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专家工作站特聘教授。
摘要：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很少有人类学的参与。以我国对巴基斯坦的研究为例,无论是传统人类学关注的领域,如婚姻、家庭、族群、亲属、宗族、性别、教育、劳工、移民、土地、宗教、权力关系、政治制度等,还是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巨变和新的社会现象,如网红、网购、快递、自媒体、虚拟社区、全球化、跨国流动、世界主义,以及由此引起的消失或正在消逝的文化现象等,都较为缺乏人类学作品。基于中国当下的全球影响力和“一带一路”倡议所及国家和地区,中国急需提升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认知。这种认知既要立足传统的史学、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框架,也要超越传统学科,而进行以理解文化为目标的整体性、全方位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当下需要重归学科研究海外和异文化的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认识域外的基础性学科,通过发挥研究“他者”的学科专长,为生成区域认知,掌握国别知识,积累研究经验,提供中国视角,分享中国经验发挥学科所长。
关键词：人类学, 区域国别学, 学科回归, 海外, 他者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此举标志着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也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视和支持。2024年,民族学一级学科也进行了调整,设置了中华民族学、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政策、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三个二级学科,其中“人类学与世界民族”方向同区域国别学有了直接性关联。
区域国别学被学界称之为“大国之学”,认为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发展的学科需要。就我国目前区域国别学的硕士、博士招生和研究而言,虽然有跨学科的认识,但通常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除了政治学和法学较为受到区域国别学的重视外,无论是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人类学,还是民族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两者都未受到区域国别学的足够重视。陈恒在反思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时认为:“我们现在对外国历史和文化认识的盲点太多,有时又太盲目自信,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一定会减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也会提高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不断改善国人的形象。”并追问如何培养出诸如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1936—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1939— )之类的大学者,是我们的愿望与追求。虽然这些学者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你又不能说他们不是历史学家。这一认识十分深刻,但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及的学者基本清一色是人类学家,而且是区域文化研究的大家。可见,即便被学人视为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往往就是长期以来从事某个区域或跨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家。当然,历史学的区域史、地方史同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进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人类学从事区域研究一定会以区域史和地方史为基础,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文明积淀深厚,文献积累丰富,区域文化多元的国家,这一点是人类学十分清楚的常识。
本文基于笔者近十年来研究巴基斯坦的经历和经验, 反思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 以及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当前面临的跨学科问题。
一、中国的巴基斯坦研究现状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以前,国际学界对巴基斯坦的研究属于印度学或南亚研究的范围。1947年以后,西方延续了殖民时期的学术传统,在各个领域对巴基斯坦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西方的巴基斯坦裔学者和巴基斯坦籍的本土学者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他们熟悉西方和本土学术话语,掌握语言,了解历史,从事田野调查时驾轻就熟,因而在各个学科领域都产生了一定较有份量的学术作品。今天中国学界对巴基斯坦的研究,仍主要参阅上述学者的著作。
相较于国际学术传统,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就开始关注这一地区。印巴分治运动时期,我国对“两个民族理论”及其运动就有关注,民国报刊杂志中对此多有报道和讨论。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我国对其开始持续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有研究著作问世。就当前研究总体情况而言,主要涉及国别史、国家概览、文化概况、营商环境、经济状况、媒体、语言、外交、教育、民族、党派、阿富汗难民、种子产业、气象水文灾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等多个方面。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1.有关巴基斯坦历史和国情方面的著述最为丰富,连同译著在内,约有近20种著作,其中杨翠柏、陆水林、叶海林、唐孟生、孔菊兰、陈继东、孔亮、王世达、杜佳宁等的著作影响较广。2.李希光、何美兰、程云洁等对中巴经济走廊做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3.就巴基斯坦的民族而言,钱雪梅对普什图人的研究可以说是上乘之作;张元对俾路支人中的分裂主义做过深入研究。4.孔菊兰、张嘉妹等在乌尔都语语言、文学、宗教、历史、考古等方面有突出研究,有关文献不再一一列举。
