中，这种分属描述和身份功能区分并没有贬低通俗文艺、抬升大众文艺的用意，也绝非要将两者对立化。从文艺满足人民大众的根本需求上说，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显然具有交叉重叠的部分及功能，适配的是具有时代特性的不同的需求层次和需求面向。两者的价值实现路径和方式同中有异，并无彼此取代的理由。这就像流行音乐和西洋歌剧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是人民大众的文艺权利的体现。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到社会结构中文艺和文化领导权的体现。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大众的文艺和文化需求随之提升、拓展，这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和文艺权利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必须要在文化和文艺的权利上赋予人民大众更多的福祉和利益，这才能体现社会文明的真正进步，才能体现生产关系道德水平的提升，才能体现文艺和文化发展的价值伦理。这也是不同阶段的中国进步文艺、革命文艺、新时代文艺的基本价值观的立场体现。即便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不仅是理论认知上的根本立场或态度策略问题，实质上也是在实践中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文艺价值观、如何关怀并体现人民大众文艺权利的方法论问题，并将之表述为工农兵文艺的“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即第一位的立场问题。以此为前提，才能正确、有效地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具体策略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立场一以贯之。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4]
从传统社会、前工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的发展，伴随的是大众文艺的生产方式及市场机制对于整个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全面贡献。理解大众文艺不同于通俗文艺的生产特质和价值新质，不是对于后者的贬低或否定，而是对于两者关系及各自地位的切实认知和合理把握。只有理解大众文艺不同于通俗文艺的生产特质和价值新质，才能理解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性内涵。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对于人民大众的文艺和文化需求予以更为充分的满足及所体现出的新形态和新生态，其实质体现就是人民大众充分显示出了掌握文艺创造的权利意志及其主动性。
技术条件是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基本坐标与参照。世纪之交以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及其对于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无差别渗透与覆盖，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先进生产力标志，并且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标志。这一观点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中获得理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两者的互动辩证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依托于工业社会技术条件的大众文艺，在网络社会所获得的技术支撑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得以孕育和成长的时代技术条件。
新大众文艺当然不是以往大众文艺的自然推进或纯技术的提升。文艺有其价值观的生产引导，文艺生产有特定社会的权利分配标准和取向，绝不只是单纯的市场商品生产行为。这并不是否认文艺的商品性。归根结底，文艺不失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技术条件是对于内容的一种加持或影响。讨论新时代新大众文艺问题，必须同时兼顾技术因素和内容生产两方面及其相互间的作用。
相对于以往的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了大众对于文艺权利的分享和共享，同时也扩展和提高了大众对于文艺市场的影响力。同时，网络技术条件对于大众权利的保障，也传导、影响甚至制约了内容生产。新大众文艺的技术门槛、生产方式、传播市场及受益人群，明显倾向于一般大众的利益和立场。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使得文艺生产者就是文艺权利的第一受益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技术保障和制度规范，促使文艺权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文艺生产大众对于文艺权利的主动和首先获取，而不是被他者赋予权利，这是新大众文艺在文艺权利分配机制上的时代新变和历史性进步，从中能够看出新大众文艺在技术权利和政治权利上的双赢特征。
只有这种权利双赢才使中国当代文艺真正走出了现代启蒙的历史阶段，人民大众不再是百年来启蒙教化的主要对象和接受者，同时也就不再有知识和文化的“上层”与“贵族”。“闰土”眼里还有“老爷”，多方面受制于阶层固化，“水生”却可以变身为“网络大V”、流量明星、头部主播。通过董宇辉及其“与辉同行”直播等现象，不难发现，“民间达人”可以拆除技术的蔽障，凭借全方位的亲民情绪价值，建立实际的利益共同体，直抵现代生活的权利核心和知识传播的前沿，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精英典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阶层跨越。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使得知识和文化的权利形式自由下沉到了“开放存取”[5]的状态。这是新大众文艺得到技术权利加持而获得价值地位崛起的基本原因：知识和文化不再“加密”，也不再具有阶层专属的特权，获取权利的通道上已经清除了“绊脚的门槛”，全面敞开了宽入口、多路径、自由选择赛道的网络世界。大众平民可以和传统专业人士、文化精英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文艺和文化领域已经不再有特权阶层。权利的结构性重组和平等自由发展，催生、推动了价值标准的重建，形成、建立了契合中国语境的当代文艺新形态和新生态。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具有文化机制革新意义的人民文艺制度实践。
