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般认为，创意写作完全是由西方大学进入中国教育体系的“舶来品”。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片面的看法。也许，从概念使用层面来说，创意写作并非中国自产首创，但是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写作传统和写作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语文书写传统在中国渊源有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写作、作文的流变史，包括语言文字的演化史。中国传统的所谓文章治国具有突出的国家政治治理方式的特征”。［1］特别是与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直接相关的科举取士，程序形式上几乎就是以写作考试选拔候补官员。科举文章比拼的实际上就是创意写作——近来有学者将传统文章学到近现代写作学的流变进行了梳理研究，［2］发现写作的核心问题——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一直就是1500年间科举文章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写作学、大学写作、创意写作乃至基础语文写作的核心问题。这在传统写作的极端案例如八股文上体现得最为清楚。要说戴着脚镣跳舞的写作，最严格的形态莫过于八股文了，那反过来也就可以说，创意写作的难度挑战同样莫过于八股文写作。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清代理学大师焦循（1763—1820）会将八股文鼎盛时代的明代文学标志性地论定为八股文，称八股文实为“一代文学之所胜”。所以，循名责实，我们在创意写作的观念认知上，实在没必要，也没理由妄自菲薄。中国的传统文章（词章）学，连同广义的文学文化优秀遗产中，正蕴藏丰富而深刻的现代创意写作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资源。
以现代论，晚清废止科举、颁令新式教育，直到民国期间，现代写作课程教学就在中国大学和基础教育中逐步推开了。这一切的背景都可以归之为传统制度的全面崩塌，洋务维新运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伴随着帝制的倾覆、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其中，新文学及其在大学教育中的传播，向来深受后来研究者的重视，遭到忽视、轻视的是新文学创作的另一面，即由传统写作演进到现代写作的大学写作教育。应该说，现代写作和新文学创作其实是一体两面，准确点说，新文学创作更近于现代写作中的创造性写作，也就是后来说的创意写作的核心要义。如果广义地来看现代创意写作，其中仍包含一般写作学的内容，如基础写作、应用写作、其他各类专门写作等。因此，现代文学史与现代创意写作史几乎可以合体。鲁迅既是启蒙文学、新文学的先驱，也是创意写作的大师；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同样符合创意写作的精神旨趣。现代文学史在创意写作的加持下更具有了现代写作意义上的独特性、独立性标志，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与旧传统的自觉切割；创意写作合体于文学史，则拥有了强大的历史赋能或发展动能，不再只是21世纪才被认可的新生代现象，而是一百多年文学历史的新传统化身。
回头再看美国创意写作概念诞生时的情景，所谓“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含义不只有技术面、文学创作面上的价值，最深刻、最重要的是宣告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借由创意写作的倡导而获得了文化独立。这是1837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演讲《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提出“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时，连带着宣告的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的根本原因。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创意写作”，在美国具有民族独立和文化启蒙的意义及历史地位，这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基本相当——但是，中国新文学同时具有着文艺复兴的内涵。在文艺复兴的意义上，美国的创意写作相对比较苍白，而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内涵支撑。于是，中国新文学的另一面即创意写作的功能就不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历史的接续与复兴。假如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新文学家的鲁迅、胡适们是与历史、与传统表示决裂的革命一代，那么，作为现代创意写作第一代大家的鲁迅、胡适们就是中国3000年文章历史流变中的新一代标志性传人，他们接续、复兴了中国的文章和写作传统，将古代写作的作家系谱延伸、繁衍到了现代。连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都将世界文学观念上的创意写作精神灌注进了现代文学学术，既为新文学建构起了自身的历史合法性、理论合理性的逻辑系统，更为新的文学写作、现代创意写作追寻、确立了自身的直系宗谱和现实位置。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建立的一个专业概念，并推动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3］概而言之，中国现代创意写作和新文学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资本和民族情感寄托，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更像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文学革命运动。或者说，中国创意写作的历史，具有自身的独具的基因和动能，这种基因和动能使得中国现代创意写作一开始就以历史的深厚积淀、革命的启蒙姿态强势汇入世界文学、世界创意写作的主流中。《狂人日记》就是中国现代创意写作兼具历史复兴与时代启蒙的典型作品。