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对巴基斯坦也开展了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工作,如汤艺、韩富祥、马秉仁等。此外,笔者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对巴基斯坦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做过专题性研究。目前,清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基于新闻传播学、历史学、海外民族志和世界民族研究等方向, 仍在巴基斯坦从事田野调查工作。
研究机构方面,国内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深圳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等都有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此外,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了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成立了印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喀什大学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研究中心等机构。其中一些研究中心还组织年度课题,支持对巴基斯坦的专题研究。中国的某些学术机构也同巴基斯坦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建立了研究中心,如2023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和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牵头设立的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在真纳大学成立。中心汇聚了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地学领域主要科研机构与企业单位的科研力量,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的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
专题性学术出版物方面,江苏师范大学孙红旗主编了两集《巴基斯坦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巴基斯坦的研究较为全面、丰富,涉及很多领域,其中有关巴基斯坦的介绍性、概览性和历史著作,是了解该国的基础性知识,但除了某些专门性研究如地球科学、媒体、种子、气象等领域外,对巴基斯坦社会的认知尚嫌简略。大多数研究只是文本研究,且仅参考了英文材料,乌尔都语材料的使用不够,尤其是对巴基斯坦人的日常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体验,对他们的思想认知缺乏基本的认知。这种认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田野调查的匮乏与语言能力的局限,导致研究多停留于宏观叙事层面,对地方社会结构、族群互动、宗教实践及基层治理等微观方面的关注不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方面的相关研究虽日益增多,但多聚焦于经济与安全维度,较少深入探讨项目落地过程中当地民众的真实反映与文化调适过程,亟需更多跨学科、长时段的在地化研究予以补足。总之,对中国学界而言,巴基斯坦仍然只是被“巴铁”话语遮蔽下的陌生的邻邦。
二、人类学的知识生成过程是认识巴基斯坦社会的入门
人类学以文化为研究关键词,关注文化结构和网络,通过理解人的文化来理解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人类学通常研究文化及其相关层面,讨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甚至就是人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强调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既重视当地人的意义体系与自我解释,也借助外部比较与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期沉浸于特定社群之中,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捕捉文化实践背后的逻辑与张力。这种对文化的“深描”不仅揭示表层行为,更致力于理解行为背后的意图、情感与社会关系网络。与此同时,人类学日益关注全球化、移民、数字技术等当代议题,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时空边界,例如虚拟社群中的身份建构,或跨文化语境下的仪式变迁。其终极关怀在于研究文化如何塑造人,人又如何能动地重塑文化。这种双向互动构成了人类学理解人性与社会多样性的根本路径。
人类学的研究进路注重可掌控的小社区、具体人群、社会具体问题,行内谓之“解剖麻雀”,由对一点一面的细致观察,进而来理解更大范围、更为宏观的方面,做管中窥豹、以小见大、从边缘看中心、从小传统观察大传统的工作,继而在积累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归纳,形成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人类学讲究以个案来理解多样性,同时由此解释社会的复杂性,以避免宏观研究中的纰漏、笼统和遮蔽。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巴基斯坦人基本的社会生活还非常陌生。