概言之，技术权利、内容生产权利、意识形态权利和价值标准权利，造就了新大众文艺的权利结构体系及地位。技术权利的充分有效掌控，让新大众文艺在内容生产、意识形态及价值标准上拥有强势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全面塑造了文艺生产及市场主导的时代气象。不仅如此，中国语境的特殊性和深刻性，还在于纯技术的观点不足以充分解释和支持新大众文艺的宏观现实意义和价值。技术权利的实现必须有社会道德的辅助，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国家权利制度的保障。传统的分析框架，主要着眼上层建筑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从权利制度上看，中国当代文艺具有明确的政治规范性和国家利益刚性设计。在文艺的基本生态构成中，文艺生产资源、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流通市场、评价系统、社会推广等，国家权利的支配性影响始终居于主导、主流地位，并且拥有终极裁定权。也就是说，国家权利承担了中国文艺机制运转的制度保障责任。在此意义上，可以将中国当代文艺的制度特征名之为国家文艺、国家文学[6]。这是当代中国语境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文艺政治性的底层逻辑。
制度设计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保障和推动了中国当代大众文艺以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包括新大众文艺在内的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主流价值观，一直处在国家政治视野的阶段性调适及表述中，从以工农兵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当代文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所以，技术上的权利制度设计，目的同样系于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导向的保障。新大众文艺的新形态和新生态当然离不开国家权利制度及主流价值观的形塑。换言之，应该在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实践中充分检验作为历史资源的革命大众文艺的丰富经验，形成新时代中国文艺的独特理论成果。
二 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历史经验
虽然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自觉命题与现象描述，但在历史脉络上，革命的大众文艺源远流长。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艺的发端，经无产阶级文艺、延安文艺运动的孕育与助产，一直到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文艺的现实进程，革命大众文艺贯穿着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精神。新大众文艺是中国现当代文艺主流发展的高峰体现。
如果说近现代印刷业和报刊传媒的技术进步与商业发展助推了大众文学、大众文艺的快速成长，那么，五四新文学、新文艺的现代价值观同样是在技术条件的支撑下获得了启蒙思想的内涵提升和白话文学革命的成功。就此而言，新大众文艺拥有超过百年的胚胎和发育的历史。20世纪初的《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既是新文学的诞生媒体，也是现代大众文艺兴起和生长的文化产业平台。技术是加速器，商业是润滑剂，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及文明进步的思想价值取向，更是新文学、大众文艺的内容基础和精神生命——由此才根本性地区别了新文学、现代大众文艺与传统文学的截然不同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系统。新文学和现代大众文艺其实是同一种历史身份的两种不同称谓，前者侧重于文体文类及价值观念之新，后者更多着眼于生产机制的新技术特征。两者的作品形态和宏观生态，特别是价值系统，完全趋向于共同的标准。
就新文学或大众文艺的创造及表现形态来看，最直观的分析就是作者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层次明显趋向于平民化，准确来说，是趋向于平民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传统士大夫和文类等级制被彻底颠覆，最显著的例证就是鄙视白话俗语作品的观念不再成立。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文艺生产观念成为主角和主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7]宣告的是新文学，也是现代大众文艺在中国的革命性登场。只是“三大主义”文学、启蒙文艺和现代大众文艺的作者主体构成，仍然还是专业文化门槛很高的职业知识分子；文艺生产的权利、文艺评价的权威，甚至文艺消费的绝大多数人群，主要还是限于专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阶层，包括稍后的左翼文艺作者，仍以专业出身或拥有文化身份的知识分子职业作者居多。就此而言，可以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勃然而兴并持续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动因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文艺大众化”对于文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强调，既是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更是实现文艺权利主体归属目的的社会运动和思想实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大众文艺的生产机制趋向成熟，并且“文艺大众化”推动形成了大众文艺生产中的政治独特性，即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核心地位。在现代政党政治意义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就是作者个体的政治有机组织形式。相比于左联的政治组织形式，“文艺大众化”的主要取向是重构文艺权利的社会运动。作者属性关联、体现、决定的是价值导向和权利归属。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视野里，文艺权利当然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因此，“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真正落地只能是在延安文艺时期中共政权领导下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的首要问题即作者的立场问题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显现了出来。工农兵文艺及工农兵作家的出现，标志着革命大众文艺的价值呈现首次占据主场，并开始自觉、鲜明地区别于新文学、启蒙文艺的知识分子主体的大众文艺。
相应地，启蒙文艺和现代大众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同时趋向平民化。以“平民文学”为标志和代表的“人的文学”，成为现代文艺人物形象创造的主流。生活中的普通大众，普通大众的生活，包括社会底层人物，成为文艺创造的聚焦对象。鲁迅的小说人物尤其堪称现代大众文艺人物创造转型的突出典范，他创造了一批处在社会底层，被压迫、被歧视和被伤害的人物形象，除闰土、爱姑、祥林嫂外，即便是传统下层士人形象如孔乙己、疯癫中的“狂人”和“疯子”等，也都是被现实社会剥夺了文化权利和生活权利的边缘人物。作为“国民性”人物典型的阿Q，同时就是一个十足典型的乡村无产者和失地雇农形象，他是包容并超越了任何一种人物类型范畴的底层人物，鲁迅小说创造出一个倾向鲜明、包容丰富的现代大众文艺的人物形象世界。广而言之，通过创造大众化人物形象，中国新文学开启了现代大众文艺生产的先河。