同时，创意写作在美国的兴起，还有一个主要旨趣，就是对古典人文学传统的质疑与颠覆。这与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欧洲文学的诉求一样，目的就是要确立自身的面向现实的价值观的主流引导：文学的价值观、文学教育的主体不应该继续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为标准和核心内容了，传统的经典文学必须为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生活的当代文学让出或分享主角的位置，当代（英语）文学不能继续屈尊扮演语言学、修辞学的附庸角色了，文学创作及其审美情感的表达、美学形式的创造应该成为文学教育的主流。一言以蔽之，反文化宗主的宰制、反古典威权的霸凌，就是创意写作兴起的两大深刻历史根源和现实动机。换言之，创意写作的兴起就是文学和文学教育走向现实，走向人间生活，走向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潮流。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从课程设置到学科体系的建立，美国创意写作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过程。哈佛大学、爱荷华大学在其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痕迹，甚至影响到了包括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很多著名作家都有过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的经历，1979—2019年间，IWP邀请了57位中国大陆作家如张贤亮、铁凝、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等前往访问创作。台湾作家白先勇赴美期间也有过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项目就学的正式经历，1963年他赴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学习，1965年获得了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这些案例足以证明世界创意写作的大潮直接影响到，甚至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和流向。［4］
很明显，现代中国的写作教育与中国新文学创作一样，各阶段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一些具体做法上，甚至主要跟随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但同样明显的是，凭借自身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新文学和现代写作并未丧失自身的主体性，洋为中用、守正出新仍是主流。特别重要的标志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开始了独立自主、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性建设，大学写作，包括大学语文也有了系统性的教学实践与理论建构。虽然一度受到“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严重影响，实质上已经走上了与国外创意写作教学殊途而同行的道路，越来越强烈地彰显了中国大学的自主实践特色。最后，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生产力解放及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以后，中国大学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已可谓一枝独秀。百余年间，从初期的跟随、发展壮大中的同行，跃进到了引领学科的前沿位置。由此可以理解202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试行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增设“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的宏观背景。
最新版“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简介如下：
本学科以培养学生的中文写作能力为主要目标，通过课程的讲授和写作方法、技能的训练，促使学生具有应用文及一般写作的基本素质，并发掘和鼓励文学创作及相关研究的专门人才。本学科也包含写作方法研究和文学教育研究。
本学科特别注重创造力的激发、养成和拓展。文学创作的能力可以通过大学专业教育获得训练和提升，也需要写作教育结合社会文化发展予以综合培养。中文应用型写作需要专业教育引领、推进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中文创意写作既重点培养具有原创力的文学创作人才和具有深厚专业基础、出色创意才华的高层次应用型写作人才，也包括对创意写作学及新媒介写作研究、创作理论、写作教育等研究人才的专业培养。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教育方式，有效促进创造性写作能力的提升。［5］
简而言之，创意写作学科旨在通过系统的跨学科课程教学，着重培育和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并将之主要落实为写作能力及写作研究能力。显然，学科化的创意写作设计，尤其是包括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体系建设，成为必须完成、并不断提升质量的重要工作。
从写作史、文学史的视野看，创意写作最发达、最繁荣的时期，就是书写媒介更新换代的时期，这一般也就是文学史流变的转型时期。新文体、新文类的勃兴则是这一时期创意写作和文学创作在形态表现上的最显著标志。
19—20世纪之交纸媒印刷工业的发展，给文学写作的繁荣、文学产业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基础。随着报刊纸媒、各种发表出版机构的大量诞生，写作供应端成为市场的刚性需求，必须有新的写作产品与文学作品填补、形成新兴的文化生产供应链，甚至可以说就是卖方市场的形成。于是，各种新文体、新文类的勃兴及规模化增量就成为现代纸媒写作的新形态标志。现代文学的商业化业态和产业链也随之形成并逐渐发育成熟。由此改变、重构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可见以生产技术变革为前提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对于写作繁荣的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纸媒技术条件对于文学生产的决定性影响。这也一向被认为是现代新文学得以新生的技术条件和广义的生产条件。