例如普通人的日常信息来源和传播方式,包括社区成员的口耳相传,电视、报纸、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体和平台的传播,以及作为巴基斯坦人尤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巴扎、清真寺、道堂、拱北等的传播;与普什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事项,如解决各种纠纷的吉尔嘎(Jirga)制度、招待客人的公共空间,即侯吉热(Hujra,即客舍,有人译为“男子之家”)、普什图人的准则普什图瓦里(Pushtuwali)、厄目哈迪(Gham-Khadi,红白事)原则和网络、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社会中的中介民族角色等问题;旁遮普人中的关系网络比拉达利(Biraderi,包括血缘、亲缘、业缘等关系网络)、公共空间德拉(Dera)、土地制度、地主及家族势力等;俾路支人中的部落结构和部落生活、俾路支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信德人的民族传统、信德人与穆哈吉尔人的竞争和冲突等;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克什米尔人、科黑斯坦人、恒德考人、巴尔蒂人、卡拉什人、洪扎人、奇特拉尔人等语言—地域族群;巴基斯坦人的娱乐,包括电影和电视剧、流行歌曲、板球、赛马、赛狗、奔牛、放风筝、格瓦里(苏菲音乐)集会等;巴基斯坦的女性、第三性别黑吉拉(Hijra);海湾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大量巴基斯坦移民和劳工及其同巴基斯坦的联系;巴基斯坦的民族边缘群体穆哈吉尔人,宗教边缘群体艾哈迈顶耶派、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尤为重要的是作为除政府、军方之外,对巴基斯坦社会具有很强控制力的第三支力量宗教,我国学术界尤为陌生。如果不理解作为“两个民族理论”的意识形态,促成巴基斯坦建国,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伊斯兰教及其同其他宗教和信仰,以及宗教与各个族群的关系,就很难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有精准的把握。甚至如果不熟悉不同宗教派别对巴基斯坦社会的分割和整合,那么通过地理区划、族群、家族、政治组织等形成的社会认知,会对当下的巴基斯坦社会形成很大的误读和误判。
再如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由婚姻家庭衍生出来的家族、宗族、婚姻、亲属称谓、亲属结构等,是构成巴基斯坦社会的基础。迄今为止,巴基斯坦仍注重平表婚和交表婚建立起来的大家庭,个人的初级社会化过程仍在大家庭中濡染,孩子自幼在家庭中受到家族成员中年长者口传心授式的家庭伦理教育,不同辈分、血亲和姻亲之间的长幼、亲疏秩序大多建立在表婚的基础之上。大家族中家庭成员根据性别、长幼而有不同的分工,承担不同的家庭责任。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同一口锅中吃饭,但大家族中堂兄弟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尤其在农村与部落地区,堂兄弟常共同捍卫家族土地与荣誉,却又因继承份额、政治代表权或家长权威继承而暗中角力,这种张力深刻塑造了地方权力结构与国家政治生态。可以说,不了解巴基斯坦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就不理解巴基斯坦的社会、家族网络和家族政治。
随着中巴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的持续开展,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社会交往日益加深。无论是生活在中国的巴基斯坦人(以香港、广州、上海、北京、深圳、义乌、柯桥、南充、塔什库尔干等地较为集中),还是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以伊斯兰堡、拉合尔、卡拉奇、费萨拉巴德等城市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所在地较为集中),都有待学界进行基础性调查研究,以促进中巴两国之间的民心相通、文化互信和互利互惠。上述领域,都有待人类学进行深度参与。
三、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亟待人类学传统的回归
(一) 认识世界需要人类学的参与
关于区域国别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关联,国内已有多位学者直接或间接论及。麻国庆梳理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脉络,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在重视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应重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方法论;齐腾飞认为区域国别学被建制为一级学科,为海外民族志赋予了合法性保障;高丙中等讨论了海外民族志作为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的思路,认为人类学的学术方法积累要转到区域社会的研究,其方法论需要创造性转化才能够有效适用;刘琪等对英美中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做了反思,认为田野调查可为跨文化理解提供基础性知识,人类学对跨区域、跨国别流动性的关注,可作为以国别为单位的研究的有益补充;李宇晴认为区域国别学在将田野调查看作其核心方法论之一的同时应保持一定的学科边界模糊性。李如东从知识与学科体系建设语境中考察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理路,认为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在域外知识生产领域彼此间可以形成互惠。此外,有多位学者谈及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及当前尤为重要的学科体系问题。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特别是中国之变的大背景下,区域国别学、海外民族志、人类学与世界民族研究等应时而出,这既是中国学术积累和视域拓展的结果,也是国家发展对世界认知的需要。中国的人类学从早期忧国忧民的一代本土学人研究中国以图变图强,将研究初民社会和海外见长的学科应用于研究复杂的农业文明社会,为人类学研究“我群”和复杂社会做了开创性工作,对学科本身而言也是一种贡献。这种以研究“我群”为旨归的路径延续至今,可以说为世界学术展现了中国特色,丰富了世界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多元性,打破了长期由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学科范式,推动人类学的去殖民化,重视历史连续性与文明整体性的研究取向,为理解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亲属制度、礼俗实践与社会互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分析路径。尤其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这一路径从本土经验出发,强调文化自觉与主体性反思,既回应全球化挑战,也为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范式参照。