由此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以及随后展开的抗战文艺、延安文艺等，在大众文艺的历史脉流中，共同构成了现代启蒙文化运动中的早期大众文艺的赓续、提升与光大。现代大众文艺的核心理念、价值诉求或者意识形态取向，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社会大众、平民劳动者在文艺生产链中的权利地位，他们需要越过知识的壁垒，分享和掌控文艺的权利，成为文艺的主人。现代大众文艺倡导的具体诉求，一方面是敦促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则是推行文化教育的普及，提升大众的知识水平，赋予并认可大众的文艺创造权利——包括普罗大众创造普罗文艺。因此，大众文艺的生长既需要社会文化资源的援助，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和社会政治革命。文艺生产的权利、传播和市场的权利、文艺评价的权利等，都需要大众文艺的权利制度设计及社会条件保障。如1936年《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征集、编选与出版，普通民众就是重要的目标作者，“这次征文活动尝试让民众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建构进‘中国’的图景中”，开启了全面抗战时期“人民”作为叙述主体，生成完整的中国叙事的序章。[8]
每一次大众文艺运动总有特定的政治驱动力，普遍性的实现路径都是文艺权利的阶层下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规模相对有限，但意义重大，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后思想舆论话语权的转向引导，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得以大规模向社会发声与传播，其影响力早已溢出文艺领域。抗战文艺、延安文艺的历史条件比较特殊，但因为得到了宏观形势的有力支持，大众文艺的潮流进一步获得了强势发展的时机，既有广泛的全面推进，还形成了高度成熟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实践成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理论，同时产生了文艺政治外溢的现实作用，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外部传播。
必须进一步深刻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这是延安文艺和革命大众文艺实践经验的凝练与结晶。在中国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中，可以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大众化”、革命的大众文艺运动的理论总结与系统表述。延安整风及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之所以要聚焦和解决文艺政治的根本立场问题，目的是要在五四启蒙文艺以来的现代文艺发展中，明确中国文艺的领导权和价值导向，确立中国文艺的现实使命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诞生和发展经历，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革命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在特定政治环境中交织融汇，相互激荡，经受了完整的思想政治洗礼，最终实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投身中国革命现实、实践“文艺大众化”和工农兵文艺方向的转型。[9]著名的“赵树理方向”[10]更是在延安文艺路线塑造的工农兵文艺和大众文艺生产的新生态中提炼出的现实典范和标识性概念。以延安文艺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实践是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兵文艺和大众文艺的合体，未来走向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名之为“新的人民的文艺”[11]。大众文艺提供的就是从五四到当代的中国文艺生产的主流方式、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当然还有经验教训和历史镜鉴。
如此来看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艺进程，就能对实践过程中的曲折走向做出客观判断，不至于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文艺价值的总体评价。在认真全面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发展中的深刻历史教训时，不能否定当代大众文艺的重大贡献。正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大众文艺生产发展，才使得当代文艺的生长有了相对充分的条件，并推动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通过新民歌运动、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以及倡导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创作，对文艺生产力的全社会性挖掘，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大众文艺生产主体性的建构路径，也凸显了国家权力对中国文艺价值评价体系的现实引导。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民大众在社会文艺生产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文艺权利制度、文艺生产全链环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艺观及其实践导向，一直显示着自身在大众文艺生产、发展和评价上的鲜明态度：只有向人民大众和全社会全面开放文艺权利的分享机制，才能激发文艺生产的社会生产力，才能真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新时期早期的文学生产为例，开创和建立新时期、改革开放文艺事业的作家、艺术家，正是此前多年培育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群体[12]。1970年代后期的文学复苏为新时期文学的承续发展预设并准备了新兴生产资源。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身份强调，固然烙有特定意图，但也不能排除具有弥合文化资本（身份）级差的动机及效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生产力的拓展。这一培育机制及理念可以追溯到左联时期对于革命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生力军的倡导与重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讲演中，提出了四条具体意见，有三条就与革命文艺阵营的发展、大众文艺力量的培养、大众文艺建设的目标直接有关，包括“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13]
自新文化运动之后，革命的大众文艺思想、策略及潮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延安文艺以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大众文艺就是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直系血亲。