100年后，20—21世纪之交，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介再次刺激、引燃了新文体、新文类的爆发式增长，以网络写作、网络文学为标志的创意写作新时代降临了。这当然也是文学史的又一次新转型。这次新转型的鲜明特点在于，网络时代的创意写作、网络（文学）写作与纸媒传统写作构成了一种“迭代”共生发展的新生态。纸媒并未退场，网络已经成为新宠，即便是人工智能（AI）进入了写作领域，彼此也并没有发生零和竞争，倒是同样强化了纸媒、网络、人工智能写作的形态迭代关系，或者说是以迭代为基础的形态更新与创新，新文体、新文类的新形态更为丰富多彩了。并且，还更加强劲有力地促进了写作生产的商业化发展与高水平提升——网络写作在生产机制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化写作模式。这其实是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学、创意写作呈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景象的底层逻辑，即前沿高新科技再度赋能、支持了中国创意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全面发展，“一代文学之胜”的崭新生态在文学史上再度显现。
与时俱进、应时而生的新文体，尤其是新文类，不仅是媒介技术的催生物，或创意写作、文学写作的新形态，更明显的也是生产力发达后的更加成熟的文化商品，是时代因素、社会流行价值观加持、夯实的内容结晶及生产体现。换言之，新文体、新文类就是创意写作、文学史在新媒介支持下得以新生、转型的引领先锋。这是重新认识、重新释义以类型文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或者说主要以类型小说为代表的创意写作的学术观念基础与文学史考察基础。
事实上，一般涉及类型文学概念时，主要以类型小说作为类型文学的体现与代表。创意写作的概念范围与文学写作一样，可谓相当广泛，不过在相对狭义的创新创意、创造性写作和文学写作的概念经验认知上，虚构类的类型文学、类型小说显然就是创意写作的主体。广义的创意写作当然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甚至应用文类，相比而言，类型小说是最受到媒介技术条件支持甚至制约、代表写作或文学流变的新生形态，具有流行文化品质的目标诉求，与现实风尚紧密关联呼应的写作生产类型产品。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一般是指按照特定目标设计的题材、主题、人物类型、叙事模式、作品形态惯例，具有明显呼应和满足阅读期待的小说类别。因此，类型小说的类别标签相对突出，如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武侠小说、仙侠小说，恐怖小说、间谍小说，当然还有最古老而流行的爱情小说……
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也必须认识到的是，类型小说打破自身界限的交叉、跨类型现象越来越成为常态。更重要的是，类型小说和一般所谓的纯文学小说并无绝对的界限，两者的价值也并没有绝对的高低。俗话说，世界上只有两类小说，就是优秀的小说与平庸的小说。纯文学的品质并非与类型小说绝缘，类型小说的特性也在纯文学的肌理中，只是类型小说的构成特质和形态辨识度最为突出。这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应该说也是常态了。
从创意写作和文学教育的教学与实践上看，或许就因自身的突出特点，类型小说成为最适宜的学习范型与创作形态。以类型小说为代表的创意写作形态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流变中的重要特征体现，甚至还能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生态特征要素，同时，也是现当代媒介转换，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写作条件所支持形成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成就体现，由此可以更合理地把握类型小说的文学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广义上看，从类型小说的学习路径既可以进入创意写作的系统肌理，也能达到对于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创作（包括网络写作）、文学批评的具体认知目的，获得经由实践训练习得的经验把握。这就是为何创意写作在大学教育体制中受到如此重视乃至追捧的基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拓展理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鉴、融通、共生发展的共同体关系。在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中，中国文学基于自身的优秀传统而不断形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世界文学的突出贡献已经越来越明显。其中，类型文学、类型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的形象塑造最显突出，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科幻小说《三体》的世界传播，几乎已经达到了覆盖性的程度。近年来网络作品也成为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的“出海”主流。［6］因此，充分把握当代文学、创意写作及类型小说的现实态势，不仅能够明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流向，而且有助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继续“走出去”，实现跨文化广泛传播的价值。中国类型小说正在持续发挥着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引领作用。
和一般意义上的创意写作一样，类型小说并非中国或外国所独有，也不完全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产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章结构，很多就以类型小说为划分归类标准且名目繁多，见诸章节名称的概念就有鬼神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之类。鲁迅显然是以类型小说为主来结构整个小说史系统的。因此，以文学或小说的类型形态看，类型文学或类型小说事实上古已有之，区别则在生产机制上的不同性质，商业化构成了现代类型小说的主要生产动力。纵观古今，类型小说实为历代文学写作、包括创意写作的大宗主流。类型小说不失为从容进入文学史世界的大道通衢。