然而,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在制造业、文化、科技、军事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对世界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全面深入理解多样性的世界已经迫在眉睫。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频繁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急需了解世界以学会同不同的文明打交道。值得提及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提出的以“多语种+”和基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叠合发展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建设方案,笔者认为这一方案具有重要价值,而人类学恰恰主张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与研究对象至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生产周期(通常为一年),参与观察,实现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以文化持有者的思维去理解他者和阐释文化,因此,人类学是多语种和多学科叠加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尤为适宜的学科。
(二) 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是区域国别学可资借鉴的经验
按照钱乘旦先生的认识,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全面了解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研究,为我国各种涉外领域提供学术支撑”。而人类学主张了解世界首先要从尊重世界开始,了解的目的不只是获取信息和资源,而是从整体上理解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要有美人之美,欣赏其美,反思自我的意识。因此,理解世界,亟待人类学学科传统的回归。
除了人类学本身关注的话题外,近年来其他学科也多借力人类学,形成众多跨学科和交叉学科。诸如历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工业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在中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学术成果,为中国人研究域外能够提供两种借鉴。一是从研究中国的国外学者处学习经验,总结他们如何以他者的身份研究中国,举其大略如鸟居龙藏、史禄国、葛学溥(Daniel Kulp)、孔迈隆(Myron Cohen)、劳格文(John Lagerwey)、顾定国(Gregory Guldin)、丁荷生(Kenneth Dean)、杜磊(Dru Gladney)、郝瑞(Steven Harrell)、科大卫(David Faure)等,学习他们进入中国从事田野调查的思路、过程、选题、方法、思考、理论和发现等;二是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从业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经验,这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的内部视角,其实能够为认识域外提供文化震撼和比较视野,把研究本国民族和文化的经验,运用到对域外他者的研究中,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想法和看法,反过来也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除了传统话题外,应用人类学、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介入人类学或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都适合于对巴基斯坦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现实社会开展深入研究,触及现代化带给人的最新变化,让人类学成为区域和国别的知识生产学科,为中国人提供对巴基斯坦的基本的、及时的、鲜活的认知。
(三) 区域国别研究需人类学回归他者研究传统与海外民族志实践
1.所谓学科传统回归,就是要重归对他者、海外、异文化、陌生人、远方的研究。人类学原本就是研究他者的学问,是知彼的学问,做足文献的功夫,然后赴异国他乡从事长时段的田野调查,是其传统和优势。人类学的研究进路注重对可掌控的小社区、具体人群、社会具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是通过参与观察之后的条分缕析,积累个案,由一点一面的细致观察进而来理解更大范围、更为宏观的方面,做管中窥豹的工作。由个案来理解多样性,同时也由此来解释社会的复杂性,从而避免宏观研究中的纰漏、不细致和平面化。从经世的角度看,人类学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国别知识、国家外交、国家关系、区域政策、世界和平等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政服务,但也不能觊觎于一时一事,仅从中国利益出发做应急、应景、应时的研究,如此问学对深层次认识异域并没有益处。
2.强调从事田野调查、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参与观察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坚持学会和使用当地语言,同研究对象至少有一年生产周期的融入和互动,掌握和理解地方性知识,像文化持有者一样思考,明白当地人的喜怒哀乐,且知道如何适时、恰当地喜其所喜,悲其所悲,只有这样才能说有了本土文化感知和地方性知识。让海外民族志的书写尽量避免只是研究者的书写,从而落入“写文化”的批评声中,而应被研究对象看作是“我们”的集体书写,或者写的是真实的“我们”。人类学提醒研究者要放下专家姿态,以谦逊之心进入他者世界,在长期共处中建立信任与互动。掌握当地语言不仅是获取本土信息的工具,更是理解思维逻辑、情感表达与隐喻系统的钥匙;参与观察则使人从旁观者转变为临时在场者,在“三同”中体察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节奏与价值观念。唯有如此,研究者才有可能超越异文化猎奇的陷阱,真正抵达地方性知识的深层结构。当民族志文本能被当地人认出自己生活的质感与尊严时,它才真正实现了人类学阐释文化的使命,促成不同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对话,使民族志成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