三 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
中国当代文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发展，就是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或者说就是新大众文艺的孕育过程。改革开放解放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产力，使得新时期大众文艺获得了繁荣发展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重构了新大众文艺所具备和体现出的新时代中国文艺新风貌。
文艺生产的机制和方式难以一概而论，其中的核心和基础是文艺生产力。进入新时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力。新时期文艺的成就也是基于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性，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为检验社会主义道路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解放和发展全社会的文艺生产力，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大共识和动力。文艺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优越性有着正向匹配关联。所以，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国文艺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都在持续不断地推进着全社会的生产力解放，包括全国各层级、各地区和各领域的文学刊物的复刊与创刊，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组织的恢复与创建及其成员规模的逐年增长，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与健全，中国文艺的产品数量不仅在国内高速增长[14]，而且在海外传播与跨文化影响方面亦逐步扩展至全球范围，甚至可以说，中国文艺对于中国形象的世界性塑造要更早于、强于经贸和科技的贡献[15]。中国文学“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家软实力等，所有的成就如果没有社会性资源的全面参与和投入，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与保障，没有体现人民大众主体意志的个体自主性参与和群众团体组织的强有力推动，都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达成。新时期中国文艺的发展成就不仅历史性地超越了五四启蒙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文化目标，也全面提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人民文艺”的建设水平。
19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布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提速。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全面而深刻地调整、推进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发展的理念与方式，中国文艺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生性自主生产能力。这一时期，就是在为稍后来临的网络时代成长壮大的新大众文艺开展一场并不完全自觉的预演和准备。不妨说“没有90年代，何来网络时代”？其中贯通和强调的正是历史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文化因果链。
“80后”作家的诞生就是鲜明例证。《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以近乎席卷全社会之势，催动“80后”作家全面登场，成为特定概念和文学符号。[16]“80后”文学的宏观背景，与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所经历的系统性“阵痛”相关。在文学市场一度严重低迷不振的同时，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屡遭诟病，这给了《萌芽》一个启示和机会——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试水出台。出乎预料的是，这项赛事竟然燃爆了全社会的青春写作，开掘、唤醒了全新的文学写作生产力，创出了一大片远超传统文学的商业市场。此后十年，所谓“80后赢了市场、输了文坛”被看成了一种酸葡萄心理的注脚。当时还不甚明白的是，发展和健全文学市场也是改革开放的成就标志。中国社会的文学生产力释放后，支持形成了大众文学产品传播的商品供应链，“80后”作家作品很长时段都处于卖方市场，这足以说明“80后”文学的社会需求程度。在文学生产链意义上，“80后”文学扮演的是一种大众文艺的先锋角色，“80后”作家就是世纪之交诞生的大众文学作家。
于是，十年之内诞生了一个作家代际群——“80后”作家，其中的成名者支持了以出生年代为标记的作家代际概念及文学潮流的形成，“80后”作家现象在文学史上写下了特殊一笔。此前并没有出现过传统纸媒文学生产机制能够催生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作家代际，只是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一空前的独特现象才会应运而生。从技术上看，这是只有纸媒传播才能产生的定时定向生产结果，后来网络传播的无差别、全开放性就不可能针对特定年龄人群，由此凸显了“80后”作家的诞生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借助社会转型发展所引导、激发的制度创新时势，市场经济策略引爆文学生产力，催生出了一个划时代文学史现象，书写出了大众文艺生产的标志性成果。
透过这一文学代际生成的特定现象，可以认识到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最为强大的历史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从顶层到基层催生了包括文学创作和大众文艺在内的新型生产机制，各种历史条件的合力作用产生了文艺生产的历史性成果。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对于大众文艺和中国文艺事业形成的关键性、全面性的支持。新大众文艺得逢其时。
四 新大众文艺的认知与阐释新视野
199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中国发展历程，伴随着新的科技及生产技术的飞跃性变革，标志着网络时代的全面到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文艺主流抵达了新时代的前沿，互联网技术将在国家的保障下，支持新大众文艺完成文艺史书写。
或许可以把21世纪初期的网络博客书写形式视为变相的线上新概念作文大赛。线下的名人被定点、定向地引到了网上，产生了网络传播的文化生产社会效应。生产力主体（名人写作）、生产条件（网络技术）、市场效应（传播价值即大众产品的价值实现最大化）全方位扩散，提升了生产关系中每项要素的显示度和生产效能，文艺生产的经济基础不仅支持了大众文化的内容生产，而且还使之获得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为新时代文艺生产奠定了现实基础。这是新大众文艺成长成熟的初始条件。