作为一种特定的现代文学概念，类型小说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中有了独特而丰富的发展。创作和译作各有名作且类型鲜明。这种状况对于学术研究的挑战在于，如何准确认识、把握类型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要素呈现与形态变迁，准确评估、活用类型小说在新时期、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实践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如何积极唤醒、赋能历史资源，激发传承创新创造的动力，整体打造原创性的学术新形态；如何真正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文学中心的“霸权”意识惯性，科学、合理地建立中国文学的自主历史地位，并给予客观中肯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总之，如何融汇史上成说与创新成果，挖掘本土传统文论遗产，结合当代创作经验与学术新论，既自觉尊重概念定义的学理规范，同时力求赋予、焕发概念的内涵新质，使概念定义在理论上站得住，在运用中具有普适性，如类型小说、创意写作，看似并非当代首创，实则都应该得到当代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的重新释义，获得新的内涵和效能，由此成为标识性的核心概念。挑战艰巨，无从回避。类型小说和创意写作研究应该具备学术创新的辨识度，这才能匹配中国大学创意写作的学科身份及其后来居上的地位。很明显，21世纪以来，大学创意写作的“学科”发展，中国大学已经领先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仍在持续上升，虽然整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并不更长。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面对的小说或文学的类型不仅多样、歧异，而且分类标准未必全然统一，有些可能还有基本共识的分歧。如前所述，媒介转换时期的文学类型增量显著，类型小说的繁荣成为文学新变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宏观面上看，时代巨变导致的往往是一种“迭代”的历史特征，自网络技术时代到来迄今，传统纸媒写作、网络写作、人工智能写作，三者已经形成了一种迭代并行共生的大趋势。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对文学类型、类型小说进行相对合理、可靠的分类讨论，特别需要策略性地处理网络文学中爆发的新增类型小说，准确体现创意写作和文学发展的真实新生态，在基本面上能够实现有关类型小说创意写作的覆盖性讨论。只有这样才能达成超越经验感性的文学史判断。目前来看，知识集成性的研究，恐怕只能借助、让位于人工智能来进行和完成了。
在知识生产出现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如何整合新的知识增量成为原创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基石。对此，可靠的技术路径主要须注重从新案例、新现象中以学术方法提炼知识新义，重构原有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或直接尝试提出新的核心概念。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显然有助于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标识性概念建构。而且，类型小说对于写作媒介的变化最为敏感，人工智能的未来，必将催生新的类型小说出现，并且因此改变创意写作和整个文学发展的生态。类型小说既是创意写作的大宗，也不失为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文学的标志性现象，类型小说的研究必须在新时代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实现自身的创新形态，由此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学术新范式意义的知识生产方式。实际上，文学史的未来演进也由此开始。
注释
［1］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中国创意写作教材编撰及图书出版调研报告（一）》，《文艺争鸣》2025年第8期。
［2］方维保：《从文（词）章学到写作学——新旧文学兴替的一个线索》，《写作》2025年第3期。
［3］2025年4月11日—13日，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联合陕西师范大学、《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举办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与中国现代创意写作研讨会”，第一次把中国现代创意写作的历史定位与中国现代新文学贯通了起来，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创意写作与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也重新评估了创意写作的历史地位。
［4］关于中国创意写作大学教育及与美国创意写作的关联，笔者邀请过美国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东亚系冯进教授于2023年11月8日来访上海交通大学，做了题为“漂洋过海：国际写作计划（IWP）和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的学术报告，报告讲评人是黄平教授。冯进教授给笔者的邮件里说：“我主要讨论的不是美国创意写作的学科化问题，而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如何与美国模板发生互动。”
［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2025年8月1日。
［6］最新数据参见《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https：∥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2025年8月10日。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