四、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1.避免陷入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话语。人类学专业至今仍遭受这种批评,认为曾在西方殖民过程中研究殖民地国家,为殖民地统治提供决策服务。而东方主义对东方的偏见和猎奇,恰恰造成了文化的误读,给西方的是一个想象的、有着异域吸引力的东方。“西方中心主义”引起的世界性排拒,应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曲解,就是与中国竞争的力量试图炒作殖民话语的表现。因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学术构建,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描述世界”,要有“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能力”,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客观来说,为殖民政府服务的确是人类学兴起之初的学科功能之一,但人类学秉持文化多样性,尊重异文化,主张根据他者的传统,在不破坏传统的基础上因俗而治,实际上为保护原住民文化、记录当地历史、促进族群和谐、推进边缘融入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而具有偏见和傲慢色彩的东方主义,恰恰是人类学界批评最多的话题。抛弃文化中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用平等和尊重的眼光,提倡文明共生和文明互视,这才是人类学的主张。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摆脱‘东方学’桎梏的同时,如何处理新的‘中心与边缘’、中国式的‘东方学’可能给中国的世界书写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正因如此,人类学日益重视反身性(reflexivity),要求研究者不断审视自身立场与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致力于从“替他人说话”转向“与他人一起说话”,践行真正的文化谦逊与伦理自觉。
2.在区域中观察国家,从民族国家视角观察区域。要注重长时段历史中区域与国家的重叠、包含和分离。就巴基斯坦而言,既要看到民族国家独立以来的国家特色,也要重视其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共性即南亚性,或者说“印度性”。甚至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亚国家阿富汗,如果从宗教、历史和经济角度看,也有着浓厚的南亚性。区域研究不是将区域孤岛化,而恰恰要看到国家视角看不到的超疆域、脱疆域的区域文化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对同一区域中不同国家的影响。因此,区域研究应超越静态边界,将国家置于动态区域网络中考察,关注跨境流动人口、宗教网络、贸易通道、语言谱系与殖民遗产等共享要素,揭示区域文化深层结构如何塑造各国的社会路径与互动逻辑。将国家置于区域脉络中考察,意味着既要回溯其历史生成路径,如疆域整合、族群互动与制度嬗变,亦需关注其在现实地缘、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定位。这种研究路径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观照,历时性视角揭示国家形态的动态建构过程;共时性视角则聚焦于国家与区域内多重行动者,如地方社群、跨境族群、宗教网络、政治团体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区域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成为理解国家形成、认同塑造与权力运作的分析场域,有助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推动更具历史纵深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3.注重学科反思和文化反思。按照布洛维将知识生产分为工具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其中工具性知识包括专业和政策两个方面;反思性知识包括批判和大众知识两个方面。人类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也是学科和文化反思的过程。具有民族国家疆域的国别,对于他国的研究者而言是异质性的文化区域,本来就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既符合人类学将区域文化看作整体的文化空间或文化板块,从整个区域角度去观察某个区块的文化或某一方面的文化;也符合人类学主张在他文化环境中去生活和体验,进而理解文化,产生同理心,以便给社会提供理解邻邦和远方的知识资源和智慧,学会如何同他者打交道,消除自我中心主义,产生人类学的知识共同体意识。从学科反思而言,有助于让中国的人类学在重归学科研究域外传统的过程中,向世界提供中国视角,让世界了解具有中华文明根柢的知识分子,如何基于自己的文明体系,而非人类学兴起之时的殖民背景来观察和思考世界。同时,通过与世界多种文化的双向凝视,特别是他们如何看待我们,来反思自己的文化,通过他者的棱镜来观察和认识当下的中国,从而总结更多与世界交往的智慧。
4.关注具有社会整合力的文化。以巴基斯坦为例,能够整合其国内多元族群的力量就是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官方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是占其社会绝对主流人群能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巴基斯坦建国的理论源泉和国家认同及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如果不掌握基本的宗教知识和宗教话语,就很难理解巴基斯坦人的文化和思想,因而也很难深入观察和深描巴基斯坦社会。然而除了宗教之外,巴基斯坦缺乏类似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社会整合意识。因此,在研究巴基斯坦社会时,需将伊斯兰教置于文化理解的核心位置,同时关注地方性实践与教义诠释的多样性,警惕单一宗教视角的简化倾向,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其社会整合的复杂性与现实张力。