其后，随着网络和电脑的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形成主流，全社会的文化生产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由点连线成面地链接、覆盖到了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细枝末节的缝隙。网络世界的丰富性全面覆盖并极限拓展了人的诉求与想象。网络技术在生产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生活层面的无限普及与渗透，史无前例地释放出提升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中国的网络技术跃升式发展及其生产贡献逐渐形成了世界领先的强劲态势，逐渐改变、取代了20世纪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及发展模式。[17]中国的互联网新经济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重塑了中国的世界形象。一个工业制造大国、生产供应链物流大国、规模经济体量大国已经诞生。这一切延伸到社会文化生产领域，为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发展、繁荣注入前所未有的新质生产力。
被称为手机短信小说第一人的千夫长（笔名），于2004年推出国内首部短信连载小说《城外》，成为后来流行所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的经典之作。[18]只是这种一时激进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新媒介时代很快就显得落伍了。2023—2024年的网络行业，包括网络文学及作品数据，已经不是千夫长的时代所能想象的了。[19]文学史的新媒介之变、文艺生产的新质生产力促成了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繁荣高潮。
新媒介之变强调的是技术条件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的直接影响，文艺产品的个体形态和宏观生态都受到了技术条件的强力塑造。21世纪以来，正是互联网新媒介勃兴进而影响文学写作的重要时期，新的文艺生态正处于不断加速更替和形成的过程中，新媒介写作强势侵入文学场形成的力量博弈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使得所有延宕着的想象即刻成为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笔者对新媒介文艺的基本释义，是指凭借互联网、人工智能平台及其技术（产品）支持而形成的文艺作品形态及广义生态。其中的四大要素规定了新媒介文艺的生长特征，即大数据和大模型系统、具体技术产品、文艺个体形态、文艺宏观生态。这四大要素由前至后具有制约和支持的作用，形成了从技术面到宏观面对于文艺形态及生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重塑。因此，除了作为顶层设计的权利制度和宏观政策以外，新科技成为最基本的刚性基础和制约前提。近年常说的不确定性，其实指向的主要是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所带来、造成的不可预料性。社会生活和一切生产方式、文化方式都不能不处在不断更新迭代的动态中。以迭代为特征的动态成为新常态。这也就成为社会生产力，甚至个体生产力能够得到充分、自由发挥的历史机遇期。换言之，新媒介文艺的生成给了新大众文艺的基本条件支持。新大众文艺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一种媒介性文艺生产。新媒介之变促成文艺的社会生产力解放，制度保障下人的因素和技术条件的融汇真正形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新质生产力。这是新大众文艺高光时刻终于全面到来的关键条件和时代原因。
在理论实践层面，以科技创新驱动并建立新产业，构建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新时代完善成熟的实践经验结晶。从AIphaGo、微软小冰到OpenAI的ChatGPT，预告了网络时代文艺新质生产力崛起的强势姿态。2025年，随着DeepSeek的横空出世，豆包、腾讯元宝等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网络写作生态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生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义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形成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在强调科技创新驱动对于生产力提升的根本性作用的同时，上层建筑方面的设计就在于健全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后者恰恰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优越性。
试以DeepSeek为例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启示。首先是创新型人力资源，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构成已经实现了全面的本土化。[20]这说明在一般劳动力素质全面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尖端人才培养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登上了科技高峰，这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直接证明我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发展已经居于世界先进水平，还能延伸理解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高科技、高质量产业培育和成长的具体环境和宏观条件。显然，世界一流高端人才的本土化生产机制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本土高端人才本身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资源。这对文化生活和精神生产来说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主体的形成，即新大众文艺的生产主体开始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创造者。创造、分享、共享的生产关系重新调适了新大众文艺的市场权利，最大程度抹平了技术级差，重构了一个时代的文艺宏观生态面貌。
DeepSeek的开源模式说明知识生产正在全面进入开放获取的时代，生产主体能够得到几乎无条件的知识和技术加持。文艺生产力在破除了技术垄断的限制后，创新创造的活力就有了全社会先进资源的支持。开源加快了技术迭代，成就了IP转化及生产规模，提升了生产效能，开拓了产品市场，进一步形成了品牌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利益能够得到社会生产机制的制度性保障。而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生态机制还隐隐产生了一种自然引流效应。2025年，在美国政府打压TikTok干扰到美国普通人的网络生活时，众多美国网民短时间内疯狂涌进了中国境内小红书平台，一时间被称为“TikTok难民现象”。由此可以看到，传统的世界概念在日常生活里已经不再受制于物理空间的隔断和阻碍，大众文化、大众生活的国际跨域性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支持的真实生活方式和具体生活行为。线上的世界展现为去中心化、平民化和个体化。现实中的权利闭环已经完全被网络技术和网络世界所打破，倒是看似全开放的网络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技术闭环系统，以现实中的跨域、越界的间性方式实现了开放条件下的网络闭环生活、网络闭环生态。开放成就了闭环。这正可以为中国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生态现象做出一个有力的普适性注释。有了开放、开源的技术支持，对于新大众文艺的活跃生产力、可持续成长性、未来创新性，不难做出乐观和兴奋的判断与期待。诸如“素人写作”之类的文艺创新创造现象，必将成为中国新大众文艺生活中的常态。“破圈”不再是少数个案。更进一步，新大众文艺还将促使以往界限分明的文艺圈不再圈层固化。制度保障、技术和文化条件支持、文艺生产力主体所构成的新大众文艺现实生态，不正是百年前中国左翼文学、文艺大众化所要实现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文化理想吗？
新质生产力不限于技术范畴。在审美评价中，文艺生产的技术迭代对于审美经验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挑战性的新问题在于，文艺生产和精神创造的科技智能化实质上也是一种人的物化功能延伸。智能媒介在帮助、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也在改变且重构人间关系和生产关系。媒介既是人间链接的方式，满足人的社会性和生产性需求，同时也是人间链接的物理性阻断屏障，降低人间社会性的关联度。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创造性，可能遭遇弱化的威胁。“人的主体性”迷失，预示人工智能的“双刃剑”特征开始显现。那么，新大众文艺所挽救、强化的就应该是精神生产中的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具有了重建和夯实人的价值创造主体地位的深刻含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把人工智能的功能属性看作是人的主体性外溢，大众主体性能够对应和超越人工智能的综合创新功能。人工智能擅长以大数据、大模型处理海量碎片，算法算力支持了创新生产力的不断提升，而大众主体性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个体与个性叠加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并以独特、鲜明的人性情感内涵和逻辑思维能力，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化和综合性创新能力。制度创新的关键则是对于两者的评价激励体系。人工智能赋能赋权了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力，评价系统应该激发和鼓励的是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的独创性和原创性，更强调体现主体价值的个体独创性和原创性。
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创造必须在人工智能的加持后形成一种梯度化的升级发展，鼓励实现从“零到一”（0→1）的原创，亟须顶层设计新的生产关系及其价值坐标系统。独创和原创必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主要价值标准。
结 语
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新大众文艺主体将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主要创造力量，关键在于依靠新大众文艺生产机制激发文艺主体的创造动能。新大众文艺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文艺自主发展形式和创新路径。国家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在顶层设计和实践过程中提炼的中国经验、形成的中国自主知识生产体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传统和中国当代社会的丰富艺术想象力。在新中国逾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新大众文艺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与文化发展高度的标志。由此证明，中国当代文艺已经走出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人类精神文明成就、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道路。新大众文艺就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创新形态和文艺生产新生态。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1期）
注释
[1]参见《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工厂打工者（农民工为主体）创作的打工生活题材作品。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的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成为打工文学成名第一篇。1991年，广州电视台播出第一部表现打工者生活题材的电视剧《外来妹》。2017年4月，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号首发，24小时内阅读量破10万次；2022年9月，作者范雨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相较于“打工文学”，“素人写作”一般指身处社会各行业、非职业写作者的写作形式，作品大多记录真实生活经验、实感和思考，以社会普通人的视角与心态表现原生态的生活与情感。如“外卖诗人”王计兵就是近年爆红的素人写作者。和“北漂”、“沪漂”或“打工文学”写作者一样，获得社会认可后，“素人”也有机会转型为专业写作者。新时代的大众写作、素人写作，也可以归入广义的新大众文艺范畴。
[3]参见李向明《转型期大众文艺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白广大、李寅、周安安、王儒西的播客对谈《从〈黑神话〉到〈哪吒〉，中国大众文艺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新媒体·青年观察”2025年第16期。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4年第20期。
[5]“开放存取”或称“开放获取”，本意是指国际学术界、图书出版界利用互联网推动科研成果自由传播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促进信息的广泛交流，特别是促进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交流与出版，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同时有利于保障科研学术信息的有效存续。开放存取支持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不受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文献。