5.重视三种学术视角。一是西方视角,传承了殖民传统,对巴基斯坦社会不同层面,特别是民族、宗教、部落、社会制度等传统人类学话题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二是印度视角,多数将巴基斯坦置于“敌人”的位置,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内无法从事田野调查,凭藉两国的历史联系和媒体报导表述巴基斯坦,很多作品具有鲜明的印度立场,甚至偏见和污蔑;三是中国视角,从田野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需要加深,从选题的范围而言需要拓展,但不同于前两种,能够在追求学术中立公正的前提下,为世界提供中国人对巴基斯坦社会的认识,同前两种视角进行有价值的对话。三种视角的并置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的互鉴,可以凸显知识生产背后的政治性与立场自觉。西方视角虽具学术积累,却常隐含文化优越论,容易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印度视角受制于民族主义叙事,易陷入他者化陷阱;而中国视角则力图以去殖民、非对抗、讲共赢的姿态,推动南亚研究话语的多元平衡。通过比较反思,人类学得以警惕单一权威话语,促进更具伦理自觉与全球南方意识的知识市场。
6.注重人类学跨学科的运用,但要注意跨而不杂,交且精深。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在国内已经有了很好的学科积累和实践,诸如历史、文学、宗教、医学、经济、旅游、体育、环境、媒体等,特别是应用人类学,对认识巴基斯坦社会现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中国学人可以将其应用于巴基斯坦研究,结合海外民族志,生成细致生动的国别、区域、族群和其他专题性知识。但一定要注意跨学科的基石是人类学,也就是用人类学的视野去做不同的主题,如果将某一方面的主题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做精做深,超越单一学科视野,就是很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了。
结语
21世纪以来,中国基于20世纪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同世界的大范围、大规模相遇与互动,让中国人从封闭社会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可谓前所未有。然而与这种快速的全球化不相称的是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或者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学框架内,是基本的、简单的、粗线条的,甚至是陈旧的国别史知识,而非纵深细微的国别和区域文化研究。作为理解文化,关注他者,反思自身,主张获取地方性知识,以本土人的眼光观察、以文化持有者的逻辑思考的人类学学科,并未对区域国别研究贡献智慧。因学科在国家整体学科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依然在民族学化,关注较多的仍然是“我群”或对本土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近十余年中,国内虽有几所大学倡导海外民族志研究,但就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距离全方位、多视角、多主题、整体性的深入研究尚远。宏观的、概览性的介绍根本无法为今日中国理解邻邦和远方提供足够的智识资源,也造成今天中国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和知识本身陈旧。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背景下,这种知识短板愈发凸显,亟需推动人类学转向海外深耕,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地经验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
就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相关联的话题,姜景奎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重视以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语言为基本工具的田野研究”。杨成认为区域国别学当前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完成学科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提及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在学科取向上,杨成认为“区域国别学一定要避免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化、绝对化”。作者还提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轻视学科理论和方法、中小国家、微观研究、地方知识、多语能力、学术研究和基础研究等问题。笔者深感上述洞见尤为深刻。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工作,多重视文化交流、文艺互动、救灾济困、帮扶互助等方面,较为忽视对社会基础文化层面的研究。缺乏基础的认知,就仓促着手工作,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情况就会出现。就巴基斯坦而言,国人对“巴铁”的想象大多只停留在情感层面。这种想象,甚至是刻板印象反映在诸多方面,例如巴基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个性气质、社会结构、宗教仪式、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家族和宗族、社会权威、族群问题、国家一体化进程、区域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等等,国人仍囿于中国传统的世界史、国别史知识框架,很多都是陈旧的、脱离现实的知识,对于认识当下的、真实的巴基斯坦相去甚远。因此,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无论是保护海外中国人利益还是促进民心相通,无论是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还是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以研究域外见长的人类学对区域国别的知识生成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认知,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已经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国的发展急需对世界的认知既要立足于传统的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也要超越传统,进行以理解文化为目标的整体性、全方位的人类学研究。
原文刊于《思想战线》2026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