[6]“国家文学”是笔者使用的一个特定概念，主要从国家权利制度上定义中国当代文学的宏观特征，即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和机制操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根本动因和特色，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历史特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制度保证，体现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制度建设及主导方向的政治意志与道路设计。参见吴俊《文学·批评·制度——就“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吴俊教授》（《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不确定性中的文学批评之惑——从制度转型和文学生态之变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7]“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参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8]唐小林：《危机年代的中国叙事——以〈中国的一日〉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9]参见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最早正式提出“赵树理方向”的是陈荒煤，1947年七八月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陈荒煤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并发表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中共文艺领导人都对《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发表后的赵树理创作有过高度评价。参见李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牛婷婷《从“民族形式”论争到“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考察》，《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
[11]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文代会上共有四个主报告，分别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茅盾的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周扬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报告，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人民的文艺”新征程。
[12]例如，在《朝霞》丛刊及杂志的作者中，就有一批成名于新时期初、贯穿了改革开放文学40年前后、“出身”于1970年代文学的作家，如陆天明、张重光、菡子、黄蓓佳、梅子涵、刘心武、古华、朱金晨、孙绍振、刘登翰等。更加典型的工农兵作家，有胡万春、仇学宝、段瑞夏等，《朝霞》编辑和领导之一的施燕平也是军队转地方的工人干部作家。
[13]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3页。
[14]“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就出版长篇小说500余部，相当于50至80年代之总和，而近两年长篇小说更是达到了年产800至1000部的水平。”参见吴义勤《关于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热”的思考》，《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15]近年来，中国作家荣获了世界众多著名和重要的文学奖项。例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2）；陆文夫、莫言、余华、李锐、王安忆、铁凝、毕飞宇、韩少功、余中先等先后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2014）；刘慈欣《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5），开创了亚洲作家获该奖的先河，2019年再获卡夫卡文学奖，据全球最大在线联合编目数据库WorldCat统计，《三体》已被全球1170家图书馆收藏；郝景芳《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2016）；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2016）；等等。
[16]参见吴俊《文学史的视角：新媒介·亚文化·80后——兼以〈萌芽〉新概念作文的个案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流变与转型——以〈萌芽〉“新概念”作文、新媒体文学为中心》（《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李其纲《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据艾瑞咨询《2024—2025年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预计达到57.0万亿元。从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看，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居于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11月21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据蓝皮书数据，中国在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中得分排前两位。
[18]一般认为痞子蔡1998年发布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千夫长《城外》则是第一部以手机短信为平台完成创作、连载、发行与阅读的小说作品，总字数4200字，创下了18万元买断手机短信版权的“天价”合同。2005年，千夫长的第二部手机短信小说《城内》，又以税后18万元被买断了手机短信版权。这一案例开创了手机移动互联写作与传播的先河。
[19]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发布的《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6日）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其中，网络文学用户5.3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9%。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404.3亿元，网络文学IP市场规模2605亿元，网络文学作者2405万位，网文作品3620万部。
[20]DeepSeek团队核心成员全部为中国国内大学培养的年轻精英，团队领袖梁文锋是浙江大学硕士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